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河流域文明：人类文明的摇篮

位于现代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史书通常根据希腊人的称呼冠之为“美索不达米亚” ，指的是幼发拉底河（The Eupharates）和底格里斯河（The Tigris）流经的区域。其历史范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两河流域主要指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地域，北到巴格达，南至以巴比伦城命名的巴比伦尼亚。而广义的两河流域则包括今天的叙利亚，伊朗的部分地区以及整个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作为两河流域文明之母都发源于亚美尼亚高原，最后又同注入波斯湾。两河的上游基本是山岭和高原，下游则是巨大的冲积平原。

按自然地理位置划分，两河流域大体上可分为三个区域，最北部的区域包括现代伊拉克东北部的陶鲁斯与札格罗斯山麓。该地区发现了最早的定居证据，这里有隐蔽性的山谷，丰富的水源、牧草、猎物、野生谷物使之成为史前人类理想的定居点。不过，这里的冬天是严酷的，而且谷地间或隔山间的交流很困难。中间区域包括陶鲁斯山麓以南、希特—萨玛腊一线以北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高原以及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平原。这一地区有多种自然资源，但却远不及山麓地区丰富。肥沃的冲积区的面积有限。最南部的区域由两河之间平坦的冲积平原构成，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摇篮和中心地区。它包括平原南部的古代苏美尔王国和北部的阿卡德王国的所在地。这里地势平坦（从巴格达到波斯湾入海口的落差仅为10米），其南端是广阔的沼泽和苇塘地带，土地肥沃。传说认为这里就是人间“伊甸园”的所在地。

今天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呈荒野状态，土壤干裂而坚硬，黄褐色的沙砾地和泛白色的盐碱地延绵数百里，毫无特色可言，酷热、洪水、风暴、扬沙、干旱是其气候特征。看到这一切，人们已很难想象这片荒地为什么曾被视为富足、舒适的处女地。只有散落其间、由古代城镇废墟形成的一个个山岗土丘（当地人称之为“台尔”［Tell］） 似乎在向人们诉说这里曾经有过的繁荣和辉煌。然而，5000多年前，人类文明的曙光的的确确是在这片土地上升起的。

两河流域有什么特殊之处导致人类的文明在这里首先出现呢？在探索人类文明起因的诸理论中，“地理气候决定论”似乎在解释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方面颇具说服力。

从自然环境看，两河流域并无多少优越的条件，事实上，不但没有多少优越性，完全可以用“不利”或“险恶”来形容。位于北纬30度线以北的位置表明其地处干旱炎热地带，夏天的气温平均在摄氏30度以上，最高达摄氏50度，农作物很难生长。除了炎热，这里还很少降雨，绝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在250—200毫米以下，而且一年中有连续8个月几乎滴雨不下。尽管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贯穿其中，但两河与埃及的尼罗河不同，尼罗河上游有大湖调节，每年泛滥水量比较稳定，泛滥周期也有规律可寻，涨水期通常在每年的6月至11月，对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泛滥量则不可预测，上游的雨雪一多就会造成洪水泛滥，缺雨少雪则意味着干旱。此外，两河的河水上涨期在每年的4月至6月，从农作物对水的需求角度出发，不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对冬季作物而言，水来的太晚，可对夏季作物而言，水又来的太早。因此尽管土地肥沃，但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农业生产，只能依靠人工灌溉体系。

