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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氏家族在唐代不仅享有崇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且还是有唐一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部分家族成员对当时政局甚至整个唐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故本节与下节将主要对高祖武德时期的韦匡伯家族和中宗景龙韦嗣立家族进行个案剖析，以这两个颇具典型性的家族为例，分析韦氏家族在唐代的具体政治活动以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和具有的意义。
由于墓主卒亡年代较早，《韦匡伯墓志》于家族相关人、事记载存在缺漏，本节将借助相关文献对墓志加以辑补，并对其家族相关人物与隋唐之际政局之关联性进行深入挖掘，以期再现韦匡伯家族在当时社会和政坛的重要地位。
《郑故大将军舒懿公之墓志铭》云：
君讳匡伯，京兆杜陵人。帝高阳之苗裔也在殷作伯，开命氏之源；居汉为相，见光家之美。自兹绵历，克峻前基，并详诸篆素，无待称矣。曾祖旭，司空、文惠公；祖孝宽，太傅、郧襄公；公总，柱国、京兆尹、河南贞公。并位尊望重，国贞朝干。君膺庆上灵，幼而岐疑，因心孝友，秉性温恭，容众爱仁，轻财重义。年十二，封黄瓜县开国公，袭祖封郧国公，食邑万户。公之母弟尚丰宁公主，女弟为元徳太子妃。而公高门鼎盛，台辅继踵，有隋之贵，一宗而已。大业七年，陪麾辽左，授朝散大夫，俄迁尚衣奉御，侍从乘舆密勿帷扆。十二年，□幸江都，十三年四月，薨于江都行在所，春秋四十有四。自皇郑膺箓，历选徳门，作配储后，聘公长女为太子妃，乃下诏曰：公门著嘉庸，夙参荣列，不幸殂没，奄移岁序。言念□贤，宜加充饬，可赠大将军、谥曰懿公。礼也。于时革洛□□，殽函尚阻，迢遞乡关，日月有期，以开明二年七月二十□□，权殡于洛阳县丰台乡谷阳里。陵谷非固，盛徳宜传，因兹镌勒，以贻永久。
韦匡伯家族，是隋唐之际最为重要的政治家族之一。其曾祖韦旭仕北魏，为“武威太守，建议初，为大行台右丞，加辅国将军、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将军、南幽州刺史。时氐贼数为抄窃，旭随机招抚，并即归附，寻卒官”
。其祖韦孝宽，更是西魏北周时期的柱国重臣，“孝宽沈敏和正，涉猎经史”。在平萧宝夤之乱中一战成名。后随长孙乘业、杨侃等征战四地，先后任宣威将军、给事中、襄城都督、析阳郡守。东西魏分立之际，韦孝宽奉命镇守河东军事要冲玉璧，击退东魏数次进攻，东魏国主高欢亦战死此地。西魏嘉赏其功，加授孝宽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其职位仅次于十二大将军，为西魏北周统治集团决策圈中核心人物之一。“恭帝元年，以大将军、燕国公于谨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县公。还，拜尚书右仆射，赐姓宇文氏。”
至此，韦孝宽恩荣至极，无以复加。入北周，进位柱国，封郧国公，食邑一万户。北周末，孝宽为杨坚讨平尉迟迥，于杨隋建立有大功，遂使其子孙继续显贵于隋。韦孝宽有六子：谌、总、寿、霁、津、静。
孝宽六子中，韦谌、韦霁、韦静史迹无载，其后世子孙亦不见名于世，故且付阙如。其余三子中，韦寿仕隋为毛州刺史，因其父功著，亦被封为滑定公。韦寿仕有二子，韦保峦，贞观武德间任右卫副率，袭父爵；韦义节，隋末唐初任刑部侍郎，封襄城公。
韦津，大业年间为隋民部尚书，炀帝幸江都，敕其与王世充、元文都、段达等同守洛阳以拒李密，仍检校民部尚书，于洛阳上东门之战中为李密擒获。后王世充为称帝而屠杀隋室旧臣，韦津独免其祸。及李密败亡，韦津再归洛阳。武德三年（620），王世充降唐，韦津因与高祖有旧，遂仕唐为谏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陵州刺史，爵寿光县男
