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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讲三次，实际上是概述的性质，并不是一门整课，因为一门课要讲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现在我们只讲三讲。我考虑这三讲应该怎么讲，恐怕只能等于是一个概述的性质。特别是我希望和大家能够有一个交流，所以一次两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讲，半个小时大家提问题，免得像是灌输一样。如果灌输就意思不大了，教科书上都有，没有必要老师在这里灌输，最好是有一个交流。我想把这个课分成三讲，今天的第一讲序论，就是一个概述，或者说是一个前言，是一个引子，或者说是中国旧小说里的“楔子”。第二讲讲传统哲学、传统的西方哲学精神。第三讲是近代西方哲学精神。近代和传统之间应该划分为两个时期，为什么这样划分，我们下一讲再讲。今天就只谈西方哲学精神的绪论。本来这个课的名字不是我安排的，我假定同学们都没有正式上过西方哲学这门课，所以我从头来讲。至于“精神”这两个字却不是我加的，是安排课程的人加的。大概觉得加这两个字更好一点，其实讲的内容就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讲的是绪论，讲一下西方哲学大概都是一些什么内容，再着重介绍一些参考书。
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我们中国古代叫做“道学”，有的叫做“理学”，也有的叫做“玄学”。“道学”就是讲“道”，实际上也是讲“哲学”，但是中国古代叫做“道学”。后来有的叫做“理学”。“理学”就是“道学”。在魏晋的时候，大家讲“玄”，所以也叫“玄学”。我们到近代才用“哲学”这个词。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源于希腊文的philosophy，philo是爱，sophia是智慧，所以philosophy这个词从词义上来说就是“爱智”。在明朝末年的时候，这个词最早从西文翻译成中文，那个时候天主教的传教士把这门学问叫做“爱智学”或者“爱知学”。智就是知，智慧也要有知识，没有知识就不会有智慧。
大家知道，我们对于西方的知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清朝末年从日本转手而来的。19世纪60年代，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的阶段。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闭关锁国、落后的国家，后来当西方的势力打进来之后，日本进行了变法维新，采取一种新的制度。所谓新的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学习西方，或者日本人所说的“脱亚入欧”。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到了19世纪末年（清朝末年）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落后了，也要变法维新，那么就有个现成的样板，这个样板就是日本。所以中国的学生大量去日本，结果从日本转手介绍了很多西学。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我们有很多关于西方的知识，包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都是从日本转手的，所以很多词大多是从日本人那里转译过来的。
哲学的“哲”字，也是从日本人那里翻译而来的。日本人为什么叫它“哲学”，我不太清楚。不过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知人者明，自知者哲”，你了解别人就是“明”，你了解自己就是“哲”，这就是中国俗话所说的“明哲”。为什么用“哲”这个字呢？我的推想是这样的：大家知道有一个故事，说是古希腊的时候，雅典有一个德尔斐（Delphi）神坛。这个神坛是纪念太阳神阿波罗（Apollo）的，是最有名的神坛。雅典人有什么事情往往就先到神坛去祈祷，神坛就给他一个神谕、一个指示。有人曾到神坛去祈祷，问：“谁是雅典最聪明的人？”神坛就传谕说：“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大家知道，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8—前399）是西方哲学的祖师，他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子，是最早、最大的圣人。苏格拉底知道这个说法以后，觉得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知识，为什么他是最聪明的人呢？他就跑去问了很多人，和很多人谈话，谈话的结果是他发现那些人一点知识都没有，但是都自以为自己非常有知识。他说只有我知道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在这一点上，我比所有的人都聪明。所以苏格拉底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你应该知道你自己（know yourself）。大概哲学就是这么讲起来的。
西方哲学的精神和中国的传统精神有一点不同：中国的传统精神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特别注重一个人的修养和德性；西方的哲学传统相形之下似乎更强调的是认识，是知识和论证。应该指出的是，这两个东西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并不是说你重视知识就不要德行，有德行就不要知识，但是毕竟有所偏重。有的人更重视知识，有的人更重视德行。中国传统的哲学精神始终似乎都是特别重视德行，而西方的传统更重视知识，这一点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精神。
这里再说明一下，“西方”这个词，在过去，从19世纪一直到1949年，到我这一代作学生的时候，那时都叫做“西洋”，叫“西洋史”“西洋哲学”，而不叫“西方哲学”。“洋”字和“方”字的意思似乎有一点不同。你要说“方”字，那是个地理的概念，你在西方我在东方，这是地理的概念。如果是说“西洋”的话，那是对“东洋”而言，“东洋的精神”“西洋的精神”，这里文化的涵义更多一点，不但是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个文化的概念。但是1949年以后一般都用“西方”，不用“西洋”了。大家知道，你要说东方、西方，这两个词是eastern，western，如果带有文化内涵的话，那么东方是Oriental，西方是Occidental。
什么叫做哲学，我刚才介绍了第一种定义，哲学按字面说就是“爱智学”，智慧就要有知识，所以任何知识都是哲学。在西方，一直到中世纪，学问叫哲学。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的博士都是哲学博士（Ph.D.），就是Doctor of Philosophy，还是在用传统的意义，就是什么知识都是哲学。后来科学发达了，哲学的地盘就越来越小，因为知识都专业化，各个领域就都给别人了。但是哲学是不是还保留有它自己的领域呢？到了近代，就有了另外一种观念来界定哲学。我们对于外界有很多知识。比如说冰是冷的，火是热的，这是我们对外界的知识。我们的知识就是科学，科学（science）一词本求就是指知识（scientia）。我们的科学可以说是我们的知识，比如说水到100℃就沸腾了，水到0℃就变成冰了，这是我们的知识。科学是研究什么的呢？科学是研究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的。水也好、火也好、任何现象也好，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就是说客观世界所存在的东西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这个知识就是科学。那么应该还有一种学问，这种学问的研究对象不是我们的具体知识，不是研究水在多少度结冰、多少度沸腾，这种知识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科学，这种学问就叫做哲学。换句话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cience）。我们有各种具体知识，比如说我们对于人的生理的知识（the science of the body），或者我们对于地球的知识（the science of the Earth）。