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9月8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国际读写日”（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2017年的主题是“数码世界的读写”。今天的读写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阅读与写作，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学习素养内容，成为一种“新读写”（neo literacy）。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读写指的是能够阅读和书写表达日常生活的简单文句。更准确地说，这种“读写”应该是指多方面的文化能力，包括认识、理解、解释、创造、通信、计算、表达、阅读各种印刷、电脑显示、光盘影像等资料的能力，也可以包括理解和运用与族群有关的符号系统。因此，以前人们所说的literacy现在经常翻译成“素养”。
数码时代会给读写素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乐观者认为，它会迎来一个阅读民主化的新时代，让千千万万从来没有机会的人们加入到读写人群的行列中来。悲观者认为，普及读写的结果只能使阅读文化肤浅化、破碎化和琐屑化，最后导致书籍的死亡。对这两种极端的看法，图书历史专家、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教授马丁·莱恩斯（Martyn Lyons）在《西方世界的阅读与写作史》一书里写道：“今天对电子革命的反应与500多年前对印刷术发明的反应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是对技术影响的夸张语言：技术将改变世界，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与此同时，当年对印刷机影响的害怕也回响在今天对互联网的恐慌之中：互联网上处处隐藏着危险的网站，必须动用国家政府权力来管制网上的信息流传。”
数码技术对“信息变革”的催化作用也许会超过古登堡的印刷机，但是，过去的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今天处变不惊，对互联网的影响做出比较冷静的估计。迄今为止，我们有理由相信，数码变革带来的将既不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未来，也不会是一场毁灭书籍和文字阅读的历史性灾难。
数码时代对书籍的最大影响恐怕是加速了过去十多个世纪中书籍的“去优雅”和“去神圣”进程。美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在《爱读书的傻瓜》一文中说，“书总是地位和优雅的象征。甚至对于讨厌书的人来说，它也是自我价值的展示”。从手稿时代到印刷时代，书的优雅象征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菲雷迪问道，“在数字时代，爱读书还是向公众展示自己文化修养的标志吗？”
书籍会失去它的优雅象征吗？这个问题经常被“印刷书籍会不会死亡”的问题偷换论题。有些人以怀旧的温馨之情坚持书籍存在的理由，秘鲁经济学家拉米罗·德·拉玛塔（Ramiro Castro de la Mata）在《印刷书籍不会死亡》一文中动情地写道：“印刷的书籍总是伴随着自己的栖息地：图书馆。图书馆是知识、智慧和反思的圣所。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我们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印刷书的享受，每一次享受一页。数码书就像快餐，批量生产和快速消费。但是，印刷书却是一场多道菜肴的宴会，可以长时间地平静享受。印刷书是文明的顶峰，永远不会死亡。”
数码时代的快餐阅读颠覆了传统的优雅阅读享受，文字本身的那种神圣性也随之消失殆尽。
文字的神圣也许是起源于它与精神信仰的维系，这种信仰最早是从敬神开始的，今天已经世俗化为文化精神。远古的人类在岩石、木头、黏土、莎草纸、龟壳、竹片上留下符号或图像，最重要的是记录和解读神意。解读与阐释象征和符号因此被视为超凡的能力和神奇的威力。菲雷迪对此写道，在三千多年前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只有一小群经学家才能解读楔形文字，文字阐释者享有尊崇的地位。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拥有了显示读者享有象征性威力和特权的最早迹象。通过限制人们接触其神秘知识的途径，野心勃勃的经学家保护了自己作为令人艳羡的解经者的文化权威地位。在公元前7世纪，当耶路撒冷的约西亚王（King Josiah）资助撰写《旧约全书》的《申命记》时，为敬慕书籍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国王约西亚利用《申命记》作者写的书卷巩固了犹太人与上帝之间的誓约，出于政治战略的动机，也为其王权遗产提供了合法性，并宣称了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与神有关的文字神圣性，它的丧失早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这个进程已经相当明显。文字的“书”已经不再是祭祀神明的专用品，而是成为拥有文化特权的富豪享受的奢侈品。但是，书的神圣依然在阅读行为中保留下来，如菲雷迪在《阅读的力量》中所说，阅读是一种“神圣或半神圣的行为，阅读揭示更高的真理，也让人认识自己”。中世纪德国神学家托马斯·阿·肯皮斯（Thomas à Kempis）要求以宗教般的心情对待阅读，“手捧书本，就像正义的西缅（Simon the Just）用双臂抱住婴儿基督，带着他，亲吻他”。他还说，“当你阅读完毕，合上书本，要为每一个字献上感谢。因为在上帝的天地里，你找到了隐藏的珍宝”。