。有子五人：全壁、琬、琨、璲、瑜。
韦总，后周京兆尹，爵河南郡公。《宰相世系表》记其子三人，误，当为五人。韦匡伯即为韦总次子，《墓志》言其袭祖封郧国公，而《宰相世系表》则载其爵为舒国懿公。据《新唐书》卷一二三《韦巨源传》载：“（匡伯）袭郧国公，入隋，改舒国。”
当是。《新唐书》记其名为贞伯，“贞”当为“匡”之误。官尚衣奉御。韦匡伯三子，长子、次子分别为韦思言、韦思齐，皆有宦迹，其三曰思仁，官尚衣奉御，即韦巨源之父。巨源，唐中宗时为宰相。墓志载匡伯长女适王世充之子玄应。王世充“本姓支，西域胡人也。寓居新丰。祖支颓耨早死。父收随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在隋末洛阳一带掌握实权，“隋越王侗嗣位于东都，拜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
。其后自立，称大郑。世充僭位后即立玄应为太子，故韦匡伯长女即为郑国之太子妃。
《墓志》又载，韦匡伯从妹为元徳太子妃。《隋书》卷四七《韦寿传》云：“仁寿中，高祖为晋王广纳其女为妃。”
韦寿即为韦孝宽之第三子，是韦匡伯之从叔。韦寿之女即为韦匡伯之从妹，亦即炀帝之韦妃。又《元徳太子昭传》云：“有子三人，韦妃生恭皇帝。”
则韦寿女亦为隋恭帝杨侑之母。可见其在隋末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当时人语曰：“有隋之贵，一宗而已。”韦氏之煊赫，于兹可见。
韦匡伯卒于隋大业十三年（617），开明二年（唐历武德四年，621）葬于洛阳。卒时年仅四十四岁，仍属壮年。《韦匡伯墓志》中言其女嫁为王世充子玄应为太子妃时，有“长女”一词，想必韦匡伯之女数量当不止一个，可能是韦匡伯卒时诸女年龄稍小，故墓志未有言及。笔者据现存史料，对韦匡伯次女、幼女、子以及弟女的相关情况加以辑补和考证。
次女韦檀特 《大唐故幽州范阳县令杨府郡夫人韦氏墓志铭》曰：“夫人讳檀特，字毗耶梨，京兆杜陵人也。……魏太傅郧襄公之曾孙，周内史京兆尹河南公之孙，隋尚衣奉御舒国公之第二女。……年甫十五，归于隋尚书左丞国子祭酒弘农杨汪第五子幽州范阳令政本。”
以父祖官爵和所述房支的情况来看，墓志中所言的隋尚衣奉御舒国公即为韦匡伯，可见韦匡伯次女韦檀特嫁于弘农杨汪之第五子杨政本。杨政本即为弘农杨氏居河中及原武之房支，乃杨顺之孙。《隋书》卷五六《杨汪传》：“炀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为主，征拜吏部尚书，及世充僭号，汪复用事。世充平，以凶党诛。”
政本乃汪之第五子。依墓志失载的情况看，韦檀特与杨政本婚姻之事当发生于韦匡伯卒于江都、移家东都之后。韦匡伯与杨汪、王世充皆有姻媾关系，碑志与史传文献可相互参证。
幼女韦尼子 据《大唐故文□□容韦氏（尼子）墓志铭并序》记载：
昭容讳尼子，京兆杜陵人也。曾祖韦孝宽，□尚书右仆射、雍州牧、□□□，祖总，周京兆尹、□□□□。父匡伯，隋尚衣□□、□□公。昭容，武德四年□□□以良家受选。……以显庆元年九月八日，遇疾薨于崇圣宫，春秋五十。以四月十八日，陪葬昭陵，礼也。
据此可知韦尼子为太宗之昭容，亦为韦匡伯之幼女。以墓志所记其于显庆元年（656）卒，时年五十，加以倒推，韦尼子当生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可见大业十三年（617）其父韦匡伯卒时，其刚十一岁，尚年幼，故不见载于墓志。其嫁于李世民之时间当为武德四年（621），此年东都破，韦尼子家族降于李世民，遂被充入秦王府后庭。
子韦思安 《新唐书》卷八三《诸帝公主》载：“晋安公主，下嫁韦思安。”
按：晋安公主为太宗女。驸马韦思安，两《唐书》无传。《新唐书》卷七四《宰相世系表》“京兆韦氏”郧公房记韦匡伯三子分别为：韦思言、韦思齐、韦思仁
。参照所处时代以及兄弟字行来看，韦思安当为韦匡伯之子、太宗驸马，《韦匡伯墓志》《宰相世系表》均漏载。
从女韦珪 据《大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韦氏（珪）墓志铭并序》载：
