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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帝国城市理应维持与信奉天主教的德国皇帝相同的立场。但是，纽伦堡却接纳了新教，公然挑战皇帝的权威，引起整个德国的震撼。纽伦堡的“越礼犯分”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首先，纽伦堡已经在帝国政府中获得重要位置，帝国珠宝和最珍贵的圣物都收藏在纽伦堡的圣灵救济院（Holy Spirit Hospital）内；帝国圣餐和帝国最高法院也都在纽伦堡举行。其二，纽伦堡市政委员会早已控制了该市两个教区的所有教堂和修道院，通过一位代表与罗马教廷长期斡旋，市政委员会获得了对两个教区教堂神甫的任命权。 [1] 其三，纽伦堡接纳新教是在市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在其他城市，工匠们通过行会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城市的经济，他们参与和影响政治；但在纽伦堡，行会自1394年后就消失了， [2] 早就被排斥在市政委员会权力架构之外。在没有行会的组织下，工匠们无法与市政委员会抗衡，他们也难以发动暴动。既然如此，纽伦堡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纽伦堡已经奠定了如此地位，为什么还要一反常态，去进行与罗马教廷和德国皇帝抗衡的运动呢？
同时代人对纽伦堡事件的第一个质疑是市政委员会是否具有领导宗教改革的合法性。纽伦堡改革最不寻常和最为著名的特点，是纽伦堡的世俗政府领导了这场改革。在16世纪的德国，人们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两把剑的理论：教皇掌管精神之剑、管理宗教和与道德有关的事务；君主或政府掌管世俗之剑，惩恶扬善，管理世俗世界。纽伦堡由市政当局领导宗教改革被同时代人视为一种僭越，引起了时人的质疑。其中，最为响亮的声音，来自于纽伦堡的一位高层人士。 1530年春天，这位重要市民撰写了《世俗政府是否有权在信仰问题上挥动宝剑》 [3] ，对世俗政府掌管教会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尽管这篇文章匿名发表，但市政府秘书长斯宾格勒（LazarusSpengler）却心知肚明，知道撰文者来自改革派的阵营，并且还是他本人的“一个亲密的朋友”。此匿名作者认为：世俗政府无权干涉信仰自由，要求世俗之剑不再染指神圣的宗教领域。在作者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他引用《圣经·新约》：“在地上两个王国，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世俗的。精神王国是基督的王国，其中基督是国王。同样的，世俗王国里也有一位国王，他便是皇帝和其他的权威。就像每一个王国都拥有一位指定的国王，所以每位也有着独立的权杖、目标和尽头。精神世界的权杖是上帝的话语，其吸引我们的目标和尽头的是人转向上帝，从此他便得救了。另一方面，世俗王国的权杖是宝剑，宝剑所指向的目标和尽头是要驱使人们保持外部的和平。” [4] 言下之意，是世俗的政府只应当管理世俗事务，如果染指宗教事务的管辖，那就是超越了权限，有悖于《圣经》的教导。作者要求政府不得对宗教事务指手画脚，因为“基督并不是要世俗政府的宝剑从她的王国中拔除任何东西，而是希望单凭着上帝的话语来战斗到世界的末了。就像先知以赛亚所声称的，基督会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而不是用世俗政府的宝剑。” [5] 可以看到上帝希望两个王国截然不同。基督留在他的王国里，即使他要比所有的皇帝和国王更加强大，他也是让世俗王国按照自己方式运作而不插手。所以，世俗政府只应该照顾好自己的王国，而不要尝试去介入管理基督王国的事情。
这个挑战影响巨大，纽伦堡的四位重要人物迅速对此做出回应。市政府秘书长斯宾格勒、新教传教士林克（WenzeslasLinck）、圣罗伦斯教堂新教牧师奥西安德尔，以及新教改革家约翰尼斯·布伦茨（JohannesBrent）纷纷撰文，加以驳斥。其中，斯宾格勒特别愤怒，作为纽伦堡改革的策划者和实行者，他实在无法想象在实行家长式管理、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的纽伦堡，竟会有人撰写匿名文章公然反对市政府的决策。
匿名作者对于纽伦堡政府的另一项指责是政府运用手中权力镇压不同信仰的人士。他指出：
群众参加一些秘密地方集会的教派活动，很明显并不是教派或者成员的错，而是政府的错，因为它无法包容这些教派。为什么世俗权威不能把信仰交给精神王国和它的国王基督呢？为什么要以信仰的正确与否而把人处以监禁，甚至处决和流放呢？否则，每个教派都会公开自由地宣讲她的信仰，而不需要秘密地进行。此后，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害怕公开宣讲他的信仰的理由，然而想要秘密进行的话，政府便有权禁止他的行为和告诉这个人：由于你不愿意公开宣讲你的信仰，让每个人去测试它是否真实，所以你必须停止这样的秘密行为，否则请离开城市。但是，无论是关于信仰的公开演讲还是教导都被宝剑给禁止了，人们因此被迫把活动转为地下。结果，由于政府会迫害他们，这让邪恶的人对政府更加充满敌意，他们开始密谋一些计划来保证能够自由地教导教义，避免遭到迫害。所以可以说是政府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引起和促进了秘密的阴谋。 [6]
匿名作者反对政府运用权力处置与路德教不同信仰的人士，体现出政治问题应当与宗教问题两者区分的政治倾向。这些话，对于纽伦堡市政府当局来说如同芒刺在背，无法释怀。尤其重要的是，匿名作者并不是站在天主教会的立场上来反对市政当局的，相反，他引用的是《圣经》和路德“精神王国”“世俗王国”的理论，更使市政当局感到难以应付。由此可见，纽伦堡当局领导宗教改革及其一些具体的做法，在改革之时即遭遇质疑。好在纽伦堡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整政策，这才避免了出现重大分裂、导致改革失败的不良后果。
