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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宗李显继位以来，在宫廷倡导宴饮之风，朝野上下多效仿之。“凡天子饷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春幸梨园，并渭水袚除，则赐细柳圈辟疠。夏宴蒲萄园，赐朱樱。秋登慈恩浮图，献菊花酒称寿。冬幸新丰，历白鹿观，上骊山，赐浴汤池，给香粉兰泽，从行给翔麟马，品官黄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猬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
因此，后世许多史学家认为中宗昏聩而耽于玩乐，中宗朝局亦乏善可陈。按之以史，中宗在位七年，确实游乐成风，但笔者以为对此却不能简单以一二字评判作结。中宗之耽好游玩除其个人因素外，当是其调节朝廷矛盾、整合朝臣力量的有效途径。中宗朝政局无善可陈，并不是其疏理朝政之不作为造成的结果，而与他处理政事的方法和坚持的政治运作模式休息相关。本节选取韦嗣立东山宴饮为切入点，通过对其作深入的个案剖析以说明中宗对维持朝政煞费苦心，无奈方法不妥、目标错误终致朝局混乱。中宗亦并非完全如史家常言是“和事天子”
，相反，他在位期间还是较为振作、思欲有为的。可惜的是，其失败的结局遂使其“有为”之行动付水东流，从而换得史家“无为”之评判。
陈寅恪于《记唐代的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认为：自高宗后期至玄宗时期，在武则天的主导之下，形成了一个以李、武为核心，韦、杨为辅助的集团。该集团以婚姻为纽带，先后宰制唐代前期近百年之世局，与唐代前期的政治社会变迁有着巨大的关系
。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等利用禁军发动政变，之后武后还政于李唐，但武氏之政治势力与影响力并未旋即消失。实质上，武则天在利用政局洗牌的机会，使朝局形成由李氏据虚位而武氏掌实权的李武联合政权
。尽管武则天如此良苦用心，但朝局很难顺遂其意。在她生前已有人对她有所提醒：
吉顼曰：“水土各一盆，有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和之为泥，有竞乎？”则天曰：“无。”顼曰：“分泥为佛，为天尊，有竞乎？”则天曰：“有。”顼曰：“臣亦以为有。窃以皇族外戚各有区分，岂不两安全耶？今陛下贵贱是非于其间，则居必竞之地。今皇太子万福，而三思等久以封建，陛下何以和之？臣知两不安矣。”
吉顼洞晓武则天欲将武李两家合而为一以求同治的用心，曾委婉地以水土为喻谏阻则天此法不通，但其仍坚持己见。武后退位后，武三思作为武氏家族的代表加入了中宗即位之初的政权建设。中宗在武后弥留之际，伙同张柬之、敬晖等五人发动复辟政变以胁迫武后让位。目的虽已达到，但中宗却亦因此而背上不孝之罪名，他也逐渐意识到张柬之一干人等发动政变名为效忠李唐皇室，实为贪拥立之功而胁迫自己。基于此，尽管神龙初年中宗为五人封王，但随后便削夺五人实权，继而将其外放，再将五人分别逼杀于各自任所。至此，中宗即位之初实行的复辟政策随五王之死而停止，其理政思路遂发生巨大转向。《资治通鉴》卷二〇八“景龙元年”载：
二月，丙戌，上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因名酆王庙曰褒德，陵曰荣先；又诏崇恩庙斋郎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杨孚曰：“太庙皆取七品已下子为斋郎，今崇恩庙取五品子，未知太庙当如何？”上命太庙亦准崇恩庙。孚曰：“以臣准君犹为僭逆，况以君准臣乎？”上乃止。
庚寅，敕改诸州中兴寺、观为龙兴，自今奏事不得言中兴。（胡三省音注：示袭武氏后，不改其政也。）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异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舍母仪，远遵祖德！”疏奏，手制煲美。
卷二〇九“景龙二年”条载：
右补阙赵延禧上言：“周、唐一统，符合同归，故高宗封陛下为周王；则天时，唐同泰献《洛水图》。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代可知也。’陛下继则天，子孙当百代王天下。”上悦，擢延禧为谏议大夫。
卷二〇九“景龙三年”条载：
太常博士唐绍以武氏昊陵、顺陵置守户五百，与昭陵数同，梁宣王（即武三思）、鲁忠王（即武崇训）墓守护多于亲王五倍，韦氏褒德庙卫兵多于太庙，上疏请量裁减；不听。
