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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辞赋、玄言与骈俪

两汉辞赋

魏晋玄言

六朝骈俪

山水与纪游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的韩愈,据说曾“文起八代之衰”。 关于“秦汉之文”与“八代之文”的截然对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古文家为宣传其主张而有意构建的“神话”。韩愈自称其为文的闳中肆外,得益于子云、相如辞赋处正不少。 清人更从其不薄骈文以及时有六朝字句流露行间,断定“浅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这里所争的,当然不只是韩文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对八代之文的评价。

当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时,“汉之赋”及“六代之骈语”也因其“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得到某种肯定。至于章太炎对魏晋文章的表彰,刘师培对六朝骈文的褒扬,更是直接提升了八代之文的文学史地位。 即便如此,所谓东汉以下文章渐趋骈偶靡丽,遂失浑朴典重、博大高古之风的说法深入人心,“八代之衰”的“神话”依然屹立。

这里暂时搁置“兴”“衰”之类的价值判断,先来探讨韩愈与其表彰者对待汉代文章的微妙差异:一说两汉之书可观,一说东汉已经文弊。东、西汉文章的差异,其实只能大而言之;一旦细说,马上就会发现许多“特例”。刘师培为了说明自西汉经东汉到魏晋,文章“以排偶易单行”这一趋势,先是放逐了辞赋,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称:

东京以降,论辩诸作,往往以单行之语,运排偶之词,而奇偶相生,致文体迥殊于西汉。

话刚讲完,马上又得加个注:王充等取法诸子而能成一家言者,其文“不杂排偶之词”。如果将子云、相如等“咸工作赋”者的“沉思翰藻”考虑在内,那么西汉之文“不杂骈俪之词”的假设更得落空。还是刘氏自己说得精彩:“文章各体,由质趋华,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图2-1 民国二十五年(1936)宁武南氏铅印《刘申叔遗书》本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书影

历代争讼不休的六朝文章之浮靡骈俪,其实也是“其所由来者渐矣”,起码与两汉辞赋息息相关。谈六朝之文,难以斩断其与汉赋的历史联系;而“赋”作为汉代的代表文体,又无法一分为二。思考汉代文章,除了西京、东京之分,还可以有“大体”“小技”之别——后者隋人已有言在先:

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

判断或许不准,感觉却相当敏锐:西汉之文从体制、趣味到功能都已经分化,既有上承先秦诸子者,也有下开六朝骈偶者。前者在上一章已有所表现,后者则将在本章粉墨登场。

讨论汉魏六朝文章,刘师培的意见最值得重视。在《论文杂记》中,刘氏描述由汉至魏文章变迁的四个特征:偶文华靡、由简趋繁、声色藻绘、语意易明。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刘氏提及晋文之异于汉魏者,除了玄风独秀,还有用字平易、偶语益增、论序益繁。同书为南朝之文作总结,归纳起来也有四点:声律说之发明、文笔之区别、数典为工富博见长、吐纳风流辨析精微。其中虽偶有“用字平易”的潜流,大趋势仍是日渐骈偶华靡。可细说起来,两汉之藻绘、魏晋之玄风、六朝之声律,还是各具特色。本章便以辞赋、玄言、骈俪三者为基本架构,再辅以山水精神之成长,来把握这八百年文章的大致脉络。 Le7n4o7Q8uddsl1kCEeam6ak3lfd94aCZr8cZ2OvbTSZf7c0PHCpo/uDwzPlGl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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