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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太短，讲不完整个中世纪和近代，我想最简单地提一下中世纪的几个特点，然后讲一下近代主要的脉络。
现在用非常短的时间介绍一下中世纪西方的思想和哲学。中世纪西方历史的主角是日耳曼民族，不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西方的中世纪是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新建立的蛮族国家。日耳曼人当时是野蛮人，他们连文字都没有。一个民族连文字都没有，自然是非常落后的。他们崇拜的是原始的自然神，如风神、雨神、雷神这些东西。罗马帝国在晚期是非常衰落而且非常腐败，使日耳曼民族有可能大举侵入罗马帝国。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形。一个王朝没落的时候，就受到外族的侵略，尤其是野蛮民族的侵略。日耳曼民族大量侵入罗马帝国以后，罗马帝国灭亡了。日耳曼民族由于是一个落后的野蛮民族，所以很快接受了一种宗教，那就是罗马帝国原有的基督教。野蛮人的精神状态是空虚的、是落后的，所以非常容易接受一种宗教信仰；但是一旦接受了之后，非常难改。这就好像个人习惯一样，一个大人学别人话要困难些，一个小孩很容易学会说话，但是一旦会说话以后，再叫他改一种别的语言，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是先入为主的缘故。不但改另一种语言非常困难，就连语音的改变也非常困难。一个小孩说着乡音，过了一些年以后，要他改掉他的乡音，他就难以改掉了。日耳曼民族一旦接受了基督教之后，这个宗教就深入到这个民族的内心。这一点看来和中国有所不同。我们中国，至少是汉族，没有那么浓厚的宗教信仰。为什么没有那么浓厚的宗教信仰？我以为有一个物质上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血缘关系始终没有断绝，所以中国有一个浓厚的血缘的背景，宗法的背景，这个背景形成了中国一种特殊的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集体主义，有了这样一个集体主义，个人就不太需要有宗教的信仰了。西方由于经过了民族大迁移，原来的血缘关系解体了。所以从一开头，西方的个人主义成分就比中国的更多。越是个人主义大概就越需要宗教信仰，因为一个人的精神总需要有一种支撑。在中国，这种支撑就在伦理道德里面，这个伦理道德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即对于君父、对于家族无限的崇拜。而这种成分在西方较少。所以在日耳曼民族里，一个重要的思想上的因素就是基督教的信仰。
也因此，在中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学术中心主要是在教会里，特别是在修道院里。这一点与中国背景也有所不同。中国过去或者是私人讲学，或者是家学，特别是在乱世，蛮族入侵的动乱时代，一般都是家学，因为中国家族的团聚力量特别大。西方家学的比重很少，所以西方的学术都集中在寺院里或者修道院里。修道院或者教堂成为保存学术的中心。当然，它也会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宗教性太浓厚。
在另外某些方面，中国和西方也有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中世纪的学问基本上都是经学（scholaslicism）。所谓经学，就是对经书的解说。经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指示。所谓学术就是对经书的解说。这一点中外古今并无二致。它和近代学术的最大不同在于：近代学术的目标是求真。譬如自然科学，我们的自然科学的目标是求真，所以我们在自然科学研究里，并不崇拜某一个教条，认为它是绝对正确，字字都是真理，一个字都不能改，似乎学术的任务就是怎么样来无限崇拜这个教条，宣扬这个教条，用血和肉保卫这个教条。但宗教却就是这样，宗教信徒对宗教就是这样崇拜。我们知道，学问是从怀疑开始，至少近代的学问是这样。后面我们会讲到笛卡尔的追求，笛卡尔的哲学一开头就从怀疑开始。但是中世纪的学问是从信仰开始。在中国，中世纪的学问也是这样。你的学问仅仅就是怎样来体会、来发扬经典。经典是摆在那儿的，《圣经》是摆在那儿的，是一个字都不能更动的，中世纪的所有的学问就是研究《圣经》，也就是你怎么体会《圣经》、解释《圣经》、发扬《圣经》。这和中国一样，中国中世纪的学问基本上都是经学。我们也可以说，经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当然，并不能说宗教或者经学就毫无价值，经学可能有经学的价值，宗教可能有宗教的价值，但是它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是科学的价值。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经学是信仰的价值，科学是求真的价值，这两种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中世纪的学问就是经学。西方经学就是拿《圣经》，看你怎么讲。在中国，中世纪的学问，一直到清朝的学问，清朝考据学的学问，都是经学，也就是拿经书来，看你怎么讲，你怎么解释它。这就是你的学问，你的全部学问就在这里面。当然，西方中世纪也有别的学问，但是那些学问讲到最后是要为经学服务的，如果你的学问不能为经学服务，你的那个学问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西方有一句话，叫做“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是侍奉神学的，为神学服务的。当时的哲学指其他所有的学问，即是所有世俗的学问、所有非宗教的学问。物理学、化学都是哲学，所有的学问归根到底都是要为神学服务的。中国也是一样，中国学问的内容是义理、辞章、考据。义理就是讲道理；辞章就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考据就是考订，哪个字应该怎么讲，哪个句子应该怎么讲，哪个经学家怎么讲。西方的和中国的经学其基本的精神和思路是一样的。当然，中国的“经”和西方的“经”并不一样，中国的经书是“四书”“五经”，西方的经书是《新约》《旧约》。经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大约延续了整整一千年，从4、5世纪到14、15世纪这一千年是西方的中世纪，西方的中世纪比中国的中世纪短。中国的中世纪从汉代开始。汉代就讲经学了，所以我们中国传统的学问叫汉学，汉学就是以汉儒为标准的经学。西方也是这种情况，西方的早期经学叫做教父学。教父是什么，教父就是宗教里面最早的大学者，后来讲经学的都以他们为准。这就好像中国讲经学以汉儒为准。为什么以汉儒为准？因为汉儒离先秦的经书最近，他们的讲法最有权威，所以中国讲经学就叫汉学。西方讲经学的人就都回归到教父学，就是最早的一批宗教学者。
关于西方中世纪的学问，我只介绍两本书。一本书是上次提到的但丁的《神曲》。我们知道但丁是意大利的诗人，是翡冷翠人。“翡冷翠”一词是徐志摩的翻译，后来有人给它改，认为不必一定要翻成三动听的字样，应该翻成佛罗伦萨，就是今天所说的佛罗伦萨。那个字在英文（或法文、德文）里，是佛罗伦萨，意大利文是翡冷翠（Firenze）。但丁不是哲学家，为什么要介绍他的书呢？因为他那部《神曲》反映的是中世纪的人生观，是非常完美的中世纪人生观。但丁被称为西方四大诗人之一。西方四大诗人是哪四位？一般认为一个是古希腊的荷马、一个是中世纪的但丁，一个是近代英国的莎士比亚，另一个是近代德国的歌德。他们号称“四大诗圣”。但丁的《神曲》是一首长诗，表现中世纪的宇宙观和人生现。另一本书就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的，他是意大利的神学家，他把中世纪的神学完全系统化了，变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这本书的名字就叫《神学大全》。这本书不用全部看，看起来又很繁琐。中文很早有个译本，是明末耶稣会士带过来的一本教科书，这本神学书基本内容就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这本书后来是叫明末学者李之藻翻译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方和中国这两方面文化背景毕竟差异太大了，所以李之藻的译本在中国没有得到流传。阿氏的书一直是天主教正宗的理论，到了现代还出现了新托马斯主义（托马斯即阿奎那）。近年来各种西方的“后学”都在中国流行，但似乎很少有人介绍新托马斯主义。
