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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从追赶世界都市化趋势开始，经历了现代化大都市、后现代超级都市和特大都市群阶段，追赶并达到了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水平，与此同时也积累了日益严重的空间剪刀差危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中国将有机会实现城市化建设的第三次转型，走向全域化生态连续体“都市云”建设的新方向。
对于现代的文明史和社会学研究者来说，大都市的存在及其问题都是必须正视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一个世纪前德国学者爱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那部巨著《西方的没落》中就曾用一句格言概括了这个问题：“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斯宾格勒一方面认为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的发展历程就是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的历程，同时又用自然界生物生长循环的周期来解释文明发展的周期性，并且因此而得出一个阴暗的结论：工业化大都市发展到鼎盛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已经走到了即将没落的冬季。后来另一位城市研究的巨人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也提出了近似的观点：他描述了上古时期最伟大的城市罗马如何在过度发展中走向“死亡之城”，并且尖锐地指出20世纪的大都会已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痼疾“特大城市象皮病”。当代美国城市学家爱德华·索亚在《后大都市》一书中对现代社会都市化的进程作了一个宏观的浏览，他把19世纪以来在工业化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大都市的兴起称作“第三次都市革命”。这次革命集中了工业化和现代性社会的基本特征，推动现代社会以工业化大都市为中心的发展，达到了高度的繁荣，也促成了现代性危机的爆发。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大都市的出现首先是一种文明发展的现实，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甚至显现的文化危机症候。二战后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以全球范围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政治、贸易、文化交流的全球化为特征的。作为工业化产物的现代大都市，基本特点就是高度集中的产业资本、人口密度和效率，索亚称之为“福特式”都市。类似“福特式”都市这样的现代化工业大都会既是大工业的产物，也是驱动现代化发展的资源和动力核心。但无可讳言，在此过程中也产生着和不断积累着与发展伴生的问题乃至危机。资源消耗、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社区安全、居民认同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乃至危机都在19世纪到20世纪全球大都市的高速发展进程中不断发生和积累，因而有了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文化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关于人类发展模式将从扩张式增长“外爆”（explosion）转向内聚式增长“内爆”（implosion）的预见，以及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关于人类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警告。
自20世纪50年代起，关于工业化大都市发展的利弊、趋向和规划就出现了不少问题和争论。芒福德《城市发展史》中的“死亡之城”、雅各布森《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关于城市社会冲突、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关于大都市社会在公平、正义等公众利益与伦理要求方面呈现的复杂性等，这些著作与其中的重要观点都对大都市危机提出了深刻的揭示与思考。自70年代以后，在大都市高度繁荣乃至过度发展的美国，已经提出了大都市向何处去的问题。此后的郊区化建设模式一度成为解决大都市困境的一种思路。然而中心人口的疏散并没有解决大都市危机，反而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城市学家瑞吉斯特在《生态城市》一书中，把郊区建设视为把大都市的生态破坏蔓延开来的祸水：
从1970年开始,巨大的郊区化过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数量发展着。工业、商住和写字楼组成的产业园已经出现在离现有的建成区数英里内的农场、牧场、林地和被填埋的沼泽地上。由数英亩的无生命的沥青和水泥覆盖的地表簇拥着办公室和商业区。夏季闷热,雨水把受汽车污染的水冲入小溪、河流和海湾；冬天，含有油脂、盐分、橡胶的尘土和融化了的乌黑雪水流入排水沟。大批只有开着汽车才可以到达的大型购物中心取代了城镇和社区商业中心。社会空间已经从公共的变为私人的。由成百上千个居住单元组成的社区隐藏在高墙深院和警卫门岗后面。富有生命力的社区生活被抛弃了。地理上的距离疏远了城市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
