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宋之话本小说

“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又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 这是由于唐代政治比较宽松，而宋代的讳忌渐多，且小说趋于理学化，教训色彩浓厚。但宋代的手工业与商业繁荣造成了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民间的娱乐需求使都市中出现了许多“瓦舍”、“勾栏”。这些平民的游艺场所是“说话人”卖艺的地方，而他们演述故事的底本，就称为“话本”。但这些民间的说话伎艺，并非始于宋朝，它们早就萌发于唐代。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阐明了宋代的“平话”及其底本“话本”皆发源于唐代的“变文”，而“变文”一度失传，直到敦煌宝库的发现，我们才探清了“平话”这股中国白话小说的“活水”的源头：

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的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产生的呢？还是“古已有之”的？……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如果不把“变文”这一个重要的已失传的文体弄明白，则对于后来的通俗文学作品简直有无从下手之感。

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变文”是“讲唱”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这样的文体，在中国是崭新的，未之前有的。故能够号召一时的听众，而使之“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变文”所用的韵式，至今还为宝卷、弹词、鼓词所保存。真可谓源微而流长了。

郑振铎为我们讲清了“变文”与“平话”的源流关系。原来“变文”是将佛经的经文通俗化，编成了很有吸引力和可听性的故事，是向中国老百姓阐扬佛教的一种通俗文体。这大概是经文太难懂，且枯燥。僧侣用“经变”来使老百姓易于理解。这种又说又唱，故事性极强的“俗讲”新文体，当然受到听众的普遍欢迎，其热闹的场面达到了沸点。“转相鼓扇扶树”，“听者填咽寺舍”。宣传的力度加大，布施的财源也增多，僧侣当然是乐意为之的。可见唐时的庙宇，不仅是顶礼摩拜佛祖的地方，它其实也是一个游乐场所，它不仅是百姓听“经变”的地方，有时甚至是百戏杂陈的所在。“愚夫冶妇”，简直是挤得水泄不通。后来大概是“经变”听多了，产生了厌倦情绪，于是又将民间流传的故事传说加以改编，称为“俗变”。到了宋真宗时，一道禁令将庙宇里的“俗讲”的热潮扑灭了。但是老百姓要娱乐的需求是扑不灭的，于是他们将热情转移到“瓦舍”与“勾栏”中去。这样，“变文”的一支就发展为“平话”，出现了说话人的底本，即后来的白话小说。

“变文”的另一支就是鼓子词、诸宫调、宝卷与弹词，其结果就是促使了伟大的元杂剧的诞生。郑振铎说：

“诸宫调”是宋代“讲唱文”里最伟大的一种文体，不仅以篇幅的浩瀚著，且也以精密、严饬的结构著。……她是宋代许多讲唱的文体里的登峰造极的著作，……有专门的班子到各地讲唱“诸宫调”；讲唱的时间，不止一天两天，也许要连续到半月至三、两月，然而听众并不觉得疲倦。……如果没有宋、金的诸宫调，世间也不会出现着元杂剧的一种特殊的文体的。

郑振铎对“变文”的发现与对“变文”本身的估价是非常恰当的。而根据胡士莹的考证，在瓦舍和勾栏里的演艺可分四家，即一、小说（即银字儿）：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银字儿是一种银字管伴奏乐器）；二、说铁骑儿：士马金鼓之事；三、说经：演说佛经或说参请：参禅悟道之事，（宝卷的宝字也是指佛经，至今民间还有“宣卷”之说，也就是宣讲宝卷之意）；四、讲史书：讲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

宋平话的说话人的队伍发展得很迅速。在《东京梦华录》中提及汴京瓦舍的艺人仅6人，但到南宋时，据《梦梁录》和《武林旧事》记载，临安的说话艺人已近60人了。说话人还有称之为“雄辩社”的组织。说话人的行业谓之“舌耕”。这个名词实在是太形象化了。我们写文章，谓之“笔耕”，他们以说话谋生，当然是凭三寸不烂之舌去耕作了。罗烨对他们的本领极为称赞：“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又说：“有说者纵横四海，驰骋百家，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或名演史……皆有所据，不敢谬言。” 这里就涉及到当时的讲史了。那时在瓦舍、勾栏中就已有说“三分”的专家。“三分”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它的内容精彩之外，又因这段“三角”之争的历史，繁简得当。如说楚汉之战，不过是两军对垒；如说春秋列国，又因头绪太多，而使听者觉得杂乱而不得要领。历史小说是世宇间一本大账簿，而有了讲史书，长篇小说这种体裁也就呼之欲出了。中国皆名其为“演义”，就是“敷陈义理而有加以引申”。这七分真实，三分虚构的“三国”，听得俗众们似醉如痴，动了真感情：

东坡（《志林》六）谓“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以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在宋代“三分”已有专科，而宋元间，《大宋宣和遗事》和《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等“拟话本”也已出现，那就是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皆已初露端倪，这三部来自民间的伟大的“积累型”通俗小说都已在说话人的舌耕中孕育；而话本中的短篇小说《京本通俗小说》也在等待着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的超越。 3t9MTj0ICZWdm7cm/ynJ5AQnBkFHhyAok8F4PEE0M8LVRbCcr3Xdg9Q38d5Ftb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