现在我们转入近代。中世纪和近代最大的不同，物质层面上来说，近代是扩大再生产，中世纪是简单再生产。因为中世纪是简单再生产，所以中世纪的思想也是长期停滞的，思想总是和时代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中世纪的生产几乎是年年重复不变的，所以它的生活方式几乎是年年不变的，所以它的思想方式几乎也是年年不变的。我们知道，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决定人们的思想方式。由于近代是扩大再生产，物质基础就年年变化。结果物质基础变化了，生活也就随之变化了。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就和20世纪生活不一样了，思想也当然会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根本的物质基础不一样了，我们的物质生活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思想方式当然也就不一样了。近代的思想方式改变了，近代的思想内容也改变了，但是改变的不仅仅是思想。物质基础变了以后，上层建筑也随之而变，生产方式变了，思想的方式也随着变，思想是和社会配套的，思想毕竟是社会的产物。所以近代和中世纪的不同，不仅仅是思想上的不同，而且还有社会政治生活方式的不同。没有整套近代的不同于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生活方式，就没有近代的思想方式。
一种思想，除了要有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的配套外，还要有社会思潮与之配套。如果没有整个社会思潮的配套，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难起作用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位大师，就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152—1519）。大家都知道他是著名的画家，创作了著名的绘画《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中国人把《蒙娜丽莎》称为《永恒的微笑》，现存巴黎的卢浮宫里。这幅画的标题是拉·吉奥康达（La Giaconda），吉奥康达是名字，拉·吉奥康达就是吉奥康达夫人的画像。大家都知道达·芬奇是名画家，其实他是位多方面的天才，他又是建筑家，又是科学家。但是最可惜的是他的科学手稿遗失了，遗失了很久，多年以后才被发现。他是远远超前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有他那么深刻的科学思想，但是当时意大利的条件没有可能和他的思想配套，所以他不具备必需的那个社会条件，他的思想被埋没了。这种情况非常之多。一个人的思想可能超前，但是如果整个社会背景不成熟的话，他的思想就变成了彗星一现。
近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揭幕？可以说它是从15世纪到16世纪这100年间开始的。标志它的揭幕有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广义地说应该是地理大发现。不仅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而且很多海外的新航线都发现了。那个时候，达·伽马发现了印度洋的航路。本来，西方不知道到东方怎么走，一般都是经过阿拉伯世界，再从阿拉伯世界到中国。后来达·伽马发现可以绕非洲南部的好望角到非洲东岸，然后过阿拉伯海，就可以到达印度，这样就发现了一条印度洋的航线。西方到东方来，不必再像从前那样走陆路了，可以走海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就是发现了一条大西洋的航线。后来，麦哲伦在16时纪初年的时候，又有一次大航行，成功地环绕了地球一周，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的环球航行，从事实上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那时转地球一周花了三年的时间。今天，我们转地球一圈，三天都不要，一天就可以绕地球一圈了。这表明近代是怎样的进步。地理大发现开辟了一个世界市场。过去的市场仅仅限于西欧的几个国家，地理大发现开辟了整个世界作为市场，这大大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因为资本主义是扩大再生产，所以就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资本积累越来越大，所以生产规模就越来越大，就可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而中世纪是无法扩大再生产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生产就没有进步了，但那进步非常之慢，从表面看，几十年、上百年几乎看不出什么重大的进步来。但是我们知道，“进步”在近代是加速度发展着的。三年五载就有重大的变化，变化之快是难以想象的。100年前的东西，现在绝大多数都不存在了，都不使用了，我们用的都是最近100年发明的东西。但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它的物质生活过了100年，和100年前的东西不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近代第一桩大事，地理大发现算是近代的揭幕。
第二件事就是宗教改革。西方的中世纪，是罗马教会的一统天下。罗马的宗教是天主教，就是以罗马为中心有一个教皇，下面有一个教会组织，这个教会组织全盘控制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那时候，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性质的组织，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今天的教会仅仅是一个精神的组织，仅仅涉及人们的精神信仰。中世纪的教会掌握有很多社会的乃至政治的职能。大家读历史可以常常看到这类故事，一个中世纪的国王或皇帝，他的继位合法不合法，要由教皇来加冕承认，如果教皇不给他加冕，他的统治就是不合法的；甚至于到了19世纪初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的时候，还请教皇给他加冕，认为这才是真正受命于天。这是教会对政治的控制，教会还控制了人们的生活。比如说结婚，一定要到教堂去结婚，否则就是无效的、非法的。生了孩子要到教堂去登记，等于我们民政的户籍，不然的话，就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当时教会的势力是非常之大的。教士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普通的教士，还有一种是专门清修的教士。后一种教士在修道院里，把自己一生全心全意的都奉献给耶稣基督，他们终生就是“劳动”和“祈祷”。其中也包括研究学问，中世纪的学问主要集中在教会修道院里。当然，这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学术思想不能自由发展。《圣经》作为一个框架紧紧笼罩着人们的精神，你只能搞经学，经学以外的东西都是离经叛道，神学是绝对真理。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第一步突破了天主教教会的精神专制。我们知道，有精神专制就谈不到学术思想的进步，学术思想的进步首先就在于它自由的创新精神。科学的进步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创新，就在于独立精神的创新，而不是跟在权势者后面人云亦云。这一点恰好是经学的精神所不可能容忍的。经学拥有绝对的权威，你必须跟着这个绝对权威走，不能超出它去创新。超出这个范围去创新，你就变成“非圣无法”了，而这正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贡献所在。这一点，如果和中国对比的话，相当于五四时候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真正的奠基，当然也可以说这个运动早就开始了。1898年戊戌变法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开始，但是一直要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才真正成为合法而深入人心。因为孔家店作为一个“店”，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这样学术思想是没有进步的，所以一定要打倒这个“店”。这和对孔子本人怎么评价，应该是两回事。孔子本人怎么样，耶稣基督本人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不过作为一个“店”，作为一个教，垄断了学术思想，那对于思想的进步是非常不利的。从马丁·路德以后，西方就涌现了很多的新教派，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反对罗马天主教独尊的。后来在18世纪的天赋人权里面就是要肯定人的权利是天生的，是自然的。天赋人权中包括有思想自由和每个人有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之权。每个人都可以崇拜上帝，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亦即可以不认同某种权威所规定的方式。这是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因为过去教会是绝对的权威，每个人信奉上帝的时候，决不能你爱怎么信奉就怎么信奉，一定要遵照教会规定的方式，也就是说，必须服从教会的权威。现在要承认，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之权，也就意味着否定教会对个人进行思想专政的那种权力或权威。可以认为，思想的解放是以16世纪宗教改革反教会权威而开始的，虽说它还仅只是一个开始，神学的思想统治形态是只适合于落后的中世纪的社会形态的。
