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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韦氏在唐代不唯历仕华省、衣冠相袭，亦博文约礼、德业驰芳，从而使其素风清范之家风传庆不绝。陈寅恪云：“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
依陈氏所言，家学与礼法是士族门第存续的根本所在。家学主要指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在家族内部的长期传承，其作用主要是培养和提升子弟的文化修养和才能技艺，保持家族在政治、社会地位的优越性。家学经百代累积，遂内化为文质相替、光烛史牒之家风礼法。家风礼法是家学的展现和投射，家学是家风的基础与内核，二者构成家族文化之两翼。京兆韦氏士族地位的形成、发展及延续，需要经济、政治、文化、门第、婚姻等因素相互支撑，家学与家风则为其提供根本保障。家族文化在形式与内容的嬗变，对家族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魏大族多以治经为世业，故当时家学多指具有汉代学术特色的家法，即家传经学
。京兆韦氏体现得尤为明显。早在汉初，韦氏远祖韦孟就携家徙居邹鲁，濡沐齐鲁弦歌雅诵之德音与尊经重文之学风，为日后家学奠基指明路径：“济济邹鲁，礼仪唯恭。诵习弦歌，于异他邦。我虽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尔，乐亦在而。”
其后韦贤、韦玄成、韦赏三代均沿其流而扬其波，以通经取仕，不仅其本人位至三公，且“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余人”，故时谚云“遗子黄金满
，不如一经”
。
尽管韦贤治经兼及《礼》《尚书》，韦玄成亦治《论语》
，但韦氏最擅长的是《诗》。韦贤是鲁申公的再传弟子，而韦氏《诗》学即为经学中鲁《诗》学的分支。《诗》在汉初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齐、鲁、韩三大体系，鲁《诗》是其中之一，其特点在于专讲故训，谨守旧义，故以纯笃见称
。而且“汉人治经，各守家法。……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京兆韦氏会很自然的形成以《诗》学为核心的严密且封闭的家学传统。至东汉末年，《鲁诗经韦君章句》依然流行于世，韦诗章句学仍为当时重要的经学派别。韦氏《诗》学最终式微于南北朝，这与鲁《诗》学的整体发展状况有关。韦氏《诗》学属鲁《诗》学的分支，而据《隋书·经籍志》云：“鲁《诗》亡于西晋”
，近代学者吴承仕指出，鲁《诗》学具有四大特征：“鲁《诗》之学出自荀卿，远承《雅》训，一也；三家之学，鲁最先出，二也；终汉之世，传业为盛，三也；永嘉以后，不过江东，《隋志》遂无著录，四也。”
如此，在鲁《诗》衰亡的大背景下，西晋南北朝以来韦氏《诗》学式微也就难免了。
入唐之后，京兆韦氏家学由两汉魏晋主攻一经转向多元发展的态势。史称：“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
虽然此语未必能概括唐代韦氏家学的全貌，但却点中其大端。以下予以论析。
经学是京兆韦氏赖以起家发迹的重要媒介，因此，无论是天下承平，还是时乱世危，世守儒业都是京兆韦氏保持优越文化地位的必然要求。入唐以后，对儒家经义的研究在族内继续得以发扬。韦
“性嗜学，尢精阴阳、象纬、经略、风俗之书。……著《易缊解》，推演潜亢终始之意，甚有奥旨”
[1]
；韦维“少习儒业，博涉文史，举进士”
；韦处厚“穆宗立，为翰林侍讲学士。处厚以帝冲怠不向学，即与路隋合《易》《书》《诗》《春秋》《礼》《孝经》《论语》，掇其粹要，题为《六经法言》二十篇上之，冀助省览。帝称善，并赐金币”
；韦表微“尤好《春秋》，病诸儒执一概，是非纷然，著《三传总例》，完会经趣。又以学者薄师道，不如声乐贱工能尊其师，著《九经师授谱》诋其违”
；韦彤“名治《礼》，德宗时为太常博士”
；韦丹“蚤孤，从外祖颜真卿学，擢明经，调安远令，以让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能。复举《五经》高第”
；韦仁约“学综经史，不涉异端。文取典则，不为浮艳”