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任何具体的知识，而是科学，就是研究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成立的，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或“研究科学的学问”，这个定义如果对于西方的某一派哲学来说，是很确切的。因为西方的哲学很多走的是知识的道路，或者说走的是逻辑的道路，走的是推论的道路。但是这个定义如果放到中国的传统中来说，就不太适合了。因为中国哲学强调的是道德修养。道德修养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知识来研究，但它本身不是一种知识。比如说《孟子》中讲人的道德是天生的，举了一个有名的例子：一个人看到—个小孩掉在井里，他马上就去把他拉上来。为什么去拉他呢，并不是因为你拉他，你就可以发财，也不是大家会赞美你，你就有了好名声。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你之所以要把小孩拉上来，孟子说是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是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的。道德是一种先天的东西。孟子仅仅举了这么个例子。中国的哲学不太追究例子能否成立，我们完全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前几年报道了一件事，四川一个地方有人掉到水里，就呼救，岸边上的人先讲价钱，给多少钱才去救，不给多少钱就不去救。我们完全可以举和孟子相反的例子。换句话说，你的知识怎么样才能够成立，就是说，你这个推理是怎么成立的，这一点在中国不太重视，而在西方哲学中比较重视。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
下面，我要明确一个观念，就是从清朝末年起，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争论，争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中国有中国的学问，西方有西方的学问。中学和西学是指什么，有什么关系？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一个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学”是本体，“西学”是拿来应用的。这个本体不能变，但是用起来还要用“西学”。这个理论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清朝末年的张之洞。这个理论虽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但是是在他那里成熟的。张之洞做过湖广总督、军机大臣，是大官僚，而且是清朝末年洋务派的代表。
18世纪末年，英国曾经派一个使臣马嘎尔尼到中国来见乾隆皇帝。当时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国家。马嘎尔尼到中国是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他到中国来后就要求见乾隆。乾隆有一个谕旨，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天朝上国，是个大国，我们什么东西都有，根本不稀罕你们外国的玩意儿，如果我们允许你来，是表示我们的宽大，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们什么东西。这是当时中国的心态。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最发达，中国不了解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看不起。
但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打了败仗，不但割地、赔款，还五口通商，订了《江宁条约》，也叫《南京条约》。《南京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鸦片战争之后，英法联军又火烧圆明园。本来圆明园是皇帝的行宫，按照清朝的体制，正式的宫殿在城里，就是今天的故宫。但是皇帝一年四季很少真正住在宫里，都是住在别墅。这相当于法国的凡尔赛宫，本来是皇帝的离宫。他住在这里，因为这里面有风景，住在宫里面没意思。所以除了重要的事情，如过年、大典，他才住在宫里，一般他都住在圆明园里。圆明园被烧了之后，慈禧太后就扩建颐和园，慈禧大部分时间都在颐和园里。所以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每天要跑到颐和园去向慈禧请示。接着，中国连续打败仗，一直到最后八国联军把北京都打下来了。
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觉悟到中国的体制不改不行了，还是原来的老一套，不能够应付现在的世界。所以中国也想变法维新，最有名的就是1898年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学习西方的体制、思想和学术。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想，中国为什么会失败呢？中国是一个天朝上国，为什么会打不过洋鬼子？因为洋人的船坚炮利，它的船结实，它的炮厉害，中国没有船坚炮利，所以会失败。中国要打败洋鬼子，非得也船坚炮利不可。所以当时的口号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就是把夷人当作老师，学习西方的长技、优点来对付西方人。师夷之“长技”是什么呢？无非是船坚炮利，所以中国一开始也得学“船坚炮利”，没有船、没有炮，你就没有办法对付外来的侵略者。但是经过了一段时期以后，就觉得光是船坚炮利并不够，因为船坚炮利得要有基础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知识都没有，你怎么造船造炮。造火药要有化学知识，造船、开炮总得有点物理学、数学的知识。所以基础的科学知识还是需要的。戊戌变法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光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也不行，光是学习西方的科学也不行，因为科学和技术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社会体制若是和它不配套，你就不可能有孤立的科学和技术。科学技术是社会的产物，必然要求社会制度与之配套。可以说，它是一套系统工程。比如过去是科举制度，要背四书五经，考及格就可以做官发财，否则一个知识分子就没有出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学习四书五经，好不好是另外的问题。但是这个东西没法现代化，你就把经书背得烂熟也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要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有现代的科学技术。那么我们的教育、考试体制就得变，所以后来就废科举、兴学校。废科举就是不采用八股文的考试形式，而是建立现代化的学校，包括京师大学堂，那是戊戌变法的产物。这已经认识到社会体制的改变才是关键所在。
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中国人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就是认为社会体制的改变还不够，我们的思路或者说思想方式也要改革或革新。所以，从清朝末年起，西方的哲学、文学就开始进入到中国来，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不行。你不能只学他的物理或数学，数学和物理也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与思想意识配套的。社会也不是孤立的，它还有思想背景，你得有一套思想背景和这个社会配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中学”就是指中国传统的学问，孔孟之道，讲仁义道德。“西学”是什么？最开头是声光化电，后来内容也不断地改变。我们刚才讲了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体制还是不能变，叫做“中学为体”，把“中学”作为一个体，把“西学”作为一个用，我们应用的技术是“西学”，但是我们的“体”还是要保持中国的传统之体。这个“体”究竟指什么东西？我觉得在“张之洞”的理解里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如专制君主是神圣的，他是绝对的权威、绝对的领导，所有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都应该向他效忠，这就叫“君为臣纲”。因为这个体制一变的话，他的政权就没有了。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梁启超提倡民权。当时戊戌变法有一个中心在湖南，湖南巡抚是陈宝箴，他是在全国最早推行新学的当权者，在湖南办了一个学堂叫时务学堂。“时务”意思就是注重现实，反对传统的经书，请了梁启超做总教习。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之说”，认为人民有权，应该平等，遭到反对派的攻击。他们反对说，“民有权则君无权矣”，问题在于权究竟应该归谁，提倡民权，那么皇帝还有没有权？在他们看来，君为臣纲，皇帝的权是绝对的。换句话说，他们要维护君主专制的制度，所以权一定要归皇上，而不能归下边。