同时代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宗教改革能否也成为政治、经济领域改革的争论。纽伦堡改革的直接目标是克服中世纪晚期的宗教危机和社会危机，故而领域宽泛，涉及对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方方面面的调整，这也在当时参与改革的人士中间引发争论与非议。1525年后，市政府不仅收回了教会管理世俗事务的权力，而且全面管理宗教事务，并且把改革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经济、法律各个方面。在某些知识精英看来，这是政府滥用权力的做法。这种质疑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并不完全来自于天主教会的阵营，而主要来自于改革派内部，在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圈子里更是这样。实际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小问题是市政府倡导的改革是否出于基督教的虔诚；大问题却涉及有无必要对改革的领域加以限制，即不得超越宗教的范畴，或者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去从事各项社会或经济的其他改革。
纽伦堡改革是否符合宗教虔诚原理的问题是由纽伦堡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德·皮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提出来的， [7] 他的背后，是一批对纽伦堡改革不甚满意的知识精英。 路德的教义最初得到纽伦堡人文主义小组的接纳，皮克海默就是其中最热心和最核心的成员。路德首次在1518年到访纽伦堡的时候便是住在他的家中， [8] 而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在1525年11月来到纽伦堡视察新学校的时候，也是住在皮克海默的家中， [9] 可见他与这两位新教神学家的密切关系。皮克海默也因为与路德的密切来往，而被教皇在1520年6月15开除路德出教的教谕中一并开除出教，与他一起被开除的还有纽伦堡的秘书长斯宾格勒。 [10] 皮克海默在纽伦堡引进罗马法也有过贡献。 [11] 可见，他是一位公正、虔诚、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和纽伦堡市政委员。
皮克海默对宗教改革态度的转变，可以说在1524年便已经开始。在1524年9月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显示，他有意与路德分道扬镳。他写道：“我是一个好的路德教信徒，我的朋友丢勒也是，我们希望罗马的流氓举动和僧侣，神甫的诈骗行为能够得到改善。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事情反而变得更糟了，在新教徒的反衬下，教皇派反而显得更加虔诚。” [12] 到了该年年底，纽伦堡反对新教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多明我修道院和方济各修道院，以及两所女修道院中。一些市民和贵族也加入进来，其中包括皮克海默，他希望能重新回到旧信仰，并开始反对新教，他对宗教改革以及它带来的社会紊乱感到失望。 [13] 此前他还曾经在1518年批评过多明我会，说他们“对好的作品充满仇恨，努力要镇压甚至是清除所有的学者” [14] 。现在皮克海默反倒过来和他们站在一起。
令皮克海默真正感到不满的是：他不屑市政府在宗教改革的名义下为自己谋利益，即增进纽伦堡的权力和财富。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纽伦堡一直有着守财奴的名声，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事物是无法得到他们尊重的。皮克海默也同意这个观点，在1527年写给约翰·库斯皮尼安（JohannCuspinian）的信中，他告诉库斯皮尼安，在纽伦堡，“金钱是我们的国王” [15] 。在自传中，他对市政委员的一些人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这个人进入市政府有阴谋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金钱利益而来的” [16] 。有学者认为这个人指的是市政总理尼策尔，也有人认为是秘书长斯宾格勒。 [17] 无论是哪一个人，皮克海默对市政府充满金钱的味道都很反感。1530年他甚至给约翰·切尔特（JohannTschertte）写信说：“路德的教导和他们的行为不符，这些人并不比教皇派好多少：如果你听到他们把他们的信仰和神圣的福音说得那么好听，你就会以为它是纯金，会不断地闪耀，其实它不过是块黄铜。……这些福音流氓使得其他的流氓看起来更高尚了。……他们用他们的光芒和诡计欺骗了我们；福音派很明显是想引进一些耻辱和罪恶的意识，用言语来蒙骗人们的双眼，说什么人不能够用善功来评判，即使耶稣并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18]
对于像皮克海默这样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来说，纽伦堡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经济色彩，说明它已经偏离了宗教改革的方向。这一点令坚持把宗教改革也视为社会、经济、司法改革的纽伦堡人们深感惋惜。可见，纽伦堡的运动对于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即便是积极参与过纽伦堡改革的人们也是如此。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提出改革的建议或批评，同时也为后人评价纽伦堡运动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和分析视野。
[1] Paul A.Russell, Lay Theology in the Reformation , Popular Pamphleteers in Southwest German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8—149.