；韦河“承百代之茂绪，传过庭之诗礼”
；韦昱“素承庭诰，克嗣良其，抗志儒门，早标敏艺”
；韦抗“八岁精《易》，十五读《春秋》，深入爻彖。试论臣主及贵，便成诵俱解，理微义中”
；韦文度子“穷一经，究辅嗣之《易》”
；韦温“七岁时，日念《毛诗》一卷。年十一岁，应两经举登第”
；韦逌“尤精《三礼》”
。以上诸人所学，包括《易》《诗》《礼》《春秋》等，几乎博涉及儒家经典的各个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京兆韦氏以经学传家的同时，在具体传习的内容上表现出对三《礼》的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之学是南北朝以来的显学。入唐之后，基于健全政权体制和规范礼典仪则的需要，加之明经科考试之帖经多自《礼》出，三《礼》之学仍受到普遍重视，“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
。唐代京兆韦氏治三《礼》者代不乏人。如韦光闰“问礼趋庭，乡间器之。披经得后进之规，讲艺获前修之道”，对于宫廷礼仪非常熟悉，开元年间任掖庭局宫教博士，“凡嫔嫱恒礼，闱禁经仪，公皆暗识是非，弹射减否”
。韦渠牟“奏修《贞元新集开元后礼》二十卷，诏下有司令行于代”
。韦公肃辑录开元以后的礼典文献，撰成《礼阁新仪》三十卷
。可见，京兆韦氏已然成为习礼大族，但韦氏治《礼》并不拘守章句、发言玄远、指向空疏，而是秉承汉儒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其取向在于通经实用。清人赵翼曾指出：“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韦叔夏传》载：
通礼家学。叔父太子詹事琨尝曰：“而能继汉丞相业矣。”擢明经第，历太常博士。高宗崩，恤礼亡缺，叔夏与中书舍人贾大隐、博士裴守真禋定其制，擢春官员外郎。武后拜治，享明堂，凡所沿改，皆叔夏、祝钦明、郭山恽等所裁讨。每立一议，众咨服之。
韦叔夏是高宗武后时期的礼学权威。韦琨是韦叔夏的叔父，其本人也曾出任太常少卿，并在高宗时参与修撰《显庆礼》。韦瑶希望叔夏能继承西汉韦贤、韦玄成父子的学业，其实韦贤、韦玄成父子于经学方面偏重《诗》学，与韦叔夏偏重三《礼》实有不同。韦叔夏之子韦縚也以治《礼》著称，颇能发扬乃父之学风，将经义理解与实际问题的处理相结合。开元二十三年（735），玄宗诏书服纪所未通者，令礼官学士详议。时任礼仪使的韦縚言：
《礼》《丧服》：舅，缌麻三月。从母，小功五月，《传》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传》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缌麻三月，皆情亲而属疏也。外祖正尊，服同从母；姨、舅一等，而有轻重；堂姨、舅亲未疏，不相为服；亲舅母不如同爨。其亦古意有所未畅。且外祖小功，此为正尊，请进至大功；姨、舅侪亲，服宜等，请进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亲舅从母一等；亲舅母古未有服，请从袒免。故闻者称善。
在“唐兴，礼文虽具，然制度时时缪缺不伦”的情况下，韦縚对宗庙祭礼、丧服制度等问题多有订正，这对唐代礼仪制度的健全与完善多有助益。
此外，将礼学思想与个人言行、安邦理民之举措相结合，也是韦氏研《礼》以致用的体现。如韦公肃“以《春秋》治政”
；韦抗“八岁精《易》。十五岁读《春秋》。深入爻篆，试论臣主及贵□便成诵具解。理微义中”
；韦聿“少开敏有才智，通览书记，不为章句儒。……次（子）某等颛经术”
；韦正贯“公深自征刻，遂博极群书，自三代以降，损益制度，无不稽其典要。相国韦公处厚及韦湖南辞皆以学识相高，每与公论推当世之务，咸服其深切事情。虽贾生不能过也”
；韦武“昼则游刃吏事，夜则服膺经籍，循性为学，深于礼服。顾行为文，长于议论。……颜太师真卿、萧黄门复，以雅道自居，罕有及其门，而皆与公为忘年之交，由是振动于士大夫间，擢为太常博士，草朝廷之仪。……公所撰《家祭仪》三卷，《文集》一十五卷，凡诸著述数万言，并行于世”
。可见，通经致用是韦氏家学的重要特点。
京兆韦氏家学重在治经，但并未因此忽视对家族成员史学素质的培养，诸多成员呈现出学兼经史的特点。韦稜著《汉书续训》三卷，韦机又撰《后汉书音义》二十七卷；韦仁约“研思典坟，……学综经史”