这一点要附带作一个说明。我们的思想往往只能采取语言的形式，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思想。可是用语言来表达，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往往内容已经变了，可是我们的语言还没有变，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理解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出现了一个解释学的问题。语言是同样的，可是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了。比如在经济学里面，早些时候，“保守”指的是要求完全由市场来调控经济，反对一切国家的干预。凯恩斯主义盛行很长时期，变成经济学的主流后，“保守”指的则是坚持认为必须有国家力量的干预，经济领域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字义完全不变，可是内涵却完全不同了。中学与西学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
什么是中学？什么是西学？再作一点更多的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冯友兰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在清华教中国哲学史，写了一本《中国哲学史》，是当时有名的学术著作，也是当时我们的标准教材。写完之后，学校要两个老师写审查报告，这两位老师，一个是陈寅恪先生，是老一辈史学家，另外一个是金岳霖先生，是老一辈哲学家。金先生有一段话，我现在介绍给大家，借以说明这个问题。金先生说：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中国哲学”？我们说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英国物理学史》，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严格地说，没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因为我们没有所谓“法国物理学”“德国物理学”，也没有“中国物理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没有所谓“英国物理学”。那么“英国物理学史”这个意思是不是不通呢？也通。这个所谓的“英国物理学史”确切的意思是指物理学在英国发展的历史，而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英国物理学”。这个分辨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并不存在英国物理学，全世界的物理学都一样，比如说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对全世界都一样，在中国也一样有效，无所谓英国物理学我们中国人不能用、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我们中国不能学，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牛顿是英国人，他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最初是在英国提出的，写英国物理学史的时候可以提上一笔，但是牛顿的东西可不是英国物理学。大家知道，牛顿的物理学体系是在17世纪提出来的，但是18世纪的时候在法国非常之流行，实际上牛顿体系的弘扬，法国人比英国人做出了更大的贡献。18世纪的法国学者（分析学派）都是引用牛顿的物理学来解释一些物理问题，所以法国分析学派对牛顿物理学的贡献比英国人要大得多。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算不算英国物理学？应该说：它就是物理学，而不是什么英国物理学。我们如果写一本《英国物理学史》，是写物理学在英国的历史，而不是写“英国物理学”的历史。这个问题对于物理学比较好解释，对数学也好解释。英国数学史是指数学在英国的历史，中国数学史是指数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说有一门数学叫“中国数学”，另有一门数学叫“英国数学”，2加2等于1。中国数学是2加2等于4，英国数学也是2加2等于4。这里无所谓中国数学、英国数学。如果问2加2等于4是英国数学还是中国数学，这种话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一个英国人学习几何学的三角形，英国的几何学说三角形 ABC ，你们看清朝末年的书，中国的几何学不说 ABC ，而是说甲乙丙，那么是不是一个三角形甲乙丙就是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形 ABC 就是英国的几何学？几何学作为几何学是一样的，中国文字和英国文字不一样，但是几何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不能说你的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我的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三个直角。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几何学的内容完全一样，不一样的是它所使用的文字，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中国几何学”。如果说“中国几何学”，那只能是说几何学在中国。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不光是几何学或者物理学的问题，我们把它转换一下，有没有中国哲学？有没有西方哲学？这就似乎比较难以回答。因为有的人认为有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不一样。有的人认为没有中国哲学，哲学就是哲学，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文字来表述而已。我要说明一下，这一点在1949年前后重点有所不同。在1949年前有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哲学有中国哲学的特色，所以确实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特色，所以确实有西方哲学。但是1949年后反而有一点不同了，50年代的时候推行“全面学习苏联”，那时的教科书都是苏联的教科书，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大家都是用苏联的教本，都按苏联的讲法。苏联的讲法引用恩格斯的经典定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问题。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就是唯心，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就是唯物。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就无所谓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任何国家的哲学的根本问题都是思维对存在的问题，你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你就是唯心论，你认为思维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第一性的你就是唯物论。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唯物对唯心的问题。后来又进了一步，不但是观点的问题，还有方法的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就是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你是形式推理，非此即彼，这种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相反，如果你采取另外一种灵活的方式，认为矛盾双方是统一的，那么就是辩证的。所谓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唯心论对唯物论，另一个就是形而上学对辩证法。