斯宾格勒早在一个世纪前就预言了世界都市的死亡之征“文明人类的不育状态”
，在大都市向郊区化蔓延的趋势中成为一个现代都市病的重要症候。三年前，美国新地理学派学者科特金曾与奥巴马政府的住房部长多纳万（Shaun Donavan）就大都市人口增减问题的看法在网上进行辩论。多纳万认为郊区发展已到拐点，人们开始用脚投票回到城市中心。科特金回答说，总的来说，那些5—17岁儿童绝对数量减少的地区通常是人口稠密的核心城市。在西雅图市儿童只占居民数的十分之一，旧金山、华盛顿和波士顿市区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些地区数量稀少的那些儿童大多集中在郊区。例如，西雅图郊区的儿童比市区多出75％。这种差异是两大因素造成的：进入房价较低、人口不那么密集的郊区的移民数量增加，同时大量育龄人口迁徙出城市。
那么，这些数字与区域的活力有何关联？一些人口统计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认为，家庭比例的下滑暗示家庭对区域增长的重要性降低。一位著名人口学家甚至将传统家庭称为“濒危物种”。2017年科特金还在《城市复兴是个神话》一文中强调，从老人到千禧一代的年轻人都在离开大都市：
随着美国家庭和企业继续用生活和美元投票给郊区，阻止郊区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如《经济学人》最近所说以及日益封建的加州政治集团所做的那样“强力制止”。然而，杀死郊区，或者试图将它们转变成高密度的城市，就是在踩踏中产阶级家庭、移民、少数民族和老年人的梦想，至少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可以保证常胜的政治模式。
这些关于大都市人口问题的争论背后是对传统大都市面临的危机和日益走向“不孕”的前景的忧虑。
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都市化进程起步较晚，但在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年左右的发展过程中迅速追赶上了全世界的发展并且进入世界前列。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世界震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都市化进展迅速，成为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经过21世纪最初10年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规模迅速上升到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一流大都市和都市群的整体实力与影响力也与世界一流大都市的差距越来越小。从发展速度来看，中国近20年都市化发展的“后发先至”效果非常鲜明。
但中国作为后起的都市化国家，在加速跟进和以“弯道超车”的后发模式探索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更紧迫的危机，资源、环境、公平、安全、居民幸福感与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方面的矛盾危机都在逐渐显现甚至更加突出。可以说，中国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各国半个多世纪的城市发展水平。自2008年起，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这三个一线城市的盛会为标志，显示出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最高水准和惊人的世界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积累了比大多数国家都复杂的城市化问题，并在都市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开始显露。
也就是从这个都市化发展的盛期开始，一系列大都市特有的症状突然大面积爆发——汽车尾号限行，PM2.5，“城市里看海”，这些以前闻所未闻的都市症状迅速在各大都市里蔓延，并且逐渐成为常态，成为当今中国大都市的噩梦。
芒福德所说的“特大城市象皮病”在21世纪也成了典型的中国城市病。我们的都市化进程并没有因为后发而得以吸取前车之鉴实现“弯道超车”，说明这些问题不是在具体的情境应对中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和整个大都市发展模式相联系的不治之症。
面对着当下中国城市化发展中成功与危机并存的现状，不仅需要比其他国家更严肃警觉的态度，而且需要更具创新性思维的都市化发展方式探索。
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过去的20年走了一条后发先至的捷径，那么未来的10年、20年可能是世界期待中国以创新思维和行动提供更合理、完善的城市发展治理经验以及通过城市发展推进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供全球沟通、分享的文化建设模式。
现代都市化进程的第一季即将落幕。
“后大都市”是索亚对“福特式”大都市之后都市发展的新形态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在《第三空间》一书中以洛杉矶为例说明什么是“后大都市”。他关于“后大都市”总结了六个特征：
（1）后福特式工业大都市：重构城市化的地理政治经济学；
（2）世界都市：城市空间的全球化；
（3）外扩城市或大城市带；
（4）社会对立与碎片化的分形城市；
（5）堡垒城市与监狱群岛；
（6）模拟城市：重构城市意象。
索亚的“后大都市”概念源于对工业化大都市发展中形成的问题及其历史趋势的思考。福特式工业化大都市随着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变而面临着发展的危机，他所描述的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大都市”并非大都市危机的解决，而是一种后现代的城市文化现象。
