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由于我们的时间非常少，只有三次课，讲三讲。前一讲是个概述，后面的这两讲所能讲的内容也非常之少，所以我把这两讲浓缩成两节，一节讲古代，一节讲近代。今天这讲就是讲古代西方哲学。
所谓古代往往包括中世纪，具体时间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15世纪，大概是两千年左右，我们就把这段时间的哲学叫做古代哲学。从16世纪以后直到今天，大概4个世纪，这400年的哲学我们叫它近代哲学。为什么要这么分，为什么要以16世纪作为这一个分界线，来分成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因为我们的历史是这么划分的，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古代和中世纪我们简称“古代”，近代和现代我们简称“近代”。我们历史既然是这么分，以16世纪作为界线，所以对应这种历史的划分，我们便把古代的哲学叫古代哲学，把近代的哲学叫近代哲学。
历史为什么这样划分？为什么要把历史分成这样两段？人类在地球上究竟有多久了，这是人类学的问题，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过去“北京人”至少说有50万年，现在，全世界人类学家的发现都集中在非洲，特别是东非，人类的起源就推得更早了，推到二三百万年以前，反正人类绝对不止于5000年的历史。我们说中国文明是5000年，或者现在可以推到6000年。全世界最早的文明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到现在也不过是六七千年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历史仅仅是指人类文明的历史，文明以前的历史叫做“史前史”，就是历史以前的“历史”。这个名词本身似乎不通，难道历史以前还有历史？历史以前怎么还有历史呢？其实那意思是指文明史以前的历史，那并不是历史学研究的范围，而是人类学研究的范围。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人类文明的历史。人类文明的历史到现在推到最远，大约可以推到六七千年之前。
什么叫做文明？姑且用一个简单的解释。当然，文明一词不太好定义。一般来说，文明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是文字，出现了文字就算有文明了，文字出现以前的历史就是文明的前史或者前文明的历史，也就是文明以前的历史。有了文字，知识才可能有积累，有前人的积累，后人的知识才可能有进步。任何其他物种无论如何聪明，都没有知识的积累和进步。第二个标志是人类有了国家，有了有组织的社会，有权力的关系，有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再简单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两者作为文明的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有了文字。人类的文明与其他的物种或者与史前史的自然文明不同在哪里？自然文明就是自然人的文明，就是在自然状态里的人的文明。有些物种也非常聪明，比如狗、马，可是我们说它没有文明的历史。人类应该是很聪明的了，可是在10000年前的人，也不能说有文明的历史。为什么？因为文字这个工具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工具，所以许多民族都出现过仇恨文字的现象，把文字看成一种罪恶的象征。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传说，据说古代仓颉造了字以后，“天雨血，鬼夜哭”，天下雨时都不下雨，下血，鬼晚上都哭。为什么？因为这给人类带来了最大的灾难。别的民族也有类似的传说，古希腊有一个神话，说普罗米修斯偷了天火，天火是智慧，他把智慧带给了人类以后，普罗米修斯就被锁在高加索山上，每天有鹰来叼他的肉，叫他受酷刑。为什么？因为他把罪恶带给了人。在这种意义上，人类好像内心深处就有一种禁忌：好像越有知识越反动，最好是没有知识，没有知识的人就没有痛苦，有了知识以后就有了痛苦。知识就是原罪，《圣经》一开头“创世纪”就是这样讲的。
不管我们怎么说，人类有了文字以后，就有了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知识可以积累了。没有文字以前，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有系统积累。这一点与原始人、自然状态下的人或者和其他物种一样，不管你怎么聪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所以他一生积累的知识就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给后代。有了文字记载以后，我们的知识可以传给后代，所以每一个后代都比前一代的人高明，并不是他天生就聪明，而是因为他可以学习古人，站在古人的肩膀上。有一种流俗的观念认为书本上的知识是靠不住的，一切要靠实践。所以我如果说颐和园在清华西边两千米，假如写下来，你认为这是靠不住的，书本是靠不住的，实践出真知；于是你向北走，走一天没有走到颐和园，然后你向东走一天也没走到颐和园，又向南走一天也没走到，最后你向西走了两千米，走到了颐和园，这是实践出真知吗？我想可以说，这叫做愚蠢。
为什么人类的知识可以不断进步？就因为有前人积累的知识。开头的时候他不知道去颐和园怎么走，他要试着走，但是后来他走到了并用文字把它记录了下来。文字的记录也是前人实践的知识，所以我们不能说书本的知识都是靠不住的，恰好书本的知识正是前人的实践，正因为有了前人的实践，所以后人的知识在前人的基础上可以很快地得到发展，所以文字是人类文化积累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这个工具的话，人类的文明就不可能积累。正因为有了这个工具，所以人类的文明可以不断积累，每一个后代都比前一代要聪明，每一代的知识总的说来要比前一代更高明，因为他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是牛顿的话。牛顿发现了一点东西，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人给他积累了很好的基础和成果，没有这些，牛顿不会取得更高一级的成就。所以说文字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文明的第二个标志就是有了国家。国家要有几个条件：一是有一个固定居住的地方，就是城，我们知道古代大都是城邦，一个城就是一个国。中国或许也是这样，当然这还有争论，不过西方是这样。中国的“国”字也是这样，“国”有一个范围或领域，里面有人、有武力（干戈的“戈”在国里面），有统治权，那就是他的国家。人类文明的进步要靠它能定居，如果没有定居，是不大可能有文明的。道理很简单，不定居就很难有文化的积累，文化总要靠前人的积累。所以历来都把焚书看作最大的罪恶，比如过去的传统都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他把书焚掉以后，就把前人积累的文明给消灭了。我们要把文明保存下来，必须要有定居的生活，如果没有定居的生活，逐水草而居，到处去流浪，文明就难以保存下来。而且，知识必须是人类有组织的社会积累，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国家的组织，有一个社会的组织，文明才能够延续，才能够发展。可是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物质条件，就是人类必须有农业。有了农业才能保证人类的定居，没有农业，就不能保证人类定居。人类靠狩猎为生的时候，每天的生活不固定，而且要靠运气，比如打鱼打猎的渔猎生活。可是农业能够保证有收获。可以把农产品收藏起来。这可以保证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从而为文明的发展创造条件。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到16世纪为止。到16世纪为止，文明世界基本上都是农业社会，包括中国在内。
农业社会有一个特点，它基本上是单纯的再生产。所谓单纯的再生产就是每一年的生产与前一年的生产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传统社会里面的农民，他年年的生活基本上是一样的，年年的劳动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不是说没有变化，也有变化，比如说找到了新的品种，不过那个过程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大体上是年年不变的，每一年都是前一年生活方式的重复。