1世纪，罗马人开始使用“羊皮纸”，这是做“书”工艺的一大革命。羊皮纸用的不只是羊皮，还有各种动物皮：牛皮、羊皮、兔皮，甚至松鼠的皮，最佳的是小牛皮（vellum）。莎草纸很不结实，在灰尘、高温、潮湿的作用下容易腐烂，莎草纸的手稿需要隔一段时期就重新誊抄。羊皮纸比莎草纸结实，但价格很贵，因为罗马人需要从中东进口动物皮。与莎草纸不同，羊皮纸可以把字迹刮去后再用（最初的意思是palimpsest，“重写本”）。制造羊皮费时费工，《温彻斯特圣经》（ Winchester Bible ，一本成书于1160年至1175年温彻斯特的罗马式泥金装饰手抄本《圣经》）需要250张小牛皮，得从2000张皮中选出，因为有瑕疵的牛皮是不能用的。羊皮纸价格太高，直到3世纪才取代莎草纸，但莎草纸仍用于一些短小作品书籍的制作。
最早的手抄文稿是卷状的（罗马的“书卷”是用20张莎草纸粘贴而成）。2—4世纪，手抄文稿越来越多地运用册页（codex）的形式。这是书籍变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之后只有改进，没有改变。册页书（册子本）的每一页都是同样大小，在左边订起来，用布、木板或更贵重的材料做封面。册页相比书卷有诸多优点。它可以两面写字，一部《圣经》可以容纳在一部册页书里。由于内容量大了，许多古代的册页书会把几部不同的著作放在一起。册页书阅读起来要方便得多，阅读时不需要再用双手捧着，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做笔记或其他的事情。最早的书没有页码，读者可以自己把页码写到书里。册页书便于反复阅读，在册页书里寻找需要的内容要比在书卷里方便得多。这样阅读时就可以把不同书页上的内容互相参照，这就是最早的“关联索引”（cross reference）的阅读方法。今天，我们使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阅读时在屏幕上连续移动，又回到了书卷的阅读形式。在屏读时，我们用字词搜索的办法来代替关联索引。
罗马时代，制作精美的册页书不仅用来阅读，也用来装饰富贵人家的私人图书馆。书籍是一种不但拥有财富，而且拥有文化品位和高等地位的象征。私人图书馆是有钱有文化的罗马人住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私人图书馆里的藏书就像皇家或市政府藏书一样，摆放在书橱或壁橱里，如同艺术品一样展示在访客的眼前。许多人（尤其是暴发户）藏书只是为了炫富，可以夸口，“我有两个书房，一个是希腊语的，另一个是拉丁语的”。5世纪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拥有物质财富但缺乏贵族优雅和品位的有钱人继续模仿罗马人的这种藏书癖好。
大约一千年之后的文艺复兴时代，虽然早期的印刷技术已经让书籍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但书籍仍然是价格昂贵的物品。阅读仍然是一种与身份、地位、财富和高等教养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精神活动。文艺复兴的推手是拥有社会和文化资本的人文学者（humanists），他们的抱负是复兴古代的学术，而不是在社会中推广阅读或文化。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关心教育的人士，他们的著作中也有许多是用于教育的教材和参考书。但是，他们要培养的是下一代的人文学者，而不是与他们自己不同的新型阅读者。在他们那里，阅读、写作和做学问的世俗性理念已经扎根，读书写作是人自我发现和自我完善的方式，也是认识世界和经营学问的途径。人文学者在世人眼里不仅是有识之士和文化精英，更是整个社会优秀精神和高尚道德的代表。
如果说书卷变为册页，手抄变为印刷是技术革命的成果，那么，从朗读转变为默读则是阅读思维自身的演变和发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发生在被许多人以为是“黑暗时代”的中世纪。虽然古代已经有了默读，但从朗读到默读的关键性转变却是发生在中世纪早期。
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在《忏悔录》里记叙了他看到米兰大主教安布罗斯（Aurelius Ambrosius）默读时的惊骇心情。他看见安布罗斯阅读的时候，眼睛盯着书页，虽然内心充满了激动，却悄然无声，舌头纹丝不动。奥古斯丁想，安布罗斯也许是为了让自己的嗓子得到休息，也许是因为厌倦有人在他阅读时用经院问题来打扰他，所以做出想独自清闲片刻的样子：“他或许是害怕，假如他大声朗读，书中的困难段落会让专注的听众心中产生疑问，然后他就必须解释其意义，或甚至就其中一些更深奥的要点做出辩解。”