中国的大都市发展比较晚，但进展神速。早在90年代就有一大批大中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宏伟规划。虽然大部分此类规划未能获得国家承认，但实际的城市建设规模和速度并没有因此而放慢下来。这个时期的城市建设中，就连一些刚刚从县变成市甚至是从乡变成镇的小城市也雄心勃勃地建起一幢幢山寨美国国会大厦或德国帝国大厦的恶俗建筑以显示其宏大意象。这股大都市热持续了不过十年就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生态破坏、历史消失、交通拥堵、雾霾问题凸显……这都是芒福德早已警告过的大都市症状即“特大城市象皮病”的各种症候。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大都市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继续前进。不同于索亚所说的洛杉矶式的后大都市模式转换，而是从“福特式”的集中式大都市转向更大规模的超级都市与都市群建设。可以说这是中国当代都市化进程的第二季。
超级都市发展模式是以“摊大饼”的方式使集中式大都市通过“中心—卫星”模式辐射和同心圆模式铺伸延展，将周边土地资源吸收整合进都市空间，迅速扩张为梯级式结构的超级都市。这种超级都市的核心结构仍然是中心集中式的，但不同于福特式的工业化自然聚集，而是以超级规划的方式人为地组织和分配资源和空间功能结构，有点类似柯布西耶的“居住机器”乌托邦理念，成为由“规划——否定——再规划”的辩证发展模式膨胀形成的超级都市。北京近半个世纪的城市发展历史就是这种超级都市形成的典型范例。
超级都市不同于工业化大都市的特点不仅在于规模更为巨大，尤其在于资本集聚能力和程度远远高于后者。工业化都市的形成基础，用索亚的说法首要的就是工业向城市空间的“植入”。
工业资本和产业工人的集聚造就了工业化大都市的规模和空间结构，同时实体产业与工业资本的可聚集密度也限制了“福特式”都市发展的速度、规模和可持续性。
当代超级都市的财富资源已不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智力资产和行政资源等符号化资产或所谓“轻资产”。轻资产产业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内爆”式发展的产业，与工业资产不同的是高有机构成，很少消耗能源和其他物质资源，因而被视为清洁产业。进入21世纪以来，以北京为代表的超级都市产业发展趋势是减少重工业等传统实体产业，加速以轻资产为基础的“内爆”型服务业。这种产业结构看起来使城市更清洁更生态，但同时也意味着更高层次更高密度的资产聚合。资产的高密度推动了先进产业集聚和功能辐射以及优质资源的抽吸，从而导致都市服务业和消费需求的内爆式增长。因为这种正反馈效应，使得超级都市的发展背离了规划中生态化有序发展的想象，变成了与周边城乡落差巨大的反生态巨无霸，导致福特式工业化大都市所难以企及的更大规模的人口和空间扩张。20世纪前期，勒·柯布西耶曾设想为工业化时代的现代都市构建一个完美的城市蓝图“光辉城市”（La Ville Radieuse）：
这份工作的意义，必须放在正确的时代来衡量。它一鼓作气，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光辉城市），能够容纳从今往后所谓“机器时代”社会所有的人类作品……预示着即将发生以下三类事件：
1.那些能够带来农业开发的事件；
2.那些将带来线性布局的工业城市中完美无缺的功能配置的事件；
3.那些将解决单中心放射状城市所面临的具体任务的事件。
以上诸项的实现端赖于对自然条件的充分的、精湛的掌控和配置：阳光/空间/植被。
而其目标将服务于人类：去生活/去工作/去磨练身体和精神/去四处游历。
这是20世纪的现代主义城市学家对于工业城市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在柯布西耶看来，机器时代的城市发展可以通过完美的设计进行改造以实现精湛的掌控和配置，从而达到城市建设服务于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光辉城市”目标。
对于工业化时代由物质生产条件、规模和负面生态效应极限所约束的城市而言，转向更科学理性的规划和合理化建设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伦敦在20世纪后期向创意之都的转型发展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但后工业时代内爆式发展造就的超级都市却使得这种乌托邦理想变得更加渺茫。因为比工业资产“清洁”的符号化资本推动服务业轻资产几乎不受限制地急剧增长，使得超级都市人口、空间规模比大工业都市更加不受限制地扩张。因为生态问题被迁出都市的高污染传统工业随着超级都市辐射区扩张而重新被吸纳进超级都市的资源和生态交流圈；污染没有被消除，而是被扩散到新扩张的功能辐射和交换区。“清洁”的轻资产变成了更大面积、更大质量污染的推手。城市因不受控制的超常规膨胀而使得传统的功能分区不断被打破，复制、衍生和新增的功能区块大量繁衍，柯布西耶所设想的线性布局“完美无缺的功能配置”和“单中心放射状”城市结构不复存在，整个城市的功能结构趋向碎片化，超级都市实际上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空间，而是由不断变化的功能关系和行政管理概念包络形成的无定形空间。
与超级都市发展模式共生的都市化建设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特大城市群的形成和自觉化。后大都市时代的大都市发展挣脱了现代大工业的刚性中心及其物流辐射结构的约束，逐渐形成了与当代高速交通、移动互联传播以及轻资产高边际收益产业发展方式相适应的高资产密度、高效率、多元化的城市群结构。这种城市群是20世纪后期到21世纪这个全球化时代最具经济和文化竞争力的空间形态。21世纪初，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区域已具备了这种城市群雏形，并且很快就形成了这种特大城市群建设和竞争的自觉。到2015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变化中的城市图景：度量十年的空间增长》报告中称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取代东京成为全球最大城市化区域。