另有一个促进人们思想从中世纪步入近代的重要因素，就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个思想文化的运动，这个运动最初出现在意大利。这场思想运动最开头是借着复兴古学的名义在创新。梁启超写的《清代学术概论》，那里面也采用了这个观点。他认为，清代的学术是通过复古在创新，就是说，以复古的名义否定当时流行的思想认识，名义上是复古，实际上是一种创新。文艺复兴是复什么“古”呢？就是复古代的古典文化，也就是复希腊罗马之“古”，因为希腊罗马文化有着很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又叫做人本主义，也就是以人为本的主义。它的对立面则是神本主义，是以神为本的主义。中世纪的宗教是神本主义，以神为本，一切都以神学为最高指示。现在人本主义把这个以神为本的最高指示改成为以人为本，每个人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实际上这是一种个人主义，就是每个人可以按照他的想法来想，或者说每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之权。当然，这也有其缺点，文艺复兴时代的社会风气是非常糜烂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非常腐化堕落的。因为它是人性解放，凡是历史上人性解放的时代，必然出现它消极的一面。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六朝时期的士大夫也讲求思想解放、个性的解放、性灵的解放。这一解放也出来很多问题，社会风气是非常糜烂的，非常奢侈，非常荒淫。一旦人欲横流，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因为它要求个人和个性的解放，摆脱一切从前礼教或者礼法的束缚。这样一解放之后，必然出现很多问题。在西方文艺复兴的时候，薄伽丘《十日谈》中所指的社会风尚的败坏，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里面所讲的各种权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实际上都是对当时社会生活很真实的写照。
近代社会的基础，是扩大再生产。这个扩大再生产靠的是什么？是什么因素使得人们有可能扩大再生产？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要起早贪黑，要不断流汗，一天要干8小时，一天要干16小时。这种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所得到的提高是非常有限的。但近代的扩大再生产是无限的。它不是说翻一番就完了，而是可以不断地翻。过去我们用钢铁，但以后很可能我们不用或者日益少用钢铁了。过去用煤，以后可能少用或者不用煤了，例如我们可以用原子能来发电，它比煤更干净，而且效率更高。在这种意义上，近代的扩大再生产主要靠什么？要靠近代科学（技术可以说是科学的应用）。科学是可以不断进步的，不需要你增加劳动强度，也不需要你延长劳动时间。一个爱因斯坦一天用不着工作24小时，他也不过和平常人一样，你一天工作几小时，他也工作那么多时间，他不必开多少夜车，晚上不睡觉，假如他天天不睡觉，也继续不下去。那么，他为什么可以突破前人？科学本来是不断积累的，基于不断积累之上的创造就可以突破前人。中世纪的数学，一个大数目的除法一算就要算一整天，可是我们现在算起来非常快，一个小学生也会算，几分钟就算出来了。现在有计算机，一按就出来，算都不用算。科学是不断积累的，我们之所以可能超过前人，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前人的劳动成果。前人做出他那成绩花了一辈子工夫，我们学他那套东西，不必一辈子，我们可以花个一两个月或者一两天就学会了。我们可以在他的基础之上不断进步。近代扩大再生产之所以可能，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科学的进步。
现在，我们把近代的哲学分成几块来讲。
我们先讲近代科学的进步这一块，重点介绍几个人物：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开普勒（Kepler，1571—163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牛顿（Newton，1642—1727），孔德（Comte，1798—1857），达尔文（Darwin，1809—1882），普朗克（Planck，1858—1947），爱因斯坦（Einstein，1879—1955）。
近代的科学，从哥白尼开始。哥白尼（Copernicus，1473—1543）是天文学家，你们看了但丁的《神曲》以后，就知道西方中世纪的世界构图是怎么样的。像但丁所描写的世界构图是很真实的，而并不是空虚的、抽象的东西。按照神学的传统来说，天上的事物都是神圣的，神圣的东西一定是纯洁的，所以日月星辰都是透明的。如果有人说月亮上有黑斑，太阳上有黑子，——这都不对，这都违反神学的观点。因为太阳上绝对不可能有黑子，月亮上绝对没有黑斑，天上的东西一定是完美的。什么形状是完美的呢？圆是最完美的。所以日月星辰必定都是圆的，而且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也都必然是圆形的。按照中世纪的说法，大地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说法是很自然的。我们中国也这么认为，大地是世界的中心，天体是围着大地运转的。大地是球形，古希腊人就已经有这个知识了，中世纪人也有这个知识。哥白尼的贡献，不在于知道地球是圆的，而是认为太阳是中心，叫做heliocentric theory，helio是太阳，centric是中心。本来中世纪的观点是地球中心说，叫做geocentric theory，geo是大地。太阳中心说在哥白尼之前也有人提出过了。哥白尼是在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太阳中心说的人。但是当时他不敢正面提出这个学说，因为正面提出就动摇了中世纪统治的意识形态。这里面涉及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这两者既是分开的，又是相联系的。我们说，没有任何学术是绝对超出政治之外的。像哥白尼，像下面我们所说的达尔文的学说，都曾引起当时宗教界、政治界的极大轰动。这一学说一经提出，就把《圣经》给否定了。《圣经》一旦被否定，就等于把教会的权威给否定了，这一下就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明末利玛窦到中国来的时候，画了一幅世界地图。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世界的观念。本来西方的地图都把中国画在边上，把大西洋放在中间。但为了迁就中国的观念，中国的位置是一定要放在正中间的，所以他改作把太平洋以西的中国放在中间。一直到了19世纪末年，戊戌变法的前夜，那时候也是一场启蒙运动。曾有一个通俗的宣传品，里面有这么两句话：“若把地球详来参，中国并不在中央。”过去以为中国是天朝上国，非得位于世界的中心不可，所以中国一定得放在中央。到了那时，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中国也就不必一定在世界的中央，所以才说：“若把地球详来参，中国并不在中央。”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个革命。但是哥白尼一直到死都不敢正式公布他这个学说。
