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文章的放言无惮,得益于列国纷争,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秦并六国,随即推行“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政策,结束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既有焚书坑儒的“壮举”,所谓“秦世不文”也就不足为怪了,值得一提的只有李斯那几篇“质而能壮”的功德刻石。
秦二世而亡,其文化专制政策部分得到缓解。从陈胜举兵,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百家之学颇有复兴的趋势。《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及汉初百年文化状态,可见其时学术思想之活跃:
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天下初定,统治者以黄老之术养民生息,此乃权宜之计,并非真的平视儒、墨、道、法、阴阳、纵横。可战国遗风犹在,再加上诸侯藩国的纳士,读书人仍有纵横驰骋的可能性。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汉代文人及文章方才由“纵横”归于“醇正”。刘熙载关于“秦文雄奇,汉文醇厚”的论断,其实不如他的另一段话精彩:“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
所谓“醇厚”,只适应于董仲舒等经术文章;至于贾谊论政之激切,司马迁叙事之窈眇,司马相如辞章之雍容,都非“醇厚”二字所能涵盖。
两汉之交,经学日盛,文章复古之风日炽,最典型的莫过于扬雄之草《太玄》、著《法言》。东汉文章受扬雄影响颇深,但注重文体、雕琢词句以及引经据典等,仍不足以尽班固与王充。随着国家政治危机的加深,以及王朝统治思想的衰微,东汉后期,指责时弊或自立新说的文章再次剧增。这一“叙述”,是以“诸子之文”的复活与变形为中心来展开的,必然怠慢了汉人最为擅长的辞赋,以及被视为千古绝唱的史传。也就是说,这里有意搁置汉代文章可能更具风采的辞赋与史传,目的是为了便于考察“诸子遗风”。
《文心雕龙·诸子》述过孟荀之“理懿而辞雅”、墨翟之“意显而语质”,以及韩非博喻吕氏体周,接下来便开列陆贾、贾谊、扬雄、刘向、王符、仲长统等汉代文章,并称其“咸叙经典,或明政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近人余嘉锡引述《庄子·天下》中“上说下教,强聒而不舍也”,说明周秦诸子文章的两大类型:
夫上说者,论政之语也,其体为书疏之类。下教者,论学之语也,其体为论说之类。凡古人自著之文,不外此二者。其他纪载言行,解说义理者,则后学之所附益也。
以“上说下教”之分,配“政术”“经典”之别,大致可将追随诸子的汉代文章归为两类:一为贾谊等“激切”的论政之语,一为董仲舒等“醇厚”的论学之辞。
贾谊之文气笔力,素称西汉第一。只是其时通达国体而又兼擅文章的,非只贾生一人。当初陆贾佐刘邦,奉命著书论秦所以失天下及古今成败存亡,据说“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
。这段记载,稍加变通,即能囊括汉初文章的主要特色。无论是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还是晁错的《论贵粟疏》和《言兵事疏》、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都是针对当世的社会问题,为新朝的长治久安出谋献策。至于具体论述时常常以秦为喻,特别强调秦失天下汉得天下的经验教训,尤其切合初得天下者踌躇满志而又不能不如履薄冰的特殊心态。与后世纯粹的书斋学者不同,汉初文人大都博古通今,而且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请削诸侯,言守边备塞,以及主张重农抑商等,都非泛泛之谈。既然是对策研究,不可能死守某一家法,只能兼采百家之长,这也是后世“醇儒”所不敢想象的。此种希望影响最高当局的决策,注重实际应用而不囿于固定理念的取向,与战国时代游说之士颇有相通之处。
游士某种程度的复活,使得汉初文章纵横驰骋,神采飞扬。其时统治者尚能纳谏,进言者又对新朝满怀希望,故能直言无讳,文章也就写得激切而雄肆。才情学识不同,汉初文章自然不可一概而论。如“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云云,只能出于才高年少的贾生;至于号称“智囊”,“勿甚高论”的晁错,文章可就朴实得多了。明人李贽称:“晁、贾同时,人皆以贾生通达国体,今观贾生之策,其迂远不通者,犹十而一二,岂如晁之凿凿可行者哉?”