众所周知，有效的人工灌溉体系属于大型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群体的通力合作，更需要精心规划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计不得不组织起来与险恶、不利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但群体间的合作得到有效的开展，而且还导致社会分工、职业专门化和新型社会组织形态（非情缘或部落形态）的出现。各种研究表明，两河流域的文明是由人工灌溉工程培育出来的。已有的考古资料也证明，最初在两河流域出现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城邦，就是为了适应，至少是部分地适应在广阔区域内协调排水、灌溉、水渠维护等农业生活必不可少的工程的需要产生的。城邦在两河流域的出现为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两河流域不仅自然环境条件差，天然资源也十分贫乏，南部地区，除了黏土、芦苇和椰枣等外，金属矿产资源奇缺，就连建筑所需的石块和木料也只能从周边地区进口。幸运的是，这一不利因素不但没有阻碍文明前进的脚步，反而推动了文明的发展。因为，资源的紧缺极大地促进了该地区贸易的发展。资料表明该地区与盛产其所缺乏的基本原料，尤其是金属的地区存在着密切的商业往来。用贸易的方式换取所需的物品是生活在这里的人民的一种生活需求，同时也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不过，贸易的开展是以剩余产品为前提的，这就进一步促进了人群间的合作和分工，因为群体间的合作和分工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贸易作为经济的原动力，它的发展也成了该地区城市生活和文明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据此，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两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和地理资源本身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优越的条件，然而正是这一系列“不利”的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劣境”在这里导致了人类文明曙光的升起。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文明起源的动因往往是人遇到了自然环境或地理环境的挑战。面对挑战，人类必然要采取种种不同的应战措施，文明便随着这些措施产生。“地理环境决定论”在这里找到了“滋生”的土壤，并有力地验证了汤因比提出的所谓“刺激与反应”的理论。

历史

两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始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公元前6000年，游牧民族开始在这里聚居，特别是其下游南部地区成为越来越多的游牧民的定居点。游牧民在向农人过渡的过程中，开始建造村舍，开垦荒地。其结果是农业和饲养业出现，并成为一部分人生活的主要方式。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是两河流域由史前时期转向历史时期的开端。生活在两河流域南部地区的居民（首先是苏美尔人），基于生存的需要，在掌握人工灌溉技术和兴建灌溉系统的过程中，逐步组织起来，相继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城邦，完成从氏族社会到文明社会的过渡。苏美尔城邦群的出现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明样式——都市生活的出现，这对当时的人类社会而言是闻所未闻的。为此，人们把都市生活的出现视为人类社会的一大跃进，是人类步入文明时代的一项重要标志。

毫无疑问，我们这里所论述的两河流域文明并不是由一个民族一朝一夕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众多民族相互吸收、相互继承和相互促进的基础上，经过上千年的漫长历程，从萌芽到发展并最终走向成熟的。这一文明既呈现出多样性，又体现出某些一脉相承的统一性，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尽管如此，单个民族在开创文明过程中的独特贡献还是不可抹杀的，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在审视两河流域文明的起始阶段时，我们会发现有三个民族在最初1500年历史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是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亦称巴比伦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和贡献，两河流域文明从萌芽发展到辉煌，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苏美尔人作为最早创造出城市文明的人，当之无愧地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开创者。

苏美尔人

如前所说，迄今的考古研究表明苏美尔人是人类群体中有史料证明最早创造出城市文明的人。他们的生活起始年代一般被认定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100年之间。在这期间，苏美尔人发展农业，建设城邦，开创人类文明，并在艺术、建筑、社会、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随后苏美尔人占主导地位的900年间，两河流域并没有统一的政权出现，社会主要由众多独立的城邦构成。历史资料表明，苏美尔时代的晚期已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有数百个城邦出现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平原上，当时城市人口的比例要高于以后的其他任何一个时期。人们在苏美尔时代，第一次看到了社会和政治结构方面的变化，甚至看到有历史意义的特殊事件，单个的人开始从其环境中凸现出来。苏美尔人创造出的社会具有（在当时条件下的）公正、稳定、繁荣和多彩的文明特征。其社会生活样式成为后人憧憬的目标。她所留下的丰富文明遗产为该地区的所有民族，无论是友邦还是仇敌，吸纳和继承。苏美尔最有创见的国王是在乌尔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700年）当政的吉尔伽美什。他因其不凡的生平和业绩成为著名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主人公和不朽的英雄。不过，由苏美尔人开创的两河流域的文明史并未以直线方式发展，先后有若干个城邦国家在不同时期轮换统治着这一地区。除此之外，一些其他民族也同时生活在这一地区。

