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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认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曾说：“中华礼仪之邦，它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把我们的所有的理念都要通过‘礼’来展现出来。我们的礼的背后，都有五千年的文明，要体现的是我们中华的人文精神。”
我国是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民俗纷杂的国家，维持长期统一是非常艰巨的工作，直至16世纪明朝中后期，我国经济文化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社会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文明特征。我国古代在意识形态上拥有最为完备的礼制仪法——儒家礼仪文化体系，即为礼乐文化。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礼节和仪式，而是对历代礼制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形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已故著名史学家钱玄先生曾说：“今试以《仪礼》《周礼》及大小戴《礼记》所涉及内容观之，则天子侯国建制、疆域划分、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役财用、冠婚丧祭、服饰膳食、宫室车马、农商医卜、天文律历、工艺制作，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其范围之广，与今日‘文化’之概念相比，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以三礼之学，实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学。”可见，中国上古礼经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理念，将抽象的道德转化成一整套具有极强操作性的规范，它渗透进每一个民众的衣食住行，主宰着古代国民的思想，也是民众信仰天理、公道和良知的直接表现，更是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保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先进思想理念。
中国古代传统的礼仪文化源于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是儒家礼仪文化体系的核心。《礼记·乐记》中道：“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结合就是天地万物秩序的体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无礼不成乐，无乐不成礼。礼乐是教化的工具，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乐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儒家极为重视乐音对人心的影响，主张乐音应该有益于人的教化，而不是为了刺激感官。《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制礼作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制礼作乐焉。”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
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就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礼经，“三礼”是中国古代最为权威的礼法、礼义的记载和解释，涵盖了中华古礼的主要内容，堪称“礼制百科全书”。《周礼》的原著名为《周官》，东汉末年，因学术声望较高的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而跃居“三礼”之首。《周礼》是一部完善的国家典制，本着以人法天的哲学思想，把天地、阴阳、五行等自然法则与治国之道相结合，以天官、地官、春官、夏管、秋官和冬官的官制为架构，从而实现井然有序之理想治国。《仪礼》是现存最早的礼仪典籍，最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它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是研究我国古代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在三礼中，《礼记》最晚取得“经”的地位，但却是后来居上，成为礼学大宗，大有取代《仪礼》《周礼》之势。《礼记》内容庞杂，包括《学记》《经解》《中庸》《大学》《礼运》《王制》《月令》等四十九篇，每当涉及对于礼所要表达的富有哲理的人本主义思想，如“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君子慎其独”“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
提起中华古礼，现代人更多地会想到封建社会皇权统治下所推崇的妨碍人性自由、平等的“君臣之礼、父子之礼、男女之礼”等精神枷锁，但是对古礼的完备体系及其构成知之甚少。清华大学长年从事中国古代史与学术文化研究的彭林教授说：“礼乐文化是先秦儒家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所以，现代国人应该立足于更为全面地了解华夏传统文化的角度，更为客观地看待历史，以免以偏概全而有失偏颇。
中华古礼以“乐”内化人心，以“礼”外化于形，“礼”渗透进古代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应该说是形神兼备，堪称人类史上的经典。《礼记·礼器》有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中庸》有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意思是说大的礼有三百，小的礼有三千，数字当然为虚言，但是古礼的名目繁杂确为事实。《周礼》中便正式确立了“五礼”体系，即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此后历朝历代无不以此为纲要制定国家重大礼制仪法。