近代的社会是一个工业社会，包括农业本身也工业化了。今天的农业本身是高度工业化的，所以它也是工业社会的一部分，并不像是传统的那种农业了。近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是扩大再生产。所谓扩大再生产就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今年的生产就比去年高10%，明年的生产又比今年高10%，这样一年高10%，积累下来，10年就不得了，100年就完全改观了。我们可以想象，100年前还没有飞机，飞机是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的，到现在还不到100年。我们现在看到最开头的飞机非常简单，是人手工做的，像一个蜻蜓一样。可是百年以后的今天不仅有了最先进的飞机，而且连人造卫星也有了。这是100年的进步。我们看100年前的汽车，在照片上看那种很古老的汽车，现在的汽车就高明多了。这不过是100年的时光。工业社会是扩大再生产，这个特点表现在人类的生活上，则是人类的思想意识也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本来就是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一定社会生活的产物。人类社会的生活不断变化、不断进步，我们的思想也不断进步，近代这400年的思想也是在不断日新月异。这一点与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传统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可是那个变化是很缓慢的，不像我们现代这么快。
历史可以分为这样两段，一段是传统社会，就是古代与中世纪的社会，一段是近代（现代）社会。我们先讲古代社会。
古代社会可以叫做传统社会。古代的思想是适应于这个社会的，它就是传统思想。应该说，有了人类就有思想，不过在人类有文明以前的思想没有记录，真正具有比较完整的记录的人类思想，到现在大约3 000年。最早的中国的经书也不过2 000多年。西方最早的经书比《圣经》还早的，如古埃及的“死者之书”，也不过是公元前3 000年左右的。人类的智慧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的积累，因为积累的缘故所以它可能加速度地进步。它的快不是每100年增长多少，而是这100年要比前100年更增加多少倍。比如20世纪到现在，100年刚刚结束，这个世纪所积累的知识，大约要超过过去2 000年所积累的知识。知识是不断快速地发展的，而比较有系统的思想或者比较完备的记录，到现在为止，不过3 000年左右。
人类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最早的灿烂的文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三个国家里，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希腊。至于比希腊再早，埃及、巴比伦等国家，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很确切的根据来证明他们有了比较完整的哲学理论或思想体系。比较成熟的思想，恰好就都出现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人类的文明都出现了一个古典时代，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在中国从公元前大约600年到前500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古代的经典，中国古典的“六经”（实际是“五经”，因为有一个经典《乐经》失传了）定型了。印度佛教也是这个时候出现的，还有其他教像耆那教等，当时共有96外道。外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邪教或者异端邪说，就是邪门。从正统的观点看来它是异端邪说，按照当时的说法它们叫做“外道”，外道就不是正道。在古代希腊，这一段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300年间，是古代希腊的最繁荣时代，是古代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高峰。
西方哲学史从古代的希腊文明讲起。西方古典文明晚期兼有希腊的文明与罗马的文明，罗马文明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文明。后来在希腊北部的日耳曼人经过一场各民族的大迁移，形成了新的国家，这些国家就是今天欧洲国家的祖先。这些国家所继承的文明就是希腊罗马文明，所以西方国家文明的传承应该从希腊文明讲起。
希腊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今天的希腊是在那里，但是古代的希腊要比今天的希腊范围大得多，当时叫做大希腊（Magna Graecia）。这个大希腊包括今天的希腊，包括土耳其半岛的沿岸。希腊靠海，他们是航海的民族，所以海上的交通非常多。我们说过，古代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家、就是一个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雅典。古代的雅典最繁盛的时候，人口30万，自由人只有3万人。当时希腊的那些著名哲学家，包括鼎鼎大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认为奴隶制是非常之自然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奴隶制是非常不自然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可是在当时看来却是非常之自然的。人的等级观念被认为是天生的。在古代，文明的起源必须是出现一批一不耕田、二不做工的人。雅典30万人，不是人人都做工，人人都耕田，有一批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主要从事脑力劳动（思想、科学和艺术），这样就形成了雅典文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的进步，就是看能解放出多少人，一不耕田、二不做工。比如说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明星这些人，他们都是不搞生产劳动的。如果所有的人都做体力劳动，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么就不会有希腊的古典文明。《圣经》上说，人类犯了罪要加以惩罚，所以人类就被放逐出乐园，然后“满面流汗、终身荆棘”，面孔上流着汗，一辈子都在荆棘里面讨生活。人类的文明在一定的程度上就看有多少人是从这里面解放出来，从事艺术和学术活动。我们今天已经大大解放了，但是没有彻底解放，总还要有一小部分人是要耕田、做工的，但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大大增加了。美国今天是非常发达的国家，美国耕田的人现在已经缩小到不到总人口的2%，只有1%多一点的人。我们中国前些年多一些，现在农民比例也大为减少了，1949年以前有90%的农民，也就是说要9个人才能够养活1个人。现在美国的水平，一个人大概可以养活90多个人。我们还可以设想，在将来有许多许多的人不必耕田了，做工的人要少得多了。在20世纪初年的时候，美国的工人差不多要占到三分之一的样子，现在大概降到了近十分之一，我们可以设想，还可以再少。人类的文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看能有多少人解放出来，如果有一部分人一不种田、二不做工，那么他们就可以有时间来从事各种精神文化的活动，思考各种问题，研究各种问题。
最早的一批希腊的哲学家叫做自然哲学家。这一点与中国颇为不同。从一开始起，西方的哲学与中国的哲学就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中国的哲学走的是“主德”的路，西方哲学走的是“主智”的路。“主德”的路重点放在德行上面，中国古代哲学的重点都是归本于德行。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一开始，就是走的一条知识的道路。最早的一批自然哲学家，他们研究自然是怎么回事。我们中国很少有自然哲学家，有兴趣的人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并非主流。对于自然界感兴趣的，当然也有。《庄子》里就有一段，说有一个人要问为什么会有风云雷霆？为什么刮风？为什么打雷？为什么下雨？缘故是什么？这当然也是在探索自然界的问题，但始终未成为哲学的主流。古希腊的哲学家最早的一批就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研究世界是什么东西做成的，它的本质是怎么回事。希腊哲学家走的是“智者”的道路，中国哲学家走的是“仁者”的道路。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德”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智”是宇宙的根本问题。“德”要靠内心的修养，“智”要靠思辨的探求，