阿卡德人

两河流域地区的这一散合局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350年，由苏美尔人为主导的时代终为阿卡德王朝所取代。阿卡德王朝（约公元前235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出现是两河流域历史的转折年代，是统一帝国时代开始兴起的年代。一个使用塞姆语的阿卡德人首先以征战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在随后的年代，两河流域成为群雄争起、帝国纷争的时代。尽管阿卡德人在政治上取得主宰地位，但由于在文化上远远逊色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在征服了苏美尔人的同时，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因此在阿卡德人手中得到继承和弘扬。譬如，阿卡德人对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符号的采用不仅为自身的语言找到了书写形式，而且还扩大了楔形文字的影响。此外，到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公元前2006年）称雄时，苏美尔文化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新的繁荣。阿卡德人国王乌尔纳木颁布的《乌尔纳木法典》是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其文明成就可见一斑。

阿摩利人

然而，阿卡德人的乌尔第三王朝在来自两河流域上流的阿摩利人（历史上的闪族血统的游牧部落）和东方的埃兰人的夹击下于公元前2006年灭亡。两河流域历史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乌尔第三王朝的覆灭不仅敲响了一个古王朝的丧钟，而且标志着最初开创城市文明的民族——苏美尔人作用的终结。阿摩利人尽管是“外来”民族，但其建立起的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30年至公元前1530年一跃成为该地区的主宰。这一时期，两河流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特别是在该王国的第六个国王汉谟拉比当政期间，古巴比伦王国涵盖从波斯湾至地中海的广大区域。汉谟拉比王因此不无自豪地自称是“强大之王，巴比伦之王，阿穆鲁全国之王，苏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及世界四方之王”。汉谟拉比本人由于其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更是永垂青史。

至此，在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的共同努力下，两河流域文明的大厦已经建成，文明的内涵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相对的稳定。随后年代的历史尽管多彩纷呈，群雄崛起，但均为这一文明的延续。在众多政权更迭过程中，亚述帝国和新巴比伦王国是值得一书的两个朝代。

亚述帝国

公元前10世纪末，在两河流域存在了近千年的亚述王国开始崛起，经过数百年的连续征战、掠夺、扩张，确立了其霸主地位，其领土范围不仅包括整个两河流域，还北达乌拉尔图，西达地中海沿岸诸国，西南达埃及。亚述帝国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当亚述人最终把大片土地踏在脚下成为两河流域的主宰时，他们的实力已消耗殆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605年）被米底人和迦勒底人的南北夹击所击败而永远销声匿迹。不过，亚述帝国以其征战，将两河流域与其周边地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地区的交流和文明的传播。

新巴比伦王国

在击败亚述帝国战争中建功的迦勒底人乘胜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亦称迦勒底王国，把两河流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新巴比伦王国在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期间进入全盛时期，公元前586年灭亡了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大王国 ，将犹大王和数万上层犹太人掳至巴比伦，制造出著名的“巴比伦之囚”历史事件。其都城巴比伦城成为当时两河流域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相传城中所建造的高达25米的“空中花园”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新巴比伦时代，商业活动极大繁荣，商队的足迹几乎达到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地。当地生产的谷物、枣子、油类、皮革、陶器由驴子或其他牲畜组成的商队运输到周边地区，换回的是巴比伦所缺少的金、银、铜、石头、木料、盐等货物以及奴隶。这类商业活动从成千上万块泥版中得到证实。然而，新巴比伦王国的强盛却注定是短命的，公元前539年，当波斯王居鲁士二世挥兵进驻巴比伦尼亚地区时，巴比伦城不战而降，新巴比伦王国就此灭亡。