后来又有个人，是捷克人，也是个天文学家，叫做第谷·布拉格（Tycho Brahe.1546—1601），他主持布拉格天文台。开普勒（John Kepler，1571—1630）到布拉格天文台做第谷的学生，他后来利用第谷收集的大量资料，研究天体运动，发现了天体运动的三条规律。这就改变了历来神圣的观念，而这个观念一经改变以后，就把很多天体运动都解释通了。按照神学传统的理论，天体是神圣的，所以天体的运行轨道一定是圆的，因为圆是最完美的。按照天体运动的轨道一定是圆的这一理论，历法老是不正确，大轮之外再加小轮，即天体运动不光是按照大轮转，还按照小轮转，大轮解释不通了，就加一道小轮，再解释不通了，就再加一个小轮，一直加到三重四重，这里有个形而上学的假设，即天体的运动必须是圆的，所以一定要按圆来解释，可是按圆解释怎么也解释不通，解释不通就再加圆再解释。就是说，一定要用某一个观点去解释，这是一种形而上学。其实某一个观点解释不通的时候应该放弃，应该用别的观点来解释。但是他一定要用这种观点来解释，神圣的观念和观点一旦放弃，就会动摇神圣体制的基础。但结果总是解释不通。后来，开普勒把圆轨道改成椭圆轨道。圆是椭圆的特例。椭圆有两个圆心，当两个圆心合一的时候就成为一个正圆了，两个圆心离开时就是一个椭圆。椭圆有两个圆心，天体运动的现象都可以解释得通。开普勒提出了他的天体运行定律。
开普勒以后，意大利有一位近代实验物理学的鼻祖伽利略（Galileo，1564—1642）。伽利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验。有一个最有名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仅是传说。科学史上这类传说很多，例如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大家都传说他是看见苹果落地受到启发。这个故事大概也是假的。还有一个故事是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把大小不同的两个球丢下来，它们同时落地。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并且中世纪继承了他的理论），应该是大球先落地，小球后落，因为大球比小球重，所以大的应该先落地。但是，实验证明是两者同时落地的。这个故事是假的。但是他的一系列重要的实验是真的。伽利略进行了很多的实验，奠定了古典物理学的基础。
后来到了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总结出一套万有引力定律和其他的运动定律。牛顿是英国人，剑桥大学的学生。我们知道，剑桥大学是近代科学史上贡献最多的大学，一直到今天，都是获诺贝尔奖最多的学府之一。牛顿总结出来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其他的运动定律，一直到今天，在很多场合都还是适用的。当然，它有它的局限，今天已经突破了它的局限。怀特海评价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所建立的近代科学体系，说他们几个人的工作和是自从一个婴儿诞生在马槽里以来（指耶稣诞生）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功业，最有意思的是，牛顿还是一个神学家。所以有人说，牛顿是最后一个“魔法师”。不但牛顿是神学家，近代的哲学家很多都是神学家。比如说帕斯卡，他既是实验物理学家，又是数学家，也是神学家。下面我们要讲的贝克莱也是，他是个数学家，但同时又是个神秘主义者。对此我们可以说，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的有效仅仅是在科学的范围内有效。就是说，什么东西的有效性都有一定的范围，你要把它无限扩大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它就超出了它的有效性的范围，所以也要警惕，不可轻易地陷入唯科学主义。任何理论都在某个一定的范围内是有效的，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它就无效了。世界上没有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有效的范围是有它的限度的。例如说，除了在沙漠里，凡是有人的地方，凡不是沙漠的地方，都有阶级斗争。我们可以承认这一点。但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在没有人的沙漠里也存在，但是毕竟不能用万有引力定律来解决一切问题。万有引力定律是普遍存在的，一切现象都要服从万有引力定律，但是，万有引力定律并不是充分的，它并不能充分解说一切现象。比如上次提到的例子，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就不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去解释，你解释也解释不通。当然，林黛玉和贾宝玉的关系，也不能违反万有引力定律。林黛玉哭的时候，她的眼泪是往下流，不是往上流，原因就是万有引力定律在起作用。但是，不能用万有引力定律去解释他们的爱情。就是说，每一个论点的有效性领域都有一定的范围，你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之外，什么都用这个来解释。形而上学的错误就在这里。它超出了它有效性的范围了。科学也有它自己的有效性范围。
牛顿下面还要提到19世纪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他是法国的社会学家，我们提出他是作为反面教材。孔德是近代实证主义的大师。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空前的突飞猛进，自然而然给人造成了一种观念：科学是万能的，科学能够解决一切，什么价值最后都要服从科学，以科学为目的。都要以科学为依归，这就形成了实证主义。什么都拿科学来实证。但是，有些东西超出了科学有效性的范围，不能强行用科学去解释。孔德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力图用科学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这个风气当时是很普遍的，包括马克思。马克思是19世纪的人，他也是要把社会运动的规律当成一种科学的规律。孔德的这个影响太大了，在19世纪的西方以及后来20世纪的中国都是风靡一时的。比如胡适，我们知道，胡适对五四之后的中国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胡适说他那理论叫实证主义，或者叫实验主义。又说，他那个是从杜威那里来的。这一点很可能表示胡适对杜威的哲学没有真正很好地理解。杜威和实证主义是两回事。我们所谓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是19世纪西方的那个实证主义，它力图把人文的东西也看作和科学一样，要找出自然科学的规律那样的规律来。比如傅斯年说，搞历史就是找史料，有一分史料就有一分历史学，有十分史料就有十分历史学。这些都是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把人文认同于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人文有一部分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所能解释的，它是超出科学范围以外的，它不能违反科学，但是科学并不能充分解说它。
在自然科学方面给孔德作了最大帮手的，就是下面我们要提到的达尔文（Chares Darwin，1809—1882）。达尔文提出了物种进化论。他的物种进化论有几项基本原则，就是物种的无限繁殖，无限繁殖以后就引发生存竞争，生存竞争以后就有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也就是淘汰。我们中国有个最简单说法叫做优胜劣汰，但这里用优劣，好像不太合适，因为按照达尔文的说法是“最适者的存留（survival of the fittest）”，也就是适者生存。最适者不一定就是最优，优劣有个价值判断的成分在里面。比如我们想象一下，有一个时期，地面干旱了，于是动物要吃树叶，谁的脖子长谁就能多吃树叶，这样淘汰的结果就剩下长颈鹿了。长颈鹿的脖子最长，它可以吃到最高的树叶，吃不到的就先被淘汰了，脖子越长的就越可能存留，我们可以假设有这么一种生存竞争。这里没有道德意义或仁义上、伦理意义上的优劣可言，它仅仅是说最适者的存留，就是最适合那个条件的可以活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或者更确切地应该说“演化论”，因为“进化”一词总有一种价值观念在内），今天也受到了质疑，似乎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因为可以有灾变，灾变可以创造新局面。其实在达尔文以前，法国有位生物学家居维叶（G.Cuvier，1769—1832）就提出了灾变的学说。科学总是不断进步的，现在达尔文的学说，好像已不像当年那么绝对权威了。但是在19世纪，它是革命性的，是震撼性的。
