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们常说，互联网时代缺少的不是信息而是知识，不是知道而是思考，不是零碎的常识而是贯通的学识。我们甚至将此视为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危机”。但是，在互联网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历史上有过一个信息和知识等量齐观，知道和思考齐头并进，常识和学识没有差别的时代吗？为什么我们在互联网时代才特别意识到这些欠缺和不足呢？我们是在什么特别的时代环境中关注这些现象并将之视为一种危机的呢？
今天，我们把这个危机问题提出来，予以特别的关注，是因为我们对知识与读写（literacy）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许多互联网现象让我们看到，把信息直接当作知识，对知道的事情不加思考，用常识来代替学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千千万万上网阅读和在网上发声的民众那里发生。他们不是文盲，不是睁眼瞎，而是看上去已经具备了读写能力的人。他们上过学，其中不少接受过不低的教育，但是他们的读写能力不足以让他们分辨信息与知识、知道与思考、常识与学识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并非“文盲效应”的不智和愚昧？他们的读写能力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知识界和教育界长期沿用的陈旧“读写”概念本身就有缺陷？这种陈旧的读写概念又是如何模糊了知识应有的智识目标？今天提出这些问题，就是为了让读写不再局限于识文断字，而是包括人的思维、记忆、理解力、知识好奇和价值判断。
互联网时代，我们特别关注“上过学的愚昧”或“识字的文盲”现象，是因为在这个现象里，“读写”的反面不是不识字的睁眼瞎，而是“愚昧”；不是没文化的草包，而是“不思考”和“无判断”。爱因斯坦说，“任何傻子都能知道，但重要的是理解”。他不认为人仅凭一点知识就可以避免成为傻子，也不认为大量知识就能解决知识不足的问题。他认为，“只拥有少许知识是一种危险，拥有太多知识也是一种危险”。
爱因斯坦没能活到互联网时代，但他的睿见对互联网时代同时存在的信息过量和浅薄无知却是一个警示。这也就是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P．Lynch）在《失控的真相》一书里所追问的：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就普通知识者而言，我们无须把林奇说的“智慧”等同为哲学沉思的睿智，而是可以将之视为知识者用批判性思考去获得的知识或者更高一些的学识。
知识（knowledge）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一个事物是真实的；第二，一个人相信这个事物是真实的；第三，他的相信是经过证实的。这样三合一的知识简称为“经过证实的真实相信”（justified true belief）。20世纪以来，大多数对知识的分析都以这样的知识观念为出发点。这是一种对知识的严格界定。有时候，人们在不严格的意义上指称“知识”，是一种“轻量”（lightweight）的知识，也就是“知道”（knows）。所谓轻量，也就是粗浅。一般人粗浅知晓的东西包括他们从生活经验获得的常识和技能，或是从日常信息渠道得到的关于这个世界上某些事物的零碎消息。知道不像知识那样值得信任，那样有分量。知道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的根本不同在于，由于知道没有得到证实，它还不是对事物值得信任的可靠认识。
知识的关键部分是证实。只有真实的，才能被证实。虚假的事物因为不真实，所以在认知上说，不可能成为知识内容。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希拉里·克林顿没有当选为总统，所以没有人可以相信她当选了总统。我们只能拥有关于真实事物的知识。对虚假的事物，我们可能对它拥有的唯一知识就是，它不是真实的。有时候，人们会对某个事物深信不疑，结果发现，它其实是不真实的。这个时候，他们只是知道，而不是有知识。
温伯格在《知识的边界》（
Too Big to Know
）中指出：“我们相信很多事物，但是它们中仅有一部分是知识”，
例如，我们由于宗教信仰、文化习惯或个人看法相信很多事实，并不属于知识那一部分。对许多以这种方式相信的人们，真实并不能证明知识，证明只能对思考者起作用。纳粹德国的民众深信他们的元首英明伟大，会带领他们进入辉煌的明天，后来证明是不真实的，但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不承认这样的证明。一方面，真实并不需要每个人都视其为真实，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真实都能被确定为真实的。
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不仅是具有较高可靠性的认知（因为内容是真实的），而且还包括这种认知拥有的其他潜在能力：知识明了自己要达到或推进怎样的学习目的，实现什么特定的价值（与真实一致的价值）。这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理解”。理解不仅包括对知识信息真实性的辨别和验证，而且还包含求知的方向。当一个人“真正实现了理解，他就不仅可以辨别实际情况，而且知道为什么有些假说和解释行不通，还知道如何提出问题，找到解决方法”。