从上述祭祀礼制的记载可明显看出，中宗以武则天而非李唐皇室继承人自居。基于此，他自然也就回到武则天的既定路线上，苦心孤诣的维持经营李武联合政权。由是，在以张柬之为首的五王集团被诛灭后，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集团在神龙时期实操朝政大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宗的即位亦为振作李唐宗室带来了鼓舞和信心，自以为从此就可结束武后时期的悲惨待遇。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武则天尽管已死，但武三思仍代表武氏家族活跃于政治舞台，武氏一系并非退出舞台。这对李唐皇室成员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神龙时期的三年中，李武在政治的最高层密切结合，但在朝廷上李姓诸王与武系贵族的斗争却愈演愈烈。《旧唐书》卷八六《节愍太子重俊传》载：
节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神龙）二年秋，立为皇太子。……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与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与三思奸通，扣
索之。……重俊既败，率其属百余骑趋肃章门，奔终南山。帝令长上果毅赵思慎率轻骑追之。重俊至雩县西十余里，骑不能属，唯从奴数人。会日暮憩林下，为左右所杀。制今枭首于朝，又献于太庙，并以祭三思、崇训尸柩。
可见，武氏势力在则天死后仍然膨胀，直接侵害到刚刚复辟上台的李唐宗室的利益，遂引起其的强烈反弹。李武两派的斗争在神龙时期是宫廷政治斗争的主线，但直到李重俊发兵作乱，即两派斗争达到高潮后中宗才出面加以处理。之前，他始终坚持李氏居虚名而武氏掌实权的联合路线，只是在两派之间加以调和，不愿伤害任何一方。《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三年二月”条载：
丙申，监察御史崔琬对仗弹宗楚客、纪处讷潜通戎狄，受其货赂，致生边患。故事，大臣被弹，俯偻趋出，立于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愤怒作色，自陈忠鲠，为琬所诬。上竟不穷问，命琬与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
中宗的这种无原则的怀柔退让最终导致神龙三年七月重俊之乱。这次兵乱数月后，中宗遂改元景龙。景龙政坛的格局很大程度受到神龙时期政治斗争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李重俊兵乱的影响。兵乱的后果，一方面李氏宗室的力量受到严重打击，李重俊、李承况、李多祚、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皆被戮。另一方面，武氏力量也受到较大削弱，武三思、武崇训等武氏代表人物被袭杀。李武相争的最后结局导致两败俱伤。景龙年间，中宗继续推行联合政权的政治运作模式，不过与神龙时期稍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由于武氏一系政治力量的衰落，以韦后为首的韦氏政治集团得以崛起。以婚姻为纽带，李武联合转向为李韦联合。神龙三年（707），节愍太子死后，宗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号为顺天翊圣皇后。《旧唐书》卷五一《韦庶人传》云：
景龙二年春，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帝使画工图之，出示于朝，乃大赦天下，百僚母妻各加邑号。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伏惟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石州》；顺天皇后（即韦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为国母，……谨进《桑条歌》十二篇，伏请宣布中外，进入乐府，皇后先蚕之时，以享宗庙。”帝悦而许之。……兵部尚书宗楚客又讽补阙赵延禧表陈符命，解《桑条》以为十八代之符，请颁示天下，编诸史册。帝大悦。……三年冬，帝将亲祠南郊，国子祭酒祝钦明、司业郭山恽建议云：“皇后亦合助祭。”……帝纳其言，以后为亚献。
由史料可见，韦后在景龙年间的举动处处模仿武则天，先示以歌谣瑞符，再参与陪祭天地，女皇形象呼之欲出。但毕竟时代有所不同，武周已还政于唐，朝野上下人心皆以李唐为正朔，不愿再有女主御政之经历。加之韦后的政治智慧远逊于武后，故其在行动之初，就遭朝臣的多次弹劾。《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载：
（景龙四年五月）丁卯，前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皇后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钦融廷见，扑杀之。