古希腊的哲学家最早一批人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主要研究外在的世界。在这以前，各种古文明也提出过不同的说法，但都带有很大的神话的性质。比如说巴比伦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这个大乌龟是在大海上，这都是属于神话的性质。
古希腊哲学开始脱离神话的性质，用理智来思考。有的人就提出，世界是水做成的，提出这种说法的是泰勒斯（Thales）。为什么说是水？我想，第一个是因为希腊人面向大海，什么事都容易和水联系起来。第二个也许是因为水没有固定的形态，你要说世界万物是用水做成的，你就比较容易想象。你可以设想它结成这种固定形式就是这个东西，结成另外一种固定形式就是另外一种东西。当然也有别的哲学家就认为世界是火构成的，用火来解释一切。大家知道列宁是非常欣赏这位哲学家的，他就是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他认为世界是火构成的。后来希腊另一位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提出来四个元素“土、水、火、气”，不光是水，也不光是火，四个元素凑起来形成万物，这就更进一步了。将物质世界用这四个来解释，好像很容易解释，世界确实像是某几种基本元素构成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五行的观点，所谓“五行”就是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中国人喜欢“五”这个数目。古代的印度人也是讲四种元素“土、水、火、气”。是不是与希腊同一个源？我们不知道，但是古印度哲学是四种元素，古希腊哲学也是四种元素。中国却用五种元素，中国对于“五”这个数目比对“四”这个数目好像更有偏好。从古代以来就讲五行，五行就是五种元素，它解说了物质世界是什么构成的。
仅仅谈物质的构成还不够，哲学还得要有更多的东西，那就是你得要把道理说出来，把事物变化的所以然说出来，它是根据什么原则在运作的。这就有了两种理论，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这两种理论对于后代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一种理论是数论派，另外一种理论是原子论。
数论派的代表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现在我们中学里还在学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定理是说一个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另两边的平方和。毕达哥拉斯所创立的数论派非常有似于印度的数论派。印度古代也有数论派，但是中国古代看来好像没有数论派。从古代以来，似乎中国思想或者说中国文明的发展方向就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一直到近代，走的基本上是数论派的道路。
“数”这个东西好像非常神奇，好像全世界任何的东西都有着某种数量的关系，所以数被认为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它在规划着世界。我们说过了古希腊有一句谚语，叫做God geometrizes everywhere。Geometry就是“几何学”，geometrize就把它变成动词了，意思是“上帝把世界几何化了”或者“上帝以几何学规划着一切”，也就是说世界的一切都在遵守几何的原理，上帝把世界几何化了。20世纪英国有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James Jeans，他也喜欢说一句话：“上帝是位数学家。”上帝在制造这个世界时，仿佛处处都是按照数学原理安排的。比如万有引力定律是符合数学原理的，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质量的乘积成正比，这完全是一种数学关系。任何事物都会不违反万有引力定律，都符合这个数学原理，这是为什么？
有人简单回答说科学只能够问how，不能问why，即你只能问它是怎么样的，而不能问它是为什么。如果科学是这样，则哲学却要问why。我们说万有引力定律，无论什么东西从高处掉下来，都要服从这个定律，石头掉下来要服从这个定律，鸡蛋掉下来也要服从这个定律，如果一个人从悬崖上失足掉下来，也要服从万有引力定律。任何事情都不能违反万有引力定律。甚至于林黛玉要哭，她的眼泪也一定符合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她的眼泪不往上流而往下流。为什么会有万有引力定律？为什么？好像是上帝已经规范好了这么一个数学关系。万有引力定律所描述的是how，它描绘给你它是怎样在运作的，但是你却不能问它为什么。
这里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涵义。第一个涵义是说，为了什么目的，比如我为什么喝水，因为我渴，喝水是为了解渴。这是说为了什么目的。第二个意义是说由于什么缘故，比如说水倒在火上，火就灭了，为什么？这不是问它为什么目的，而是问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在问这个话的时候，是在问由于什么原因，是出于什么原因。水倒在火上，火为什么灭了，因为它把空气隔绝了，空气隔绝了就没有氧气了。火是激烈的氧化作用，你把水一浇上去，空气一断绝，就没有氧气，它就不能氧化，于是火就灭了。这里是在问由于什么原因。当然两个你都可以问，比如有人放火了，你可以问为什么放火，也许放火是要害什么人，这是why的第一种意义，就是为了什么目的。why的第二种意义是由于什么原因。按照中国的思路，往往都是第一种意义，大都是目的论的，都是要求按照目的论去问它是为了什么。例如人生的意义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伟大的神圣目的。第二种意义都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说，第二条路似乎是科学的路，第一条路似乎是伦理的路，这是两条不同的路。数论派的思路就是在回答我们所说的第二个为什么，宇宙是按照数学的模式来建构的，所以就按照这个来解读。其实，这个区分也就是中世纪神学思维方式与近代科学思维方式的区别。目的论的思维方式问“何以故”，是要问为了一个什么目的；非目的论的思维问“何以故”，是要问由于一个什么原因。
古希腊第二个的贡献是原子论，这一点也与中国传统有重大不同。古代印度有原子论，古代希腊有原子论，古代中国没有原子论。原子论的影响是深远的，特别是影响近代科学的形成，近代科学的形成基本上走的是原子论的道路。今天的科学理论，基本粒子大大增多了，但是基本粒子仍是脱胎于原子，它的思路基本上是原子论，也就是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非常小的性质类似的粒子构成，不过组织方式不一样，所以表现的形式就不一样，功能就不一样，但是说到最后都是原子组成的。这个观念一直到近代都在支配着科学的思路，不仅是西方，而且近代中国科学也是走这条路。
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原子论？有些历史考据，你可以找史实、找史料来确定，但是有些你就只能凭猜想了，因为我们找不出确凿的根据来。中国确实是没有原子论。有的人说中国有原子论，《墨子》里有原子论，还有人说《庄子》里有原子论，当然也有所牵强附会。但事实上中国的自然哲学，并没有原子论作为思想基础。一个原因恐怕是和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原子论在社会上相应的就是个人主义。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人组成的，每一个个人就是社会的原子。中国从古代以来，个人主义始终没有市场，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一点折射到自然世界上，于是自然世界也就没有原子论。
