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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艺术学运动”的历史看，艺术学在开始创立之际，就主张将艺术学确立为一门科学。在德语中，艺术学一词的原文“kunstwissenschaft”，其本来含义就是“艺术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因此“艺术学”从一开始就要求人们以自然科学的态度、立场和方法来建立艺术学，由此规定了艺术学研究的科学属性。这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将自然科学知识范型推广运用到艺术学研究是否有效？将艺术学归属于科学是否合理？大量事实表明，艺术与科学是不同质的两种文化，这也就决定了两个学科的不同属性。而艺术是一种特殊的人类创造活动，因此我们认为艺术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一门学科。
在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西方近代“知识论”传统中，只有自然科学方法才是理想的知识范型，似乎除了几何学、数学、物理学以外，就没有什么能称得上是“严格的科学”。从此意义上说，一门学科如果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其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必将受到质疑。因此，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艺术学从创立之初开始，就一直面临着自身合法性确证的难题，也就存在着如何定位艺术学学科属性的问题。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艺术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究竟是不是一门科学，或者艺术学是否应该为成为一门科学而努力。
以费德勒、德索为代表的“一般艺术学运动”的兴起，与当时盛行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紧密相关，他们都努力将艺术学建立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以将艺术学确立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为努力目标。应该看到，将艺术学研究科学化的努力，有助于摆脱哲学美学的形而上学倾向，促进艺术学研究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的科学化进程。但是，吸纳融合自然科学方法用之于艺术研究，并不意味着要求艺术学成为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意大利现代美学家克罗齐强调艺术与实证科学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他甚至十分干脆地宣布：“数学精神与科学精神是诗歌精神的最公开的敌人。”
艺术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历史、传统和文化中的生命存在，并非技术的一个环节。因此，对于艺术学来说，人和人的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不仅不可能以单纯的科学手段完成普遍有效的定性和定量，相反，如果把以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艺术活动这一点绝对化，结果只会将人这一特殊的生命存在抹煞在机械的世界中，只会片面强化由技术的专制性所造就的人的单一性。
人类知识从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形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
艺术学学科性质及定位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在三大知识形态中安置自身位置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将艺术学安置于自然科学知识形态中，还是安置于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的知识形态中。普遍观点是，艺术学应该归属于人文科学的知识形态，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而存在，人文学科规定了艺术学的学科属性。
简单地说，人文学科是以“人文精神”为内涵而建立的知识形态或学科形态。在古代汉语中，“人文”一词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此，“天文”与“人文”相互交通，表达了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哲学精神。从西方语境看，人文学科的产生，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知识化、体系化、学科化的结果。它以鲜明的人文性对抗科学性，试图改变科学技术全面支配现代世界的历史命运。“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本身。……对于人来说，知道自己是谁、从何而来，了解自己的命运、生命的连贯性和内在维度是什么……所有这些都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可以对其他事物（狗、猫、马等）熟视无睹，却不能对我们自己漠不关心。我们必须会使自己全神贯注于人的生命意义和人的存在价值。”
在人文主义者看来，科学主义将世界处理为一个冰冷的客体，人的世界也难逃被“客体化”的命运，人因此沦为科学世界的工具。人文学科坚守“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张扬“人是目的”的理念，以寻求人的自由与解放为自身的理论诉求。因此，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就成为其所关注的核心命题。从此意义上说，人文学科是一种价值哲学。自然科学以客观科学态度研究自然世界，社会科学以现实功用态度研究社会存在，人文学科则从价值立场出发研究人类生存的意义。借用康德的话来表述，自然科学研究“我能知道什么”，社会科学关注“我应当做什么”，人文学科则追问“我能希望什么”。最后，这三个理论任务都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
人文学科以人的生命存在和活动为对象，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通过历史具体地探讨人类群体和个人创造文化的过程，达到对人生整体意义和人类内心世界的理解与把握，进而探究人性所能达到的境界并开辟人类生活新的价值领域。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宇宙、自然的意义是通过生命的存在和活动向人生成的。因此，用生命本身的存在和活动来说明、解释包括艺术审美文化在内的人类创造和精神现象，从人文价值的取向去理解自然与社会，正是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所在。艺术是人类创造活动的产物，艺术以感性的方式表达着人类对于生命意义、美好生活和终极价值的向往，由此可见艺术学是属于人文学科的一门学科。