燕钦融对安乐公主、宗楚客等人的纠劾表明外朝之士大夫对中宗联合政权实行抵制。中宗虽将其加以扑杀，但非议仍在持续。获得外庭士大夫的支持对稳固联合政权的存在极为重要。韦嗣立在政坛的崛起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史家常把韦嗣立当作韦后一党的中坚，大概多是受到《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的影响。其本传记载：
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中宗特令编入属籍，由是顾赏尤重。
《新唐书》卷一一六、《资治通鉴》“中宗景龙三年”条等皆有类似记载。从引文第三句句首“由是”一词来看，史家似乎认为韦嗣立编入韦后的宗籍后，才得到中宗的重用。如果真是如此，韦嗣立为相期间条奏国事，为何屡屡被驳、疏奏不纳？
又，《旧唐书》卷五一《中宗韦庶人传》曰：
（中宗遇毒暴崩后）后惧，秘不发丧，引所亲入禁中，谋自安之策。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及宦者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帅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备谯王重福。后与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
韦后在中宗崩后，引韦氏亲属入禁中，谋自安之策时何以独少韦嗣立？《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又载：
韦氏败，几为乱兵所害，宁王宪以嗣立是从母之夫，救护免之。睿宗践祚，拜中书令。寻日，出为许州刺史。以定册尊立睿宗之功，赐实封一百户。开元初，入为国子祭酒。
韦后败亡后，韦嗣立又何以独得幸免于难并还能历仕睿宗、玄宗两朝，还获赏赐？以笔者之见，中宗之于韦嗣立，并非重用，仅为借重。韦嗣立之得以借重，与韦后关系不大，而是缘于自身和家族在外庭之巨大声望和士林领袖地位。
韦嗣立与其父韦仁约、其兄韦承庆皆有名于当时。韦嗣立父韦仁约在武后垂拱初年任凤阁銮台三品、纳言等。韦嗣立兄韦承庆于天授初年，授凤阁侍郎、凤阁銮台平章事。韦嗣立亦于景龙三年（707）由黄门侍郎转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以来，莫与为比。”
父子三人在朝野享有清誉。韦仁约于贞观年间为高季辅擢为监察御史后曰：“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慴州县，诚旷职耳。”又曰：“大丈夫当正色之地，必明目张胆以报国恩，终不能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
表现出不畏权贵的铁骨。这在其弹劾贞观权相褚遂良一案表现的淋漓尽致，后虽被罢职，但却从此有声于朝廷。高宗朝，为御史大夫，每见王公，未尝行拜礼。有人劝之，则曰：“雕鹗鹰鹯，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固当独立也。”其特立独行之风亦为武则天所赏，遂拜相；韦嗣立兄韦承庆“少恭谨，事继母以孝闻”调露初，为乌程令，风化大行。后历豫、虢等州刺史，亦颇著声绩。天授以来，三掌天官选事，铨授平允，海内称之。后位列台辅，每为王公朝臣所称赏；韦嗣立自幼代兄受罚，感动世人，议者比晋人王祥、王览。举进士后补双流令，政有殊绩，为蜀中之最。武则天尝召嗣立谓曰：“卿父往日尝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效职，如卿父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
可见其父子三人在朝野上下宦迹官声极佳，并“俱以学行齐名”。有唐以来，父子三人同为进士出身，又先后拜相者除此而外，绝无仅有！加之其家族京兆韦氏在当时士族圈中的崇高地位。故中书、门下两省在表奏中曰：“嗣立衣冠之内，夙表才名；兄弟之间，特称和睦。”韦嗣立堪称外庭士大夫的代表。
中宗在推行武后存留下的联合政权的政治运作模式却屡遭外庭士大夫反对、阻挠的情况下，便极力拉拢韦嗣立以期其能襄助。这也反映在韦嗣立的官职变迁轨迹中。
嗣立于武后末期为成均祭酒，兼检校魏州刺史。又徙洺州刺史。寻坐承庆左授饶州长史。岁余，征为太仆少卿，兼掌吏部选事。神龙二年，为相州刺史。及承庆卒，代为黄门侍郎，转太府卿，加修文馆学士。景龙三年，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景龙之前，韦嗣立多牧守州府，期间仅有一次由地方升至中央，担任太仆少卿。此职乃九卿之副卿，品级稍低于刺史，且职事清闲，但因是京官，故又略尊显于地方官。如此两相抵消，算是平职调动。直至神龙二年，韦嗣立仍在州县徘徊。景龙初年，再入中央，先后任黄门侍郎、太府卿。由地方官任职京官，已属不易，何况职品还有上升，可谓越次拔擢。说明韦嗣立在此时已经引起中宗的注意。至景龙三年，为宰相，始为中宗大用。