为什么中国没有个人主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面讲，西方民族经历了一个民族大迁移以后，血缘的关系破裂了，破裂之后社会组织就以地区为单位，而不是以血缘为单位。但是中国的血缘意识非常强烈，一直到今天血缘的关系始终没有破。中国没有西方的那种宗教，恐怕和这个原因也有关系。在西方，个人主义总得有一个寄托、有一个依靠，这个极终的寄托或依靠只能是宗教或上帝。中国有一个血缘的大家庭，用不着依靠那个上帝，依靠血缘关系是非常起作用的。是不是这样，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从古代到近代，在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没有原子论，也没有个人主义，这是事实。西方的原子论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很有关系。比如说古代希腊的民主，只是古典的民主制。因为那时候城邦很小，开会的时候全国的公民都来出席。雅典是当时的大国了，只有三万自由民，其中有一半女性，一万五不能来，再除掉老人和小孩，再除掉有病残的，都不能来，那么来的只不过几千人。每一次大会是真正的公民大会，所有能来的人都来了，一共几千人。几千人开大会很简单，是直接民主制，不是间接的。现在的国家太大了，所有的人都来开会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只好选人民代表。所有国家都这样，这就是间接的民主制或代议制，不是直接的，选民只能选代表去，自己不去。但是古代的城邦有这个条件，全体公民几千人开大会，在这个大会上，每个人都有一票，这个是古代的民主。这时候，每一个个人都是以个人的身份来投票。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开个国事大会，所有的公民都来投票，这是不可能的事。从古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就与西方有所不同，所以它的思路也与西方的不同。
这里要说的是数论派与原子论这两个东西，不仅大大影响了古希腊的思路，而且也影响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哲学的思路。这是早期古希腊哲学的背景。
及至古希腊哲学高度发达时期，哲学家们讨论的重点就从自然哲学转移到了人生与社会的深层问题上来，而不单纯考虑自然世界的问题了。这样希腊就进入了一个高度成熟的阶段，这个阶段在一般哲学书上就称之为系统哲学时期（Systematic Philosophy）。
为什么叫系统哲学？就是出现了一批哲学家，这批哲学家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哲学体系，所以这个时期就叫“系统哲学时代”。系统哲学时代的最大的三个代表人物恰好就是三辈老师学生。这三个人是大家都熟悉的：第一个人是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第二个人是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前347年），第三个人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的学生。
苏格拉底在西方哲学史上地位太重要了，可以说大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夫子，凡是讲哲学的人几乎没有不讲苏格拉底的。
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就出现了很多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后来人们叫他们为诡辩派（Sophisto），希腊语中sophia是智慧，所以今天翻译为“智者派”，过去翻译“诡辩派”。他们非常类似于中国的名家。中国当时有一批人叫做名家，他们专门提出一些理论来是平常人所不能接受的，可是他们言之有理，可以和你大大地辩论一番。比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人家都知道这是个有名的命题，白马不是马，因为黑马也是马，所以白马不是马，黑马也不是马，马才是马。当然这样说也可以有其道理。智者派类似于中国的名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派别而且居然很流行？讲中国哲学史的人，都没有能讲清楚。有些乍听起来似乎是诡辩，可是为什么这种诡辩在当时却能那么流行？应该有它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原因，而且这些东西在当时反对它们的人对它们是深恶痛绝的。可以推想这些在当时一定是涉及某些人的根本利害乃至于关系到人头落地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有号召力？而反过来，反对他们的人又为什么非把他们置之死地不可？本来你愿意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你就提好了，反正人家也不会相信你，但是为什么并不是那么简单？智者派提出来很多在逻辑上好像自相矛盾违反常识的问题，这些肯定代表他们对当时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所以就用各种渠道反对现成的学术，你们这么讲我就偏那么讲。你们说白马是马，我就偏说白马不是马，实际上代表一种逆反的心态，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智者”是现行体制的反抗者。
我们上次已经介绍了，苏格拉底是雅典最聪明的人，这是有德尔斐神坛上所传的神谕为证的，所以苏格拉底名气非常大，有很多人追随着他，于是苏格拉底就被人怀疑是一个智者派。其实苏格拉底本人不是智者派，而是一个保守派，那些智者派实际上是激进派，是反对现存秩序的，而苏格拉底是维护现秩序的。可是苏格拉底终于被雅典法庭判了死刑。罪状是什么呢？是说他蛊惑青年，把天上的说成地下，把地下的说成天上。蛊惑青年的罪状是重大的。蛊惑青年，青年都跟着你跑，带头闹事，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现存的秩序，所以苏格拉底被判了死刑。
苏格拉底在思想史上或者哲学史上的地位还有一点和孔子非常相似的，就是他教了很多学生。孔子本人没有著作，《论语》是记录孔子的言行的，都是孔子学生所作。苏格拉底本人也没有著作，记录苏格拉底言行、思想的也都是他的学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柏拉图。柏拉图的著作我们叫做《对话录》（ Dialogues ），是他们谈话的记录。《论语》其实也是师生的对话录，学生问孔子什么，孔子就回答什么。不过《论语》的对话非常简短。柏拉图本人具有诗人气质，应该说，柏拉图是一个大文学家。如果在历史上给他定位，他的文学地位应该不亚于他的哲学地位。正好像如果我们在中国找一个与他相似的人，我想应该是庄子。庄子是个大文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大哲学家，庄子的哲学也非常深邃，但是他的文章漂亮极了。你读庄子的文章会觉得美妙极了，你读柏拉图的文章也同样会感觉美妙极了，非常吸引人，非常之漂亮。他的文章内容是谈话，不断地谈话。通过谈话发挥他的哲学。他早年的对话录，记载苏格拉底的比较多，到晚年他自己的思想成熟了，就记载他自己的比较多了。雅典分为十个区，其中有一个区叫做Academia，他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学园，在那里收弟子，亚里士多德就是他的弟子，这个学校也就叫做Academia。我们今天的科学院就是Academy这个字。柏拉图的晚年就主持这个Academia。
柏拉图的对话录有很多篇，其中有几篇是非常之有名的。上一讲介绍了一篇，就是他记录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辩护词或者叫“自辩篇”（ Apology ）。今天再介绍很短的一篇，叫 Symposium 。Symposium是什么？英文字典里也有这个字，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喝酒谈话，所以中文翻译为《筵话篇》或《会饮篇》，就是在筵席上的谈话。这里有一段是讲爱情哲学的。我们知道，《庄子》的特点是“寓言十九”，这是他自己说的，里面都是寓言。比如说《庄子》一开头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是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当然世界上并没有鲲鹏，这都是他的寓言。所以庄子说他自己的著作是“寓言十九”，即十分之九都是寓言，所以理解庄子也有困难，不知道其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只是寓言。比如他说惠子做宰相，庄子到惠子那里去，惠子怕庄子夺他的宰相，就到处去抓他。这不知是真是假，很难说。又如他记载孔子见盗跖，盗跖大骂孔子，肯定都是寓言。“文革”批孔，还据以为史料。柏拉图的 Symposium 是讲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显然是个神话。他说，古代的人跟今天的人不一样，今天的人是两条腿走路，古代人四只手，四条腿，走起路来像车轮那样转，四只手加四条腿转着走。后来神把人劈成为两半，变成了两个人，于是一个人就只有两只手两条腿。但是因为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于是每个人就总是去追求自己的原来的那另一半，这就是人类的爱情。今天英文里还有这种说法，一个情人去找他的better half，就是去追求自己更好的那另一半。