将艺术学学科属性定位于人文学科的基本理据主要有两点：
首先，艺术创造的属人性规定了艺术学的人文学科属性。艺术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而人是艺术创造的主体，创造是人类所独有的才能，这规定了艺术创造的属人性。虽然从广义上说，人类的生产劳动也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但艺术活动可以说是最能激发和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种文化样式。艺术家凭借“心游万仞，精骛八极”的创造性想象，无中生有，化虚为实，创造出无数前所未见的意象或形象，令人赞叹不已。甚至在崇信“上帝创造世界”的文化信仰中，人们也不得不惊叹和折服于艺术家的创造才能，将他们视为上帝的代言人。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斯卡力杰所言：“诗人是第二上帝，因为他能创造合乎理想的东西。”
正是艺术家无穷的创造，为他们赢得了“第二上帝”的荣誉。可以说，没有创造就没有艺术，创造几乎成为艺术的同义语。艺术的创造源自于人，并非上帝所赐予，因为就连上帝也是人所创造的形象。艺术创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人化的世界”或“人文的世界”，它是人诗意栖居的居所。艺术世界不是超人世界，在这里上帝也会发出人间的微笑，怀有世间的慈悲情怀；艺术世界不同于冰冷的自然世界，“物我合一、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艺术世界不是概念的抽象世界，它以感性的方式呈现着生命的丰富；艺术世界更不只是现实世界的模仿，它祈望着理想和未来。
其次，艺术创造的自由性规定了艺术学的人文学科属性。显然，仅凭艺术创造的属人性还不足以说明艺术的“人文性”特性。因为单就创造性来说，全部人类文明，如宗教、道德、科学、经济等都是人所独有的创造，也都具有属人性，但是在所有人类创造的文明样式中唯有艺术最具“人文性”。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艺术促使人自由、全面地发展。与艺术相比较而言，人类所创造的其他文化样式都多少具有片面性。宗教创造了一个神秘化的彼岸世界，人的力量异化为神的力量，最后人的世界让渡给上帝的世界，人反倒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丧失掉自身，成为卑微渺小的赎罪者；科学创造了一个工具化的技术世界，人的智慧异化为技术的力量，最后手段成了目的，人的行为被技术工具所全面操纵，人本身也成为有待技术处理的对象；道德创造了一个强制的规训世界，人的内在道德诉求异化为外在强制命令，天理走向人欲的对立面，最后道德成为束缚、压制人的合法权利；经济创造了一个物欲化的世界，人的欲求异化为物的欲求，人的万能异化为资本的万能，最后物质欲望和资本逻辑全面支配了整个世界和人自身，人成为人所创造的商品的奴隶。所有的这些异化现象，其实质都是人类创造的后果。“异化”一词，本来就指人自身所创造的对象反过来成为与人本质相对立、并统治人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创造的悖论，同时它也是人类生存的悖论。值得庆幸的是，在人类创造的诸多文明样式或形态中，艺术始终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历史使命，以整体的方式关照世界及其人的存在，对抗片面发展的文明样式，对抗人类异化的生存悖论，坚守审美乌托邦的艺术理想，形塑健全、整体、自由的人生境界。这凸显出强烈而鲜明的人文精神。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艺术及艺术学理论属于人文学科。
方法（method）一词源于希腊文，即沿着某条道路运动前行的意思。我们今天所说的方法是指从理论上、实践上探寻和把握世界，从而达到某种目的的途径、手段和程序的总和，或者说是人们从事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和行为方式。有意思的是，中国的“道”则不仅指通达目的的路径或方式，也指某种最高的境界，似乎暗示着“道”在手段与目的的不断融通过程中生成。从此意义上说，一旦确定了艺术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基本属性，也就从总体上规定了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那么，应该从何种意义上理解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学对其自身研究方法的总体规定呢？简言之，人文学科就是“人学”，人规定了人文学科的核心内容，因此，艺术学研究方法必须确立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目的的研究路径，即“人学”的研究方法。
此前，在探讨艺术学的理论构架时，我们将艺术学研究划分为艺术理论研究、艺术实践研究、艺术综合研究这三个主要层面。与之相对应，艺术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主要从三个层面来展开，即生存本体论的哲学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多学科综合的文化研究方法。应该看到，艺术研究的方法有许多种，仅仅这三种显然不能解决艺术研究的全部问题。
这里所说的哲学研究方法包括美学的研究方法，确切地说应该是哲学、美学的研究方法，因为长久以来美学一直是哲学的重要组成。从逻辑上看，将哲学、美学方法作为艺术学理论的重要研究方法，应该是艺术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一般艺术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学科，显然不能离开最具“理论性”的哲学。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哲学思维的艺术学理论的存在，正如我们无法想象没有理论思辨的“形而上”的哲学存在一样。从历史上看，将哲学、美学方法作为艺术学理论的重要方法，也符合艺术学发展的历史实情。尤其是西方的艺术学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从哲学到美学，再从美学到艺术哲学的历史演进过程，艺术学到现代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可以说，“艺术哲学”这一称谓正好连接和凝聚了“从哲学到美学，再到艺术学”的发展历史。这已经是艺术学发展历史的不争实情。