波斯人

波斯人的征服是两河流域文明史上的历史性转折点，尽管波斯的征服并没有在该地区造成大规模的破坏和毁灭，却标志着两河流域文明的终结。两河流域开始进入了由外族和另一种文明样式统治的漫长历史，随着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罗马人取代希腊人，曾经创造出最早人类历史上灿烂文明的诸民族（犹太民族除外），在外族的长期统治下和外来文化的有力侵蚀下逐步丧失了自己固有的文化和传统，并最终销声匿迹，一个伟大的文明终于无可挽回地被历史所埋葬。

赫梯人

在结束两河流域上古时期历史之前，唯一需要补充的一段历史是赫梯人在两河流域出现的插曲。这不仅仅是因为赫梯人是最后灭亡古巴比伦帝国的人（他们于公元前1595年从北方发动闪电般进攻，一举捣毁巴比伦帝国的都城，消灭了古巴比伦帝国的最后残余），也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在公元前1450年至公元前1300年将自己帝国的统治扩展“到了大河即幼发拉底河”（《圣经·约书亚记》第1章4节），还在于他们与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接触，对两河流域文明的吸收，以及对两河流域文明在后来成为欧洲文明发源地古希腊地区的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作为古代印欧人的一支，赫梯人最初活动在小亚半岛一带。公元前1600 年开始崛起，成为地区强国。在随后的数百年中，赫梯诸王用战争、联盟和条约等方式，逐渐扩展其领土，终于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壮大成古代近东最为强大的帝国之一。赫梯人是印欧人中较早和最直接接触两河流域文明的民族。他们在与两河流域文明接触过程中大量吸收和借鉴两河流域文明的众多成就，如，他们学会并借用了楔形文字，以此加速发展自己的文化。他们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往往还有所创新。如他们对马拉战车进行的改进就是一例。由苏美尔人最早发明和使用的车轮是木制实心轮，赫梯人变其为轮辐式，安装了这种新型车轮的马车行驶速度大大加快。赫梯人以此装备骑兵，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赫梯人经过一系列的征战，于公元前1450年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并在随后的200年中走向文化辉煌。种种史料证明，赫梯人有可能是最早将两河流域文明带至欧洲地区的一个民族。

两河流域的文明成就

两河流域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最早代表，其成就是巨大的。在一系列可歌可泣的文明成就中，文字、宗教、文学、法律、科学、艺术等显然最为引人注目和影响深远。

文字

成千上万在两河流域出土的刻有成文文字符号的泥版表明两河流域人民（具体指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创造出了一种文字系统。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人类从没有记录历史的朦胧年代过渡到有史可据的较为光明的年代。因此，文字成了人类步入文明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标志。尽管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打破了语言的时空限制，使得人们不再仅仅依靠记忆，用口头的形式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信息知识的传递。通过文字，人的经验、知识和思想就不再因个体的记忆衰退或死亡而散失，而是具有了永久性，知识和经验由此可以得到保存、积累和传递。鉴于此，我们将文字的发明称为两河流域文明最重要的一项文化成就显然是恰如其分的。

由苏美尔人发明的文字被广泛地称作“楔形文字”，因为当时的文字是由用芦苇做成的带有三角形笔尖的笔在泥版上刻画出的符号的外形酷似楔子。 英国人是最初使用这一名称称呼苏美尔文字的，因此，该词的英文为（cuneiform），由楔子（cuneus）加形状（form）组成。苏美尔文字与世界上其他文字一样，最初也是由象形符号演变而来的。早期的实物证明苏美尔文最早也是图形文字，由一系列平面图画组成。一个图画构成一个符号，代表一个词，其意义与所画的物质基本一致或相近。如用波浪线表示水，用动物的头像代表该动物，画一岩石表示铁石心肠的情感。不过，苏美尔文字既不像汉文字那样基本全由表意字组成，而是由表意和表音符号混合组成；也不同于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仔细刻画或精心绘制的图形，而是一些图示性的、线条式的图形，象征性地表现符号所代表的实物。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最早出现的图形最终完全失去其象形特征，成为表音符号。