这种理解能力是有意识的学习、思考和判断的结果，它使人的粗浅知识上升为具有思考、判断和批判能力的知识、学识和学问。
正是因为许多互联网使用者缺乏这些能力，有理由认为互联网时代存在着普遍的知识危机，而文字读写能力不足则是其主要表现。文字不仅仅是一种帮助人类交流的媒介，而且是一种帮助重构现代人类意识结构的文化工具。沃尔特·翁（Walter Ong）在影响深远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指出：“完全意义上的文字就是经过编码的可见的符号，它充分地调动了语词的特性，所以语音精巧的结构和所指可以用符号表现出来，而且其复杂的特性也能够被表现得精确到位。再者，由于文字是可以看见的符号，它就可以产生更加精妙的结构和所指，大大超过口语的潜力。在这个平凡的意义上，文字过去是，如今仍然是人类技术发明中最重大的发明。文字不只是言语的附庸。它把言语从口耳相传的世界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感知世界，这是一个视觉的世界，所以文字使言语和思维也为之一变。木棍上刻画的痕迹和其他记忆辅助手段固然导致文字的产生，但这些记号不能够像真正的文字那样赋予人类生命世界新的结构。”
文字使人能够形成概念，因而能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式来思考和辨析。读写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学会辨认和解读像刻画在木棍上的痕迹那样的文字，也不是把文字只是当作一种辅助记忆的手段。读写是为了帮助人学会抽象思维、逻辑思考、合理分析和独立判断。
当然，这是我们今天对读写（literacy）的认识，在历史上，人们并不是这么理解读写的。美国教育史专家卡尔·基斯特尔（Carl F．Kaestle）在《读写史和读者史》一文中指出，“读写”一直是指“粗浅读写”（crude literacy），“指的是在未发展的层次（rudimentary level）上解码和明白书写文字的能力，那就是，看见书写的字，能够对应普通口语，说出这些字，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
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扫盲认字”，“脱掉文盲的帽子”。这种程度只是具备了粗浅读写能力，基本上是上过学的文盲。还有许多人受过比这要高的读写教育，但仍然不具备用文字进行思考、分析、理解和判断的能力，他们是陷入今天读写和知识危机的主要人群。
读写危机意识反映了读写概念内涵的变化。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和读写危机意识开始形成于美国，这与美国是互联网的诞生地有关，虽然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在美国，今天的知识和读写危机意识有它的前史，那就是美国社会在“二战”期间即已形成的读写困境，它可以追溯到更早的20世纪初期读写教育问题：如何通过学校教育来改善大多数人的读写能力（这是一个与如何帮助少数人克服阅读障碍不同的问题）。20世纪初的美国乐观精神相信，在一个工业化的国家里，兴办公共教育就能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成具有读写能力的成人。与这种乐观精神同时存在的是一种相对悲观的看法，那就是怀疑普及教育是否真的能解决所有人的读写问题。互联网时代的读写危机印证了这种怀疑的合理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就已经意识到，读写教育的效果远没有乐观主义者设想的那么完美。美国军方在招募新兵时发现，许多上过学的新兵都不具备必要的读写能力，这引起了教育界人士对成人缺乏读写能力的关注。“二战”期间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美国和英国军方发现，“不具备功效读写能力”（functionally illiterate）的新兵比预料的要多。1942年，美军不得不推迟征招43.3万名新兵入伍，因为他们读不懂书面的命令和指示，因此“无法发挥军事功能或执行起码的任务”。
这再次引发了对成人读写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从实际军事需要来看待读写，读写是一种工作能力。一个士兵是否具备这种功效性的读写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他是否上过学，缺乏读写能力的士兵可能是一种上过学的文盲。他虽然不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那种文盲，但仍然不具备运用文字表达自己、清楚了解别人意思的能力，更不要说阅读内容复杂的文本了。功效性的读写概念是从经济活动或工作岗位作用来看待读写的必要性的。一个人虽然能识文断字，却可能不具备运用文字的实际能力。他不能充分与他人交流、合作协商、理解别人的意思、清楚和有条理地陈述自己的看法。一直到今天，改变这种实际的读写无能仍然是优化现有读写教育的主要诉求。
然而，“二战”之后出现了另一种读写观，它所包含的不再是一个美国工作市场的老问题，而是一个国际社会的新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6年成立，之后立刻把扫除文盲确立为它的全球性任务。这个国际组织的创始人们认为，无知和不能读写曾经帮助法西斯和其他极权运动崛起，因此，必须把读写和教育确立为一项推进世界进步和建立民主秩序的基础工作。