奥古斯丁想不出一个好的解释，因为他早已习惯了出声朗读。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是用朗读来解读经文的。用朗读而不是默读也是有原因的。古代的希腊文或拉丁文手抄本经常是字母连续书写的，字母全都用大写，字与字之间没有间隔。出声朗读文本与说话相仿，因为说话时字与字之间的隔断是“听”出来的。手抄文字的字间空格（或其他表示）是一个视觉记号，是为人的眼睛而不是耳朵服务的。在手写文本中添加视觉符号，这是书写的发明，不是语言原来就有的。没有字间隔断的文本给默读带来很大的困难，即便是出声朗读，也可能出错。奥古斯丁，就像他之前的西塞罗一样，在高声朗读一篇文章之前必先练习一番，因为在当时，见文即读（sight reading）是一种高难度的技巧，而且常常导致理解的错误。4世纪，文法学家瑟那额斯（Servius）批评他的同僚多纳斯图（Donat）在朗读维吉尔的《伊尼德》（
Aeneid
）时，把eollectam exilio pubem（被集中准备流放的人民）读成了eollectam ex Ilio pubem（从特洛伊城召集来的人民）。这种错误在阅读整篇文本时经常可能发生。
文本之所以这样书写，是因为它本来就是用来大声朗读的，所以书里的字间也就不需要间隔的记号了。字间的间隔造就了改变大声朗读的条件。7世纪，手抄本开始在字与字之间留出空隙（开始出现在爱尔兰），8世纪开始传到欧洲，称为aerate（吹气），但仍不成规范，要到12世纪才被当作规范普遍运用。
由于默读与字间隔断的密切关系，有的文化史学家把默读普遍化的时间也确定为12世纪。
在这之前就有人认识到了默读的好处。7世纪，神学家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说，出声朗读妨碍理解经文，他建议，阅读时只要稍微动动嘴唇，喃喃发声即可。
对于默读的推广来说，除了字间留空的书写变化，默读的好处恐怕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正如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在《阅读史》中所说，“借着默读，读者终于能够与书本和文字建立一种不受拘束的关系。文字不再需要占用发出声音的时间。它们可以存在于内心的空间，汹涌而出或欲言又止，完整解读或有所保留，读者可以自己思考，从容检验，从中得出新的想法，也可以与记忆或与其他摊在一旁准备同时细读的书来做比较”。
默读不仅让阅读变得更方便、快捷，而且还改变了作者、读者和文本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作者和读者可以借由文本进行私密的思想和精神沟通，而不必把沟通的内容暴露在大众或权力的监视之下。罗马时期盛行作者为读者朗读自己的作品，公众朗读有利于作家让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传播，但有批评者认为，这是政治上无权者的无谓的虚荣表现，是政府监控文学创作的一个有效办法。如果书是大声读出来的，那么谁都会知道你在读什么书，偷读异端或不良书籍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杜绝了。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成为“上流人士和大众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与今天电视或其他大众媒介的“读书活动”颇为相似。这种阅读实质上是一种娱乐，在政治上是安全的，又显得特别“有文化”。诗人贺拉斯曾多次抨击当时罗马人对这种公众朗读的迷恋，他本人拒绝参与这种活动。他说，“在人山人海的剧场里朗读我的文章，为这种无聊的事浪费精力让我感到羞耻”。
在阅读必须大声朗读，在默读成为普遍阅读方式之前，异端活动一直只是局限于个人或少数的异议会众。但是，默读让异端活动变成了一件许多人都可以参与，可以藏在心里、默不作声的事情。对默读的敌意也会因此而生。但是，开始的时候，对默读的谴责只是道德的，而非政治的。曼古埃尔对此写道，正统人士“对这种新风潮开始警惕起来：在他们的想法里，默读让人可以作白日梦，导致怠惰……之危害。但是默读还引来另一种天主教神父们尚未预见的危害。一部可以私下阅读的书，一本只用眼睛便能阐述文字意义的书，不必再受到聆听者当场阐明或指导、非难或审查。默读让书本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未有他人在场的沟通”。
在还不太长远的过去，所有的禁书都是偷偷阅读的，不但不能出声，而且还不能让别人看到或知道。这是一种作者与读者、书本与读者之间的秘密沟通。今天，要防止或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除了强制禁止书籍出版，已经没有别的办法。
16、17世纪古登堡印刷术已经传遍了欧洲，受益者开始从人文学者向更大的人群渐渐扩展。当时的印刷所规模还很有限。对此莱恩斯写道：“1644年巴黎有183家印刷所，荷兰大学城莱顿（Leiden）在1651年只有29家。大多数的印刷所只有一两台印刷机。约1444年，印刷术被发明出来，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刷的每本书籍的数量总共不过160—180册。到了16世纪，印刷的数量增加了，每本书的印数一般是1000—1500册，这个印数一直维持到19世纪。……少数类型的书籍超过这个印数，如教义问答、宗教祷告书和年鉴，印数上万，价格低廉，由小贩沿街叫卖。”
印数多的书籍是普通人读的，相当于今天的畅销书。