韦嗣立拜相后，先后针对朝廷崇饰寺观、滥封食邑、国库衰竭等问题数次上奏，陈明主张和提出修补建议。而中宗对其皆“疏奏不纳”。之后，遂有中宗率百官亲幸韦嗣立山庄宴饮一事，即东山宴饮
。《新唐书》卷一一六《韦嗣立传》载：
嗣立与韦后属疏，帝特诏附属籍，顾待甚渥。营别第骊山鹦鹉谷，帝临幸，命从官赋诗，制序冠篇，赐况优备。因封嗣立逍遥公，名所居曰清虚原幽栖谷。嗣立献木桮、藤盘数十物。唐隆初，拜中书令。
《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载：
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中宗特令编入属籍，由是顾赏尤重。尝于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二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
新旧《唐书》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次宴会同景龙时期的其他宴会稍作对比，就可发现其自有特殊之处。中宗见诸史籍的宴游之事颇多，如《唐诗纪事》卷九载：
（景龙三年二月）十一日，幸太平公主南庄。……八月三日，幸安乐公主西庄。……（四年）四月一日，幸长宁公主庄。
《资治通鉴》卷二〇九“景龙三年”条载：
二月，己丑，上幸玄武门，与近臣观宫女拔河。又命宫女为市肆，公卿为商旅，与之交易，因为忿争，言辞亵慢，上与后临观为乐。
……
上数与近臣学士宴集，令各效伎艺以为乐。工部尚书张锡舞《谈容娘》，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麞》，左金吾将军杜元谈诵《婆罗门咒》，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国子司业河东郭山恽独曰：“臣无所解，请歌古诗。”上许之。山恽乃歌《鹿鸣》《蟋蟀》。明日，上赐山恽敕，嘉美其意，赐时服一袭。
从史料可见中宗景龙时期宫廷游乐风气之盛。以前文史学界简单地归结为中宗个人沉迷宴饮、麻醉自我无疑显得片面。结合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来看，“由于朝廷重臣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他们的背后都有李、武、韦各家的影子，他们之间同样需要减少矛盾，加强团结，所以中宗也把他们纳入到宫廷娱乐活动当中”
。可谓中的之论。可是，韦嗣立山庄宴饮又与上述活动有所不同。首先，上述活动多举行于宫廷，而韦嗣立东山宴饮则举办于外庭士大夫之私家园林，这在此前是没有过的。如果仅仅出于游玩抑或团结朝臣的目的，韦嗣立东山宴饮似无必要。因为在宫廷中进行照样可起到效果，而实不必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的在骊山举行。可见，这次宴饮不是简单的游乐，当有其他的目的。其次，从时间上看，此次宴会史籍虽没明确记载时间，但从两《唐书》韦嗣立本传的叙述顺序看，当是在韦嗣立拜相初期之后。当时韦嗣立对朝政多所指斥并提议加以修改，中宗未置可否，其后不久便临幸其第。联系中宗的执政思路和宴会前后韦嗣立、中宗的表现，我们推测这次宴会背后的意义更多地是中宗对韦嗣立的一次政治暗示。它对于景龙三年之后韦嗣立的政治活动和之后朝局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以为，韦嗣立东山宴饮活动具有双重政治意蕴。
首先，中宗举办此次活动意在推尊韦嗣立在外庭士大夫中的地位。前已有述，中宗继承武则天李武联合执政之理路，在神龙年间，主要表现为李武联合；而在景龙年间，随武氏力量的消退，遂转变为以婚姻为纽带的李韦联合。这种政权结构遭到外庭士大夫的谏阻，为此，中宗借助韦嗣立本人及家族在士流中的重要地位以图整合、团结朝中的反对者。故而景龙年间，中宗先后拜其为相、附籍韦后、提供优厚待遇，意在推尊韦嗣立。韦嗣立东山宴饮，中宗又以帝王之尊贵率百官临幸韦嗣立山庄，游赏欢饮，制诗唱答，无疑更加隆显韦嗣立在朝臣中的特殊地位。这一举措的最终目的意在进一步扩大、拓展韦嗣立在群臣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以方便其团结、交接更多朝臣，亦最大限度地减少朝臣百官对李韦联合政权的抵触。从此意义上看，韦嗣立东山宴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宴游，而是中宗时期上流社会的政治聚会，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沙龙。此后，韦嗣立在朝野的声望更加尊隆，中宗的联合执政模式在表面上被更多朝官接受、认可。