太妃讳珪，字泽，京兆杜陵人也。……曾祖孝宽，周太傅、尚书右仆射、雍州牧、郧襄公。……祖总，周骠骑大将军、右宫伯、京兆尹、河南怀公。……父圆成，□开府仪同三司，陈、沈二州刺史，殒国公。……俄以良家入选，自谷迁高，地望高华，宠章斯缛。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麟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薨于河南敦行里第，春秋六十九。……乾封元年岁次景寅十二月壬朔二十九日庚申陪葬于昭陵，礼也。
由墓志记载可见，韦珪为郧国公韦孝宽之孙、陈州刺史韦圆成之女，然查《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京兆郧公房韦孝宽有六子谌、总、寿、霁、津、静等，无韦圆成名。又查该卷韦总子为柱成、匡伯、圆照等，以其生活年代及姓名观察，韦圆成疑为韦总之子，韦匡伯之弟。如确，则太宗韦妃应为韦孝宽之曾孙、韦匡伯之侄女。可惜的是，韦匡伯卒于开明二年（王世充大郑年号，唐历武德二年，619），未能见其侄女富贵，故墓志失载。据《旧唐书》卷七六《太宗诸子传》载：“韦妃生纪王慎。”
又《新唐书》之《临川公主传》及《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
，皆载其母为韦妃。可见，韦贵妃为唐太宗生有纪王和临川公主。又，墓志言韦珪“以良家入选”。但据《阿史那忠墓志铭》云：“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母京兆韦氏，郧国公孝宽之孙，陈州刺史圆成之女。夫人又纪王慎之同母姊也。椒庭藉宠，□封定襄县主，诏以妻公焉。”
又《考古》1977年第2期《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按纪王慎为太宗第八子，说明忠妻与慎为同母异父，说明忠之夫人也与临川公主为同母所生。”
可见，韦珪先后有两次婚嫁经历，初嫁齐王友珉，生定襄县主，后又改嫁太宗，生纪王慎与临川公主。定襄县主非太宗亲女，故太宗诸公主传中未见其名。令狐徳棻为韦珪撰写墓志时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将其初嫁经历一笔抹去，而直言其以良家入选秦府，其所言并非实情。
关于韦珪初嫁之对象，《阿史那忠墓志铭》云：“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然细察《隋书》卷四六《李雄传》之记载：“赵郡高邑人也，祖榼，魏太中大夫。父徽伯，齐陕州刺史。……子公挺。”
按《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表》二上，赵郡李氏西祖谱系如下：盛——缵——黾——凤林（字徽伯）——雄——公挺。基于此，我们可断定《阿史那忠墓志铭》中之李雄绝非《隋书·李雄传》中之李雄。《墓志》中的李雄虽属士族，然渤海李氏之族望远逊赵郡李氏西祖之望。从年代上看，《墓志》所记之李雄活动时期较《隋书》所记之李雄为晚。可见在隋中央官员中，应有两个李雄。但无论怎样，韦珪初嫁之对象李友珉封号齐王，且其父又为隋户部尚书，其社会、政治地位亦较为显贵。至于韦珪再嫁李世民之详细原因，亦可能是武德四年李世民攻破洛阳后俘获所得，后因其貌美而充入秦府后庭，李世民即位后遂册为贵妃 。
总之，通过对《韦匡伯墓志》进行辑补、考证可知，隋唐之际，韦匡伯作为京兆韦氏郧公房的主支，不仅依其父祖荫庇享有显爵，而且也通过婚姻关系与当时的各大势力集团如山东王世充集团、西京恭帝旧戚集团、新朝李世民秦府集团等保有密切联系。从中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韦氏家族保持家势不坠的原因，亦可烛见唐代立国之初各派力量相互角逐的情形。
由墓志和上文考释可知，韦匡伯二女的婚嫁对象皆为隋末唐初洛阳政权的中坚人物。武德二年（619）四月，王世充假皇泰主之命，受禅称帝，建立郑国。王世充登基之后，即立子玄应为太子，册韦匡伯长女为太子妃。此后，其次女韦檀特亦为弘农杨政本所聘。政本父杨汪，以学术知名，杨玄感叛乱后樊子盖状奏杨汪与玄感有旧，受炀帝疑忌，出而为梁郡通守。“及世充僭号，汪复用事，世充平，以凶党诛死。”