19世纪科学革命第一步是在生物学，到了19世纪末年，科学又发生了一场革命。那是一场物理科学的革命，包括居里夫人的发现、普朗克的发现。普朗克叫做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是德国的物理学家，也是近代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提出了相对论。玻尔（N.Bohr，1885—1962）、海森堡（W. Heisenberg，1901—1976）都提出了新的理论大大动摇了古典的体系。爱因斯坦本来是德国人，后来入了美国籍，因为他是犹太人，德国排犹，认为那是“犹太人的物理学”就把他驱逐了。这是又一次科学革命，这次科学革命和以前伽利略、牛顿的科学革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革命似乎是决定论的，是定命论的，可以称之为deterministic。它是决定性的，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可以精确到分毫不差。比如说运动，一个行星怎么运动，可心算出来，一丝一毫都不错。但是科学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可能有很多测不准的，或者说是或然的东西。20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观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不仅是科学对社会生话的改变，而且是对哲学思想的改变。
我们现在从科学革命转到哲学上来。近代哲学可以分成英国经验派、大陆理性派、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分析哲学、大陆哲学这么几块。英国经验派的代表人物有：培根（F.Bacon，1561—1626），洛克（J.Locke，1632—1704），贝克莱（G.Berkeley，1684—1753），休谟（D.Hume，1711—1766）。大陆理性派的代表人物有：笛卡尔（R.Descartes，1596—1650），斯宾诺莎（B. Spinoza，1632—1677），莱布尼茨（Leibniz，1646—1716）。下面这几个人：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卢梭（Rousseau.1712—1778），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可以归到启蒙运动的行列里。实际上，这几个人都是讲政治社会的，并且都是拥护人权的。这几个人都讲人权，所以可以列入启蒙运动，还可以加上两篇历史文献：《独立宣言》（1776）和《人权宣言》（1789）。《独立宣言》是后来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写的。另一篇是法国大革命时，1789年写的《人权宣言》。英国经验派、大陆理性派、启蒙运动这三种思潮后来就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其间有一大串代表人物，我们不一一提到了。最为突出的两个人是康德（Kant，1724—1804）和黑格尔（Hegel，1770—1831）。普通的哲学史就讲这几块，但是和它同时的还有一个人：帕斯卡（Pascal，1623—1662）。他是法国人，和笛卡尔同时，笛卡尔也是法国人。笛卡尔是数学家，帕斯卡也是数学家。有一幅名画，画的是在巴黎的塞纳河畔，笛卡尔和帕斯卡，还有一个有名的数学家，狄萨格（G.Desargues，1593—1662），三个人在讨论数学。帕斯卡是位杰出的数学家又是实验物理学家，但他同时又是个神学家。我们知道，牛顿也是个神学家，牛顿的晚年专门研究神学。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牛顿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自然哲学”就是物理学，就是自然科学。那个时候，因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哲学，当时的哲学是无所不包的，所以《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实际上就是讲物理学的数学原理。但是这部书后面的一部分是讲哲学的。自然科学那时候和哲学是不分的，其实所有的自然科学讲到最后都是有其哲学思想的。所以，西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很多时候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和中国思想史有很大的不同。你翻一部《中国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哲学史》，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有是自然科学家的。可是，你翻一部《西方思想史》，它重点是“主智”的，很多人都是自然科学家。上面说的这一批人里面，笛卡尔是第一流的科学家，莱布尼茨、帕斯卡也都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伏尔泰是科学家，康德也是科学家。康德写过一本书，中文有译本叫做《宇宙发展史概论》。其实那本书原名叫做《天体理论与自然通史》，它是讲天体的理论和自然界的历史，后来大概这个名字不太容易懂，所以被中译本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宇宙发展史概论》。康德本人教过多年的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在现代西方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两大派里面，柏格森是数学家，彭加勒是数学家，马赫是物理学家，怀特海和罗素都是数学家，维特根斯坦是数学家，哥德尔是数学家。西方的路数和中国的不同，它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中国哲学基本上是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中国哲学家不讲伦理道德的，讲怎么忠君，怎么爱国，重点在于内心的道德修养，这些都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但是西方的哲学家则不同，下面我们要谈到亚当·斯密，他是伦理学的教授，但他讲的经济学里面不谈伦理，他假定每个人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润的。
我们先谈英国的经验派。经验派从洛克到贝克莱到休谟，如果要以唯心唯物来划分的话，有点不太好划分。洛克可以算是有点唯物论的色彩，但是他也是唯心论。贝克莱是主观唯心论。休谟是怀疑论，由怀疑论走到不可知论，也应该说是唯心论。这里有关贝克莱要说两句。贝克莱是主观唯心论的最大代表人，也是我们中国哲学界抨击的一个对象。我们过去凡是一提到主观唯心论，就说他没有跳出贝克莱主观唯心主义的圈子。贝克莱有一句名言是：esse cst prercipi，相当于英文的to be is to be perceived，即存在就是被知觉到。什么叫存在？存在就是指被我们所知觉。这就是贝克莱思想的核心。说这个桌子存在，什么叫存在？因为我看见它了，摸着它了，它被我知觉到了。桌子存在，就因为桌子被我知觉到了。但是你也可以没有知觉到桌子，它也存在。你没摸到它，它还存在。当然你要是站在贝克莱的立场，也可以说，你没有看到它，但是总有人看到它、摸到它，那么它还是被知觉到了，所以它还是存在。但是假如没有任何人看到它，也没有任何人摸到它，那么你说“它存在”这句话就等于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不光是桌子的问题，它涉及哲学上的很多重要问题，特别是神学的问题。比如说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什么时候有谁看见上帝，摸到上帝？上帝看不到，摸不着，所以上帝不存在。（洪秀全说他是看见了上帝。当然，我们认为他没有看见过上帝。）反对的人也可以说，上帝本身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多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比如说空气，你也看不见空气，你也摸不着空气，但空气是存在的。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不是说非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存在。如果这样才算是存在的话，那好多东西都不存在了。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最简单的无神论的论点就是：你什么时候看见上帝、什么时候摸到上帝了？反之，有神论者的论点是上帝本身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它并不是采取你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而存在的。休谟比贝克莱又进了一步，他的结论是：世界的事物归根到底是什么样以及其间的因果关系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科学的进步好像从反面作了一个证明，就是说，我们过去所认为是确凿的东西，大概都不是像我们向来想象的那么确凿不移。19世纪60年代，牛顿的理论传到中国。第一个传入牛顿理论的是李善兰。李善兰是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前身）的数学总教习，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他是第一个把牛顿的理论传到中国来的，他在一篇书序里面说，牛顿的体系是铁案如山，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可是，今天看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铁案如山、不可动摇，如果是那么铁案如山，字字都是真理的话，科学就没有进步了。科学之所以进步，就是它总有不确切、不完善的缺陷，或者有不那么正确的地方，所以科学才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进步。