这样看待读写的重要性，读写就不只是个人的工作能力或技艺问题，而是成为人类社会认清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本质，增强相应的抵抗能力的共同行动。历史的经验是，帮助法西斯崛起和施虐的不只是一些目不识丁的文盲，还有千千万万上过学，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士。他们不是不会阅读或书写，但他们的读写能力却无助于他们思考善恶和辨别是非，也不能帮助他们在法西斯宣传欺骗面前有抵抗的意识和能力。他们的读写缺乏读写智力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意愿和素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读写与反法西斯联系在一起，赋予读写新的人文内涵。读写不只是识文断字，而且更是让人能够明事理、辨真伪、知善恶、断是非。唯有如此，读写才能体现更充分的人性，让人变得更优秀，以更正确的价值观来自我实现和自我成长。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任主席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呼吁从读写入手，“向愚昧发起进攻”。
文盲或不识字只是愚昧的一个可能原因，但不是愚昧的全部原因。卡尔·基斯特尔在他的读写史和读者史研究中指出，“有些不具备阅读能力的人也能参与到读写文化中来”，他们在听能阅读者说话时也能有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读写的世界和口头交流的世界相互渗透，这也是最近读写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读写问题的初衷表现了“二战”后国际社会由于战胜法西斯而特有的那种乐观主义：相信读写可以推动人类未来世界的进步发展。这个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Director General）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表现出一种类似18世纪启蒙运动的乐观热情，他相信，读写可以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照亮世界所有的“黑暗之地”。虽然他承认单凭读写还不能改变世界，但他认为，读写是“科学和技术进步”，也是人类“智力觉醒和心灵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赫胥黎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类共同理念的发展，他称之为“共同的价值尺度”（common scale of values）。推行读写教育是建立人类共同价值尺度的必要条件，只要人类当中还有许多人不具备读写的能力，那么构建人类共同理念的事业就必然落空。对此，弗兰克·菲雷迪（Frank Furedi）评论道：“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教科文组织所代表的是一种最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推动阅读的人道主义文化（humanist culture）。”
不幸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希望很快就在冷战的现实政治面前破碎和落空了。战后东、西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从明争暗斗升级为公开敌视对抗。读写教育成为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对第三世界争夺影响力的工具，在一些国家里更是用作对人民进行宣传洗脑和攻击其他国家的武器。教科文组织不得不改用一种不同制度国家都能接受的读写话语，只是强调读写技能对于经济发展的必要性。1958年，教科文组织第十届全体会议的代表们决定放弃读写的人文主义观念，不再强调读写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联系。1965年，教科文组织更是将读写界定为一种功效性能力，“读写不再被倡导为一种人道目标，而是被当作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其目的是提高生产”。
读写确实有其工作技能功效的一面，这就像普通教育不仅是为了立德树人，同时也是为劳动市场输送合适的劳动力一样。但是，不应该因此取消读写或教育的人文意义，因为教育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
功效性读写观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支配着许多学校的读写教育，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有识之士就不断在重申读写的人文价值，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强调阅读对人的思想解放和启蒙的作用，或者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坚持用读写教育开阔人的思想，增强人的理性。