柏拉图的哲学中很多都是这类文学的描写，有些就像《庄子》的那样，你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寓言。柏拉图的哲学中有两点对后世影响是最重要的。曾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懂得了柏拉图的哲学，你就懂得了全部的西方哲学，西方的哲学全部都包含在柏拉图的哲学里面了。是不是这样？无论如何，柏拉图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要了解西方哲学的话，一定要读柏拉图的哲学。
这里只简短介绍柏拉图的两个学说，一个学说是柏拉图的观念论（Theor. of idea），idea这个字我们过去都译“观念”，后来学港台的流行术语改成“理念”。老一辈学者陈康先生当年讲希腊哲学时翻译成“相论”。柏拉图的观念论是什么意思，这里试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首先，让我们想一下“数”的特点，柏拉图是受了数论派影响的。就某一个观点来说，数学这个东西是一门很奇怪的学问。我们知道，闭门造车不行，一定要出门合辙。你造了一个车，这个车能不能用，你得拿出门去，看看它合辙不合辙，不合辙就不能用。我们说，水到了零度就结冰，是不是零度就结冰，你得试试，看看到了零度水结冰没有，水没有结冰，那就不是零度结冰；如果水结冰了，那就是零度结冰。造车也是这样，闭门造车，你得出门合辙，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实证的检验，或者说实践的检验。但是只有数学这个东西是非常奇怪的，它是闭门造车的东西，但你不用担心它是不是出门合辙，它出了门绝对不会不合辙，绝对会合辙。假若它出门不合辙，那么问题在辙上，而不在它的身上，也就是说一定是辙有毛病，不是车有毛病。这就好像算账，算一笔账，假如这笔账的结果与你现在手头的现款不符合，你再算还是这样，那肯定是现款出了毛病，而不是算法出了毛病，算法不会有毛病。你算我应该有10 000元，那就应该有10 000元，假如手头只有9 000元，那么一定是丢了、弄错了，而不会是算错了，只要算法是严格的，就不会算错。数学奇怪的性质就在于它不依靠实践，它不依靠实证或者试验。只要你算对了，它就绝对是正确的。三角形三个内角和就等于两个直角，这是先天就可以推论得出的。假如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不等于两个直角，那说明是三角形出了问题。出了什么问题？比如，它是一个球面三角形，不是个平面三角形，如果是球面三角形，三角形三个内角之和就不等于两个直角了，我们讲的是平面三角形的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数学有这样一种特点，这种特点假如应用到我们的知识上面来，我们的知识里面有没有一种成分是先天的成分，好像是数学那样一种先天的成分。罗素转述过一则古希腊的故事，是说找了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算几何学，结果算出来了。他说，你看，小孩子都可以算出来，可见他原来就知道。我们学了几何学也知道，你给我一个定理，我照着这个定理就可以推理出来一系列结论。那么这个知识从哪里来的？好像天生脑子里原来就有这么个东西，不过你不记得它，等到给你点明了，你想起来了，原来就是那么回事。这就等于先天的知识了。例如，你告诉我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就可以推论出来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推理是绝对不会错误的，这是数学的特点。哲学推理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有先天的成分呢？近代初期好几位大哲学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并且是按照这种方式建构他们的哲学的。
知识还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知识所采取的形式必然是概念的形式。我们说这个桌子是方的，或者说这个椅子是圆的，或者说这个石头是白的，这是我们的知识，它们都是采取概念的形式。什么叫概念的形式？比如2加2等于4，2是个概念。客观的物质世界上没有“2”，物质世界只有具体的东西，没有2，2是我们抽象的概念。世界上可以有两个鸡蛋，但是你不能说两个鸡蛋是2，世界上没有“2”。世界上也没有方或者圆，我们说某个东西是圆的，这个知识采取的是概念的形式。某种东西是圆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圆”，圆是我们概念里的东西，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圆。它是圆形，但它并不是“圆”。比如平面或直线，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平或直。无论这个东西怎么平，你仔细把它放大，它还是有不平的地方。无论这个东西怎么直，怎么圆，仔细推究都不会是绝对的。绝对的圆或直只存在于我们概念里。又如 a + b = c 。 a 是什么？世界上没有 a 。 b 是什么？世界上也没有 b 。那么 a + b = c 是什么？如果在具体物质世界里找相应的东西，那是根本没有的。它们只存在于我们概念里，在概念以外就是并不存在的。世界上没有 a + b = c 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采取概念的形式，假如我们没有概念，我们不可能有知识。概念作为概念来说，它本身是绝对的、是完美的，但是在物质世界、现实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柏拉图的相论，或者概念论，或者理念论，认为真正可靠的知识就是概念的知识。不是概念的知识，便仅仅是我们的感觉，它不是真正的知识。我们的感觉不是知识，我们觉得很硬或者很软，或者很热，或者很冷，那是你的知觉，但这不能算是知识，知识必须采取概念的形式。那么概念是什么呢？概念就是idea。世界上绝对不变、绝对正确的知识只有概念的知识。那么我们感知的现实世界又是什么？它不过是概念的一个摹本，一个copy。世界上有圆的东西，但那个圆的东西实际上是圆的一个摹本，所以它不可能是真正的圆，真正的圆存在于哪里呢？永恒的、绝对的、真正的圆，只存在于概念的世界中。
这一点也包括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所走的路数的不同。中国哲学走的路始终都是一个世界，西方哲学走的路则是两个世界。西方把世界分为两个，一个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世界，还有一个可以说是形而下的世界。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是我们感知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西方的两个世界这一点或者可能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因为中国（至少汉民族）没有宗教信仰，只有一个现实世界，所以中国哲学讲到最后总是不脱人伦日用，也就是不脱离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是西方的世界最后追求的，是一个脱离现实世界的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绝对的、永恒的世界。这可以溯源于柏拉图的相论。这个问题柏拉图本人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如果按照罗素的说法，任何真正的哲学问题永远都解决不了，将来永远要追问下去的。例如人们常常要问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或这类问题，北京大学张世英先生说了，乃是千秋万世的问题，永远都不会有最后的答案。这里的问题也是一样，这种问题总是要不断追究下去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是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西方哲学思想的。