与英国经验派大约同时的是大陆理性派。英国经验派是从经验解说我们知识的来源，大陆理性派则是从逻辑推论来解说。大陆理性派的三个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笛卡尔、荷兰人斯宾诺莎、德国人莱布尼茨。那时候，欧洲大陆文化中心在法国，特别是在巴黎。所以莱布尼茨虽然是德国人，但是他长期住在巴黎，而且他很多著作是在巴黎用法文写的。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他是个法国人。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开山祖师，唯理论的一个贡献就在于它不是唯神论。笛卡尔基本论点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根据铁的法则在运转的。他认为即使是上帝存在，也要服从这铁样的法则。笛卡尔认为正确的、确凿的知识应当先从怀疑入手，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我自己在思索本身则是无可怀疑的，认为“我思故我在”。由这一点出发，他就按几何学的方式推论出了他的一整套哲学。这一点，从人文的角度说，等于用人的理性思维在对抗神学的教条。
帕斯卡在这一点上和笛卡尔有相同的地方。帕斯卡也是神学家，他做过很多物理学的实验，都是非常有名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上海做出了1200万吨的水压机，当时在报纸上非常之轰动，它根据的原理就是帕斯卡的原理，而且，帕斯卡开创了好几门数学的领域。他是虔信宗教的，但是有一段时期他去参与了巴黎的世俗生活，和他的朋友一起去赌博。但他是个数学家，他在赌博时老在想从博弈中能不能找出数学规律来。后来就从这开始创立了一门新的学问，这门学问在数学上就叫做概率论。大家知道，概率论就是讲一件事的概率有多少。今天要是炒股票的话，大概也要讲究考虑概率有多少。他奠定了概率论这样一门重要的学科，这门学科今天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学科，但是帕斯卡在晚年的时候（他是39岁就英年早逝的），就专门研究神学，研究人生。帕斯卡可以说创立了一种新学说。大陆理性派都把理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认为根据理性就可以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就可以获得真理，就好像可以按照数学来推那样，可以推出确凿无疑的真理。
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他们三位都是大数学家。帕斯卡也是数学家，可是他另外开辟了一门新的概率论，就是数学未必那么准确，一定能告诉你什么，它仅仅是一种或然，仅仅是probable，所以这门学问叫做probability。世界上的事物都是probable，并不是非如此不可的，并不是那么机械、那么固定的。帕斯卡有一句名言是说，理性应该考虑到理性本身所不知道的或不可能知道的东西。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是强调理性，认为理性可以给人以确凿不移的知识，所以叫做理性派。帕斯卡提出了另外一种办法，叫做以心（coeur，就是英文的heart）思维。他说人们的思想不仅要用脑子去想，还要用心来思想。这和理性派大有不同。理性派认为，人用脑子（理性就是脑子）去想就可以得出真理来。但是帕斯卡提出，实际上人的思维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用脑子去思想，还有一种是脑子想不到的，你得用心去想，用你的生活体验和感情去想，这样才能从另外一方面得到真理。帕斯卡的思路在西方可以说是在地下进行了200年，他很早就死了，死于1662年。在他死后的两个世纪，他那一条思路到19世纪才浮出水面来。此前先在地下运行，但很多人都受了他的影响，包括启蒙运动的领袖，如伏尔泰也受了他的影响。但是这个思想始终没有正式露面，一直影响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1813—1855），他是丹麦人，接着是施蒂纳（Stirner，1806—1856），也是个人主义者，施蒂纳之后是尼采（Nietzsche，1814—1900）。从克尔凯郭尔到尼采这条思路，以前在西方正统的学院哲学里都不占什么地位；在西方的学院里，特别在美国学院里，占主要地位的是分析哲学。可是现今流行的大陆哲学（或者说生命哲学）却受这条思路很大的影响。笛卡尔的以“脑”思维和帕斯卡的以“心”思维这两条路线的对峙，一直延续到今天。
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有：彭加勒（J.Poincaré，1854—1912），马赫（E. Mach，1838—1916），怀特海（White Head，1861—1947），罗素（Russell，1872—1970），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889—1951），哥德尔（Godel，1907—1978）。这一派在20世纪初就非常流行，所以列宁就写了一本书，叫做《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或者《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主要就是批判Poincaré和Mach这两个人。Poincaré，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里面中文翻译为彭加勒，他有个哥哥做了法国总统，这是两个人，不要弄混了。和他同时的一位物理学家叫做马赫。我们今天飞机的速度单位还是用马赫来计算，一个马赫就是一个音速单位。彭加勒提出的一个理论叫做Convention com mode，就是“方便的假设”论（国内一般称之为约定论），就是说科学并非是必然如此，你觉得怎么方便，就可以怎么假设。这是他对于科学的见解，当然这种见解是唯心论的，所以被列宁大批了一阵。不过，彭加勒和马赫这两个人的理论在西方一直是很流行的，到今天还是如此。马赫的理论叫做economy of thinking，就是思维经济论。你寻找科学真理，都是根据“思维上的经济”原则在进行的，思维上怎么“经济”（省力）就怎么进行。这是思想上的经济，就是你的思想是沿着最省事（最经济）的路线进行。你不可能想得很多，很费事，你就要把它损之又损，减到最低的程度，这叫做思维经济论。任何科学的理论实际上取决于看它符合不符合思维经济的原则。你有一套科学理论，我有一套科学理论，那么谁真、谁假、谁好、谁坏，那就是取决于谁更符合思维上的经济（省力）。如果都能解释相关现象，而你的想法比我的简单，那么你的想法就更能成立，我的想法比你的想法简单，那我的想法就更能成立。这是分析学派的两个先行者。