这种趋势正在互联网时代受到重视。互联网活动显示出来的知识欠缺现象和愚众行为再次让读写的智识培养和人文素质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与教育界开始重新强调人文教育（或通识教育）和更加重视批判性思维教育同时发生，是读写教育的积极发展。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我们正在见证人类历史的一个独特时刻。数码文化在我们日常和知识生活中的全面渗透让我们有机会用与前人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去讨论一些古老的人文问题：人的认知、思维、记忆、读写、理解，理性和情感，道德和价值观念，理解和判断能力，人与机器的区别，人性和自我知觉。这个20—21世纪的独特历史机遇只有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能与之相比。
把互联网时代放在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关的历史背景中，让我们今天的自我反思有了两个重要的参照。第一个参照是文艺复兴所提供的巨量信息处理先例，第二个参照是源自启蒙运动的人的自由意识和理性。有效的信息处理和对自由价值的选择，这二者构成了我们今天认识互联网知识的两个关键方面，缺少任何一个，我们对互联网与知识关系的认识和评估都不可能完整。其结果是要么陷入技术进步决定论的泥淖，要么落入反机器主义的困境。
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历史参照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量信息，由此也产生了将一般知识与人文学识区别处理的需要。今天的互联网也带来了空前巨量的信息，许多人担心信息过载，忧虑信息过载造成的知识和学识危机，他们代表着对互联网的强大反对声音。学术界和大学里的批评者们认为，互联网正在让学问贬值，没有学术含量的网上知识正在让人们变得思想浅薄。在翻译成中文的畅销书《浅薄》（ The Shallows ）一书中，作者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担心，数字信息的洪流不仅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更会改变我们的心智极限：为了跟上时代，我们囫囵吞枣，却失去了持续关注、深入反思、内在记忆的学习能力。像这样的担忧反映出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维变革，而在这场变革面前，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观念和文化对现代技术带来的许多问题都应对不足或进退失据。
然而，从文艺复兴的历史参照来看，人们感觉到知识信息太多，开始应对不足和进退失据，这些都不是史无前例的全新现象。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安·布莱尔（Ann M．Blair）在《知识太多》（
Too Much to Know
）一书中所揭示的，文艺复兴时期与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15世纪的欧洲，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正在兴起，成千上万的书籍开始流入市场，上百万本的书籍则刚刚印刷完毕，等待上架出售。当时知识界也有过与我们今天信息过载相似的经历：突然间，世界上的书本量远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的消化能力，而且这种趋势没有结束的迹象。起初为信息新途径感到兴高采烈的学者们开始觉得丧气绝望。
但是，在担忧之中，危机也酝酿出了其他东西，例如各种各样处理信息积累的新方法。其中包括早期的公共图书馆计划、第一部尝试列出所有付梓图书的通用书目、第一批给做笔记的方法提出建议的手册，以及比以往任何时代规模都更大更广的百科全书编纂工作。通过信息详尽的纲要和以字母排序的索引，读者无须通读全书便可从中自取所需。而大部头参考书的制作者们又实验性地用纸条从手稿和印刷品中剪贴和粘贴信息——数世纪后，这一技术成了现代文字处理的基础。了解古人如何应对当时的信息洪流，可以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应对因数码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喷发，对信息加以积极利用，甚至开拓新的运用领域。
互联网时代的第二个历史参照是启蒙运动，它的核心是人的自由价值，正如18世纪启蒙哲人狄德罗所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典型精神，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就是自由的精神”。