下面，关于方法论再补充一点，这就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双方的不同。或者更精确地说，就是哲学在中国和哲学在西方的不同。究竟有没有“中国哲学”这个问题另作别论。我们暂时这么用：哲学在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在中国和哲学在西方有一点不同。哲学是philosophy，这个词如果变成动词就是philosophize，就是怎么样进行哲学推论，或者变成名词化就是philosophizing。有的哲学比较重视结论，有的哲学比较重视推论。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信宗教的人认为上帝存在，无神论者就认为上帝不存在，那么这个就是有神论对无神论，也可以说是唯物论对唯心论。因为有神论当然是唯心论，无神论就宗教信仰来说它是唯物论的，这是结论。但是有的人的研究重点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推理。他感兴趣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这个结论，他最感兴趣的是你怎么推论出来上帝是否存在的，他对推论的过程要比对结论更重视。一个是结论是什么，另一个是你是怎么样推出来的。推论过程就是philosophizing，你是怎样对它进行哲学加工的。比如说，认为上帝存在的人可以有这样的推论：你看世界真奇妙极了，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智慧，世界怎么能够这么奇妙？这个推论就是说，因为世界真奇妙，所以一定是后面有一个伟大的智慧安排好了的，不然怎么会这样。英国著名物理学家James Jeans是20世纪40年代去世的，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上帝是一位数学家。为什么？你看，到处都是按数学的关系安排的，极其精确的数学关系摆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只能认为是有一个最伟大的数学家在那儿设计的，不然的话，它怎么会那么精确。我们知道，古希腊也有一句谚语，叫做Go. geometrizes everywhere。希腊人认为，上帝把全世界都纳入了一个几何的模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几何的关系，好像是上帝把几何学的规律安排到一切事物里。一个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是一个数学家，他的推论是这么来的：因为宇宙是这么奇妙、世界是这么奇妙，所以说必定一个伟大的智慧在安排，这个智慧就是上帝。而一个无神论者则可以这么说：你什么时候看见了上帝、你什么时候摸到了上帝？上帝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它是不存在的。存在的东西我们总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这是一个桌子，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桌子，或者我闭上眼睛摸到这是一个桌子，假如你看不到也摸不着这个桌子，你怎么说这个桌子存在？这也是一种philosophizing，是一个推论的过程。就是说看得见、摸得着的才能认为它存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能认为它存在。反过来，有神论者又可以这么答复说：上帝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不能想象上帝是一块石头，石头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在古希腊就已经有了这类辩论。古希腊有一个辩士说：人总是把上帝看成是人的样子，那么一个公鸡就想象上帝是公鸡的样子了，而上帝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样子，要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神灵是无形的，你看不到他的样子，他没有什么样子。这也是一种philosophizing，是一个推论的过程。
有的人重视结论，你是唯心论，他是唯物论，这个说唯心论要打倒，那个说唯物论是错误的。有的人不在乎结论，只在乎推论过程，你的推论如果合理，他就不管你结论是什么。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比如说在数学上，我们没有预先假定的结论，我们都只是去推论，推出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最后证明 a 等于 b ，就是等于 b ，证明 a 不等于 b ，那它就不等于 b 。这完全看你的推论，至于结论是什么，一个数学家并不太关心也不预设一个结论。因为那个和数学本身没什么关系，他重视的是推论过程。可是有的人就重视结论，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就更突出。比如说袁世凯做皇帝的时候先要制造一个舆论，这也可以说是一个philosophizing的过程。本来中国已经推翻帝制了，袁世凯是大总统，他要做皇上。中国皇帝专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秦始皇到现在有两千二百多年了。当时刚刚推翻帝制，根据什么他做皇上？这得找一个理论的根据，得讲出个道理来。他就请了一个美国人，叫做古德诺，是位宪法专家，写了一篇文章。古德诺这篇文章就是要从理论上考虑（所谓学理上，就是philosophizing的过程）中国究竟是适合于君主专制还是适合于民主共和。后来袁世凯组织了一个“筹安会”，“筹安会”名义上是一个民间的学术组织，找了几个名人参加，要讨论中国究竟是适合君主专制还是适合民主共和，结论当然是中国最适合君主专制。那原因据说是中国人的素质太落后，知识太不开通，要是由他们搞民主的话社会就会混乱。一定要有一个英明的领导，这个领导就是皇上，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好。我们可以说，这也是philosophizing。你的重点可以放在结论上，比如袁世凯就把重点放在结论上，就是要当皇上，而且还非得他不可。可是如果从“筹安会”的表面上来说，它是作为学理的讨论。我们在学术上可以讨论，中国究竟适合于什么制度，是适合君主专制还是适合民主共和，我们可以讨论。讨论的过程就是philosophizing的过程。这个例子是要藉以说明哲学的重点可以侧重不同的方面，可以侧重在结论上，也可以侧重在推论的过程上。或许可以说“爱智慧”理应包括两个方面：即爱智慧本身和爱对追求智慧的探索。真理并不存在于某个地方，而只存在于对真理的追求过程之中。哲学上的真理并不存在于某个论点之中，而只存在于如何思考和论证该论点过程之中。你可以更重视前者，也可以更重视后者。哲学的价值更在于它启发你以各种不同的思路或者说思维方式，而不在于它告诉你什么结论。
有没有中学和西学呢？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要看你是在哪种意义上论说。你如果是在下面这种意义上说，那么就有“中学”和“西学”：毕竟有一些思想、理论和学问是在中国发生的，那么这叫“中学”；有一些思想理论和学问是在西方发生的，那么就叫它“西学”。确实，每一个国家和别的国家所出现的问题、所出现的思想理论并不完全一样，中国的思想理论和西方的思想理论并不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有中学和西学。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没有中学与西学之分，那就是说学问作为学问而言，只有真假之分，只有是非之分，而没有所谓中西之分。比如说数学，2加2是不是等于4？或者一个三角形的三内角和是不是等于两个直角，你要说它不等于就是你错了，说它等于就是你对了，这只有是非之分，没有中西之分。不能说中学认为2加2就等于4，西学认为2加2就等于5，这个问题不存在。几何学在历史上发生于希腊，中国古代没有几何学。但是不能说几何学是“希学”。因为别的国家（例如中国）同样可以研究几何学，同样可以研究得很出色。知识或者学问作为真理来说只有真假之分、对错之分，是非之分，但是没有中西之分。在这种意义上，没有中学、西学。