柏拉图的思想里，一个是我们介绍的相论，还有一个是他一篇非常重要的著作《理想国》（ Republic ）。
英文的republic是从拉丁文来的，拉丁文中res是事，public是公众，所以此字在字源上是公众的事情。孙中山有一个有名的定义，《三民主义》开头就讲，什么是政治？“政者，众人之事；治者，管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也就是这个republic。这是孙中山的定义。
柏拉图的这一篇对话录是谈论国家的，我们过去译作《理想国》，现在改作《国家篇》。这一篇的内容，实际上是在谈他的理想国。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国；或者反过来说，没有自己的理想国的，就不是一个哲学家或者一个思想家。中国的哲学家不例外，也都有自己的理想国。比如老子是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他就有理想国。“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他的理想国。近代也有近代的理想国，康有为写了一部《大同书》，那是他的理想国。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一应俱全，这是毛泽东的理想国。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他的理想国，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如果一个哲学家最后没有自己的理想国，那么这个人就不成其为一个哲学家了。西方最完备最早的理想国，就是柏拉图这部名篇所提出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像我们后来通常所认为的那么空想，其实他的理想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古代的斯巴达为蓝本的。古希腊城邦里最有名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雅典，一个是斯巴达。雅典的文化是最发达的。斯巴达的精神则是尚武的，是非常注重军事训练的，对于文化并不重视。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这样设想的：治理国家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要把国家治理好，就需要治理国家的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是明白各种大道理的人，否则就不配治理国家，所以一个治理国家的人必须是一个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要有一个“哲人王”（philosopher-king），即由哲学家来做王。国家那么复杂，要治理好一定要由有最高智慧的人，也就是哲学家来统治，所以哲人王是他的理想。当然国家不止是王一个人，在哲人王的下面，就应该还有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是管理国家和保卫国家的人，这种人叫做guardians，是保卫者或卫国者，他们是第二等人，实际上在管理国家的事务并且保卫同家。除了这两种人以外还有广大的平民百姓，这些人是工人、商人、农民，都是老百姓。他所设想的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国家。这种等级制度古今中外都有，事实上也不可能大家等级都一样。为什么这三种人不同呢？据他说，有的东西是用金子做的，有的东西是用银子做的，有的东西是用铜和铁做的。人也一样，有的人是金子做的，那就是哲人、哲学家，懂得各种大道理；有的人是用银子做的，品质非常好，就是保卫国家的这种人，即guardians；第三种人就是铜铁了，甚至于是破铜烂铁做的，这种人就是老百姓。如果要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就必须这三种人都各守其分，在哪个岗位上，就都要把本职的工作做好。你是哲学家，你就把国家管理好；你是保卫者，你就把保卫国家的任务担当好；你是平民百姓，你就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如果各安其位各守其分，那么这个国家就会稳定持久了。这是他的理想。
但是柏拉图也看到了另外一方面，国家未必都是那么理想、那么美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私，自私。人都有私，一有私就不好，就不安分了，或者想要有更高的地位，或者想有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所以一个国家的教育首先就是要把私去掉，用现代的术语，叫“破私立公”。一个国家为什么不好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愚，愚昧（ignorance）。一个人他没有受教育就不懂得道理。所以愚也是造成社会混乱和不安的原因。如果国家要治理好，第一就是要去掉私，第二是要去掉愚。怎么去私？怎么去愚？有一个现成的模型，就是斯巴达，柏拉图所设想的办法很大程度上是从斯巴达那里来的。
我们应该看到一点，柏拉图的理想国实际上是有普遍性的，后世所有的理想国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继承或者说分享他的这个理想国，包括康有为的《大同书》里面也是讲去私界，就是消除人类的自私。实际上康有为不一定真正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也不一定真正模仿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是人类的共同的理想国必然包括有这样几点成分。
柏拉图的理想国要去私去愚。私是什么？私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有人“吃小灶”，所以就要把小灶去掉，小灶是一定不能要的，所以一个理想国首先是要吃大锅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历来所有的理想国包括太平天国这种理想国都必然要吃大锅饭，只要一吃小灶，里面就有私。要打破小灶就一定要打破家庭，家庭是私的起源。不过这一点对于中国似乎比较困难，历次革命（包括太平天国）在某种意义上说都要打破私，这就意味着要打破家庭。古代斯巴达是打破家庭的，小孩子一生下来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家庭的或个人的，所以小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过集体生活，没有私人生活，以免有私。破私立公，这是任何理想国最重要的一点。一旦有了私，就无法做到大公无私。理想国都是要大公无私的，所以一定要破私，一定要破小灶，破家庭。另外，愚怎么破？这比较简单，就是靠教育。教育一定要由国家来主持、来管理，不能有私人的教育。中国古代在战国时候有一种情况，术语叫做“处士横议”，就是说知识分子乱发议论。这是不行的。因为知识分子乱发议论会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思想混乱的结果就造成了愚，这个愚就是不符合作为统治者的哲学家的要求的，所以那是制造混乱的根源。为了避免混乱，就必须由国家控制教育，反对“处士横议”。这一点到了后世也是所有理想国所向往的东西，也就是要用一套他认为是最正确的理论或者是最正确的思想来教导人民，大家都服从这一套思想理论，不许有别的非官方、非正统的理论。所以教育的大权、宣传的大权一定要掌握在统治者的手里，掌握在最有智慧的那个人，即哲学家或哲人王的手里。
可以看出这在理论上有说不通的地方，因为哲学家也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哲学家，有各种不同的哲学，并不是只有某一个人可以垄断的。但是当时的人都没有想到或者不愿承认这一点，都认为只有自己的哲学是唯一正确的哲学，所以不容许任何别的哲学存在。因为别的哲学一出来，异端邪说一出来，就成为最危险的东西，可以蛊惑民心，动摇国本，使国家动荡不安，所以一定要禁止各种异端邪说的出现。这样做当然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不过即使在近代也不免有这种情况。20世纪30、40年代德国所谓“犹太人的物理学”，20世纪50年代苏联所谓“孟德尔—摩尔根反动的资产阶级遗传学”，都是例证。当然这种由政治出面干涉一种学术思想，有其好处，就是大家思想都一致，谁要是不同意，他就成为敌人了。可是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却是很大的不利。学术思想应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旦定于一尊，以你为准，那么学术就没有进步可言了。