从本质上说，启蒙理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认知。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的新知识时代。这两个历史性的文化转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精神联系。文艺复兴是向过去要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是向未来要自由的正当性。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文艺复兴砸碎了中世纪思想专制锁链的最后环节，启蒙运动则为新思想大厦打下了新的基础并不断添砖加瓦。启蒙是一个多元的思想运动，众多启蒙开启者们之间的共同认识比他们相互之间的分歧更值得我们关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在《启蒙运动：为什么依然重要》一书中所说，广义的启蒙被理解为主张所有的个人都有规划自己目标的权利，而不是任由他人代办。同样，人类不需要依靠什么神圣法则，也不需要指望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类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智慧找到最佳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基于个人独立思考和可靠知识的自由选择，是人的权利，也是人的责任。
启蒙运动因此成为现代自由观念和理性知识的一个源头，由此而来的是现代的平等、宽容、反教条以及对政治的世俗认知。启蒙还是一个全人类可以认同的价值观开端，由此生发了所有形式的普遍主义——从承认人类本质性的统一、反对奴役和种族主义的邪恶，到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那种跨民族、跨国界的人道关怀。启蒙开创了这个世界至今还在缓慢形成的一些信念：所有的人都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女性在思考和感受上与男性没有区别，非洲人与亚洲人也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一个思想运动，启蒙成为许多现代学科的滥觞——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和某些道德哲学——这些学科为我们今天理性看待、尝试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提供知识向导。我们当然不能把蒸汽机和互联网这样的现代科学归功于启蒙，但是，“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世界归功于启蒙——一个普遍而言是世俗和实验的、个人优先的、对进步有信心的思想世界。而现代科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世界里被发明出来的”。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有启蒙的条件，但是，对所有做好启蒙准备的人来说，以理性为基础的认知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必须以理性来思考，没有例外。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认知平等的世界的产物。互联网的理念是全人类自由、平等的知识分享。2017年7月1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名为《互联网上推动、保护及享有人权》（
A/HRC/32/L.20 The promotion，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的决议草案，目的是进一步保证互联网自由以及人们在互联网上享有与现实生活中相同的权利。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民众在互联网下拥有的权利在互联网上同样必须受到保护，尤其是言论自由。这项权利不论国界，可以通过自主选择的任何媒介行使。决议重申，“人们在线上必须能够享有与线下相同的权利”。国家必须“克制和停止任何阻止和干扰在互联网上传播信息的行为。这包括在任何时候关闭全部或部分互联网，特别是在人们急需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例如选举期间或是恐怖袭击之后”。这并不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一次通过有关互联网权利的决议，但更侧重于建立一个公开的互联网以达成发展目标，并且谴责任何阻止人们在网上表达自己意见的行为。
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自由理念包含在互联网的两个主要隐喻里：“赛博空间”和“高速公路”。前一个是乌托邦式的自由意志主义或放任自由主义，后一个是法治社会有节制的自由观念。
不同的自由理念是互联网治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和任何其他公共空间一样，互联网不是一个任由个人随意自由行为的地方，而是一个必须有行为规则的公共场所。在美国一直存在着关于互联网应该是公用事业（public utility）还是私营企业（private enterprise）的争论。现有的共识是，互联网应该是公用事业，不应该成为任何个人、小团体或党派的专用品。因为互联网是公共场所和公用事业，所以需要有所治理，这就是互联网治理。
