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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史也源远流长。犹如沿着一条漫长的铁路线作观光旅游，我们这一讲只能“停靠”几个大站。由于时间和篇幅的关系，我们只能选择几个主要景点，作我们的学术漫游之旅。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时段中，论述我国通俗文学的源流的有两部名著，是我们作这次学术漫游的“导游指南”。那就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还要提到的是鲁迅在1924年7月，在西安暑期讲学时的一个讲稿，即《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共分6讲，在《鲁迅全集》印行时，它是作为《附录》编入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文言，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白话，它也好像是《中国小说史略》的简编本，是史略的史略，也只“停靠”几个大站。我们也将它列为重要的参考书。郑著在他的目录中就说明，他讲的俗文学史是除小说、戏曲之外的诗歌与曲艺等方面的俗文学的发展轨迹，这倒正好是与鲁著有所分工。我们这一讲主要是讲中国通俗小说的源流，其中与郑著所论述的某些内容也颇有关系，特别是曲艺文学与通俗小说的关系。至于，通俗戏剧的源流我们就留待通俗戏剧的专讲中去考察了。
要讲古小说的孕育，首先会想到的是神话对古小说的影响。在欧洲，古希腊的神话演化为史诗，再哺育他们的传奇与小说。中国也有神话，但不像西方的神话那样系统化和系列化，缺乏有影响的大著作。用鲁迅的话来解释是中国先民繁育的黄河流域自然条件不佳，我们的祖先为谋生实在太劳苦，“因之重实际，轻玄想，故神话就不能发达以及流传下来。”
中国的神话虽对小说有影响，但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承传，如黄帝与蚩尤之战的正邪冲突，对民族正义精神的培育和正统观念的确立显然是有影响的，而对以后的神魔小说也是会有启迪；可是中国的神话对古小说的文体影响却很难用例子来说明。
中国的神话虽不发达，但中国的史传却有超常的优势。《尚书》、《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一直到司马迁的《史记》这一史传的巍巍高峰。《史记》的文学性也是高山仰止的。司马迁自述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但所得的结果岂是“一家之言”？其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鲁迅也给以高度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他是“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发情肆心”是指他在写历史时，运用了文学创作的规律；使它成为与《离骚》可以媲美的无韵散文，这对司马迁的《史记》的文学性是何等的赞颂。史传文学的发达，使我国的古小说常在它的荫庇之下，难于独立。像一个能干的母亲，常常包办女儿应该独立去做的事情，这反使女儿有了依赖的情绪，终成她的附庸。史传讲究真实，而小说的生命在于想像与虚构。中国古代所谓的文史不分家，使文学缺乏自立门户的机缘，因此中国古小说老是在“实录”的轨道上学步。除了史传文学对小说发生影响之外，中国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叙事散文与寓言散文也给古小说以影响。诸子百家的散文和寓言是很有灵气的，但重写意与哲理而缺乏丰富的情节性。我们从小就知道“揠苗助长”和“刻舟求剑”等的风趣、机智的寓言，灵气十足而缺乏曲折丰富的故事情节。我们的古小说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的。
讲到中国小说的起源，最常引用的，而也最早与小说有直接关系的记载是《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细米为稗，稗官即小官；街谈巷语，也是细小琐碎之言。“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本注）也就是说，统治者想了解民间的风俗，设小官搜集之，并向他汇报。因此，小说的起点就不高，它是与“小道”、“语皆琐碎，事必丛残”等民间小事联系在一起的；又由于是一种下情上达给天子的民情报告，因此也是一种实录。它缺少文学的基因。可惜的是《艺文志》中收录的“小说”十五家，现在皆失传了。我们已无法看到这些“丛残小语”的原貌。鲁迅还说过：“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
那么我们只能从六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谈起，从中可窥探古小说的风貌。
汉代选拔官吏，其重要渠道之一，是靠推荐。保举者是当时的官吏或当地的豪绅、名士。因此，形成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尚，也即是现在的为某人写评语。后来就由此风而形成了一种有文学性的“志人小说”。这种小说不求情节的完整，甚至不去写某人的“全人”，只写其“独立特行”的一个镜头，也即是“写意”，但因为是“志人”，所以也求其真实，它倒是将史传文学的“真实”与诸子散文的“写意”融会贯通在一起了。这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是《世说新语》。例如鲁迅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文人风习时就引过一则：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诨衣，诸君何为入我诨中？”（卷下《放诞篇》）
这是典型的魏晋放诞不羁的风度。这一短镜头就将刘伶的为人品貌显现出来了。除了志人，那就是志怪了。鲁迅讲过六朝风行鬼神志怪小说的社会背景：“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
但六朝人记述鬼怪的书，并非是有意做小说，而是抱着一种“记实”的坦然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事还是鬼事，皆实有，他们言鬼事，就像今天记述新闻一样。“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
这些记述的书而又富文学性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志怪小说了。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是干宝所作的《搜神记》，他的写作动机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自序中语）。后来又有续集《搜神后记》，还伪托是陶潜所撰，这当然是不可靠的。《搜神后记》中还记了荒诞不经的干宝的家事：
干宝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莹，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生推婢著藏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其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舆还家，终日而苏，云宝父常致饮食，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校之悉验，平复数年后方卒。宝兄常病，气绝积日不冷，后遂寤，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卷四）
这是一个神灵感应的超自然的幽深的神鬼世界，但是六朝人竟笃信不疑。志怪小说不像志人小说，它开始注重情节，今天看来其中有很精彩的文言小说。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向前发展就是后来的笔记小说和野史笔记，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种体裁，直到清朝还绵延不绝，并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佳作。志怪小说重视恢奇的情节性，同时增强了记叙时的文学性，实际上是中国小说推进到传奇的先声。自此后，中国小说揭开了唐之传奇文之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