当时的印书纸张是用旧布制作的（由阿拉伯传入的技术），纸张的价格降不下来，有许多人从事回收旧布的营生。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的印刷作坊里，60％—70％的生产成本是纸张。书价昂贵是阅读不能在整个社会推广的一个原因。例如，西班牙城市瓦伦西亚（Valencia）的黄金时期是1474—1550年，拥有书籍的情况是，僧侣每10人中有9人，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每4人中1人，贵族每2人中1人，商人每3人中1人，纺织工匠中每7人中1人，劳力工人中每10人中1人。英国坎特伯雷（Canterbury）1620—1640年的情况是，自由职业者每10人中9人，贵族每4人中3人，纺织工匠拥有书籍的约为45％，建筑工人约为36％。从这个数字来看，17世纪的阅读人口比例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
但真正的“阅读热”或“阅读革命”要到19世纪的工业化出版和大众阅读时代才会出现，到那时，不仅书籍变得价格低廉，而且普通民众的阅读方式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现代人的自我发现历程就与阅读方式和阅读人群的变化密不可分。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广为运用的默读更有了另一种重要的社会作用，它让阅读更加个人化，因而促进了阅读者的个性解放。读写对产生和形成个人的主体自我意识和社会的文化形态都有重要的影响。读什么，怎么读，写什么，怎么写，这些都与读写者是什么样的人有相当大的关系。早在12世纪，默读已经在发挥鼓励私人学习和个人思考的文化作用。英国古典学家埃里克·哈维洛克（Eric Havelock）在《缪斯学习写作》（
Muse Learns to Write
）一书中指出，修道改革运动，熙笃会（Cistercian）的杰出领袖圣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在给友人的信里说，‘从一个人的写作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表明他已经在关注阅读和写作对人的自我形成起作用了”。
默读的个性解放作用是在文艺复兴的新文化环境里充分而普遍地发挥出来的。这就像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或“现代化”为许多原先已经存在的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适宜的时代环境一样。对文艺复兴时期默读的作用，菲雷迪在《阅读的力量》中写道：“在他们的私人空间里，个人在默读时可以自由地在书页上停留，做出自己的解释和结论。”到启蒙运动时，“阅读被视为人实现自我完善理性的主要方式。阅读此刻直接与启蒙和解放有了联系。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执着于获得与阅读有关的知识和文化资本。虽然离普遍教育的时代还相距甚远，但新的学校开办出来，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阅读和知识需要”。阅读是理性和进步的推动力量，阅读者因此理所当然要走上社会变革的大舞台。
18世纪启蒙运动之时，阅读已经成为一种民众的消遣方式，阅读从以前读书人的精读转变为民众的泛读。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梅尔顿（James Van Horn Melton）在《启蒙运动时欧洲的公众兴起》一书中指出，18世纪下半叶，读书人将少数的著作作为经典反复阅读，但普通民众却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报纸、期刊和大众读物更感兴趣，他们阅读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信息，或者只是消遣娱乐。前一种是严肃的阅读，读的是“名著”。
后一种是轻松的阅读，读的是一般读物，完全不在乎严肃阅读的那种专注和思考。名著是大家都读的，所以可以形成讨论和研究，而大众作品是各读各的，读过算数，是更为私人的阅读。出版的书籍和种类越多，民众的阅读选择也就越多样。以浏览和消遣为主的泛读自然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方式。文化人或读书人再怎么提倡阅读经典或是深度阅读，也是没有用的。
18世纪是一个“阅读热”的时代。18世纪的法国从地理位置和思想影响来说都位于欧洲启蒙的中心。当时到法国访问的人们都对法国人的阅读热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到巴黎观光的德国游客这样写道，“巴黎人人都在读书……尤其是女性，每个人走到哪里，口袋里都揣着一本书，坐车、散步都在阅读，戏院演出间隙、咖啡馆里都有人看书……女人、孩子，连雇工、学徒……坐在马车后面的跟班、马车顶上的车夫、站岗的士兵都在读书”。
至于不同的阅读者在读什么书，怎么个读法，这位旅行者没说。不过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却是抱怨过当时民众“令人讨厌的读书模仿”。他说，“没有人阅读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他们喜欢的是那些煽情小说，病态愚蠢的德国悲剧，还有数不尽的无聊、夸张故事”。