可见杨汪父子籍属王世充集团。封建社会家族间的婚姻多具政治色彩，青年男女的结合更多意味着两个家族政治上的联合。韦匡伯两女双双受聘于王世充集团成员，此事具有丰富的政治意蕴。
王世充本西域支姓胡人。早年寓居新丰，后父收随母嫁霸城王氏，因冒姓王。炀帝时因善于阿谀顺旨而获宠信，大业十二年（616）迁江都通守。次年李密占兴洛仓，进逼东都。炀帝命世充为将军，统率诸军十余万屯洛口拒战。炀帝死后，王世充与元文都、卢楚等奉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以其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东都内史令元文都、卢楚等人因与王世充政见不一，相互猜忌、排挤，世充遂策动隋军叛乱，元文都一系尽遭其诛。此后，其以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之身份，挟持皇泰主，总揽东都政权。
及李密破宇文化及，王世充乘两败俱伤之机，大败李密，尽收李密、宇文化及之余众，势力急剧膨胀，自为太尉、尚书令。唐武德二年（619）四月，世充废皇泰主，称帝即位，建元开明，国号郑。虽然立国，但王世充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压力却越来越大。在外部，李世民率唐军多次围攻东都，河北窦建德、孟海公等亦趁东都与李密决战之际侵吞东都政权的不少领土。在内部，王世充尽管先后吞并了杨侑、元文都、李密、宇文化及等人的力量，但各派系间仍然明争暗斗，叛乱事件时有发生。裴仁基的叛逃即为显例。裴仁基属李密故旧，隋末名将，偃师一役中为世充所虏。世充以其父子骁锐，深礼之。称帝后，署仁基为礼部尚书，行俨（仁基子）为左辅大将军。行俨每有攻战，所当皆披靡，号为“万人敌”。世充惮其威名，颇加猜防。君臣猜忌终致祸乱。《旧唐书》卷五四《王世充传》：
（武德二年）五月，世充礼部尚书裴仁基及其子左辅大将军行俨、尚书左丞宇文儒童等数十人谋诛世充，复尊立侗。事泄，皆见害，夷其三族。
又如独孤武都，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七“武德二年正月”条：
隋马军总管独孤武都为世充所亲任，其从弟司隶大夫机与虞部郎杨恭慎、前勃海郡主簿孙师孝、步兵总管刘孝元、李俭、崔孝仁谋召唐兵，使孝仁说武都曰：“王公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而鄙隘贪忍，不顾亲旧，岂能成大业哉！图谶之文，应归李氏，人皆知之。唐起晋阳，奄有关内，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怀待物，举善责功，不念旧恶，据胜势以争天下，谁能敌之！吾属托身非所，坐待夷灭。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间使召之，使夜造城下，吾曹共为内应，开门纳之，事无不集矣。”武都从之。事泄，世充皆杀之。
由于王世充善于猜忌，故归降各部人人自危。上述崔孝仁言王世充“徒为儿女之态以悦下愚，而鄙隘贪忍，不顾亲旧”，即为裴仁基之死的最好注脚。另外，王世充军中多系杨隋旧臣，对隋室仍怀旧恩，世充为篡位加害皇泰主，令人侧目。再有，归降者中相当一部分籍属关陇，归乡之意甚浓并无意恋战，这其中尤以宇文化及部为甚（此亦为江都事变之要因
）。这正是韦匡伯与王世充 联姻之背景。
以笔者之见，在纷乱的时局和朝局中，王世充为其子玄应择韦匡伯之女为妻 ,绝非率意之举，当有其重大考虑。
首先，借姻亲之谊，结好杨隋故旧。
依《墓志》看，韦匡伯卒于大业十三年（617），而其女成婚则在武德二年（619），说明匡伯生前并无此桩婚事。从其墓志中出现的“皇郑”一词看，韦匡伯一家在其卒后，均徙家于洛阳，并归顺于王世充的政权。韦匡伯祖韦孝宽有大功于杨隋建立，其父、从父皆于隋官居显贵，其弟尚公主，其妹为炀帝妃、元徳太子母。其整个家族于隋更是贵不可言，“或入处礼闱，或出总方岳，朱轮接轸，
旌成阴，在周及隋，勋庸并茂，盛矣！”