21世纪初，联合国分两个阶段举行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第一阶段于2003年12月在瑞士举行，第二阶段于2005年11月在突尼斯举行，其工作小组在会后提供一个关于“互联网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的定义：“互联网治理是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各自发挥和应用的共同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影响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方案”。
互联网不是由任何个人、公司、组织或政府单独运营的。它是一个全球分布式网络，包含许多自愿互联的自治网络。它在没有中央管理机构的情况下运作，每个部分的网络都设置并执行自己的政策。其治理由分散的国际多利益相关方的网络进行，这些网络由民间社会、私营部门、政府、学术界和研究界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构成相互关联的自治团体。它们通过各自的角色协同工作，创建共享的政策和标准，并维护互联网的公共利益和全球操作性。
对互联网治理的定义和范围存在着许多争议，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很大的影响，也涉及对互联网自由的不同理解和解释，虽然不同方面都同意要有规则，但在规则的性质和目的上分歧极大。主要分歧涉及某些行为者（如国家政府、公司实体和民间社会）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作用的权威和参与。
但是，从原理上说，无论是作为公共场所或者公用事业，互联网都是一种“公共品”（common good），是一种在使用上非竞争性和受益上非排他性的创造物，如同电讯、邮政、公路、公安、国防、义务教育、福利服务。这是网络中立理念的由来。
网络中立的理念类似于政府中立的理念。政府以法律而不是自己的好恶或私利需要来管理国家。这样的法治才能保证个人在政府管理下的自由。法治指的不是政府以武断制定的法律来治理社会，而是政府的行为必须在法律约束之下，公正行使权力。撇开所有的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义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均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切个人有可能确定地预见到当权者在特定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其强制权力，并据此知识来规划自己的个人事务。这样的法治之下才有真正的人民自由，这时候，自由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或任何权威机构的批准，而是为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规则所限制。这样的规则必须用理性才能加以把握。这也是互联网上的知识活动——从理性公共说理、传播真实信息，到讨论公共事务、批评不公正和非正义社会现象——的合理性所在。这样的知识活动是每一个现代公民所拥有的自由权利，也是他的社会责任。
在互联网时代，抵御和消除愚昧比提升和造就智慧更为优先。“知愚识智”的策略是先知愚，后识智。愚蠢是智慧的反面，但这不等于说，不愚蠢就是智慧。在愚蠢与智慧之间有一大片灰色地带，既不是完全的愚蠢，也不能都称为智慧。学识可以成为愚蠢与智慧之间的一个转折点。“学”就是思考，学识就是通过思考而验证和确定的知识。学识（learning）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知识只是了解，学识是进一步的理解，而智慧则是穷理。学识是以特定的方式（如批判思维或怀疑性思考）将了解到的事情确定为真实或真相。穷理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追索事物和现象的根本道理，化繁为简，有所领悟。
在互联网时代，粗浅知晓的知识（或称信息）与深思熟虑的学识之间的区别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也越发重要。在互联网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人类的口语时代还是文字时代，甚至是在持续了五个多世纪之久的印刷时代，无知与知识以及愚者与智者的区别一直被挤压在社会阶层的间隔之中。有知识的是那些能够熟练运用语言或具有读写技能的先知、诗人、僧侣、读书人、学者，他们同时是知识和学识的拥有者和权威人士。知识和文化曾经只是少数人才能享有，他们过的就是一种“有文化的生活”（cultured life）。对此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在《文化的生活》一文中说：“早期的文化标准要比我们现在高出很多很多。19世纪的时候，如果不掌握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没有人会指望被看作有文化。在18世纪，乔治·华盛顿在法国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不会说法语而非常尴尬。