这些也就是所谓的低俗文学（pulp literature）。18世纪的读书热并不只是显现为读书的人多了，读的书多了，而更是在于形成了一个新的读者群，他们以跟从前不同的读书方式阅读，“这是一种从传统阅读向现代阅读的转变，从‘精读’到‘泛读’的转变”。
这样的转变显示，一种被称为“大众阅读”的新阅读，它的正当性已经开始被重视和承认。它的阅读兴趣从宗教转向世俗，从少数经典转向各种新文本，故事（小说、历史叙述）代替了哲学或其他思考性著作，报刊阅读超过了书籍阅读。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描绘20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的阅读：撞到什么算什么，支离破碎、纯粹为了娱乐消遣，毫无思考的投入。
霍加特说的就是一种大众阅读，它是今天互联网大众阅读的始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今天支离破碎、娱乐休闲的互联网阅读——当然并非所有的互联网阅读都是如此——并不是什么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在表现一些早就有过的特定人群偏好而已。
对18世纪阅读和阅读人群的社会学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法国大革命思想渊源的看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和思想史研究者认为，法国革命是因为民众受到了启蒙哲人的影响，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的著作是民众反叛的导火线和精神指导。但是，新一代的历史学家通过翔实的社会史料研究发现，民众并不阅读启蒙哲人的著作，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并不出名的穷酸文人的煽情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里充斥着抹黑和夸张，专事诽谤国王和王后、贵族和大臣，传播流言蜚语和嘲讽挖苦，主要是揭露上流人的色情丑闻和情场秘史，配以色情挑逗的漫画。那些捕风捉影、尖酸刻薄、嬉笑怒骂的文字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既满足了他们的偷窥欲，又让他们有机会痛痛快快地发泄对上流人压抑已久的嫉妒和仇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一文中对这种民众阅读心理有非常深刻的描绘和剖析。
19世纪，大众阅读有了新的推动力量，书籍的机器化生产创造了廉价的简装本书籍，大众报刊传媒的快速发展更是让普通民众有了更多适合他们阅读偏好和习惯的读品。廉价书籍出版和报刊媒体迎合越来越有市场价值的大众偏好和趣味，而这种偏好和趣味也因其强大的表现和能见度而成为社会主流。大众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新读者群，而且也代表着一种新的阅读文化。正如莱恩斯（Martyn Lyons）所说：“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这半个世纪是西方书籍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代，加入大众读写的第一代人也是见证书籍尚未受到20世纪无线广播和电子媒介挑战的最后一代人。读书的公众新增了不同的层次，书籍走向大众读者。书籍被‘去神圣’了，变成像肥皂和马铃薯一样的日常消费品。”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对大众阅读起到了积极作用，大众阅读有了快速发展，人们阅读什么书，怎么阅读，为何阅读——阅读的是“低俗小说”（pulp fiction）还是严肃经典，习惯在报廊读报还是在图书馆读书，是随便浏览还是认真阅读，是消遣娱乐还是求知思考，是琐屑的好奇还是志在自我完善——全凭阅读者个人的喜好和选择来决定。这样的差别在大众阅读时代越发显现出来，对阅读者也有了比以前更显著的社会身份象征作用。阅读这项行为本身，以及阅读的内容，都会赋予个体读者某种符号意义的身份。早在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就把读者分成了不同的层次。从那时起，人们被分成不同的类别：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钻研型读者和休闲型读者，张扬的读者和低调的读者。19世纪，资深读者被誉为“文人”，而与之相对的，不会阅读的人被称作“文盲”。而在今天，这种区分体现在了高品位读者与所谓“快餐型读者”之间。
然而，20世纪的书籍并没有只是朝市场化日用商品或快餐阅读的方向去发展。在一些地方，20世纪的书籍作用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异，成为法西斯和极权统治对人民进行洗脑和思想改造的工具。现代极权统治不仅对书籍进行严酷的管制（在古代就已经有许多书籍审查的先例），而且更是积极利用书籍和阅读去对全体人民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意识形态灌输，以此全面摧毁整个社会的自由意识和抵抗能力。这种情况在有些地方延续到了21世纪，是恶托邦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