；韦渠牟“涉览经史”
；韦处厚“通《五经》，博览史籍”
。在对前朝史书进行研习之余，诸多成员还主持或参与国史的修撰。韦承庆“以员外秘书少监兼修国史，参修《则天实录》”
；韦澳曾参修《续唐历》
；韦表微、韦处厚皆参修《宪宗实录》
，而韦处厚还曾参修《德宗实录》《顺宗实录》，“时称信史”。
韦述是唐代韦氏家族最富盛名的史学家。韦述年少时就有“贯穿经史，事如指掌”的才华，后长期担任史职，撰述甚多。如《唐春秋》三十卷、《唐职仪》三十卷、《高宗实录》三十卷、《御史台记》十卷、《两京新记》五卷、《集贤院注》三卷
，以及参与续《七志》、《唐六典》的修撰。尤其是《唐六典》，起初由徐坚负责，但历经岁余仍因体例难循而未修成，直到韦述参与其中，“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
。韦述对唐代史学的贡献还在于修撰、保存唐代国史。史称：
述在书府四十年，居史职二十年，嗜学著书，手不释卷。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并《史例》一卷，事简而记详，雅有良史之才，兰陵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至禄山之乱，两京陷贼，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
安史之乱平定后，官方史籍皆被焚烧，韦述“以其家藏《国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稍后，柳芳又在他的基础上将《国史》续成一百三十卷，史称：“柳芳与韦述善，俱为史学。述卒，书未成者，皆续成之。”
后晋刘昫等修撰《旧唐书》时，韦述等修撰的《唐国史》就是最基本的文献材料。故赵翼云：“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
韦述的史学成就还表现在谱学上。京兆韦氏对谱学并不陌生，早在唐初贞观年间，韦挺就曾参修《氏族志》。谱学在士族的政治生活与婚姻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自魏晋以来，谱学长盛不衰。唐代谱学既是魏晋以来谱系之学的继续与发展，又是唐代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郑樵《通志》所言：“姓氏之学，最盛于唐。”
韦述的谱学著作是《开元谱》。
述好谱学，秘阁中见常侍柳冲先撰《姓族系录》二百卷，述于分课之外，手自抄录，暮则怀归。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乃于《柳录》之中，别撰成《开元谱》二十卷。
韦述因《开元谱》而被称为唐代谱学名家，“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后柳冲、韦述、萧颖士、孔至各有撰次”
。韦述秉持“不虚美”“不隐恶”的著史原则，尊重基本事实，取材客观公正，不为权豪和利禄所动摇，“举朝共推”
。 此外，还有《韦氏家传》（三卷）、《韦氏诸房略》（一卷）等家谱的修撰亦较具特色。
另值一提的是京兆韦氏关于地理方面的著作，即《西征记》和《两京新记》。《西征记》作者韦弘机乃韦述曾祖，“使西突厥，册拜同俄设为可汗。会石国叛，道梗，三年不得归。裂裾录所过诸国风俗、物产，为《西征记》”
。《两京新记》为韦述所撰，是记唐代两京长安、洛阳最早的著作，为宋敏求《长安志》《河南志》和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撰写奠定了基础
。体制略仿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旧式，详于街坊、官舍、府宅、园林及时人掌故。
可见，京兆韦氏从西汉中期韦贤、韦玄成、韦赏祖孙以《诗》学起家发迹，致身通显，到唐代成为《礼》学、史学大族，尽管通经致用的思想贯穿一线，但其家传之经学在核心内容上已然发生了改变。需要说明的是，唐代京兆韦氏在《礼》学方面的活跃表现主要集中于唐前期。安史之乱后，他们擅长的领域遂由《礼》学转向文辞之学了。
[1]
同上书卷一〇八《韦
传》，第3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