贾谊之言确实不如晁错老谋深算,可倘若承认文章自有妙用,不必“凿凿可行”,前者的文采与气势,无疑更为后人所倾倒。
论政之文多慷慨激昂,除学识外,更需良知与勇气。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汉代论政之文,多取奏疏、对策形式;而作为特殊文体的奏疏与对策,有固定的拟想读者,那就是当今皇上。臣下上书应对之辞,到底取“激切”抑或“委婉”的语调,很大程度取决于皇上的口味及气度。清人赵翼慨叹贾谊、刘向奏疏中有“狂悖无忌讳之语”,“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
不可否认历朝历代都有冒死直谏的忠臣,可奏疏文风的转移,还是与皇上的“雅量”密切相关。汉武帝时,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圣主”与“酷吏”互为因果,以言得罪者日多,上疏策对必然日趋委婉。如果考虑到后世诸多文人因犯颜直谏而遭杀身之祸,不难理解司马相如的《谏猎疏》为何避重就轻、不痛不痒,而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又为何迂回曲折,故弄玄虚。比起汉初文章的豪迈雄放、斩钉截铁,董仲舒等人的温文尔雅、深奥闳博,固然有深于经术的原因,但也与立说时唯恐刺伤刚愎自用的最高当局这一避祸心理有关。
近人陈衍指出董文之“醇厚”,在于其改“透露”为“含蓄”、改“激烈”为“委婉”,而且“肯说多余话,而说来不讨厌,使人动听”。
这种“文气之厚”,其实也有为了“上达天听”不得已而为之的成分。后人不察,只讲董生经术深厚,故多旁征博引,未免忽略了汉代文章之由“贾茂”转为“董醇”的关键所在。
汉武帝之崇尚儒术,与其强调中央集权相比,后者显然更带根本性。董仲舒三篇《举贤良对策》,历来被奉为文章经世致用的典范。但“天命与情性”等题目,乃武帝所出,奉旨作文的董生,不过以阴阳灾异、《春秋》大一统来投合皇上加强极权专政的意图。只是其“本经立义”而又醇厚典雅的论述风格,对后世文章影响甚大。尤其是汉武帝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大力支持儒家学说的研究与应用,甚至规定以通经与否为进退官吏的依据,更使得日后经学大盛。武帝、宣帝尚兼好刑名,不专重儒,此后可就大不一样了:
元、成以后,刑名渐废。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以为据依。国有大疑,辄引《春秋》为断……盖其时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艺者也。
既然经学日渐普及且深入人心,皇上又不允许读书人“批逆鳞”,《文心雕龙·才略》所说的“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刘向、刘歆父子,乃西汉末年的博学之士,其整理古代文献而成《七略》,不只在学术史上意义重大,其将儒家还原为先秦十大学派之一,对打破独尊儒术、神化孔子格局,也是功莫大焉。二子深于经术,为文时旁喻远引,铺张有序,其典实峻洁的文风,对后世学者之文颇有影响。刘向《谏营昌陵疏》开篇极有气势,以“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立论,且不讲灾异只论人事,更是胆识过人。只是援引典故过多,文气虽从容舒缓,但略嫌冗沓。陈衍称“子政文章,笔皆平实,此篇独多姿态”
,大概只注意其极有风神的起笔;至于具体行文时的引经据典,反复致志,仍是相当本色的学者之文。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作为一篇学术史论,述源流,道兴废,了无浮辞;尤其是对“党同门,妒道真”的攻击,辞刚义辨,乃述学之文的典范。只是经学家多学识有余而才情不足,文章拘谨平实,如果再加上自居正统,排斥百家之学,那可就乏善可陈了。
从游说诸侯,转为上书进谏,大一统帝国的读书人,难得再有先秦诸子的自由想象与独立思考。不管是指摘时弊,还是出谋献策,他们注重的是可行性,与先秦诸子“性善性恶”“有为无为”以及“名实”“王霸”“法术”等抽象思辨,颇有差距。刘勰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章学诚则以“成一家之言”为诸子文章的根本特征。
严格地说,不管是贾谊的论政,还是刘向的论学,都很难说是“博明万事”且“成一家之言”。
汉代文章中,在体例及精神上都比较接近先秦诸子的,当推《淮南子》《论衡》和《潜夫论》。至于桓谭、仲长统、崔寔等,也都特立独行,且擅长思想与文章,只可惜其《新论》《昌言》和《政论》全书已佚,单凭几则逸文无法作出准确评判。
所谓“博明万事”,即不满足于提供具体对策,而是思考整个自然、社会和人生,由此才可能“成一家之言”。这一点恰好正是刘安的抱负,《淮南子·要略》称: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
不管此抱负能否真正实现,其“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气魄,确实接近先秦诸子。《淮南子》成于众宾客之手,却有明确的主导思想,那就是作为官方哲学对立面的“黄老之学”。强调中央集权的汉武帝独尊儒术,希望发展地方政权的淮南王刘安则标榜黄老。
其借黄老之学表达政见,抵制儒学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除此之外,“贵身”“保真”“省事”“节欲”等观念的强调,以及关于天下无为而治、百家之学各有所本之类的说法,都有其独立的思想价值。《淮南子》中不少言论源于《庄子》,但表述时却没有后者的纵逸跌宕,多用术语典故以及排比对偶,取代原先妙趣横生的“重言”与“寓言”,使得《淮南子》的文学价值远不及《庄子》。但既然讲“淡泊无为,蹈虚守静”,文章自是不会过于拘谨:其思想的活跃与辞采的富丽,在汉文中仍别具一格。
王充和王符均生于汉末,又都“才高见屈”,以在野身份“闭门潜思”,专心著述。其著作虽也“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却非直接的对策研究,乃相对独立的理论思考。二王思想都不拘泥于其时夹杂阴阳灾异的“正统儒家”,王充甚至有《问孔》之作。相对来说,王充学术上辨伪、政治上立异的意识比王符更为明确,其“独抒己见”“不避上圣”的姿态也更为后人所激赏。
二王文章,都以论证严密而不以文采斐然见长。针对世人之“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以及流行文体之注重模拟、故为奥僻,王充主张“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
,在文论史上很有意义。为了追求“情实”“旨直”且能“为世用”,王充执意采用浅白的语言写作,文章虽略嫌拖沓冗长,毕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图1-5 明刻本王充《论衡》书影
比起后世诸多既无独立见解偏又喜欢高谈阔论的“伪体子书”来
,汉代之文毕竟有生气,有学识。或许先秦时代的哲学突破太令人兴奋了,汉人论政论学之文似乎总在其笼罩之下,“学识”有余而“玄思”不足,尤其缺少直面宇宙、历史、人生时的大感动、大疑惑与大惊叹。随着佛学的传入,“玄思”在魏晋文章中再度复活;至于“好奇心”与“想象力”,此后便不无遗憾地转让给了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