人们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缺陷，意识到有文化的人应该拥有的那种知识的巨大差距：对拜占庭帝国历史的知识、对宗教音乐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的知识、对包豪斯建筑学派（Bauhaus）影响的知识等。做个有文化的人意味着知识和兴趣的全面性。当然，没有人掌握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人是真正的全才，这就是为什么谁也不是真正有文化的人，为什么文化本身仍然是个理想的原因。就像很多理想一样，文化虽然值得追求，却最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今天，“文化”已经平民化了，普通的知识更是如此。谁都可以上网阅读，获得各种社会、政治、文化的知识信息，知晓天下发生的事情。然而，正是因为供人们粗浅知晓的知识信息近在指尖，唾手可得，许多人不再愿意费力去寻求更可靠、更深入的学识。也正是因为网上的知识信息真伪混杂、真假难辨，因此才特别需要学识所强调的那种批判思考。批判思考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而不只是他们当中的少数智者，验证从网上得来的信息和知识，并将此用作个人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认知原则。每个人都必须学会抵御任何形式的外界操控，根据可靠的信息，自由而独立地对事物做出理性判断。
互联网时代的愚蠢不是完全无知，而是把需要验证、求实的知识信息不经思考就当成可靠而确定的知识。这种愚蠢让人很容易上当受骗，很容易被不实宣传误导或洗脑。愚蠢的症状包括：轻信、狂热、冲动、偏执、暴戾。遏制和消除愚蠢需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因为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谎欺骗、宣传洗脑或散播不实信息，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不上当受骗，或者至少不那么轻信易骗。
许多互联网批评者认为，网络阅读肤浅、破碎、浅尝辄止、不思考、少理解、无判断；而这样的阅读造就了网上读者的轻信易骗、思想懒惰和愚蠢低能。无论这种情况多么普遍，都不能说网上除了这种情况就什么都没有了。对网络阅读全然负面的评估与事实并不相符，因为网上并不是没有严肃认真、深入思考的阅读。不说别的，许多对网络阅读的批评就都是在网络上发表和传播的，如果不期待网络读者认真对待，又何必多此一举？
对互联网的批评容易偏激，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批评没有价值。美国政治学教授斯图尔特·索罗卡（Stuart N．Soroka）在《民主政治的负面性》一书中讨论了人类心理的负面倾向与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的共生关系。他指出，在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负面信息在政治行为和政治交流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政治的看法显得非常负面。这是人的天性使然——人在认知上有“负面趋向”（negative bias），对负面事物的关注超过正面事物，负面信息也比正面信息更让人感兴趣，对人的影响也更显著。而且，负面印象在人的记忆中比正面印象保留得更为长久。负面批评不仅是人性的，而且是制度的，人们可以在制度设计中有意识地运用人性的这一自然特征。新闻媒体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报道偏重于负面内容，不仅是因为受众更关心负面消息，而且是因为媒体原本就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一种制度。在代议制民主中，监督错误是新闻媒体的核心功能。同样，民主政治制度也是为监视错误而设计的，也是把负面消息看得比正面信息更为优先。政治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让民众能对政府有所监督，而且也要使政治制度本身具有内部监督的功能。监督是为了发现和排除错误，是一种预警机制。
同样，批评网络或数码技术对人的认知、情感或其他方面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也主要是预警性的。一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有关书籍都可以被视为这样的预警性著作。例如，《普鲁斯特与乌贼》和《浅薄》批评网络的破碎和浅层阅读，《重拾交谈》害怕人工智能可能毁掉人的恻隐心和亲密关爱，《失控的真相：为什么你知道得很多，智慧却很少》担心互联网会降低人的说理能力。这些都是本书在后面要讨论到的。这些批评都令人联想到美国作家吉利·曼德（Jerry Mander）在《消灭电视的四个理由》（
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
，1978）一书里断言，电视会把人变成脑死的绵羊。波兹曼在《娱乐至死》（1985）中以类似的理由谴责电视毁掉了阅读文化。不过，波兹曼并不同意曼德“消灭电视”的主张，他认为，关键在于人自己要主动找到看电视的正确方式，不要被动地给电视愚弄成傻子。