时间太短，《理想国》就介绍这些。这个理想国里面不管有多少缺点，但是它涉及了一切理想国的最根本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所有后来的理想国，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理论上说基本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规范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柏拉图的远见卓识，他看到了理想国的问题所在。
柏拉图死后，他最有名的弟子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古代哲学家里集大成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包括全部古代的知识在内，有生物学、物理学、形而上学、逻辑学等等，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学问都谈到了。他是最大的一个宗师，他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当时。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一般说是从5世纪到15世纪是西方的中世纪，或者中古时代）这一千年的西方思想史上，有两种思想是非常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是基督教的学说，一种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上次介绍了但丁的《神曲》。但丁是13世纪初年的人。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大著是《神曲》。《神曲》中描写了地狱和天堂，地狱和天堂之间的那一层叫做limbo，这一层中文可以叫做“惨淡世界”。住在这一层的是些什么人呢？住在这一层中的人是非基督教徒，非基督教徒没有希望升天堂了，但是他们又都是很有贡献的古代贤哲，这些人都住在limbo里，亚里士多德就住在这个limbo里。后来美国的哲学家桑塔亚那（Santayana，1863—1952）写了一本书叫做 Dialogues in the Limbo ，就是在limbo里面的对话，把古代的哲学家都找来在那里面对话。
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方面的影响极大，一直到17世纪为止，西方的逻辑学都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基本上是三段论的逻辑学，三段论就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一个结论。比如说所有的人都会死，这是大前提；小前提是苏格拉底是人；结论就是苏格拉底必然会死。这是三段论的推论，现代逻辑学认为这种逻辑等于什么都没有说，自己兜圈子，不算逻辑。当然近代逻辑学与古代逻辑学不同了，问题是这种逻辑学统治了一千多年。最重要的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都是采用三段论的形式来推论的。比如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创造者，一张桌子一定有一个木匠来做，不然怎么会出来一个桌子？世界怎么来的呢？一定是有一个创世主，不然怎么会有世界的呢？这种推论方式，就是证明一个上帝的存在。
在中世纪，基督教虽然有很多神学，但总的来说还是与中国的思路有其不同的地方，它们许多是按照逻辑推论的，像证明上帝的存在，就是按照逻辑推论的。中国的推论不大注意逻辑而是喜欢用比喻。比如人性，人性是什么？回答说，人性好比是水，你往东边引，它就往东边流；你往西边引，就往西边流。当然也可以往南流或者往北流，看你怎么引。这不是逻辑推论，而是比喻。为什么说人性应该像水，为什么人性不像火？中国的方式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各有特色，尽管作为哲学问题本身而言，并无二致。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学生，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马其顿的国王，马其顿在希腊的北边，原是希腊的一个邦。亚历山大大帝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征服者，他率领他的军队不仅征服了全希腊，而且征服了今天的近东，征服了小亚细亚，征服了波斯，一直打到印度河，建立了古代最大的一个大帝国。他死了以后，这个帝国分裂成三个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埃及，亚历山大的部将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他有一个部将在埃及建立了一个王朝叫托勒密王朝。历史上古代的国家、甚至于近代的国家，往往是建立了一个大帝国以后，就又分裂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帝国很少有能够长期维持下去的，往往都分裂。大概是帝国太大了，不便于一统，所以分裂了。分裂后希腊本土已经衰落，希腊的文化中心反而转移到了埃及。埃及的北部有一个港口，这个港口以亚历山大命名，叫做Alexandria，这时候就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这时候，希腊早期的繁荣已经成为过去，文明史已经进入了晚期的希腊时代，这个时代叫做“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age）。这些地方都受到希腊化的影响，晚期以后希腊文化就在那里流行。
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分裂和不断战争的时代，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到人生问题上面来，研究什么是幸福以及人怎么去追求幸福？怎么渡过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的世界？我们应该说，从前的自然哲学时代是一种健康的心态，表现了人对于自然世界的兴趣，他研究自然世界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造成的？这是一个向外开放的、健全的心态。而凡是哲学过分追求自己的内心的时候，往往总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它对于外在世界已经没有兴趣了，只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怎样延长自己的生命，怎样保存自己的生命。希腊哲学已经内向化，只关怀一己，于是进入了它最后的阶段，这个阶段叫做伦理阶段（ethical period）。
伦理阶段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是以怎样来追求自己的幸福为目的的。这时在希腊原来的土地上出现了好几派哲学。这几派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力争在一个痛苦和绝望的环境之下，怎样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怎样保持自己避免不幸。就这一点说，中国的杨朱、老庄都有这种倾向，力求在乱世中怎样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一味享乐。不要去管身外的事，能够享乐就尽情享乐，忘掉其他一切，今朝有酒今朝醉，但是这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办法。因为你今朝享乐之后，明天就会更痛苦，所以最好就是根本不要去享乐，根本不去享乐，你就不会有这种痛苦。希腊哲学后来分成好几派，有名的有两派，一派是伊壁鸠鲁创立的叫做伊壁鸠鲁主义（Epicurism），另一派是斯多葛主义（Stoicism）。这两派哲学主要都是讲怎么样能够保持最大的内心幸福，最好不要追求物质欲望，保持自己心态的平衡，特别是保持道德的安宁。因为一个人保持了道德的安宁，他才能够保持一己的幸福。
这一点应该是常识，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体会到的，真正的幸福必须自己觉得自已在道德上是无瑕的。比如说一个人贪污了一大笔钱，也许觉得有这一大笔钱很幸福，其实他内心未必幸福，因为他觉得这笔钱是贪污来的，内心里会感到不安，因而不会有幸福可言。真正的幸福必须自己觉得行为得当而高尚。所以伦理学派最后归本于伦理道德的诉求。