大众阅读和大众传媒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各种法西斯和极权宣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权力控制下的报纸、小册子、无线电广播、教科书、书籍是专制极权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民众的阅读受到了法西斯专制的严格控制。德国纳粹公然焚烧书籍，以此对一切爱好自由阅读的人们进行暴力恐吓。1940年之后，德国的新婚夫妇都会得到一部官方赠予的《我的奋斗》，并被要求深入学习，悉心体会元首的伟大思想。学校的教科书必须严格按照党化教育的原则来编写，灌输的是崇拜元首、学习党国英雄模范和排外的爱国主义。幸存的少数非政府出版社无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按照政府的指令对出版书籍进行审查和自我审查。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允许出版一些意大利名著，输出国外，宣示软实力。一切被政府定为政治不正确的“毒草”作品都必须无条件地禁绝。
禁书最恐怖，最戏剧化的演示就是焚书。美国作家雷·布拉德伯里（Ray Bradbury）的恶托邦小说《华氏451度》（ Fahrenheit 451 ）想象发生在近未来世界里的焚书，故事发生在某个时期的美国，这时候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一个禁书的国家，禁止书籍是因为书籍会让读者想入非非，书里的情节会让人民的情绪不稳定，会引起他们不必要的思考，造成他们的“不幸福”。为了不让书籍搅扰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政府动用“消防队”来执行禁书的任务。只要发现谁家拥有书籍，消防队马上赶赴现场，逮捕书的主人，将书籍当众焚毁，以期对所有人起到以儆效尤的震慑作用。华氏451度（摄氏233度）是雷·布拉德伯里给出的纸张燃点（实际上不同的纸燃点不同，一般在华氏440度—华氏470度之间）。书中一些不甘失败的抵抗者相互约定，每人背诵一本名著，让濒临灭绝的人类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这不是子虚乌有的文学想象，而是现实中确实可能发生的事情。
专制统治并不需要总是用焚书的办法来控制民众的思想（虽然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发生过的），他们只要能成功地不让民众进行某种阅读，而代之以另外一种阅读就可以了。因此，他们反倒是更加重视全民教育，甚至更加鼓励看书，提倡读报。
民众阅读报纸，不仅仅是获取信息和知识，而且是一种相互交谈的途径：即使相互戒备、默不作声，他们也能知道别人知道些什么。法国社会学家塔德（Jean Gabriel Tarde）指出，交谈能改变人的看法和观点，民众交谈是绝对权力的克星。他说，“在交谈的作用与观点的改变之间有一条紧密联系的纽带，权力的变化正是依靠这条纽带。如果观点的变化很小、很慢或者说几乎保持不变，那么交谈肯定是不经常的、有保留的，或交谈的话题只局限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如果观点的变化很大，关于观点的辩论很激烈，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交谈肯定是经常进行的，交谈的内容大胆而不受束缚”。
专制极权是不允许这样的交谈发生的，让所有的人读同一张报纸，听同一个声音说话，是一种新发明的思想控制手段，它让整个社会在似乎都在交谈的假象下沉默寡言。这等规模的民众被动阅读和被迫沉默是20世纪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统治权力利用媒介和相关科技的能力大于任何个人抵抗的能力，因为权力可以在对它不利的信息出现或发生作用之前，就将其消音和扼杀。但是，抵抗从来没有停止过，一个人只要还保存着起码的自由意识，他就会把阅读的自由当作精神和人格自由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哪怕是面对隆刑峻法的暴力逼迫，许多人也不会放弃他的“秘密阅读”，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涉险犯禁，为的是领略外部世界“那稀有而珍贵的文字带来的魅力”。
互联网从诞生的最初时刻起，就成为专制控制与自由抵抗拉锯争夺的地方。今天的互联网，随着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技术的使用、功能与影响日益增强，已经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个人和公共生活空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无所不包。对互联网的专制掌控和自由抵抗变得更难以调和，这也削弱了政府对互联网正常管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越是这样，互联网就越是会被象征性地视为民主参与和社会发展的工具，尤其给予边缘群体全新助力，帮助他们成为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人们因此容易对互联网的技术发展寄托一种在现实世界不敢奢想的，只能寄予虚拟世界的不实期盼，期待它可以对威权体制形成强大压力，促进开放和民主。然而，在今天，许多研究者发现，技术和科学并不能自动形成自由的力量，相反，政治权力有能力迫使技术和科学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并利用新技术极大地增强它的“老大哥”的统治能力。