与此同时全国已形成了十个以上城市群建设的规划，特大城市群的增长和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呈正相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轴心。
但就在特大城市群高速发展的同时，与都市群建设共生的各种矛盾也日益激化：城市群的大区域高密度资产集聚形成巨大的规模效益，同时也伴生着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的爆炸式增长，带来比工业化时代更加复杂而难以解决的生态危机；高收益、高风险运营的轻资产产业在制造出财富的神话般汇聚增长的同时，也在极度扩大着社会利益分配的剪刀差，并且在都市化进程中演化为空间剪刀差——大中小城市之间、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空间差别在许多情况下变成了生活品质、人生理想甚至身份认同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发展扩大不断积累、酵化社会矛盾冲突；高速发展、高速运转和高度多元化的社会需要高效率、高渗透、智能化的社会服务与管理方式，而这样的社会服务与管理又可能与高密度社会的个人隐私保护产生冲突，因而使社会矛盾危机进一步内化。
超级都市和特大城市群建设中出现的上述种种矛盾、冲突和危机，都是中国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必须应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是在全球化或者说后大都市时代随着社会发展和都市化进程不断生成或衍生的新问题，因此不可能设想一种完美的规避方案以实现科学发展，只能在都市化建设进程中形成自觉与自纠机制。事实上自21世纪初以来，国家关于中国城市发展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规划、目标和重点——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社会管理与服务公平化等等，意味着在都市化进程中探索突破大都市中心的发展模式，都市化进程开始走向第三季。
国家在都市化发展进程中一直关注着大中小城市、城镇、乡村发展如何平衡的问题，这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关于城市发展的一系列计划（规划）方针中就可以看出来：
表1 中国城市发展系列计划方针
显然，近三十年的城市化发展中国家关于大中小、城镇乡协调发展的规划并没有挡住大都市的过度发展及其造成的空间剪刀差问题。当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50％时，人们认为这才刚刚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的一般水平。但以2014年中国和德国城镇人口比例相比，会发现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反差：中国城镇人口比例是54.77％，明显低于德国的90％；然而中国城镇人口中县城以上占75％，而德国只有30％。
美国虽然大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德国，但人口向小城镇和郊区流向明显。相形之下，中国的城市化比欧美发达国家更突出地表现为大都市化。因为如此，我们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的过程中，特大城市病以更迅猛的速度蔓延开来。
中国当代的都市化建设进程经历了一拥而上的大都市建设、超级都市和特大城市群发展之后，最近几年出现了新的发展思路。2017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由此开始，在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理念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大湾区”。
其实“大湾区”本身并不是一个新发明的概念。世界上几个最大的都市群如纽约、旧金山、东京，都是沿海上交通枢纽湾区集聚的。大湾区本来就是特大都市群的一种典型空间形态。粤港澳大湾区可以说是对珠三角都市群的一种扩大概念：从原先沿珠江口分布的内地行政区划城市群扩大到香港和澳门，城市数量、规模和实力当然也就增加了很多。
但在中国都市化发展到了今天的形势下提出“大湾区”建设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城市群规模和经济实力的大小，它实际上意味着当代都市化发展进程的一个新契机。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特大城市群的发展问题成为研究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重心问题。特大城市群虽然都是由几个特大城市和若干中等城市相互联系构成的组合空间，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每个城市群其实基本上是以一个最重要的城市为核心集聚起来的轴心式结构：京津冀城市群虽然包含着两个直辖市，但这两个直辖市的实力、影响力和功能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至于河北的省会和其他城市更不在话下；长三角虽然整体实力更强，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有好几个，但上海的规模实力、功能和影响辐射力决定了她当之无愧地成为整个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核心。珠三角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城市群的轴心，广州、深圳和香港三个特大城市有点各不相下；因为制度、行政管理问题和资源配置特点，香港和澳门一直是处在与整个城市群若即若离的状态；广州和深圳大体上以半对峙半聚合的形式成为这个城市群不完整的双轴心。