然而，仅从逻辑上和历史上论证哲学、美学方法对于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还有一些疑难问题没能触及和解决。比如，为何现代“一般艺术学”运动的总体趋势是从哲学、美学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以寻求自身的独立。只不过有些观点比较温和，有些观点比较极端，但他们都明确地意识到，不摆脱哲学、美学的束缚，艺术学就不会从附属的状态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然而，艺术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在摆脱哲学、美学的束缚后，依然需要理论的支撑。这促使他们向实证科学寻找理论模式和方法，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用实证科学方法作为艺术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甚至会出现让人哭笑不得的尴尬状况。如李白诗句“飞流直下三千丈，疑是银河落九天”，试想如果有人去庐山实地考察，用科学方法实际丈量或历史考据诗中的瀑布到底有多高，并由此得出诗人在说谎，那确实要贻笑大方了。同样，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毕加索诡谲变幻的抽象作品、梵·高画作中神秘奇异的色彩，也只能是南辕北辙，不得要领。因而，艺术学不得不再度返身回到哲学、美学中来。至此，艺术学陷入了在科学与哲学之间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
可以肯定地说，艺术学在两难困境之中找到了适合于自身的哲学研究方法。或者说，哲学依然是现代艺术学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这里的问题是，艺术学是否是在摆脱哲学、美学的过程中，遇到困境后又退回到了哲学的麾下。果真如此的话，这不仅表明艺术学的失败，甚至连艺术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都成为可疑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艺术学重新回归哲学、美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倒退和失败。这里的关键在于，哲学自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成了一种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现代哲学的转向。
最能体现和代表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变的即为“生存本体论”哲学，我们也因此将生存本体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作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哲学方法。生存本体论作为艺术学的哲学研究方法，不仅提供了研究的路径，更提出了艺术的本体论追问这一艺术哲学的根本性议题，成为艺术学理论建构的核心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这里所讲的本体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本体论”或“自然本体论”，而是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生存本体论”。它是一种与传统哲学本体论完全不同的新哲学形态或新思维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大致上说，传统本体论与生存本体论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针对传统本体论将客观实体作为哲学追问的最高问题，生存本体论提出“人生此在优先”的生存论原则，改变了传统本体论只关注物质实体的“见物不见人”的哲学倾向，使“人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核心命题。
其次，针对传统哲学探究客观规律之真而忽视“意义世界”的自然哲学或“价值中立”态度，生存本体论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改变了传统本体论对“意义世界”的迷失，使“价值问题”成为当代哲学的重要议题。
再次，针对传统本体论极端抽象化、概念化的弊端，生存本体论提倡“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描述，改变了传统本体论只追求抽象本质，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概念哲学”的倾向，使当代哲学成为面向生活现象的实践哲学。
最后，针对传统本体论贬低感性的“认识论”或“知识论”传统，生存本体论张扬感性的反理性精神，改变了传统本体论“理性独断”的弊端，使“感性回归”成为当代哲学的突出特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在现代哲学转向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就提出了以“酒神精神”对抗“日神精神”的现代哲学命题，存在论哲学代表人物海德格尔回归“思与诗”融通的理论旨趣，两人都将艺术审美问题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和高度，开启或深化了“诗化哲学”或“哲学诗化”的崭新路向。从这些角度看，现代哲学针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正是现代艺术学所欲反对和摆脱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对传统哲学的态度方面，现代艺术学与现代哲学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因此，现代艺术学以现代哲学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总之，本体论复兴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哲学观念的变革，它开启了当代哲学发展的全新视域。同时，这也开启了当代艺术学研究的崭新理论视域。
这里所说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是指侧重从历史维度来研究艺术生成与发展，一般也称艺术史（Art History）、艺术史学或艺术史哲学。狭义的艺术史概念主要是指美术史，后来逐渐扩展至整个视觉艺术或视觉文化等相关领域，“艺术史是研究人类历史长河中视觉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并寻求理解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中视觉文化的应用功能和意义的一门人文学科。”
从艺术学发展的历史看，注重从历史语境出发来研究艺术问题，可以说是现代艺术学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和传统。这一特色和传统的形成，与反对绝对化、抽象化、永恒化的形而上学哲学紧密相关。因为，艺术的历史始终处于“生生不息”的创新流变过程之中，从历史语境出发研究艺术的流变发展，就是坚持以流变的历史观点来看待艺术，从而避免以某种永恒不变的法则规约艺术，使之趋于凝固僵死。总体而言，艺术史研究表现出与纯粹理论研究的不同旨趣，它更注重艺术的历史实践，强调艺术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历史性和实践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艺术史研究也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大致上说，艺术史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认为存在着艺术发展的客观历史事实，强调以科学实证的态度面对艺术及其历史，注重运用考古学、考据学、编年史或田野调查等方法对艺术历史进行实证性的科学研究；一是认为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艺术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只有在叙述或阐释中才可能建构起来，因此艺术史学不应离开对历史的理论把握或哲学概括。