互联网上最顽强，但又似乎最不起眼的自由意志抵抗是各种随机出现的草根写作。在正儿八经的写作研究人士或写作者眼里，这种草根文字根本算不上是写作，只不过是一些低级趣味、粗俗不堪的恶搞、调侃、嘲笑、讽刺、挖苦、插科打诨、谐音、文字游戏、对子、打油诗、顺口溜等等。这种写作从不正面对抗强大的权力巨兽，而是对它保持一种小心翼翼、避免招惹的敬畏。这种写作混合着怯懦和狡黠，是典型的犬儒和假面社会的产物，它经常是聪明人和明白人经过自我审查的意见表达——旁敲侧击、婉转迂回、闪烁其词、欲言又止、顾左右而言他。它诉诸玩笑和幽默，是一种不自由的、被控制的表达，是戴着镣铐跳舞。真实的想法隐藏在戏谑的言说中，但未必总是一致的。一方面，真实的想法源自真实的感受，但表达却因被控制而不得自由。另一方面，表达被控制也就是想法被控制。表达的那种怯懦、暧昧和模棱两可是有侵蚀性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多半会蚕食人们思想的独立和勇气，使之变得油滑、投机和随波逐流。
互联网为这样的草根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做不到的，互联网做到了。自从人类有文字开始，读与写的关系就是不平等的。在等级上，写在读之上，写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这是读所不具备的。从逻辑上说，写在先，读在后，有写才有读。写是用文字对意义进行编码，而读则是解码，读永远无法窥测写的全部深意。读的理解和解释永远是不完整、未完成，富有争议的，书写者因此被视为拥有阅读者所没有的权威。
英国杰出的社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把书写视为一种特权。书写是一种政治权力或文化力量，是“限制性读写”（restricted literacy）的产物。
在限制性读写的社会里，只有少数阶级和地位特殊或优越者才具有写的能力，因为不能写，其他人则只是存在于“读写的边缘”。其他人也许并不是完全不识字，但因为不能写，所以并不具备充分的读写能力。一直到今天，充分的写的能力仍然需要长时间学习和培养，是在一般阅读之外的智能。一个只能阅读但不能写作的人只能生活在读写的边缘。
美国社会学家沃尔特·翁在影响深远的《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一书里从写下的“字”来解释写的独一无二的意义。口语时代，人们是听到神的声音，而不是看到神的文字，几乎所有的信众都是文盲。先知的箴言和预言的权威不是来自他们自己，而是来自他们代言的神。发布预言的说话人仅仅被当作预言的渠道，而不是预言的源头，“特尔斐神庙的神使并不是预言的发布者，因为这里的预言被当作是神的声音”。文字包含了书写者的权威，“书本传递一个源头发出的话语，这个源头是真正‘说话’的人或书写的人。在这一点上，书本像预言。如果你能在书本里找到作者，你是能够挑战他的，但你不可能在书本里找到作者。你没有办法去直接反驳书里的作者”。因此，书上说的“也就普遍被等于‘那是正确的’”。这就是书写难以挑战的权威。倘若要否定书里所说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它毁灭，“有人把书本付之一炬，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书写的本性就是桀骜不驯的”。
统治权力管制桀骜不驯的文字写作，在纸媒时代要比在互联网时代简单和容易得多。自古以来的言论审查制度都是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一个是销毁已有的不良书籍，另一个是不让不良书籍有机会出世。在纸媒时代，任何想要用文字表达自己思想的个人，如果言论不符合审查的标准，那么通过层层官员和编辑审查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即使能够在夹缝中侥幸漏网或存活，如18世纪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百科全书》（其中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因素在起作用），也是许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使然。
但是，互联网大大削弱了统治权力对文字言论的全面控制能力，互联网上的文字会千方百计以纸媒时代根本不可能的方式出现在世人眼前。在纸媒时代，大多数阅读者都是只读不写的，即使他们对自己阅读的东西有什么想法，顶多只能写在书页的空白或私人笔记本里，如果出示给亲朋好友，范围也极其有限。但是，互联网时代的个人意见有了不同的传播方式，几句短短的跟帖或点评，只要精彩，照样能赢得千千万万读者的喝彩和应和。这很可能是以前写一本书都难以获得的读者效应。以前，统治者要是不喜欢一本书，可以将其尽数销毁，就算有几册漏网的，拥有者也不敢轻示于人，禁书的效果也就达到了。但是，互联网上的文字就不是那么容易消灭的了，书写的文字一上网，只要被读者关注了，也就扎了根。网控只能在有限的网域内封杀它，但不可能将之斩草除根。可以设想，一旦形势有变，这些文字便会以数倍数十倍的凶猛卷土重来。