轴心型城市群是以轴心城市自然形成的规模优势和功能造成的。特大城市群的轴心城市大体上都是靠抽吸资源膨胀起来的超级都市，因而使得城市群的功能结构和发展形态会受到轴心城市的抽吸而形成马太效应，即城市发展的空间剪刀差。而当把珠三角这个非典型城市群的未来发展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时，不仅意味着重新配置珠三角特大城市群的制度安排与管理，更是对特大城市群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理念和模式。
“大湾区”概念是对照世界上最大的三个海湾区都市群即纽约、旧金山和东京大湾区提出来的。这三大湾区的特点当然首先就是特大城市群所具有的超高密度资源集聚和因此而产生的超高产出效益，同时三大湾区各自形成了大规模的特色产业集聚形态。大体说来，海陆交通的超大规模和快捷联动、高规格的制造业中心、配套完善的交易与物流以及由大量高水平研究机构和人才汇聚形成的创意研究中心是这些大湾区的主要特征和价值所在。珠三角城市群的地理、经济、文化形态可以说已经形成了大体类似的条件，无妨说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产业和社会发展的事实已经存在了。
但已经存在一个湾区形态的城市群与建设一个可与世界三大湾区竞争的粤港澳大湾区毕竟不是一个概念。应当说这是对标世界三大湾区而提出的一个新的城市群发展概念和模式。建设大湾区不仅意味着要面对珠江口湾区城市群在管理、协作、交流、配合诸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整合建设，更重要的是需要形成超越现有超级都市和特大城市群建设模式的整体创新的城市发展理念。这种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不仅是针对大都市和都市群的建设理念，更重要的是应当构建以大湾区建设为核心带动整个社会协调、生态化发展的全新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实施将意味着都市化进程进入了工业化大都市、后现代都市群之后的第三季。这种创新发展模式将产生重要的都市群空间创新特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规划看起来是一个根据珠三角特殊空间结构比较世界三大湾区提出来的一个特定意义的都市群建设方案。但实际上这个大湾区理念已经超出了粤港澳乃至世界三大湾区现有的发展形态与模式，具有一种创新、前瞻的发展可能性，从而使这个理念成为当代都市化建设的第三季风向标。
简单地说，从大都市群到大湾区建设不仅是在地理形态上增加了海湾和港口，而是形成了新的空间结构：当把陆地与海湾航运辐射、湾区岸线延伸包络因素考虑在内，实际上就形成了远为复杂的空间关系。以特大都市为轴心的城市群结构因此而产生变化，从大都市轴心转向多样化交流形态构造的动态互联的空间连续体。
大湾区的多样化空间关系结构使得现有的城市群空间尺度发生变化，由陆地交通网络构建的都市辐射圈转化为由陆海空交通和移动互联网络构建的“都市云”形态。美国社会学家卡斯特曾在《21世纪新都市社会学》中指出，21世纪的都市是由地理社区与流动空间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的。当今的移动互联交流和智能化服务正在使都市走向分形发展，而湾区建设将形成的空间格局将从空间尺度方面进一步撕开都市地理空间的封闭性，从而更加促进城市群向多元化多层次空间结构的分形。
在2017年举行的一次关于城市发展问题的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
从城市走向城市群，走向区域协调发展，走向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逐渐进入“深水区”。中国正在建设新型城市，城市发展中的旧平衡已经打破，新平衡还在形成中。
城镇化建设的“深水区”是一个与以往城市化发展趋势和理念有重大方向差异的新思路，这也是大湾区建设应当具有的创新理念。如果说21世纪初的轴心型特大城市群是一种恒星系式的结构，那么大湾区的概念则意味着一种反向发展趋势——通过多层次、多形态的分形结构把资源通过自组织生态进行全域化的播散。从恒星系到多样性生态播散，意味着未来的新型区域结构将从“都市/卫星”结构转向全域化生态培育——以大湾区概念为标志的全域化都市化建设意味着大中小、城镇乡多元共生共享的社会生态建设理念的形成。
以小镇生态建设为播散点进行大都市能量的全域模态化分配，从而弱化乃至消除空间发展中的剪刀差，培育起面向未来生态文明的都市化结构。这种全域化发展意味着新的研究视域：从大都市结构为轴心的城市发展研究转向全域化发展研究，面临整个关系结构和系统生态多元、复杂化的难题。全域化发展模式意味着大中小城市、城镇乡关系的生态多样性成为整个社会系统的分形自组织特征，因此而形成了不同于轴心系统的复杂自适应系统——即美国学者霍兰（John Holland）所说的CAS系统。在整个全域化的空间关系中，从大都市到小镇和乡村，每个空间单元都通过线上线下移动互联的各种交流而构成了具有自相似特征的分形组织——“积木”（building blocks），在与大都市以及其他空间单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适应和演化，形成多样化发展的“生态壁龛”（ecological niche），从而构建起不断延展不断复杂化的大系统——从特大城市群演化为大中小城市、城镇乡相互融合、相互影响而不断生成更复杂空间系统的全域化都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