《礼记·祭统》提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五经”即“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和嘉礼。吉礼为“五礼”之首，是商周时期最大的政治活动，主要是为了祈福而对天神、地祇、人鬼三类的祭祀典礼，每种类别又依照尊卑细分为若干等级。天神很多，包括昊天上帝（或称天皇大帝）、日月及其他各司职星辰，其中祭天是国家最重大的典礼，只有天子才可为之。地祇是泛指世间百物之神明，如土地、川泽、庐舍等事关生计的众神祇，具体分为大、中、小三等。人鬼即祖先灵祗。凶礼是指救患分灾的礼仪，具体包括丧礼、荒礼、吊礼、禬礼、恤礼等。军礼是征兵讨伐、均平土地、狩猎活动、营造修建、戡定疆界等礼仪，具体包括大师之礼、大均之礼、大田之礼、大役之礼和大封之礼。宾礼是天子接见诸侯及其相互会盟、接见宾客的礼仪，包括朝礼、相见礼、藩王来朝礼等。嘉礼所涉猎的范围最广，它包括人际交往中很多层面的礼节和仪式，如饮食之礼、婚冠之礼、宾射之礼、燕飨之礼、脤膰之礼、贺庆之礼、巡守礼、即位改元礼等。
上述只是中华古礼的基本框架，呈现到生活实践中绝非单纯形式化的走过场，而是通过相应严苛的礼制仪法具象为人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首先，中华古礼等级森严，具体礼数因人们的身份、地位等而有严格差异。比如以宗庙的数量多寡表现身份的贵贱；以所使用礼器的大小、繁简显示地位的高低；以着装质地纹饰的不同区分尊卑等。其次，古礼讲求音容笑貌，即行礼者的体态、容色、声音、气息等皆应与所行之礼相呼应。正所谓相由心生，行礼者重在表达内心情感与思绪，所以理应内外合一、形神兼备。《礼记·玉藻》中有云：“君子之容舒迟，见所尊者齐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坐如尸。”最后，古礼重义，此“义”即德行道义，这也是中华古礼的核心价值，也是前面所提到的古代民众的根本信仰。凡此种种，皆有繁冗的礼制仪法对人们加以约束和规范，程式化的生活铸就了华夏文明（图1.1）。
图1.1 中国古代作揖礼和跪拜礼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层次的不断提升，中华古礼逐步完善。同时，错综复杂的礼制仪法在古代中国的朝代更迭中不断得以强化，直至封建皇权统治的瓦解。唐朝经学家孔颖达说：“人能有礼，然后可异于禽兽也。”礼实则为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志。中国古礼的起源与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重要阶段：萌芽阶段、形成阶段、变革阶段、强化阶段及发展阶段，既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先进理念，也有被执政者选择性地利用和篡改而有悖于人文精神的腐朽糟粕，中华古礼一直与华夏文明相生相伴。
礼的萌芽阶段始于原始社会，从夏朝以前，也就是公元前21世纪以前算起，这段时期是我们的华夏祖先从野蛮蒙昧向文明进步过度的漫长岁月。此时期的礼仪较为简单和虔诚，内容包括：制定了明确血缘关系的婚嫁礼仪；区别部族内部尊卑等级的礼制；为祭天敬神而确定的一些祭祀仪式；出现一些在人们的相互交往中表示礼节和恭敬的动作。礼的形成的关键期是夏商周三代时期，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中国第一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礼仪与制度，“三礼”中的《仪礼》和《周礼》就是撰修于这一时期，其中的“五礼”已经是一整套涉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礼仪规范和行为标准。另外，这一时期也形成了一夫一妻的对偶婚制，制定了婚礼制度，对婚配双方的血缘关系做出了严格限定；“跪拜礼”已经有了明确的尊卑等级之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中华古礼进入了变革时期，群雄纷争，战乱四起，剧烈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在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创立了儒学，他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他要求人们用礼的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倡导“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相互关心，彼此尊重，非常重视“礼治”。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对礼教给予了研究和发展，儒学逐渐渗透进人们的现实生活，并成为执政者所推崇的政治工具。
礼的强化时期是从秦汉时期到清朝末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这一时期的礼制仪法对国家民众意识形态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完整。但是，这一时期的礼仪也进一步被强化为执政者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工具，“礼”被片面地误读和利用，以至演化为以“尊君抑臣、尊夫抑妇、尊父抑子、尊神抑人”为特点的妨碍人类个性自由发展、阻挠人类平等交往、窒息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随着封建皇权统治的解体，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礼仪转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旧式传统的繁文缛节被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等新观念所取代，新的国际化的礼仪标准和价值观念得到推广和传播。
西汉的董仲舒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之道”实际上是“三纲”的具体化，即仁、义、礼、智、信，以此作为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
“三从”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为夫三年，为父一年）时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一词见于《周礼·天官·内宰》，内宰是教导后宫妇女的官职，负责逐级教导后宫妇女“阴礼”“妇职”，其中较高职位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妇德——一切言行都要符合忠孝节义；妇言——说话要小心谨慎；妇容——容貌打扮要整齐美观；妇功——要把侍奉公婆和丈夫当作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四德”本来是宫廷妇女教育门类，后来与“三从”连称，成为妇女道德、行为、能力和修养的评判标准，即“三从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