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后由阿卡德人继承和发扬光大。在该文字出现后的200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一直是两河流域唯一的书写文字体系，无论是阿摩利人、亚述人，还是西亚的埃兰人，叙利亚的乌加里特人，生活在亚美尼亚山区的乌拉尔图人、波斯人都曾先后使用过楔形文字。以至于到了公元前500年前后，它成为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在巴比伦人的手中，楔形文字得到了简化，640个基本字组成全部词语。亚述楔形文字只用 570个基本字，晚期向音节文字发展。从阿拉米人到波斯人时代，楔形文字基本成为字母文字，只用41个楔形符号。只是到了公元1世纪，由于两河流域文明的失落，楔形文字才最终失去其作用，为人们所遗忘。

由于苏美尔人在发明楔形文字时大量使用的书写材料是泥版，泥版经过火烤或是太阳烘干，坚硬如石，能够长期保存，这使得大量反映苏美尔社会生活的文字材料得到了最好的保存。

楔形文字的出现不只是一般所说的是人类迈进文明的文字标志，还影响了周边地区的其他文字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对埃及文字和腓尼基文字的影响。而腓尼基文字则是世界上公认的拼音文字的开端。楔形文字的发明无疑是两河流域人对世界文化最突出的贡献之一，同时也是其自身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字的使用在为自己的灿烂文明存在保留了一份永久记录的同时，也使得它们所创造的人类最早文明得以在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为其他民族所了解、吸收和继承，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

宗教

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宗教思想的确立和宗教在人类社会上作用和地位的奠定。有关考古证明，宗教在两河流域文明初始阶段就已发展成为社会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两河流域人民对宗教的特殊认识使其生活中的所有方方面面都与宗教密不可分。无时无处不在的宗教既是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同时又是文化的动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因此，人们把宗教看成是两河流域人们理解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思想纲领，是支配、激励一切文化现象和人类行为的力量是很有见地的。

考察当时的社会生活，人们不难发现，宗教犹如一根强有力的纽带将社会的各个方面连结起来。一切社会活动：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个人的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可以说两河流域的建筑、绘画、艺术是被宗教热情所激发的，文学和历史描写的是与神有关的活动，就连科学也都渗透着宗教思想，司法及伦理道德更是密切联系着宗教。人们对自然、社会及其自身的理解不仅以宗教为出发点，而且往往以宗教为归属。例如，城邦之间的战争被看成是主宰城邦的神灵之间的冲突所致，而胜利则最终要依靠神的恩赐。人们对宗教作用和地位的重视可见一斑。

尽管苏美尔人、阿卡德人、阿摩利人的宗教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其基本内涵和观念是一致的，统一构成了近东地区信仰体系的基础。

两河流域宗教的基本观认为：

1．神是万能的，人是由神创造出来并为其服务的，因此，人处于神的完全控制之下。

2．神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无权的生灵除了服从神灵、崇拜神灵和侍奉神灵之外别无选择。

在这种宗教观念的支配下，人总是在恐惧和焦虑不安中生活，生活中充满了忧郁和悲观，请求神示（包括占卜）是当时风行的做法，不仅个人的凶祸吉福要通过占卜来寻求神示，即使国王和祭司在作出重大决定前也必须先请求神的启示。

两河流域的宗教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多神论，认为世上有众多的神碦存在，不同的神碦的作用各不相同，神碦各司其职的观点实际上是在界定神的能力和划分神的势力范围，神与神之间不仅有等级之分还常常相互争斗。依据传统，这些存在的神碦被归为两大类：生活在天空中的神和居住在地上的神。在这两类神中有四位被认为是主神，它们分别是：天神—安努（Anu），风神—恩利尔（Enlil），水神—恩奇（Enki）和母神—宁胡尔萨格（Ninhursag）。

二是拟人性，认为神碦具有和人一样的外貌、品行、个性和弱点。因此，神尽管具有智慧，也会一时糊涂；虽常常保持正直，但也会作恶多端；和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甚至也会死亡（指下地狱）。社会的纷争和不和通常被认为是由神碦引起的。

