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丹晨

中国文学史的学习和研究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我在大学求学期间，我们是第一届五年制本科，中国文学史是中文系最主要的课程，要整整学四年，每周的课时也最多。其他文科各专业也都要学此课目，不过时间没有这么长而多，所谓公共课，也是必修的，可见其重要。因为研究和教学的需要，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教材和论著甚多。它自身好像也已成为一门学科，有其特殊的发展和变迁的规律和内在联系，需要人们研究和探寻，已有一些学者精心研究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史。原伦君的新著《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就是其中最新的一部。

研究“文学史”，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可谓各有各的理解。中国文化史上出现的各种文字作品，曾经有过的“经史子集”分类其实就有互相交叉重叠。知名的文学家写的也不都是文学。有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系统。也有人称文学是“生活的百科全书”，这样凡是与人类的生活思想感情有关的都可能入诗（文学）的描述范围。有的强调语言艺术，有的强调想象和虚构世界……因此，文学涉及的方方面面是广泛浩瀚的。这就为研究者造成了一个困境，难以做到包罗万象、巨细无遗。于是就有了不同的着重点，不同的视角，研究写作文学史就出现了精彩纷呈的局面。

原伦君筚路蓝缕，先从文学观念的差异立论，将有关史料进行爬梳整理，理顺一个头绪和线索。他探讨了尼采、福柯等一大批西方学者的“谱系学”或本质论等来观照文学本体中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他也探讨了近代中国学者研究和写作文学史时，对文体、分类、分期、品评、体例等涉及文学观念而存在的歧义，在不同程度上与“谱系学”本质论等既有同构又各呈自己的审美经验和标准。有一点类似的是都强调从文学内部的递演、嬗变和传承来考察、论述其相互间的“谱系”和“史”的意义。

原伦据此对已有的中国文学史写作，选出数十种最有代表性的曾经产生较大影响的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进行史的论述。他认为白话文学的范围是把古代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即有生命力的口语化的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胡适：《白话文学史》（上），第13、12页]原伦认为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胡适的研究从语言角度切入研究，正是文学本质论的一种实践。继之又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循着胡适的“活文学”思路，以创作和流传于民间的、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包括口头创作为研究对象。到了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则强调文学是“人类的最崇高的精神与情绪”的演化和传承，仍然视文学的本质为情感的表达。到了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他更明确地主张“文学发展史便是人类情感与思想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想的特色，和造成这种思想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原序》（上），第1页]原伦称他“将文学史当作人类的心灵史或精神生活史”进行研究。对于诗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则被认为是“将文脉的流播作为书写的主要线索……真正是一本以描述文学主潮流变为使命的文学史”。

在此期间，先后受西方或苏俄文艺思潮的影响，建立在反映论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日益活跃。这种思潮本应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在机械唯物论、唯阶级论、庸俗社会学的主导下，偏离了文学研究的正常学术规范走到了极端，“最为彻底最为突出的是”北大学生撰写的所谓“红色文学史”，这原本可以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它完全是当时“大跃进”政治运动中文化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性产物之一。虽然得到官方热情支持和宣传，评为先进，以至风靡全国，影响各个高校兴起一场学生（连刚进校门的低年级）写书的热潮。事实上却是朝生暮死，几个月后，连作者自己都感到站不住脚而要重写。稍后，原伦又以刘大杰为个案，分析他三次修订，特别是“文革”期间把本有很高声誉、有个人才情特色的著作，违心曲意修改得连他自己后来都感到痛悔。这些历史事实证明科学研究是不能用政治运动替代的，鼓噪起哄是没有生命力的。科学就是科学，只有老老实实，一切从事实出发，遵从科学自身的规律，才会有真正的创新和进步。

但是，其后在反映论文学观指导下的“文学史话语方式的影响横跨了半个世纪之久”，以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原伦认为它是“比较成熟的文学史著述”，同时对此以及其他各家的著述都作了详尽的列举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有了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新作，原伦认为他们“提出了情感论的文学史观念。这是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反映论文学史观的一个反拨”，“将文学的情感功能和‘人性发展的过程’联系起来”，以此考察几千年的文学历史，使人们一新耳目。其他如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都受到他的注意和评述。尤其是龚鹏程的《中国文学史》系独力写作完成，原伦说他“最为有个人色彩”，体例建构、内容叙述，都有别出心裁，“新见迭出”，因此有更详尽的评论。

原伦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对中外文艺理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有较深的造诣；主编《今日先锋》，致力于介绍先锋文艺思想理论。本著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广征博引，议论恣肆，不仅从纵的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史的学术研究作了理论性论述；还选择了例如文学史的建构、文人作品和民间文学（即雅和俗）、思想内容和艺术分析的两分法，以及传统文学与现代创作等专题，在浩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论著中，撷取大量有代表性意义的实例，引述各家识见、多种观点互相参照，比较短长得失，进行客观的评述。因而使这本论著既有丰厚的史料实证，又有坚实的理论阐释。

从原伦引述的各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又一次说明任何学术研究的创新关键在于自由开放的思考和深入独创的评说，无论是反映论、情感论、精神史、心灵史、活的语言文学史……都是从不同视角切入，探索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予以实证和有力的论述，却又都是文学范畴之中应有之义，展示了有三千年绵延不断的繁复深远的文学发展历史。原伦揭示了长期以来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影响，独尊反映论和思想艺术两分法，陈陈因袭成了套路，文艺批评囿于旧说而无生气和新意的现象；同时，他用相当篇幅论述近些年文学史研究的突破，对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史研究新成果作了热情的介绍和叙述，这也是本书一大特色和贡献。

文学史本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研究文学史写作相对来说更是冷僻。原伦1987年于北师大硕士毕业，应聘到《文艺报》来工作，我们也算是多年同事，他好学而耽于思考，学养丰赡，这次选择这样的课题本身就是一次涉险的学术之旅，精神可嘉。他耗费多年心血，广泛阅读原著文本，积累材料，以中外古今各家文艺理论宏观高瞻，且又聚焦具体的文本作为典型剖析，更具说服力。这样苦心孤诣求真求实的学风在今日显得特别可贵可嘉，也因此有了厚实的学术成果。我应原伦之邀，作为第一读者谈一些粗浅之见，勉为其序，正好借此就教于读者。

2017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