其次，中宗又通过东山宴饮成功地对韦嗣立进行了一次政治警告。韦嗣立拜相之初，意欲有所作为，遂接连上疏指斥朝政失措。如指责中宗崇饰寺观而致人功、农务皆废；指出中宗滥封食邑导致国用虚竭、仓库不实进有妨于政化；认为卖官鬻爵使国家罹败乱之忧、师旅患丧亡之忧。然而中宗对之却“不纳”，对韦嗣立的奏疏也未置可否。从根本上看，中宗拜其为相，并非看重韦嗣立理政富民的才能，也并不希望他对目前的朝局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只是希冀借助他的力量和影响来整合朝中百官的力量。如何既不开罪韦嗣立，又让其合乎圣意的履行职事，而且还能进一步推尊他的地位，成为中宗面前的一道难题。而临幸韦嗣立山庄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宗临幸韦嗣立山庄起到推尊之意自不在话下，同时又有一种宣慰之功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宗对山庄的游赏包含了鼓励韦嗣立多加吟赏烟霞而不必过于执着朝政的深层寓意。而这一层意思便是对韦嗣立之前激言奏事的含蓄性回答。韦嗣立作为当事人，在君臣宴游热闹欢愉之际，自然亦能心领神会中宗希望他以“闲相”自处的真实目的。从史料来看，景龙三年之后韦嗣立果然疏于参与朝政了。《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载：
开元初，（韦嗣立）入为国子祭酒。先是，中宗遗制睿宗辅政，宗楚客、韦温等改削藁草，嗣立时在政事府，不能正之。至是为宪司所劾，左迁岳州别驾。
这尽管是开元时期御史台纠劾韦嗣立的一条罪责（罪由是不能正政事），但可反证韦嗣立于景龙四年对朝事已不再关心，这与他景龙三年初任宰辅时的风格形 成绝大的反差。这种风格的变化当与他“闲相”的尴尬身份紧密相关。
至于韦嗣立入韦后宗籍一事，除了享受到更高级别的物质待遇而外更无其他实质性影响。韦嗣立对韦后而言，至多充当政治外援这一角色而已，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进入韦后的核心政治圈。这从中宗暴崩之后，韦后的政治安排和力量部署即可见一斑。《旧唐书》卷五一《中宗韦庶人传》曰：
（中宗遇毒暴崩后）后惧，秘不发丧，引所亲入禁中，谋自安之策。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及宦者左监门卫大将军薛崇简帅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备谯王重福。后与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
在此种危机关头，主事者必会发动所有力量拼死一搏。而这种关键时刻，也是考量政治关系亲疏的重要时刻。韦嗣立当时执掌兵部，但直到最后一刻，韦后都没有邀请这位宰相族弟来助己。可见韦嗣立成为韦后一党的可能性较小。当然，正是缘此，也使韦嗣立在韦后败亡后能幸免一难，在睿宗、玄宗朝还 能列班朝堂之上。
由此可见，东山宴饮对韦嗣立而言，为其政治生命划上了长长的休止符。此后他虽仍在朝为官甚至还做到中书令，但与前期相比，他似乎缺乏积极进取的政治兴趣。在他留存不多的诗作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他对生命的留恋和欢乐时光的追忆，很难见到前期那般激切的言辞，他的诗作多表现出一种舒缓 的情调和心态。
东山宴饮之后，朝野上下更加沉醉于莺歌燕舞之中。中宗极力推行的联合执政模式表面上波澜不兴，史籍中也很少见到有人对此公开反对。这对维持中宗政权的暂时稳固看似有利，却也因其过度纵容韦后一党而使百官在垂拱闭言之背后缓缓形成一股倒韦潜流，一场新的政变已在酝酿。景龙四年初夏，中宗暴崩，韦后、安乐公主等人原形毕露，急于抢班夺权，恰为时任临淄王的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联手铲除韦后一系张本。之后睿宗登基，李隆基再次发动政变将武氏在朝中的最后代表太平公主缉捕归朝并送上刑场，政权彻底回归李唐。这样的结果最终打破武后精心设计、中宗死死维护着的李武、李韦联合执政模式。
韦嗣立东山宴饮正是上述背景下一次颇具政治色彩的宴会。这次宴会后，韦嗣立虽有宰相之名，却无宰相之权，其本人也逐渐疏离朝政。也正是在这次宴会后，朝中对李韦联合政权的反对之音基本消失，中宗所依循的联合政权运作模式取得了暂时的成功。基于此，我们如果还仅仅把景龙时期中宗在后宫、帝女、权臣家中所举行的一系列宴游活动理解为是中宗耽于游玩、疏于朝政的表现的话，就不免肤浅和皮相。
结合种种情况来看，中宗朝的多次游宴，欢愉奢靡只是形式，实质上是中宗以宴会游乐为手段以期达到收买人心、整合朝议、团结朝臣、弥合各派矛盾的目的，并最终取得稳固联合政权的效果。可见，中宗并非如后世所言的那般荒淫和纵欲享乐，对于朝局亦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并尽其力的去稳固朝局。他在“无为”的表象之下掩盖的仍是一颗思欲“有为”的决心，韦嗣立山庄东山宴饮可为最好注脚。无奈由于自身性格、能力等的限制和其秉持的政治运作理念与时相悖等原因，他所期望的局面非但未能实现，还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宫廷内斗亦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