有隋之贵，一宗而已。故，韦匡伯一家与杨隋政权关系至为紧密。韦匡伯生前虽无父祖之尊，却也食邑万户，享爵国公。其任尚衣奉御，实为炀帝近臣，亦属清贵之职。王世充与之结姻，正是看中韦匡伯一家在杨隋旧臣中的尊荣地位，希冀通过其家族在隋朝勋旧中的巨大影响来达到整合新建政权内部各势力之功效。
上文已述，王世充东都政权乃通过火并李密、宇文化及、元文都及杨侑等集团的力量而形成。在其内部，杨隋旧臣占据绝大多数。这些旧臣相当一部分对于王世充鸩杀皇泰主杨侗心存不满，皆伺机背叛。一部分关陇军事贵族则始终倾向于李渊父子，裴仁基和独孤武都的两次谋叛，都说明东都内部的不团结。从李密那里投降过来的将领，凡属于裴仁基一系者，如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等，都先后投向李唐。王世充统治集团内部无疑存在深刻矛盾。为稳固政权，王世充采取恩威并重之策，一面武力镇压，而另一面则尽心安抚。与韦匡伯家族结姻即为借重其家族在杨隋旧臣中的巨大影响以达宣慰前隋降臣之功效。
其次，利用韦氏关中首望之地位，安抚军心。
王世充于洛阳立国之后，来自各方的军事压力步步紧逼。西方，李世民屯兵北邙山，兵锋直指洛阳；北方，窦建德、孟海公等利用李世民围攻洛阳之机，南下夺取王世充在黄河以北的州县；东方，李密残部，如驻守黎阳之李
，亦频繁出兵袭扰。烽烟四起之际，军队之强大与军心之稳定至关重要。从数量言，王世充在吞并其他军事集团后，至武德二年（619）拥兵十余万，但军心多有不稳。
王世充军队的班底为隋朝守洛之军，即越王杨侗和元文都之部，该部主要以关中府兵为主。后并入的宇文化及之部，就更是如此了。《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
（义宁二年三月）初，骁果兵等苦于久在江都，咸思归叛。至是炀帝知唐据有西京，过江计定，仍先分骁果往守会稽，诳之云往东吴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难。
随宇文化及起事者，皆关中士卒。故汪篯曰：
宇文化及等率兵北指，志在入关，苟得越函殽而临潼渭，则李唐欲率居乡之子弟，以讨思归之父兄，其为不可，自易推知。
宇文部人马入关途中受阻于李密，复为王世充所有。据此来看，王世充所部关陇籍将士颇多，其思归之情颇为强烈。世充采取多种方法牢笼、羁縻之，以使其为己所用。韦匡伯家族为关陇首望之家，其父祖多任军职，在军界素有威望。故王世充与韦匡伯家族联姻，即可借助其在关陇地区的巨大影响和其父祖在军队中的崇高声望安抚东都之关陇将士，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士卒之急切西归之情。
可见，王世充与韦匡伯一族联姻，实出于稳固新建政权之政治考虑而进行的一桩政治婚姻。从后来的形势看，王世充没有被思归之士卒杀害而重蹈炀帝之覆辙，亦未被谋叛之将帅出卖或杀害（尽管王世充在位时阴谋杀其献城以降李世民的行动有近十次，但均未成功）。这一结果从反面说明，王世充与韦匡伯家族婚姻活动之政治目的已经达到。
前文已考，韦匡伯弟韦圆成之女韦珪先嫁齐王友珉。后因事乱，夫家籍没，故再嫁李世民，首生临川公主。依《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
记载，临川公主生于武德七年（624）。由此推测，韦珪可能在夫家“籍没”后，被赎为良人而来到韦匡伯一系的居住地洛阳。武德四年（621）李世民攻陷东都，东都官员均待罪长安，韦珪亦随其家往长安，再次面临“籍没其家”的命运。然韦珪的姿容与品性俱佳，“天情简素，禀性矜庄。……忧勤
纮，肃事言容。……春椒起咏，艳夺巫岫之莲；秋扃腾文，丽掩蜀江之锦”
。遂被选入秦府，而得嫁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四月，太宗册封其为贵妃，后又生有纪王慎。贞观十年（636）长孙皇后病逝，太宗自此未立新后。按照唐制，皇后之下设四妃：贵、淑、德、贤，为正一品。