任何关于媒介技术的批判或争论其实都不只是针对它本身，更是针对它可能对人造成的某种伤害或侵犯。人们害怕的实际上并不是媒介技术自身，不是电视、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而是使人劣质化或非人化的愚傻、浅薄、冷漠无情，或是把人变成机器和螺丝钉或齿轮。
今天人们对人工智能前景的忧虑也是一样，有人说人工智能最终会控制人类，有人说不会。其实这两拨人之间的共同点远比分歧来得重要。他们都害怕人类会因屈从于控制而失去自由，因愚昧无知而被残害、因意志衰退而被毁灭。他们害怕的其实不是人工智能，而是人类可能遭遇的不自由和人道灾难。然而，就算没有人工智能，不是还有其他并无多少技术含量的力量在使人类不自由，并把人类带向灾难和毁灭吗？高科技并不是导致这种灾难和毁灭的直接原因。
任何技术危机的实质都是人的价值危机。今天，有人发出了对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的警讯，应该看作是针对人类自身的价值困惑和面临的歧途，而不只是针对机器。忧虑和害怕科技可能对人性造成本质的伤害，或把人类带上万劫不复的歧途，这经常被称为“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它不是单纯的反机器主义，也不同于历史上的卢德主义。19世纪英国纺织工人因为相信机器夺走了他们赖以为生的工作，愤怒地捣毁机器，这是历史上的卢德主义。它基于一种怀旧的幻觉，认为是机器破坏了人以往简单、和谐的良好秩序，造成了工人的失业和贫困。机器成为新兴资本主义制度的替罪羊。
新卢德主义与反机器主义的卢德主义是不同的。它提出的是更具本质意义的警告：科技正在让人们相信人与机器没有什么不同，技术至上论正在消弭“人为什么是人”这个根本问题的意义。大卫·奥巴赫（David Auerbach）在《不妨当一个卢德主义者》（
It’s Ok to Be a Luddite
）一文中说，在我们今天这个科技时代里，应该保留卢德主义（新卢德主义）的一席之地，“长久以来，人类对自己保持着一种特别的、有特殊荣誉感的人的观念。科技不可避免会改变这个观念。一旦如此，人之为人的本质也会随之改变”。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可能。在数码、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科技时代之前，改变人性本质的危险计划就已经在一些现实的社会工程中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后果是灾难性的。
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新卢德主义，它的批判锋芒所指实质上不是互联网、智能手机、人工智能，而是任何要把人物化为某种工具的统治形式和社会工程。这些统治形式和社会工程必定要依靠剥夺人的自由和自由思想才能实现。互联网如今已经成为自由意志与权力控制反复博弈、持续争夺的重要阵地。互联网的自由意向注定它会有所抵抗，也注定它的自由意向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压。
打压自由是任何强制性社会改造工程的条件。奥巴赫指出，技术之恶的根子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汉娜·阿伦特关注的那种得力于工业革命成果的机械化极权主义。但是，许许多多低科技的（非人化）暴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相比用机器代替人，把人变成机器是更可怕的事情。“人生来就应该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被当作目的而非手段。……（19世纪）卢德主义者反对资本家把他们当成可以与机器互换的劳工；今天的卢德主义者把技术视为一种威胁，是因为技术会取消每个个体人的价值，并把人变成功利主义的统计数字。”
人的非人化和机器化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新危险，什么才是真正的人之为人？人与机器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这些也不是互联网时代才有的新问题。以前，哲学家只是在人与动物的区别中思考人的独特性，今天，多学科的思考者们则可以从人的记忆与计算机记忆、人的学识与互联网信息知识、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等对比来思考人为什么不应该是机器，人如何才能不成为机器。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里承认今天社会金钱万能的现实，但是他还是要追问，不应该用金钱来做什么？
同样，即使到了机器万能的时代，我们也还是要追问，不应该让机器代替人做什么？今天，机器尚未万能，我们更应该要问，机器永远不应该代替人做什么？我们拒绝相信机器在所有的事情上可以代替人，为什么？如何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拒绝放弃人的自由意志？哲学的思考并没有过时，但今天我们终于也可以在哲学之外，从科技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许多关于人的问题。能否深入思考这些问题，能否从中悟出更深刻的道理，正考验着我们在这个新时代所需要的智慧。知识是人的知识，学识也是人的学识，无论是知识还是学识，最终的目的和唯一的希望都是，人类在未来能比今天更优秀，更智慧，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