数码时代的互联网使得阅读与写作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写作越来越成为有效阅读不可缺少的部分。有写作需要的人阅读会更专注，更有目的性和问题意识。但是，数码时代的网上写作有许多是非常微贱而不起眼的。它不需要有多少议论，也不需要有学问见解。不要说微博或微信，就算是一个点评、一个跟帖、一句评语、一个玩笑，甚至一句嘲骂或咒语，都是完成了写作。
谁要是连这样的文字能力都不具备，那也不要紧，他照样可以用“借言”的方式来“写作”。他只要在微博上转几句别人的话，或者在朋友圈里上传他喜欢的文章，就已经是在用让别人代言或外包的方式完成他自己的写作。简单的写作已经足以让他从一个被动、沉默的“围观者”变成一个能自己发声的参与者。这种微贱而平凡的写作让许多以前不敢想象自己的文字居然能见世的人们获得了“写作的权力”，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读写文化”（neo literacy）时代已经到来。
早在古登堡印刷革命的时代，正如文化史学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所说，书籍媒介使得个人意识与公共事务同时发生了变化。就在阅读加强读者个人意识的同时，也让他有了通过阅读与许许多多其他读者联系的新方式，“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变得更加畛域分明”，但也增加了看不见的联系。书籍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形成读者公众。
同样，互联网媒介最重要的作用也是形成网友公众。与古登堡时代读者公众不同的是，今天的网友公众不仅在读，而且还在写，尽管这种写经常显得如此微贱和不值一提。
古登堡印刷革命让普通读者能够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争论的围观公众，改革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阅读他们文字的读者虽然并不直接参与辩论，但他们的阅读——阅读什么，怎么阅读——却是带有看法和观点的围观。爱森斯坦对此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个广大的读者公众，他们通过大众媒介来评判革命思想的合理性，这个（印刷的）大众媒介把（人们熟悉的）方言与新闻和漫画艺术结合到了一起。”
印刷书籍的大量发行大大扩展了读者公众的范围，使他们的反应更成为不容小觑的公共围观力量。今天，互联网又有了更多的媒介手段、方便快捷的传播不知又把印刷媒介的读者公众扩大了多少，他们在网上的阅读也因此成为一个更大的公共围观力量。而且，互联网还让他们能用写的方式把自己的围观感受和情绪发泄出来。
这些年来，这种互联网上的微贱写作让许多人的不平、焦虑、苦恼、困惑和挣扎终于找到了一个宣泄之地。然而，同所有的围观一样，网上围观并不等于行动，它甚至可以成为不行动的原因，也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它指的是，在行动可能有风险、危险或需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个人在有其他人在场时，挺身而出、积极干预的可能性会降低，行动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有所行动的可能性越低。围观不公不义事件的情况经常是，大家都只是在心里愤怒，但没有人会作声。这样的围观发出的啧啧之声起到的是社会安全阀的作用。但应该看到，造成这些沉默围观的并不是互联网本身，而是另有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原因。
互联网上的文字是短命的，也是长命的。互联网本身没有记忆，但却能承载和传递人的记忆。不是所有的文字都能够或值得传播和保存的，但值得传播和保存的文字在互联网时代比纸媒时代有更好的传播和保存机会。文字信息不需要只是保留在互联网上，网控已经教会人们，如果你读到有意思的文字，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下载，保存在你的私人电脑上。电脑专家杰夫·罗森伯格（Jeff Rothenberg）开玩笑说，“电子文本永远存在——或者只是五年，要看哪个先到”。
所有的网页中，70％只有不到四个月的寿命。
电脑的硬件和软件都在快速更换，曾经储存在5¼英寸软盘上的文字也许再也无法在今天的电脑上找回了。
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文件复原的技术同样也在更新和发展，只不过是需要一些新的部件或设备而已。与焚书所造成的永久性毁灭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在讽刺小册子《关于阅读的可怕危险》（
De l'horrible danger de la lecture
，1765）中呼吁用书本“驱除愚昧，因为完美的思想警察国家是依靠愚昧来维持和守护的”。
今天，互联网上的许多文字——长的、短的、自己写的、转贴别人的、原创的、跟进的——正在加入伏尔泰所说的那些书本里来。互联网时代的写作比纸媒时代的更生动，更有力地在证明，专制所期盼的那种完美思想控制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驱除愚昧与制造愚昧的竞争中，历史前进是站在驱除愚昧这一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