这两派都追求道德的完美。固然这是好事，但是同时这也象征着一种哲学上的堕落。哲学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还要追求知识上的完美，要研究世界是怎么回事，人生是怎么回事，不应该仅仅是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考虑的只是个人的得失。
随着古代世界的没落，不但出现了各种伦理学派，也涌现出来了各种宗教。宗教涌现出来大多是在动乱的时代，假如一个时代很太平、生活很幸福的话，人们不太需要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们精神的鸦片烟，宗教无疑地有这个功能。所以在不幸的时候、流离的年代，宗教总是很流行的，其中从1世纪开始流行的就是基督教。
基督基是耶稣（Jesus，公元前5年—公元33年）创立的，耶稣是犹太人，犹太人信奉犹太教。犹太教的经典就是今天《圣经》中的《旧约》。基督教是犹太教演变来的，但它是另外一种宗教。犹太教的经典与基督教有所不同。《旧约》相当中国的“五经”，假如孔子是教主的话，孔子以前的经典就是“五经”，或者“六经”。在犹太人那里，耶稣以前的那些文献，也像中国一样，有历史、有诗歌、有各种文告，合起来就叫做《旧约》。相对于《旧约》的就是《新约》，《新约》是记载耶稣诞生后耶稣的教训及其门人弟子的活动和教诲，所以叫做《新约》。这类似中国的“四书”，“四书”是孔子诞生后孔门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犹太人信奉的是《旧约》，《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按照犹太人的史传，犹太人是亡了国的，亡国以后犹太人总想复国，总想有一个救世主出来，这个救世主能够领导他们恢复他们的王国。救世主就是基督（Christ），基督就是救世主（Messiah，弥塞亚）的意思。后来耶稣出来传教，有的人认为耶稣是救世主。但是犹太人一般不认为耶稣是救世主，所以凡是承认耶稣就是救世主的人，即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的人，就属于基督教。直到今天，犹太人并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所以今天犹太人信奉的还是犹太教，而不是基督教。《旧约》是犹太教和基督教都信奉的，但是《新约》则是犹太教所不信奉而基督教则同样奉之为圣经的。分歧在于是不是承认耶稣就是基督，或者说Messiah。Messiah是犹太人的救世主。凡承认耶稣是Messiah的人，就是基督教，他们就信奉《新约》。《旧约》是两个教都相信的，但是《新约》则是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的教训是犹太教所不相信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基督教来说，《新约》就比《旧约》更重要。这就好像“四书”“五经”的关系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四书”的地位比“五经”更重要，因为孔孟之道、孔孟的学说是在“四书”里面，而不是在“五经”里面，“五经”是孔子以前的东西，而真正孔孟的教训是在“四书”里面，正如真正耶稣的教训是在《新约》里面。
《新约》是耶稣逝世以后大约一两百年由他的信徒们写成的。《新约》包括几个部分：一部分是他的信徒们所写耶稣的传记，这是《新约》的福音书部分；后面部分是几个使徒（Apostle），也就是他的大弟子，所写的书信教导，包括最有名的圣保罗所写的那些教诲信众的书信。
除了基督教之外，当时还有各种各样的教派，特别是从东方传来的教派，传到了西方，非常流行。人的思想非常复杂，吸收各种不同的来源，不能说是只受某一个人或某一派的影响或者某一部书的影响，思想的来源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吃东西，并不是只吃某一种东西，营养不是只从某一种东西来的。人的思想也是一样，所以思想一定要严格划分的话，有时候是很难划分的，因为每个人的思想总都有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成分。世界好多大宗教都是从近东一带开始的，东方有好多宗教都非常流行，其中有一种是古波斯的宗教，叫做拜火教。拜火教后来在中国也很流行，叫做祆教或拜火教。
拜火教的创始人叫做Zoroaster，所以这个教派又叫做Zoroastrianism，在中国就是祆教。火代表光明，所以他们都拜火。这种教派的理论比较简单，这种简单，易于为人接受，但这种简单的理论是人们思想深处根深蒂固的东西，每个人都很容易采取这种简单的思路：世界上的一切事件和历史都是两种势力的斗争，一种代表光明，一种代表黑暗。火就代表光明，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最后必然是光明战胜黑暗。历史上一切的宗教及其理论和学说，假如我们把它简化成为最简单的字句，都可以简化成为拜火教式的教义：世界上的一切无非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结果是光明战胜黑暗。这就像代数学那样，把它简化到一个最简单的代数公式里。这种简单的代数公式几乎是每一种学说都可以接受的，因为每一种学说都可以最后简化为这样一种公式：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最后是光明战胜黑暗。所以这种理论非常容易流行。后来这种理论西传，就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为聂斯脱教派（Nestorianism）。
早期的基督教的来源是非常复杂的。不仅是早期基督教，世界上各大宗教，或者任何一种大的思想理论体系，从来没有纯之又纯的。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后来也有多少种，各式各派的。要找一种百分之百、纯之又纯的宗派或教派是没有的。因为时代不断在变，人不断在变，不可能每个人都是百分之百的原装或原教旨主义者。这不像酒，一瓶酒保存了几百年不开封，它是原装，可是既然开了封以后，酒就变了味道，就不是原装的了。
古代末期，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作为一种异端邪说是受压制，被认为是邪教的。但是基督教的力量终于不可抗拒，这不可抗拒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罗马帝国本身的腐化。罗马帝国本来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但是它本身腐化之后，丧失了支持的力量。这时候，人们就追求一种安慰、一种信仰、一种精神的寄托，基督教许给了他们一个天堂，于是他们就相信了基督教，这就找到了一种思想感情的依靠。第二个是因为罗马帝国是被欧洲北部的蛮族日耳曼人所灭亡的。那时候，日耳曼蛮族还没有步入文明，没有国家，也没有文字。他们信奉的异教，是自然神救，所有的民族在原始的时候信仰的都是自然神教。比如打雷相信有个雷神，下雨相信有个雨神，这些都是自然神教，是原始的宗教。后来多神教变成了一神教。日耳曼人的文明本来是非常落后的，所以它很容易就接受了一种较高的文明。基督教是当时西方希腊化文明时代的产物。一种落后的民族接受一种高等的文明，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文明水平的高低，不看武力的大小。比如满洲人，他们征服了汉族后，汉化得很厉害。乾隆皇帝是满洲人，但是他作汉诗，到处题汉诗、用汉字。他们汉化得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汉族的文化水平比他高，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最初满人连文字都没有，汉字有几千年，诗词的水平要高得多，那么在文化上会被同化。满人是游牧民族，吃的东西很简单，无非把肉在火上烤一烤。汉族文明几千年了，各种饮食肯定比他们的高明，他们自然会接受汉族的东西，在文明进行较量的时候，总是落后的文明去吸收先进的文明。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基督教很快就被野蛮的日耳曼民族所接受，所以日耳曼民族文化的发展，跳过了古代的阶段，或者说中世纪实质上是日耳曼的“古代”。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的步骤来看，应该先是古代，然后是中世纪，然后是近代。但是日耳曼民族跳过了古代而进入到中世纪，他们有个希腊罗马古典的古代给他们垫底。日耳曼接受了基督教的文明之后，下面的历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