三是泛神论，认为自然界和宇宙中处处都存在着神碦。不仅自然现象和自然力受到崇拜，就连动植物和自然物体等也都在崇拜之列。这些特征导致偶像崇拜之风盛行，各个城邦、群体和个人都有自己的神灵和据此制成的各种神像。

由于相信敬神、安抚神和侍候神会带来平安、福祉、庇护，乃至青睐，修建神庙和侍奉神灵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为了表现神的威严和高大，神庙往往建造在高大的平台上。典型的苏美尔神庙规模庞大，兴建工作十分繁重。建成这样一个神庙往往需要1500名劳力每人每天不停地工作10小时，累积要干5年。不过，考古学家认为这种工程主要由志愿者轮流完成，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对庇护他们终身神灵的奉献。与建造神庙相应的是祭祀活动。它包括公共祭祀和个人祭祀两种。公共祭祀由祭司在神庙中主持进行，重要仪式有献祭、焚香、供奉、祈祷和唱圣歌等。个人祭祀主要在家中进行，供奉神像和祈祷是主要形式。个人祭祀活动导致了个人宗教的出现。对神的祷告是这一现象的主要标志。宗教的无所不在还使得两河流域人民生活中几乎所有的节日和庆典都与宗教仪式紧密相连，因此，对于那里的人们而言，节日既是世俗的又是宗教的，两者密不可分。

神庙作为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社会上令人敬畏的地方，也是社会中最早出现的有势力的机构。不仅如此，由于宗教的作用和影响力，侍奉神明、主持祭祀活动的祭司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往往具有政治权力，掌握大量资产，并可世代相袭，成为当时社会上权势显赫的三大上流阶层之一。

两河流域宗教思想的存在导致巫术和占卜体系的建立。巫术，特别是占卜，被看成是寻求神启的最佳方式。占卜可以预知凶吉祸福，巫术成为治病的最好方式，是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占卜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梦占”。求卜者睡在神庙里，希望在睡梦中得到神的启示。一般认为梦见狗羊鹿为凶兆，梦见狮狐鱼为吉兆。“肝脏占”是另一种流行的占卜术，由专业祭司查看献祭动物的肝脏来解释神旨。天文学的开展使得巴比伦人认为占星术是一门最有价值的学问，认为天上的星宿决定和预示着人事的进程。巴比伦宫廷设有专职的占星术官员，负责观察天象并作出解释，为国王采取行动寻找依据。巴比伦的占星术还根据人的出生时辰和星宿的位置预言此人的性格和一生的命运。巴比伦人在公元前1000年就画出了算命天宫图。两河流域的宗教在日常生活所占位置和个人宗教的出现对研究宗教发展史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个人对神的祈求及宗教内省行为是日后成为西方社会主导宗教（犹太—基督教）传统的两个基本特征。

文学

对于文明而言文学成就历来是一个主要评判标志。由于具有成熟的文字，两河流域的文学不仅丰富多彩，而且成就辉煌，无论是神话、传说、史诗、诗歌、爱情歌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流传下来且令当代人感触最深的无疑是以《吉尔迦美什》为代表的史诗。《吉尔迦美什》起源于苏美尔时代，经历代传诵，最终成文于公元前2000多年前，是世界上迄今已发现史诗中最古老的一部。《吉尔迦美什》史诗描写的是一位人类英雄在一个受到不可避免自然法则支配的世界上的冒险经历和追求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吉尔迦美什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公元前2600年苏美尔时代的一位国王。为了城市的安全，国王吉尔迦美什强征民众修建城墙和神庙，其暴虐性格令臣民难以忍受。无奈的臣民只好向神灵哭诉。神灵造一野人恩奇都与之抗衡。谁知在经过一番厮杀后，他和巨人恩奇都竟成为密友。两人后来一道为民清除了许多祸害，建立了许多功勋。神灵为了惩罚吉尔迦美什，使恩奇都染病身亡，吉尔迦美什不服神灵，为使密友起死回生，历尽千辛万苦觅得复生仙草，孰料一时疏忽，仙草却被受到神灵指使的蛇吞食，最终徒劳无功而返，命运仍不可战胜。