因此贞观十年后韦珪即成为太宗后宫地位最尊者，代行皇后之职而统领后宫。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崩。永徽元年（650），依例册拜韦珪为纪国太妃。高宗时纪王李慎历任贝州刺史等职，韦太妃便随子住在藩地。麟德二年（665），太妃“相随东封”，随从高宗泰山封禅，九月二十八日于途中病故，享年六十九岁。乾封元年（666）十二月陪葬昭陵。
韦尼子，生于大业三年（607）。其曾祖父为韦孝宽，祖父为韦总。其父韦匡伯乃韦总次子（即为贵妃韦氏的叔父），仕隋为尚衣奉御、舒国公。所以韦尼子乃韦珪之从妹。墓志言韦尼子于武德四年（621）“以良家受选”，当与韦珪一样，是李世民克东都后随其从姊一同被召入秦府后庭。韦尼子率性柔婉，贞观初被册为“昭容”，属正二品夫人。其墓志曰“大唐故文帝昭容一品韦氏墓志之铭”，于例不合，当为死后追赠一品之故。韦尼子无子嗣，可见其在后宫不如姊韦珪受宠幸，故地位也逊于其姊。太宗崩后，依例居于别庙崇圣宫。显庆元年（656）九月，韦尼子病亡于崇圣宫，享年五十岁，其年十月陪葬昭陵
。
武德二年后，韦珪与其妹韦尼子同入秦府后庭，贞观初太宗即位又册其为嫔妃。其中，除二人姿容娇美、品行贞懿外，笔者以为当从武德四年到贞观初年 的朝廷斗争尤其是储位争夺上寻找原因。
首先，结姻韦氏，有助于提高储位之争中的实力。
关于李世民、李建成间储位之争的研究，史学名家陈寅恪、岑仲勉、汪篯、黄永年等从不同角度进行过深入研究，此不赘述。笔者立足墓志，从李世民婚姻的角度谈其对于储位之争的影响。
大业十三年（617）晋阳反隋以来，李世民、李建成分掌左、右路军，一路向南，数月即下长安。李渊建唐，长子建成立为太子，次子世民被封为秦王。之后，李建成居长安协助其父处理朝政，并负责后勤保障、军需供给。李世民则先后统率大军东征西讨，削灭各地割据势力。在此背景下，由于李建成久居长安，故而关中士族多属太子一党，他们在储位之争中多数倒向建成。韦氏家族作为关中首望，自不例外。《新唐书》卷九八《韦挺传》：
韦挺，京兆万年人。父冲，仕隋为民部尚书。挺少与隐太子善，高祖平京师，署陇西公府祭酒。累迁太子左卫骠骑，检校左卫率。太子遇之厚，宫臣无与比。
《旧唐书》卷七五《韦云起传》：
炀帝幸扬州，云起告归长安，属义旗入关，于长乐宫谒见。义宁元年，授司农卿，封阳城县公。武德元年，加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判农圃监事。……隐太子之死也，敕遣轨息驰驿诣益州报轨，轨乃疑云起弟庆俭、堂弟庆嗣及亲族并事东宫，虑其闻状或将为变，先设备而后告之。云起果不信，问曰：“诏书何在？”轨曰：“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遂执杀之。
可见，作为韦氏家族的代表韦挺、韦云起、韦庆俭、韦庆嗣及其亲族，在储位之争中 都站在了李建成一边。
李渊作为整个家族的代表，世居三辅，不少关陇望族皆为其故交。此外，李渊曾任岐州刺史、弘化郡留守和卫尉少卿等职，亦使他能广交关陇豪族。在储位之争中，李渊明显对李建成有所偏袒，使其获得更多关陇士族的支持。而李世民长期攻战，居朝时间显然少于父兄，加之李渊早已册拜建成为太子，故在关陇集团中的声望逊于李建成。而京兆韦氏久为关陇士族之首望，而韦匡伯所居之郧公房在隋唐之际尤为贵盛。基于此点，李世民接连迎娶该房两位成员为妻，当有加强与京兆韦氏政治联系之意。通过与三辅著姓之代表家族联姻的方式，李世民扩大了在关陇地区之影响，为自己在储位争夺中赢取社会 力量的支持做足准备。
其次，结缘韦氏，可增强并扩大李世民在山东的影响。
李世民于武德四年四月逼降王世充之后，山东战事即告结束。此后该地区虽未再形成王世充、李密、窦建德那样声势浩大的割据势力。但各地小股的反叛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了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再次举事、席卷整个河北的情况。如何治理战后的山东，成为武德后期朝廷的重大问题之一。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需继续面对这个问题。此间，魏徵不费一兵一卒降服山东诸州，给李世民以极大启示。