每一个名词之所以有意义，往往都是要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才有意义，换一个语境的话，可能就变成没有意义了。中学、西学之分只在清末的条件之下才有意义，清末有什么意义呢？它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所谓“中学”是指“三纲五常”，你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但是如果脱离了那个背景，就没有意义了。今天说的“中学”是指什么呢？还是指君为臣纲吗？中国的君主制度早已经不存在了，怎么还能说有“中学”呢？再比如说，夫为妻纲，那时是男权主义，妇女的地位是屈从于男子的，所以妻子要听丈夫的话。那时候一个女性是很不幸的，“在家从父”——绝对服从她的父亲，“出嫁从夫”——绝对服从她的男人，“夫死从子”——丈夫如果死了，就要听从她的儿子。这是绝对的男权主义。这个问题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不能再说“夫为妻纲”，妻子在家里一定要听丈夫的话。无论是在法律上，或者是在社会的实践上，或者是在一般人的心理上，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了。所以中学和西学之分的意义就不存在了。清朝末年为什么有意义呢？因为当时中国确实没有近代的数理化，近代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是西方来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学的数学、物理学、化学都是从西方来的，不是中国自己原有的。所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学、西学有它的意义。这种提法有它的具体的内容。可是今天这么提就没有具体的内容了。今天一个人学习物理学，难道会说学的是西学吗？中国人就不能学习物理学？中国人研究物理学就不能有进步？中国人一样可以学习物理学，而且一样可以学得很好，一样可以发展物理学，一样可以有贡献。在这种意义上，没有所谓“中学”“西学”。我的意思是说，某一种概念只有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它的具体意义，否则就没有意义。现在再把这个问题炒出来，再提中学与西学之争似乎就没有意义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在前几年忽然又提出中学与西学之争这个命题来？在真理的面前无所谓“中学”“西学”，只有真假、好坏、高低，而无所谓中、西。在哲学问题上也应该如是。哲学只有好坏、对错，但是无所谓中西。
有没有中西之分？如果有中西之分的话，那么这个中西之分也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先天注定的。先天的是指它本来就是一个问题，它始终都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一个三角形，是不是三个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因为这是对任何民族始终都存在的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后天的，它是特殊的环境造成的，比如说中国过去认为的最大的道德——忠孝。我们往往认为忠孝是“中学”的内容，但是西方也讲忠，比如说忠于国家，封建时代忠于领主，这也不能说是中国的特色；或者孝，中国人注重孝，为什么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注重孝？我想现在也不那么重视孝了，为什么？因为社会条件变了，社会条件是后天造成的。因为过去中国父家长的体制比西方浓厚，父家长的体制就强调孝，所以中国特别重视孝。但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孝”也就变了。这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注定了中国人一定要重视这个孝，西方人就一定不可能重视。这是后来的具体的社会条件形成的。后天的条件可以改变，今天比起一百年前，孝的程度已经大大减低了，孝道要比一百年前差得非常之多了。一个母亲也不必“夫死从子”。这是后天的不同所造成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和西方有所不同，但在先天的意义上并没有不同，并不是说先天注定了中国人就得是这样，西方人就得是那样。环境条件改变了，“孝”的内容就可以大大不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孝好像不太能够接受，可是中国现在的“孝”的含金量和从前绝对的孝也大有不同，那是由于社会条件变了。并不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人特别注重“孝”，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在先天的意义上，没有中学、西学之分，也没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分。那么有没有不同？当然有不同，这个不同是后天条件造成的。不能认为中西的不同是天然的，即由于他们天性的不同所使然的。各民族之间思维方式假如先天就（真）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的话，那也是微不足道的。
后天条件造成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分，因为中国从古代就是血缘非常浓厚的宗法社会。关于这一点，你们可以看一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点。那本书说到西方经过一个民族大迁移以后，它原来的血缘纽带就解体了，形成了以地方为单位的制度。这种制度就与中国以家庭的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至少是汉族，古来的血缘关系特别浓厚，宗法制度也特别厉害。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宗法。比如说，从语文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对于血缘关系，每一个字都规定得非常严密，比如说伯父、叔父、舅父，意思都不一样。可是在西方文字中都是一个词，在英文中都是uncle，伯父是uncle、叔父是uncle、舅父也是uncle，因为它不太重视血缘的关系，所以都是同样的一个字。可是在中国由于血缘关系非常重要，所以中国的血统论非常浓厚，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浓厚。里根做美国总统的时候，有一阵美国的经济状况不太好，《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段消息，说里根的儿子失业了。意思是要用这段消息来证明美国的经济情况不好，连总统的儿子都失业了。那时候我在历史研究所，有一个青年就说，美国总统的儿子都失业，我们这里公社书记的儿子都失不了业。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血缘关系今天还是很重要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们有几千年的深厚的血缘传统，当然西方也有，但是没有我们这么深厚。为什么？因为这是后天的条件不同，不是说中国人生来就要讲血统论，而是长期的社会形成了血统论。社会是靠某些传统来维系的，某些思维方式或思维定式也是这样形成的。所以中学和西学有没有不同？我可以说有不同，但这个不同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先天注定的。作为真理来说，它只有真假、好坏、是非之分，无所谓中国和西方之分。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用哲学家康德的话来说就是universally valid，valid是有效，universally valid是普遍有效，真理的条件必须是普遍有效。2加2等于4是普遍有效，在中国是2加2等于4，到了英国也是2加2等于4。它为什么是真理？就因为它是普遍有效，即我们常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假如它不是普遍有效，它就不成其为真理了，所谓真理也就是说它是普遍的有效。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中学和西学之分。