《吉尔伽美什》一经发现就被视为两河流域文学的最高成就。从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涵盖面来看，《吉尔伽美什》显然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口头文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定型的。它的内容汇集了两河流域长期流传的神话传说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流传下来的最完善版本为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亚述巴尼拨的尼尼微图书馆编定的。全诗由7部分组成，共有3500余行，用楔形文字分别刻在12块泥版上。

除了史诗外，其他形式的文学也都内容丰富，形式优美，如爱情诗、寓言、祈祷词、哲理文等。所有这些文学作品是两河流域人民上古时期生活和社会的象形反映。作为上古时期人类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影响深远。如《吉尔伽美什》中大洪水的故事为犹太人所吸收，成为《圣经》中挪亚方舟神话的原型。从时间上看，《吉尔伽美什》比欧洲著名的《荷马史诗》要早1000多年。事实证明，《吉尔伽美什》史诗及两河流域其他文学作品的流传不仅影响了西亚各民族文学，而且也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

法律

两河流域文明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它的法律部分。法律的出现和社会对其权威性的认可是文明社会的一项重要标志和确保社会稳定的一大要素。据英国学者萨格斯统计，在迄今所发现的楔形文献中，有关法律方面的内容在苏美尔文献中占95％左右 ，足见法律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性。

考古资料说明，法律在两河流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例如，没有文书记录（即不通过法律），任何形式的财产买卖和转让都是无效的。伪造和更改文书被视为违法，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新国王加冕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新法律。法律的神圣性为社会所确认。社会对法律的重视还反映在两河流域的“立约观”上，用“约”的形式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为所有人接受。这一观念对后来犹太民族“契约观”的确立显然起到了重要影响。法律的制定和广泛的运用对于保证社会稳定，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使得法典的制定和颁布成为两河流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乌尔第三王朝国王乌尔纳木颁布的《乌尔纳木法典》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成文法法典，它的颁布开创了两河流域成文法之先河，对这一地区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制定起到了典范的作用。不仅如此，它的问世“在世界法律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它是人类第一次以文字形式颁布的法律，并且有意识地显示出法律自身的尊严”。 在一系列发掘出的法典中，《汉谟拉比法典》无疑是最为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由古巴比伦王国第六王汉谟拉比颁布，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刻在高2.25米，底周长1.9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由三块组成）。除了浮雕画面、前言和咒语外，有法律条文282则。法律条文涉及的范围包括宗教、经济、社会、家庭、民事、政治等。 该法典被认为是现存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有条理的法律文集。

两河流域法典结构完整，颁布的法典多由前言、正文和结语组成。法律条文一般以具体案例为出发点，作出惩罚标准，而不是作出抽象的规范。多数法律条文与经济活动有关，力求经济方面的公正是其一个重要特点。法典保留神裁法的内容，使之与社会的宗教信仰保持一致。尽管法律表现出等级制，对不同出身和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仍具有当时条件下的公正性，如“恃强不凌弱”的思想在众多法律条款上有所体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原则和罚金原则并存说明人们对法律适用原则的不同思考。法律为因果法，以“如果……，则……”的假设因果关系制定出具体法律条文，符合违法受罚的观念并具体规定出可依执行的处罚尺度。