后来又有了两个人：怀特海和罗素，他们都是英国人，而且都是剑桥出身的。怀特海后来去了美国的哈佛。这三个人：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罗素是怀特海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怀特海和罗素两个人都是数学家，又都是逻辑学家。他们写了一本大书 Prinicipia Mathematica ，即《数学原理》，这本书是讲逻辑学的。我们知道牛顿的那本大著也叫做《数学原理》，它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简称也是 Prinicipia Mathematica 。从他们开始，20世纪初年西方开始流行分析哲学。在分析哲学看来，从前的哲学，都是一团糨糊，都没有讲清楚。为什么没有讲清楚呢？因为他们没有从语言分析入手。讲哲学首先就要从语言分析入手，从语言分析上说清楚它是什么意义。没有确切的意义你就去讲，讲来讲去，讲的不免是一团糟，讲不出名堂来。但是，过去的哲学是不是完全没有价值呢？也有价值。德国哲学家把过去的哲学叫做Begriffsdichtung。Begriff是概念，dichtung是诗。过去的哲学也有价值，它的价值不在于它讲述了真理，而在于它写了一篇“概念诗”。我们知道，诗人作诗，用的都是具体的形象，都是我们的形象思维。比如写一朵鲜花，写一个美人，或者说写一座山，写一条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都是用具体形象在思维，我们叫做形象思维。现在，哲学家也是在作诗，但不是用花呀、美人呀，而是用概念来写诗。比如说用“道”“知觉”这些抽象的概念来组织一首诗。诗的本身也有价值，就像诗人写诗一样。写了诗也有价值，不是没有价值。但是那并不是科学的真理，所以后来这一派的一个代表叫做赖欣巴哈（H.Reichenbach），在美国写了一本书，叫做《科学哲学的兴起》，认为分析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才有科学意义，以前的哲学都不是科学的哲学，都是“概念诗”。这一派哲学从语言分析入手，分析哲学后来在英国和美国特别流行。现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基本上都被分析学派把持着。如果你不是分析学派，你就很难混上一个职位。
罗素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人，他是维也纳学派最大的一个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是物理学家，也是机械师。他们出身的背景，使他们都是从自然科学入手，这和我们中国哲学的入手便不同。如果我们听他们讲哲学，和在中国听中国教师讲哲学，完全是两条路数。就像讲经济学也一样。我们讲经济学，什么叫经济学，经济学讲的就是生产关系。什么叫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就是阶级斗争，所以一上来就抓阶级斗争。这样讲经济学也不是没有道理，也可以讲一大套。相形之下，西方讲经济学显得很奇怪。他们的经济学一上课黑板上就是数学公式，然后就一直演算到下课。你会以为这是一堂高等数学课，不知道它是经济学课。经济学就全是数学公式。这在我们中国会觉得非常奇怪，这怎么叫经济学。反过来，如果他们听我们讲经济学也会非常奇怪，你们怎么尽是讲阶级斗争，那跟经济学有什么关系。这是两种不同的路数，也许两种路数都有效，“各得大道之一端. ——这是清朝哲学家焦循的话。什么叫一端？一端就是大道的一部分。列宁也有这样的话，他说唯心论就是抓住一点把它肿胀起来。那一点还是正确的，但你不能把它扩大，真理过了头，就成了荒谬。维特根斯坦是物理学家，又是机械工程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参军作战，后来被俘。在战俘营里，他构思用拉丁文的书名“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非常之短，后来成了哲学史上的经典，就是他的《逻辑哲学论》。他把《逻辑哲学论》拿给罗素去看，罗素看后写了一篇序，这篇序很有意思，罗素承认这本书他看不懂。罗素和怀特海也有一段故事。本来两个人合作得很好，后来两个人分道扬镳，走了不同的路数。罗素走分析哲学的路，怀特海不是走分析哲学的路，而是弄出一套“通体相关”（organism）哲学。怀特海说罗素写的东西都是simple minded，头脑简单。罗素就回敬他的老师，说他的老师那些哲学都是muddle-headed，脑子糊涂。大概两个人都有道理。怀特海有本书《科学与近代世界》，我上次推荐给大家看的，前面那部分写得非常好，后面那部分就看不懂了，全是讲很抽象的哲学，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罗素的东西非常容易懂，即使是他讲分析哲学的时候，也非常容易懂。这一派非常流行，一直到前几年去世的哥德尔（K.Gödel，1906—1978）。哥德尔在美国的普林斯顿，他也是位逻辑学家，又是数学家。他们走的都是分析哲学的道路。
当代和分析学派相对的就是大陆哲学。这一流派在欧洲大陆上很流行，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两个国家。柏格森（Bergson，1859—1941）是法国人，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是德国人，萨特（Sartre，1905—1980）是法国人，德里达（Derrida，1930—2004）也是法国人。德里达也是这几年在我们国内被炒得很热的人物。萨特是存在主义的代表，是前几年炒得很热的。他从前的爱人西蒙·波伏娃，是女性主义者。海德格尔也是这几年在我们国内炒得很热的。这几个人基本上是沿着从帕斯卡，到克尔凯郭尔，到施蒂纳，到尼采这个路数来的，走的是大陆哲学的路数。重点在于对人生的体验，而不在对知识的分析。这派在欧洲大陆流行，在英美不流行；在英美流行的是分析哲学。大陆哲学有很多的人在美国都是在一些较小的学校里，不是在有名的学校里。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在美国的较小的学校里待上几年后又回到欧洲大陆去。
这中间还得说一下18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派别：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几个代表人物，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写了《法意》，这是严复的译名，原文叫做 De L'esprit des lois ，译为《论法的精神》。在这部书里，他最早阐述了三权分立的理论：一个良好的政体应该是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分开，互相制衡，叫做check and balance，互相钳制、互相平衡。这样才是最美好的政体。这种政体后来在美国得到实现，现在美国实行的政体是三权分立的。第二个是伏尔泰。伏尔泰本人是文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物理学家。牛顿的学说提出来以后，在17到18世纪，乃至到19世纪初年，最流行的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法国。对牛顿哲学在法国流行最有贡献的人是伏尔泰和他的爱人夏德莱夫人。我们知道，17、18世纪，法国流行的风尚是结婚以后又和别人谈恋爱。所以他们的爱人都是某某夫人，都是已婚的。卢梭和伏尔泰同时代。卢梭讲天赋人权，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人的权利是天赋的，“天赋的”一词法文原文是naturel，即natural，就是自然的或天然的，所以应该用“自然”权利，不用“天赋”人权。因为一说“天赋”，好像带点神秘的色彩，像皇权、皇帝的权力那是天赋的，那是“奉天承运”或“受命于天”的。所以还是译作“自然权利”比较好，人的权利是自然给的。还有一个人亚当·斯密，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宗师，他最有名的著作是《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按那时候英国的习惯，书名都非常长，这个书名叫做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就是《对于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一个考察》，现在我们就简称 The Wealth of Nations ，就是《国富论》。亚当·斯密在这本书里假定，每一个人在自由市场里面，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润，那自然就会达到自然的，也就是理想的平衡，所以他反对国家用政权的力量去干涉市场。这里最根本的思路是一条个人主义的思路。就是说只要你给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每个人就能找到他的最好的道路，于是整个社会也就通达到一种最佳平衡的状态。这和卢梭一样，不过卢梭是从政治上讲，他是从经济上讲。就是说，你越干涉它，市场经济就越糟糕。你最好是不干涉它；你越不干涉它，它就会越好。自然权利的理论流行以后，就为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注入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动力。美国革命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独立宣言》上。美国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后来向英国要求独立。当然这个独立就要有一篇纲领性的独立宣言，这篇《独立宣言》就提出来人是天生自由和平等的，人天生就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之权。你们读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国的宪法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基本精神和理论是一样的，内容稍微有一些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列举的人权。人权是自由权，除了自由权之外，有没有财产权？有的有财产权，有的没有财产权。美国的《独立宣言》有财产权，法国的《人权宣言》没有财产权。另外，《人权宣言》提的是“抵抗压迫之权”，《独立宣言》的提法是“追求幸福之权”。不管是什么权，实际上都是保障个人的权利。这个“人”实际上都是指个人，如果你要把“人”换作“人民”的话，这些就很难。人民是集体的观念。所谓“人”都是指的“个人”，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实际上是个人主义思潮的高峰。我们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人民”是个集体的、抽象的概念，不是指具体的个人。