在1949年前，国民党反对马克思主义也有各种理论，其中有一条最为振振有辞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东西，所以中国不能用它。那么有没有中国国情呢？当然有中国国情，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说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一样，中国当然有中国的国情。比如说前面提到的“孝”。中国对于孝道非常重视，而西方对这一点就显得不如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就不适应于中国，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来说，它应该是普遍有效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的。就是说过了一百代以后，有圣人出来他都不会怀疑的，也就是说它是永恒的。正如2加2等于4是永恒的，即使再过一百代有圣人出来也不会怀疑它。真理之所以成其为真理就在于它的普遍有效性，这一点我们暂可以假定是能够成立的。所以我们不能特别强调后天的特征，用它来抹煞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有一个，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它的特殊性。特殊性就是后天的、具体的、特殊的环境所造成的。比如说，孝是不是一种道德？孝作为一种道德在中国特别强烈，是因为中国的血缘关系特别浓厚。今天反贪，如果抓住一个人贪污，那么往往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很多人都参与了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吧。但是这一点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不是说先天注定了中国人就一定是这样，其实很多国家也不同程度存在着同样的现象。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真理是普遍有效的；再其次，也要承认确实其中也有不同的精神和形式，但那是后天的。
这种后天的精神表现在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有没有不同？当然会有，刚才也说过的：比如西方是主智的，比较重视知识和智慧；中国是主德的，比较注重德行。这一点也是和历史条件有关系的。西方主智，所以着重法治。我们现在则在法治以外又强调德治了，中国历来是注重德治的。德治与法治虽然并不矛盾，不过侧重点不同，你注重“智”也好，你注重“德”也好，“德”和“智”不是截然分开的，但可以侧重点不同。正如前面所说的哲学，你可以注重它的结论是什么，你也可以注重它的推论过程。
双方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所形成的心态（mentality）也必然会有不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精神面貌的不同。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引起我的一些想法，这篇文章是评论一本给李陵翻案的小说。我没有看这本小说，我只看了这篇文章。我们知道李陵是汉奸，李陵和苏武是好朋友。汉武帝时，李陵去打匈奴，李陵战败了，被俘虏，被俘虏后就投降了。苏武后来作为汉武帝的使臣出使匈奴，匈奴把他关起来，可是苏武始终不投降。后来苏武被放逐到北海，北海就是贝加尔湖，他在冰天雪地的地方呆了十九年。苏武是“丁年奉使，皓首而归”，他是成人的时候到匈奴去，过了十九年，头发都白了才回来。所以中国的传统中都赞美苏武的气节，都是骂李陵是个叛徒。1937年卢沟桥爆发抗日战争，很多学校包括北大、清华都搬到后方去了，那时有个鼎鼎大名的文学家周作人留在北京没有走。后来胡适曾给他写信，还附有一首诗，希望他能够走。北大很多人也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走。他回信说，希望你们把我当作苏武，不要把我看成是李陵，即不要把我看作投降的汉奸，我和苏武一样在这里守节。但是后来周作人还是做了汉奸。周作人叛国做了汉奸是铁案如山的，不过现在也有人为周作人翻案，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种说法是说他做汉奸还是为了国家的，还是爱国的。他自己的辩护词是说日本人威胁他。李陵的祖父是有名的李广，是汉朝的飞将军，唐朝诗人王昌龄曾说：“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李广是个非常有名的将领，李陵本人也是当时出色的将领。李陵投降之后，大家都骂他，但是有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出来保他，就是司马迁。后来司马迁因为保李陵而下了狱。小说是要给李陵翻案，我对这段历史没有研究，不知道李陵应该不应该翻案，我这里要讲的是一个心态的不同。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的，打了败仗也宁死不屈，所以中国历史上赞美的都是英雄烈士，谁要是投降就是奇耻大辱。说个小故事：1944年，日本人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一直打到湖南的衡阳。那个时候守衡阳的是蒋介石的一个军长，叫方先觉，还算是不错的，打了48天，最后投降了。他偷着跑到当时临时的首都重庆，在重庆开会的时候很多人都攻击他，国民党实际还是保护他的，但是不敢为他公开辩护。还有一个人，叫庞炳勋的，是老西北军的总司令，后来被日本人俘虏后就投敌了，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编制，也是什么总司令之类的。国民党官方还宣布，庞总司令被俘虏，本来是要自杀，就是说国民党也认为投降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还有一个相反的例子，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打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势如破竹。因为当时西方国家根本没有准备，当时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有美国军队驻守，但是力量很薄弱。司令官叫温赖特（Wainwright），最后退到巴丹（Bataan）岛上，这是太平洋战争初期非常重要的一次战役，守不住后也是举着白旗投降了，投降后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后来双方交换俘虏，温赖特被交还美国。美国举国若狂地欢迎他，比凯旋将军还热闹。美国人认为他打得非常英勇，打不过的话投降是合理的。不但美国的人民欢迎他，美国的官方也欢迎他。这个例子表明中西文化心态的不同。后来日本投降的时候，代表盟国签字的是总司令麦克阿瑟，每个国家也都有代表签字，美国代表是尼米兹，站在尼米兹身旁的就是温赖特，作为特邀代表出席。那是个非常荣耀的位置，无论是国家、政府或者是人民，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这在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还有个例子，在19世纪初年，英美有一次战争，美国有一个军人叛变投敌，做了间谍，后来又被美国人抓住，这个人现在在美国还有一个纪念馆，让人参观。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居然纪念一个投敌的间谍。我的理解是，如果是作为历史来看，角度不同，也不妨这样做。我们中国从长远的历史的角度也可以这样，我们从来都是对秦始皇的评价很高，尤其是1949年以后。可是我们知道秦朝历史很短，秦朝成立不久，马上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接着就是楚汉相争，刘邦、项羽都来反秦，这些我们今天也给予肯定。那么，到底肯定谁？是肯定秦朝的政权，还是肯定刘邦、项羽、陈胜、吴广呢？我们双方都肯定，既肯定秦始皇的功绩，又肯定反秦者的功绩。假如今天，无论秦始皇，还是陈胜、吴广，或是刘邦、项羽，如果他们有什么东西留下的话，我们都作为历史文物保留，并不因为我们肯定谁、反对谁而有所不同。假如再过一两千年，不管是曾国藩、左宗棠或者洪秀全、杨秀清，他们的东西我们都作为历史文物来保留，照样给他们建纪念馆。这是看事物的角度不同了，角度的不同反映出心态的不同，这一点表明了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气氛所造成的心态的不同。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哲学上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它本身的问题并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在于反映了它的精神面貌或者一种心态，这点是有不同点的。正如我刚才举的对于投降的例子，明明是已经战败了，如果硬要牺牲的话，似乎是很无谓的。但是也可以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不能只看一时的失败或成功，而是要看它长远的意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虽然失败了，可是他们那种精神是永垂不朽的，永远是对后世的一种激励。以上所说，类似题外的话。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不同的历史文化所积淀的不同心态，恐怕就很难于理解不同哲学在深层的不同倾向。哲学既有纯推理论证的一面，又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的背景，也可以说是人文背景的一面。我们必须通观这两方面才能更好地理解一种哲学的真相。