在我们看来，科学实证的艺术史研究是艺术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如果对它的作者、创作年代一无所知，便不能很好地欣赏和理解其中的魅力。但是，品味和理解艺术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客观性知识解答，正如我们仅仅知道某一件艺术作品是哪位艺术家在哪个具体时间创作的，并不意味着就真正领会体悟到艺术品的内蕴与价值。虽然科学实证的研究模式对于艺术史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意义，但它也容易导致艺术研究被大量的客观事实所淹没，从而迷失了艺术研究的人文旨趣。正如当代艺术史学研究者杜罗与格林哈尔希在反思西方艺术史学科的历史与现状时指出：“自现代艺术史的产生起，它就开始关注特定艺术家、流派或时期是艺术作品的身份确认，而且如果可能，就应该弄清作品制作的精确时间、为谁而作、制作的目的，以及该作品产生以来的有关经历。这种方法主要是为了社会公众，而对于许多艺术史家来说，艺术史究竟是什么仍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的问题。”
可以说，单一的科学实证化的艺术史研究模式已经导致当代艺术史学科的研究出现危机。因此，哲学的艺术史研究模式即“艺术史哲学”研究方法，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关注的热点。
但是，另一方面，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化的艺术史研究，也同样面临着理论的危机。黑格尔将历史发展理解为某种绝对理念的抽象运动，将丰富多变的历史抽象为一般概念演绎的历史，并认为这种抽象概念就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在此被抽象化、客观化，成为某种概念教条或某种客观规律的注脚，历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消失了。更为严重的是，在黑格尔艺术史哲学中，创造历史的主体——人也被抽象化、概念化，我们现在常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规律”，其实质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种表述。这里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缺失人的纯粹客观历史？是否存在一种没有生动流变的、抽象的概念历史？如果是这样，艺术史哲学研究就变成了从丰富多变的历史中抽取出某种规律和概念的形而上学，艺术历史的鲜活性势必被抽象的概念所抽干，历史中的艺术也就成了“概念的木乃伊”。
从方法论意义上说，我们所面对的理论难题是，艺术史研究如何处理历史与逻辑、科学实证与哲学理论、历史事实与价值判断之间的矛盾，即通常所说的“史与论”之间的矛盾。可以说，从艺术学理论创立之初起，这一问题就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为此，现代艺术史学科创始人之一的格罗塞把现代艺术学研究分为艺术史和艺术哲学，他认为：“艺术史是在艺术和艺术家的发展中考察历史事实的。……它的任务，不是重在解释，而是重在事实的探求和记述。但是单单断定事实及联结事实的研究，不管做得怎样彻底、怎样周到，总还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精神。因此在这种艺术史的研究之外，早就有了一种关于艺术的性质、条件和目的的一般研究。这些研究，无论它们是片断的或是有系统的，都代表着我们所谓艺术史和艺术哲学的那两种课程。”在格罗塞看来，“没有理论的事实是迷糊的，而没有事实的理论是空洞的。”因此“史与论”“史与思”应该结合起来，“艺术史和艺术哲学合起来，就成为现在的所谓艺术科学。”按照格罗塞的理解，作为一般艺术学理论的艺术史研究可以表述为“艺术史哲学”。因为从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看，艺术的历史总是意义的历史，而对于历史意义的把握则离不开历史哲学的高度。历史哲学的理论任务就是实现对历史的哲学把握，从而彰显人类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从此意义上说，我们更倾向于将艺术史研究理解为一种艺术史哲学。显然，这种理解意在强调艺术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论性质和特征。
当代历史哲学的发展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代历史哲学展示了与传统历史哲学完全不同的历史视野，瓦解了传统历史哲学对历史的客体化、绝对化和抽象化的理解，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将历史性与人文性、历史性与价值性结合为一体。历史性与人文性的结合，凸显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优先地位；历史性与价值性的结合，凸显了作为历史意义的价值关怀维度。
首先，从历史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角度看，“历史人类学”提出了“历史主体性”和“主体历史性”的问题。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提出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先性原则，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进而将人理解为历史性的生成过程，认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同时也将历史理解为人所创造的历史，认为“整个所谓的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
历史人类学将“人类之谜”与“历史之谜”的解答融合为一体，为艺术史哲学的历史性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视域。由此观之，不存在所谓纯粹客观的与人无关的艺术史规律，艺术的历史性也就是人类生存境遇的历史性展开，艺术史也就是人性史的展开，艺术历史学也就是人类历史学。