这三个潮流：一个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再加上人权的观念，最后就形成康德和黑格尔集大成的古典哲学思想。康德除了科学论文外，还写了几本大著。第一本书是《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是讲人类的认识的，他要给人类的认识划定一个范围。人类的认识有它的有效性，但是这个有效性有一定的范围，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我们应该首先给认识的有效性划定一个范围，你能认识什么？比如说，形而上学就是我们不能认识的。形而上学是什么？比如说，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帝存在不存在，这是不可能认识的。你可以说上帝存在，你也可以说上帝不存在，这不是我们所能认识的。我们所能认识的对象是什么？是我们可能经验的对象。我们不可能经验的对象，就不能成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比如说上帝就不是我们的经验所能体会的。他就这样给人类的认识划定一个框框。比如说。我们人认识三维空间，有长、有宽、有高。可是可以设想蚂蚁没有这个认识，蚂蚁的认识是二维的，它只会平面走，它走到一个立体物上面也认为是个平面，它的理解都是平面。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那个认识能力，它没有认识三维的能力。人本身的认识能力究竟有多大？它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我们先天的限制的。比如说你戴个黑眼镜，那么你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有点黑；你戴个蓝眼镜，你看到的所有事物都是带蓝色，你戴个什么颜色的眼镜，你看到的所有事物就都是这个颜色。那么我们人生来就戴有一副先天的认识能力的眼镜，我们只能按照这个认识能力去理解世界。他这部书讲得很繁琐，用我的话来说，大意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只能按照这个先天的认识能力的模式去理解外界，超出这个能力范围之外就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了。形而上学就是超出我们理解的范围之外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经验到它们。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蚂蚁也许不可能认识三维空间，它的脑子怎么都不可能有这种能力。不但是蚂蚁，任何一个物种都在能力上有所限制，人这个物种，也是这样。我们必须认识我们先天认识能力的限度是什么，我们可能认识什么东西。我们只能认识可能被我们所经验的对象。这是他的第一个理性批判。
他的第二个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是讲道德的、讲伦理的。这个批判就超出了第一个批判的范围，就是说我们的道德能力、我们的伦理实践乃是一种先天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属于我们认识的范围，它是属于另一个层次和另一个范围的。这个范围叫做实践理性。后来他觉得把两个世界给切开了，好像总是有所欠缺，所以他晚年时又写了第三批判，就是《判断力批判》。《判断力批判》是讲美感的，这是美学的一部大著作。它也是讲哲学的。他似乎希望用美来打通这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们所认识的，仅仅是现象的世界，就是我们所可能“经验”到的世界。另一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本体的世界，就是我们道德的觉悟可以直接感通的世界。他觉得这两个世界是要用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美感的能力来打通的。
后来到了他的晚年，他来不及写第四个批判，但是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一系列的文章，似乎给第四批判勾画了一个草图。第四个批判（即所谓的“历史理性批判”）里面就包括他一系列关于历史学的文章和政治学的文章。其中最有名的是他的《永久和平论》。前几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还写了一篇文章，一开始就引了康德，说一个半世纪以前哲学家康德写了一篇《永久和平论》，给永久和平提出一种方案，这可以说是哲学家的一种理想。
康德以后，有一连串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最后是黑格尔，黑格尔的影响是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的人物。在19世纪的后半叶，欧洲主要的哲学思潮是两个：一个是新康德主义，一个是新黑格尔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有左派、有右派，德国的保守派都是右派的新黑格尔主义；德国的激进派，包括青年马克思在内，都是青年黑格尔左派。除了新黑格尔主义之外，最流行的还有新康德主义。但有一点不幸的是，后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二国际觉得马克思主义还不完整，提出了“返于康德”的口号，要用新康德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应该说学派不像其他的政治组织那么严密，比如一个政党，你要加入这个党，你就要有申请书，要接受党纲，要宣誓，这是很严格的组织形式。所谓新黑格尔学派和新康德学派都没有这些要求。你和他们有某种关系或者某些相似的地方，就算你是新康德学派，或者就算你是新黑格尔学派。新康德学派着重发挥的康德的某些东西，还是有价值的。不过恰好第二国际后来被第三国际批判是机会主义。第二国际名声很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国际就不存在了。这或许是新康德主义在中国很少有人研究的原因。
哲学研究人的思想，它包括三个部分：（1）人对物质世界的认识；（2）人对人文世界的认识；（3）人对自我内心世界的认识。第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知识，第二方面是社会科学的知识，第三方面是心灵科学或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知识。对某类某项具体问题的研究是各门科学的任务，对它们的研究进行整体的批判与反思则是哲学的任务。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它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同样的。但是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各个人的知识倾向与情趣不同，所以它在各个时代与国度、各个流派与个人又必然各有其特色，不能希望在两三次讲课里就能说清楚西方哲学精神的所在。上面所说只是浮光掠影的一份历史回顾。同学们对此感兴趣的，还是要去阅读重要的原著，以及当代学者对各家各派的阐释。
爱智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爱智慧本身；一方面是对于智慧的追求。也许真理并不存在于某个地方，而只存在于对于真理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之中。也许哲学的真理并不存在于某个哲学论点之中，而只存在于对某个哲学论点的思考和论证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