下面，介绍一下有关西方哲学精神的一些读物。因为不可能一下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只有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步体会，所以这里介绍一下有关读物。我把有关的读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原著，一类是现代的作品。原著一定要看，如果你不看原著的话，你就无法了解前人，比如说孔子。孔子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圣人，但是后来反孔也反得非常厉害，从五四运动提出“打到孔家店”，到“文革”时就彻底砸烂曲阜孔庙，现在看到的曲阜孔庙是后来修复的。对于孔子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究竟孔子是怎么回事，我们只听别人说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要直接看一下孔子，比如说孔子的书。孔子自己没有写书，不过《论语》是关于孔子最权威的材料，《论语》都是孔子的弟子或者是再传弟子记录孔子的言行，这是研究孔子的第一手材料。还有孟子，孟子自己写了《孟子》一书，如果研究中国哲学的话一定要看。孔子、孟子都不看，就没法讲后来的东西了。无论怎么看后人讲孔子、孟子，都是间接的或转手的，最好是首先直接看原著。可是原著太多，我们看不了那么多，那么怎么办？这里给出一个最简单的书目，大家可以从其中挑选来看，不必全都看，但必须挑几种看。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的《对话录》是他的全集，内容非常之多，他的《对话录》基本上以苏格拉底为主角。这里有一个物质条件。中国古代书写是非常不方便的，所以甲骨文都非常简单，一个字写起来非常不容易，要刻在甲骨上，后来是刻在竹简上，也是非常困难的。古希腊用的是纸草，纸草写起来非常方便，所以他写得非常之多。柏拉图的《对话录》很多，如果不是专门研究，没有必要每篇都看，我只提两篇。
（1）柏拉图（Plato）：《申辩》（ Apology ）。
这是苏格拉底在法庭受审判时自己的辩护词，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苏格拉底的一生。苏格拉底自己没有著作，都是他的学生记录的，最主要是柏拉图记录的。这和孔子一样，孔子本人也没有著作，他的思想都是他的弟子记录的。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作的这篇辩护词里面并没有谈很多的哲学，但是如果你对这本著作不了解的话，你对于西方古代哲学就会有隔膜。
（2）柏拉图：《理想国》（ Republic ）。
Republic意思是共和国，我们也翻译为《理想国》，这本来是作者虚构的一个国家。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理想国，柏拉图也有他的理想国，我们从他们的理想国来看他们的思想。中国近代的康有为也有他的理想国（《大同书》），人们在那个境界里面都变成了神仙一样，每天都享乐，我觉得这一点恰好反映出康有为的浅陋。他的理想国是一个享乐的理想国，一个理想国不应该单纯是享乐。孙中山也有他的理想国，特别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部分其实也是他的理想国。毛泽东搞人民公社也是希望造成一个理想国，当然那个理想国没有实现。理想国有个缺点就是太理想了就太不现实了，太不现实了就实现不了。可是如果很现实就不理想了，现实总是有缺陷的，不会是理想的，这一点好像是一个永恒的矛盾。
圣奥古斯丁是中世纪最早、最权威的神学家。他有两本书，可以选择来看。
（1）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忏悔录》（ Confessions ）。
中世纪的人宗教信仰非常浓厚，宗教信仰浓厚的话就有一个系论（corollary）：悔罪，不断的悔罪。西方历史上有两部《忏悔录》是最有名的，一部是圣奥古斯丁的，一部是近代的卢梭的。你们如果比较这两本《忏悔录》，可以看出很大的不同。奥古斯丁的完全是宗教徒的忏悔的心情，卢梭的则带有个性解放的意味。
（2）圣奥古斯丁：《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
奥古斯丁的另一本书是《上帝之城》。他认为有两个城：一个是世俗的城，即罗马；另一个就是天城。世俗的城是堕落的城，人们应该追求的是完美的天城。它表现出中世纪的宗教理想，也可以说是宗教理想国。（3）但丁（Dante）：《神曲》（ Divine Comedy ）。
但丁是意大利诗人。这是一部中世纪的文学作品，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中世纪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这本书倒是最好的关于中世纪的哲学读物。这本书是一部史诗，讲作者怎么遍游三界，游历了人间现实的世界，然后游历了地狱，又游历了天堂。这三界即现实的世界、地狱和天堂，在中世纪人的观念中都是实有的，不是虚构的，我们今天认为那是神话，但当时认为是实有的。本书系统地描述了中世纪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也是非常具体的，地球是世界的中心。这里有一点要说明一下，因为总有人犯错误，以为直到哥白尼才知道地球是圆的，其实早在哥白尼之前人们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哥白尼是太阳中心说，中世纪是地球中心说。中世纪的世界观认为，大地像一个漏斗一样，有三层世界。罪恶越大的人越在下面。在地心里是罪恶最大的三个人，其中就有出卖耶稣的犹大。在地球的外面有九重天，天都是绕着地球在运行，灵魂在这里越升越高，最后可以升到第九重天。这是一幅代表中世纪的世界构图。介绍这本书是为了使大家知道中世纪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怎样的。
（1）培根（F.Bacon）：《论说文集》（ Essays ）。
培根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人。介绍读他的书是因为他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之父，他的思路突破了宗教的束缚，走上一条另外的路。培根的《论说文集》内容很多，大家可以选他讲思想方法的那一部分来看。他的思想方法完全摆脱了中世纪的思想方法。中世纪的思想方法是目的论（teleology）的。什么叫做目的论？即中世纪的宗教信仰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着一个神圣的目的。后来18世纪的启蒙学者伏尔泰写了一本小说《老实人》，《老实人》里面嘲笑这种目的论说，世界上为什么有老鼠，老鼠就是为了给猫吃的。中世纪的目的论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神圣的目的，都有神意。这可以说是一种神学的思维方式。
（2）笛卡尔（R. Descartes）：《方法论》（ Discourse on Method ）。
笛卡尔是近代的大数学家，也是大哲学家，他关于哲学的著作英译有两卷，你们可以看其中一篇，就是他的《方法论》。他提出的新的思想方法与旧的思想方法相对立。旧的思想方法是目的论的，认为一切事情都贯穿一种神圣的意义。笛卡尔的《方法论》突破了旧的思想方法，代表近代的思想方式。
（3）帕斯卡（Pascal）：《思想录》（ Pensées ）。