韦匡伯家族在杨隋贵为国戚，韦匡伯又为炀帝近臣，自然在隋朝旧臣中享有崇高威望。其家族在王世充东都政权亦享有尊位，且为王世充之姻家，故而韦匡伯家族在王世充旧属中也颇具人望。此外，作为建成一党之骨干韦挺等人的同宗别支家族，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其余党的招抚亦具积极作用。基于上述三点，韦匡伯家族在贞观时期实具有招抚杨隋旧臣、王世充僚属和建成余党之三重功效，对于稳固山东形势和减少朝中大臣间的矛盾具有重要意义。职是之故，太宗在洛阳陷落后没有屠戮其家，而是将其成员纳入秦府后庭，以示友好。及登基之后，又将其分别册封为贵妃和昭容，以示尊崇。非但如此，还将帝女新城公主嫁于韦匡伯之子韦思安，李世民与韦氏家族间的亲密往来实具有深深的政治用意。
再次，韦珪、韦尼子直接参与了李世民的夺储活动。
武德后期的储位之争，不仅在庙堂之上进行，而且在后宫也有体现。《新唐书》卷七九《高祖诸子》云：
帝晚多内宠，张婕妤、尹德妃最幸，亲戚分事宫府。建成与元吉通谋，内结妃御以自固。当是时，海内未定，秦王数将兵在外，诸妃希所见。及洛阳平，帝遣诸妃驰阅后宫，见府库服玩，皆私有求索，为兄弟请官。秦王已封帑簿，及官爵非有功不得，妃媛曹怨之。会为陕东道行台，有诏属内得专处决。王以美田给淮安王神通，而张婕妤为父丐之，帝手诏赐田，诏至，神通已得前，不肯与。婕妤妄曰：“诏赐妾父田，而王夺与人。”帝怒，召秦王让曰：“我诏令不如尔教邪？”他日，谓裴寂曰：“儿久典兵，为儒生所误，非复我昔日子。”秦府属杜如晦骑过尹妃父门，恚其傲，率家童捽殴，折一指。父惧，即使妃前诉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诘王曰：“儿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王自辨晓，讫不置，繇是见疏。帝召诸王燕，秦王感母之不及有天下也，偶独泣，帝顾不乐，妃媛因得中伤之，为建成游说曰：“海内无事，陛下春秋高，当自娱，秦王辄悲泣，正为嗔忌妾属耳。使陛下万岁后，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乃皆悲不自胜。帝恻然，遂无易太子意。
可见，由于李渊后宫宠妃尹德妃、张婕妤等与李建成、李元吉等勾结，欲以祸端构陷李世民。面对此种情形，李世民之众妻子亦纷纷出动，前往后宫展开外交攻势。《旧唐书》卷五一《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记载：
武德元年，册为秦王妃。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可见，世民与建成相争之际，长孙皇后出入后宫，“尽力弥缝”高祖对世民的怨愤之情。玄武门事变时，长孙皇后又率秦府兵士入宫授甲，加以慰勉，可谓于太宗大业有大功也。时韦珪姊妹已在秦府，背负强大的家族背景，于储位之争及日后玄武门之变很难无动于衷，她们应该也是尽心竭力帮助世民成就大业。惜其史传不存，具体详情已无法确知。
总之，李世民于武德四年先后迎娶韦珪、韦尼子姊妹，当不仅因其姿容娇美。强大的家族背景使得她们在日后李世民参与诸位之争、招降山东王世充、杨隋、李建成的旧部等事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在此意义上，他们与李世民婚姻所具有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士族家族之间的门第婚姻，更是以权力斗争为主导的政治婚姻。
通过以上对韦匡伯家族情况及其与隋唐之际王世、李世民两大权力集团之间婚嫁活动的考察，我们认为韦匡伯家族是隋唐之际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影响的士族家族。其家族在发展过程中，与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均有重要联系。通过韦匡伯这一家族个案的考察，我们也可见出京兆韦氏在隋唐两代的贵盛情形，对我们更为具体的研究京兆韦氏提供有益的参考和珍贵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