其次，从历史性与价值性相结合的角度看，“历史人类学”提出了“历史的意义”和“意义的历史”的问题。显而易见，人的优先性原则规定了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只有人才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只有人才会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是人类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永恒追问，同时也是艺术价值关怀的永恒命题。马克思指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正是由于人的目的追求赋予历史以价值取向，正是由于人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求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历史才不再是凌驾于人的超然客体或外在之物，而是意义生成的展开。因而，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历史研究是不存在的，艺术的历史一定是意义的历史，艺术史哲学一定是意义阐释的历史哲学。
总之，当代历史哲学凸显了人对于历史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历史对于人的意义与价值。在此，我们将之称为“历史人类学”，它体现和代表了当代艺术史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并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基础。
这里所说的多学科综合的文化研究方法主要是指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方法，将艺术置于整体文化系统之中进行研究的一种新兴研究模式。在20世纪的方法论变革与创新中，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成为最具时代特征、最具前沿性的一种研究方法。值得重视的是，新的研究方法催生出许多新兴的艺术学学科，形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全方位的艺术学学科建构格局，如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艺术传播学、艺术符号学、艺术管理学、比较艺术学，等等。
与传统艺术学研究方法相比，多学科综合的文化研究方法成为当代艺术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并有着重要意义。扩展整体文化系统中的艺术研究，突破了“艺术自治”的传统研究边界。从艺术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看，“艺术自治”或“艺术自律”是确保现代艺术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必须坚守的基本理念。本着“艺术自治”或“艺术自律”的精英主义原则，“一般艺术学运动”始终致力于划清自身的研究边界，并且，为了标举艺术的独特性，艺术理论家往往希望将艺术置于“遗世独立”的至高无上地位，以凸显艺术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卓尔不群。“全面的美学自治意味着美学主体——艺术完全地独立在了它的宗教、科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功用——例如艺术市场之外。自治思想给予美学一个范围，它当然是自治的，但是也是局限于自我的、封闭的、与其他人类活动隔离的、与日常生活隔绝的。”
但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精英主义原则指导下，艺术学理论为自己划定了严格的研究边界，越来越陷入自身的圈限，落入“画地为牢”的困境。甚至，由于专业化的分工越来越精细，即使在艺术学科的内部也形成了难以对话交流的阻滞状态。与之相反，多学科、跨学科研究主张将艺术置于整体文化系统中，将艺术作为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两者的互动阐释中探求艺术的文化意义与价值。
运用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研究艺术，突破了传统单一学科体系的研究模式。在传统的学科体系观念里，一门学科的建立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在此基础上确立起独立的学科意识和专门的研究领域，由此建立起专门化的学科。这种专业化、专门化的学科体制，经由现代大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已经培养和树立起“术业有专攻”的专业精神。应该看到，学科的专业化、专门化有它的优长之处，但是它也带来了自身封闭的束缚，限制了研究的视野，阻塞了博采众长的通道。多学科、跨学科研究打破了这一坚固的传统学科意识，试图在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中寻求理论创新的生长点。我们知道，艺术创作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综合性文化创造活动，包含物质和精神领域的各个层面，需要广博的人生阅历和知识视野。这就要求艺术学研究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广泛的交流与融通，因此，多学科、跨学科对于艺术学学习和研究来说尤为重要。
同时，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不仅突破了艺术自治的封闭体系，建立了艺术活动与生存世界的广泛而又紧密的联系，同时，它更是艺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种理论上的反应。例如，艺术传播学的兴起，是当代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的时代产物。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深入广泛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改变了艺术生产与传播的方式，并催生出一些新型的艺术形式，如新媒体艺术等，这就需要使传统艺术学与现代传播学建立沟通，通过多学科综合的理论阐释来解答新时代所提出的新的艺术问题。
当今时代是人类文化思想上最具创新变革的时代，艺术需要不断地创新，艺术理论也同样需要不断地创新。在创新的强烈诉求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方法变革对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学研究方法，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突破了传统艺术学研究模式的束缚，新思维、新观念、新视野、新方法、新概念层出不穷，凸显了当代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前沿意识和创新精神，促进了当代艺术学理论的繁荣，为当代艺术学发展开阔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提供了不断创新的理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