和笛卡尔同时的，还有个大数学家帕斯卡。他也是法国人，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也是大气压的发现者，概率论的奠基人。他写了一部哲学著作，但没有写完，都是一些片断，后来有人把它们整理成为这本书。其中涉及宗教神学的可以不看，大家可以看涉及思想方法的那部分。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出现了一批哲学家，出现了一个哲学繁荣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康德，一个是黑格尔。两个人的书都非常难读，因为当时的文风是非常之冗长，一个句子套一个句子。中文都是简单的句子，没有套句子的complex sentence，而英文里可以有，英文如果长的活，可以套好几层句子。我们中文一句话往往不过是一行，他们可以有四五行。但是，18世纪的德文，还可以再套，套得往往一句话是一页或者两页。你们看黑格尔的著作，一句话就是两页长，一个句子套一个句子，文风非常之冗长。不过，也不必害怕，实际上最难读的是某些当代的哲学著作。当代的哲学著作，句子有的非常简单，可是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虽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中句子非常冗长，可是仔细看的话，他的意思非常明确，没有你看不懂的时候，只有你看得非常吃力的时候。我介绍康德两本比较浅近的、好看的、代表他的哲学思想的著作。
（1）康德（I. Kant）：《导言》（ Prolegomena ）。
康德这本书全名叫《对于任何未来形而上学的导言》（ 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就是说，未来你要研究任何形而上学的话，就请你先看这本书，这本书是个导言。这本《导言》的意思是要说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因为过去的哲学就是要建立一套形而上学，就是讲宇宙的根本大道理，他认为这些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他讲知识论的一本书。
（2）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Grundlegung zur Meta physik der Sitten ）。
康德这本书讲的是道德伦理学。
（3）黑格尔（G.Hegel）：《历史哲学》（ Philosophy of History ）。
德国古典哲学有两位大师：康德和黑格尔。黑格尔的书也非常难读，这里介绍一本最容易读、又能代表他的哲学精神的书，就是他的《历史哲学》。 人类的历史有没有一个道理存乎其间？他认为有，这就是他的历史哲学。哲学本来就是说出一个根本的道理，历史有没有贯彻着自己的根本道理？照他看是有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过程。他把人类的理性和现实的历史打成一片。应该指出的是，讲到具体的历史他讲得一无是处，因为黑格尔不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讲的好多都错了。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家来说，他确实很能够把握一种精神，能从历史中看出理论的线索，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你可以把“二十四史”倒背如流，可是你却未必能看出并解说其中贯穿着什么线索。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三本最简要的书。
（1）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这本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讲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2）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这本书讲的是自然科学的哲学，讲的是科学的哲学。其中，前面那部分讲近代史的特点，讲近代和古代的不同，这一部分是很有哲学深度的历史哲学。
（1）罗素（Russell）：《哲学问题》（ Problems of Philosophy ）。
罗素是当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他写了很多哲学著作，这一本是最简单的，概括了他早年的哲学思想。这是他中年时写的，晚年时思想又有变化。这本书的优点是在很短的篇幅里把哲学的重要问题都谈到了，而且谈得很清楚，虽然未必很正确。它是一家之言，代表了当时新实在主义的观点。
（2）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
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已经去世几十年了。这本书非常短，句子简单，可是非常难懂，但是只要你看得懂的地方，你就会觉得他非常有深度，无论你同意或是不同意他。这本书用了一个拉丁文的名字，叫做 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 。罗素是他的老师，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而且坦率承认这本书他也有好多地方看不懂。这本书是当代西方哲学的重要代表。
（3）怀特海（A.N.Whitehead）：《科学与近代世界》（ Science and Modern World ）。
怀特海是罗素的老师。他是个大数学家。这本书是很小的一本书，是一部讲演录。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面一部分讲从16世纪开始的西方思想史和哲学史，下一部分是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怀特海的哲学很不好懂，但是前一部分讲得非常好，讲的是科学在近代世界与近代思想中所起的作用。
上面所介绍的都是原著，所提到的书大多都有中文译本了。这些书已经是损之又损，简到最低程度了，再简就谈不到读原著了。原著是一定要看的。但是除了原著，还要看当代人写的一般的介绍。
（1）罗素：《西方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
写哲学史的有两种人，一种他本人是哲学家，他有一套哲学见解，这种书往往有深度，能够看出很多问题。但是这样的书也有它的缺点。正是因为他是哲学家，他有自己的观点，常常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评论别人的哲学，所以往往不客观，凡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都要予以否定，其中带有他自己的偏见。这是每一个思想家都免不了的缺点。反过来，一般的教科书是很客观、很系统、很公正的，可是往往很肤浅，没有深刻的思想，只能是肤浅地评述别人。罗素的一个优点就是他的文字非常浅近，外行人都看得懂，所有的哲学家里面，我认为罗素最大的优点就在这里。别的哲学家，你往往都看不懂，你不容易懂得他是什么意思，只有罗素的文章非常浅近，非常容易懂。（2）文德尔班（Windelband）：《哲学史》（ History of Philosophy ）。
文德尔班是德国哲学家。在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以后，出现了两大哲学潮流，一派是新康德主义，19世纪末年在欧洲大陆非常流行；另一派是新黑格尔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新黑格尔派之一，在英国和欧洲大陆都非常流行。文德尔班就是新康德派。很不幸的是第二国际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够完备，他们提出了“回到康德去”，想要用康德的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但是第三国际反对第二国际，所以也就否定了第二国际的理论基础——新康德主义。应该说，学术观点正确与否是一回事，政治观点正确与否又是另外一回事。第三国际是政治挂帅，把新康德主义都否定了。文德尔班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缺点乃是他本人是一派的哲学家，所以把别的派别都否定了。他还写过一套两卷本的《近代哲学史》，这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前康德哲学，第二部分是康德哲学，第三部分是后康德哲学。整个近代哲学就是围着康德一个人在转，康德就变成了唯一重要的哲学家，这非常鲜明表现出他的派性。
（3）苏联科学院：《哲学史》。
这部书共四卷本。我们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了解苏联正统的看法，而且也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的看法。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基本上都是按苏联哲学史的这种路数在讲哲学史的。此外，中国写西方哲学史的已有多种，请大家自己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