[2] Gerald Strauss,“Protesant Dogma and City Government:The Case of Nuremberg,” Past&Present ,no.36（Apr.,1967），p.39.
[3] Anonymous,“Document Number Two: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in James M.Estes trans., WhetherSecular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the Swordin Matters ofFaith : A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freedom ofworship andthe Authority of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 FiveDocuments （Toronto:CRRS,1994），pp.41—54.
[4] Anonymous,“Document Number Two: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in James M.Estes trans., WhetherSecular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the Swordin Matters ofFaith : A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freedom ofworship andthe Authority of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 Five Documents ,pp.43—44.
[5] Anonymous,“Document Number Two: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in James M.Estes trans., WhetherSecular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the Swordin Matters ofFaith : A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freedom ofworship andthe Authority of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 Five Documents ,pp.46—47.
[6] Anonymous,“Document Number Two:Whether Secular Government Has the Right to Wield the Sword in Matters of Faith,”in James M.Estes trans., WhetherSecularGovernment has he right to wieldthe Swordin Matters ofFaith : AControversy in Nuremberg in 1530 overfreedom ofworship andthe Authority ofSecular Government in Spiritual Matters : Five Documents ,pp.52—54.
[7] 关于皮克海默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介绍请见Niklas Holzberg, Willibald Pirckheimer : GriechischerHumanismusinDeutschland （München:Wilhelm Fink,1981）;Franz Fuchs, DiePirckheimer : Humanismus in einer Nürnberger Patrizierfamilie （Wiesbaden:Harrassowitz,2006）;Wolfgang Schiel,“Willibald Pirckheimer,ein frühbürgerlicher Humanist“in Willibald Pirckheimer, Der Schweizerkrieg : mit einer historisch-biographischen Studie （Berlin:Militär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r Republik,1988），pp.221—262.除此之外，皮克海默还与著名的画家丢勒（Albrecht Dürer）是青梅竹马的至交好友，两人有多封通信，收录在Mary Margaret Heaton,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of Albrecht Dürer or Nürnberg （London:Macmillan and Co.,1870）。
[8] Harold J.Grimm, Lazarus Spengler : A Lay Leader of the Reformation ,p.35.
[9] Helga Scheible,“Willibald Pirckheimers Persönlichkeit im Spiegel seines Briefwechsels am Beispiel seines Verhältnisses zum Klosterwesen”,in Franz Fuchs, DiePirckheimer : Humanismus in einer Nürnberger Patrizierfamile ,p.81.
[10] 这次的教谕是埃克博士（Dr. John Eck of Ingolstadt）努力的结果。埃克认为此前出版的一份讽刺他的匿名作品是出自皮克海默的手笔，故此要对他进行报复。See Franz Fuchs, DiePirckheimer : Humanismus in einer Nürnberger Patrizierfamilie ,p.76.
[11] James M.Weiss, Humanist Biography in Renaissance Italy and Reformation Italy : FriendshipandRhetoric （Surrey:Ashgae,2010），p.344.
[12]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intheSixteenthCentur （New York:John Wiley&Sons,Inc.,1966），p.172.
[13] Gottfried Seebass,“The Reformation in Nuremberg,”in Lawrence P.Buck ed., TheSocialHistoryoftheReformation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2），pp.23—24.
[14] Erika Rummel, The Confessionalization of Humanism in Reformation German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6.
[15] Gerald Strauss, Nuremberg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237.
[16] Erika Rummel, The Confessionalization of Humanism in Reformation Germany ,p.98.
[17] Jackson Spielvogel认为是斯宾格勒，Erika Rummel认为是尼策尔。参见Jackson Spielvogel,“Patricians in Dissension:A Case Study from Sixteenth-Century Nuremberg”,in Lawrence P。Buck ed.,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p.86;Erika Rummel, The Confessionalization of Humanism in Reformation Germany ,p.98.
[18] H.Rupprich, AlbrechtDürer : SchriftlicherNachlass （Berlin:Deutscher Verein für Kunstwissenschaft,1956），pp.285—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