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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中孔子论及天或命的地方并不多，可以印证子贡“不可得而闻”的感叹。有些议论，似仍有人格神观念的残留。比如，“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知我者其天乎”
。当然，这类表述恐怕只是一种说话的习惯，就像我们今天也时不时挂在嘴边的“对天发誓”之类。比较郑重地谈及天或命的，有两章值得留意：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从这两章的语脉看，天和命在孔子那里是基本上等同的概念，两者强调的都是人的主观作用无可如何的“力量”。天和命比作为个体的人拥有更高的主动性。
那么，在孔子那里，人与天处于什么样的关联当中呢？孔子虽然没有明确谈到这个问题，但我们仍可通过相关章节的论述，获得确定的理解：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尧既为圣人，则自然是充分地实现了人的本质倾向的。而孔子既然以为尧之德是对天的效法，则人的本质倾向也就当然是与天道相贯通的了。
孔子对于天的理解，集中体现在“天何言哉”这一章：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里，“四时行焉”着眼的不是时间，而是变化。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天既是变化的基础，也是万物化生的根源。人的本质倾向正是从这变化生生的根本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