科学

两河流域的生产活动推动科学的发展，一系列科学成就相继出现。两河流域文明中最值得一提的科学发明当属车轮的发明和使用。苏美尔人以把数块厚木板拼成圆形，再用饰扣将其固定在一起的方法制造出最早的车轮，然后把它安装在交通和运输工具上，从而发明了有轮的车。车轮的发明无疑与两河流域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和商业活动有关。带轮交通工具的出现扩大了人的活动范围，而有轮运输工具的使用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天文学显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重要标志是太阴历的制定。苏美尔天文学家首先以月亮为参照体系，制定出了表识年月周期的太阴历，从而找到了确定周而复始农作周期的可靠途径。以12次月亮的盈亏为一年，并以设置闰月的办法补足与太阳历相差天数的做法使其太阴历成为古代人类最佳计年方式。而其计算月球运行的方法被视为“古代科学最辉煌的成就之一”。犹太历和伊斯兰历法都借鉴了苏美尔人制定的太阴历。

古巴比伦时期，天文学家对天文的观测已具有相当科学性，已知最早的天文准确记录是关于金星出没的记录，时间为公元前2000多年前。此外，巴比伦的天文学家已经将恒星和五大行星区分开来，观测出太阳在恒星背景上的视运行轨道——黄道，并按方位划分了肉眼可见的十二个星座，绘成黄道十二宫图。据公元前6世纪的文献记载，巴比伦天文学家已经能够事先计算出太阳和月亮的相对位置，也就是说他们能够预测日食和月食了。

新巴比伦人根据月相的变化，确立了星期的概念。他们把1月分为4周，每周定为7天，每天由一星神掌管，即日、月、火、水、木、金、土。周（即7天一星期）的出现是开创性的。今天每周7天习俗经过犹太人的加工和传递已为全世界人们所接受，成为人类安排日常生活的一种最便捷方式和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时间计量方法。

除了计日，古巴比伦人发明了“十二进制”的计时法，即把一天分为两个12小时的做法。这一计时方法成为现代生活通用的计时法。“六十进制”的发明为有关圆和时间的计算提供了便利，苏美尔人据此把一小时分为60分钟，把一分钟又分为60秒，他们这一做法现已成为当今世人统一使用的读时标准。

另外，两河流域的人们在数学、几何学、医学、化学等方面的众多成就也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苏美尔人还是最早创办学校，最早设立图书馆，最早发明了真正的拱形结构、梁托拱顶和穹隆顶的民族。

艺术

城市的诞生与发展导致了一系列艺术的发展，而艺术又随着国家的形成和帝国的建立而变得日益丰富。两河流域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建筑和雕刻艺术方面。建筑艺术则表现在寺塔、王宫和城市的建造上。苏美尔人创造出的多级寺塔是最具特色的祭祀建筑典范。寺塔用生砖（未经烧制的土坯）筑成，塔身由一层层的台基组成，顶部是一个神庙。建于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寺塔最为壮观。塔由四层组成，各层表面依次以黑、红、青、白色砖块砌成，分别代表阴间、人间、天堂和太阳。层与层之间由台阶相连，各级塔门均为拱门。而巴别通天塔可能是寺塔中最为壮观的代表。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巴别通天塔有一实心的主塔，约 201米见方，共有8层。外缘有螺旋线通道，绕塔而上，直达塔顶。一般认为《圣经》中所说的通天塔很可能指的就是该塔。巴比伦城是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而史传“空中花园”更是被视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在雕刻方面，浮雕作品众多，动物形象最具艺术性，如腾跃的马，展翅的鹰，困斗的狮，无一不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浮雕的艺术表现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如《汉谟拉比法典》的玄武岩石柱浮雕所刻画的太阳神沙玛什的威严与汉谟拉比王的谦恭形成有力的对比，刚劲朴实的风格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宗教的虔诚和严肃。由于两河流域缺少山石，很难制作出像埃及那样的大型雕刻，艺术家更多的是在贵重小巧的材料上从事雕刻创作。圆柱印章是这类雕刻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所谓圆柱印章就是在圆柱形石块的表面刻以阴文图案，在胶泥上滚转以留下印记的一种印章。这类雕刻内容丰富，画面精致，是两河流域特有的艺术品。 1o3NKEyWZRvd52o6ytv1QvtOjNsQs4NVrTKuFpNbdfx0Wm0rBC7lqt8us17Waw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