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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这个名称并非我们所认为的君士坦丁堡的讹传，而是来古自古希腊语“eis tin polin”，常简写为“stin poli”，有“进城”或“在城中”两种含义 【29】 。不仅从名称上能看出奥斯曼帝国继承了拜占廷的希腊传统，君士坦丁堡的旧称——土耳其语写作“Kostantiniyye”——依然在新的名字出现之后沿用了数个世纪。直到1930年，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才正式将伊斯坦布尔定为这座城市的名字 【30】 。
我们还有另外的证据说明奥斯曼人征服拜占廷之后延续了其传统。有些名号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一点，从穆罕默德二世开始，这些头衔常被奥斯曼统治者使用：恺撒、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堡皇帝、罗马皇帝 【31】 。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奥斯曼人作为东罗马帝国的征服者，希望自己成为罗马的继任者。而他们的计划绝不止步于征服君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进攻奥特朗托就是征服罗马的第一步，可惜在他去世后，这计划不得不废止。苏莱曼一世在1537年进攻科孚岛时也曾筹划入侵意大利、占领罗马。他支持欧洲新教徒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即打破基督教世界由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把持的局面。17—18世纪，奥斯曼苏丹依然自诩“恺撒”或“恺撒中的恺撒”，同时拒绝承认其他更有资格者使用这样的称谓，包括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 【32】 。
威尼斯旅行家贾科莫，在奥斯曼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觐见穆罕默德二世并向他汇报：“只能有一个世界帝国，一种信仰，一个王位。为了征服世界，没有比君士坦丁堡更合适的地方。”希腊学者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宫廷上向奥斯曼君主介绍罗马的历史。希腊学者格奥尔格·特拉布宗写道：“没有人怀疑他就是罗马的皇帝。他掌握帝国的王位，他是正当的皇帝，而君士坦丁堡就是罗马帝国的中心 【33】 。”其他的学者记录了穆罕默德二世对古希腊与古罗马历史的狂热，穆罕默德二世寻访特洛伊，试图找寻希腊英雄埃阿斯和阿喀琉斯的墓冢，他曾在《伊利亚特》中读到他们的故事，同时他对亚历山大大帝和恺撒表示认同。即使在穆罕默德二世弥留之际，他依然坚持自己是罗马的继任者。他没有选择曾经的都城布尔萨，那是先前苏丹入葬的城市，他希望安葬在新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尤其是，他的葬礼也要仿照君士坦丁堡的缔造者——君士坦丁大帝的葬礼仪式和规格 【34】 。
征服君士坦丁堡是战术和战略上的重要转折点，奥斯曼人从此掌控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将其在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两地的统治联系了起来。但正如评论家所说，这还是一次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君士坦丁堡在伊斯兰宗教和世俗层面都享有特殊地位 【35】 。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经预言：“有朝一日，君士坦丁堡将被征服。一位伟大的埃米尔和一支强大的军队将完成这个使命。”之后在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将这座城市与先知的同伴阿布·阿尤布联系在一起，他在688年穆斯林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不幸殒命。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后，阿布·阿尤布的陵墓在城外的埃于普被“发现”。于是埃于普成了穆斯林的又一处圣地，新任苏丹敬奉埃于普也成了登基仪式重要内容。君士坦丁堡与先知产生了联系，征服这座城成了伊斯兰教的启示。君士坦丁堡确实是那颗“红苹果”，如奥斯曼人所说，这是他们渴望的终极奖赏 【36】 。通过征服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证明了自己是罗马和拜占廷直接的继任者，同时继承了这一名号包含的建立世界帝国和普世主义的使命。这一过程中的“权力交接”就像从罗马到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过渡一样直接。
即使在1516—1517年，塞利姆一世征服了埃及和叙利亚，以及其他有着不同传统的伊斯兰地区之后，奥斯曼苏丹仍认为自己具备罗马人所说的普世情怀。塞利姆一世自称“世界征服者”，而他的儿子苏莱曼一世（“苏莱曼大帝”），进一步征服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地区，续写了帝国霸业。在于1538年刻于德涅斯特河湾的一处碉堡上的铭文中，苏莱曼一世自诩“上帝的仆人，世界的苏丹”。他以自己的名义将穆斯林和基督徒联系在一起，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让他们组成了普世性的共同体。
我是苏莱曼，一个在麦加和麦地那的布道中会听到的名字。在巴格达，我叫作沙阿；在拜占廷，我叫作恺撒；在埃及，我叫作苏丹。我的舰队驶向欧洲，驶向马格里布和印度。我是继承了匈牙利皇冠和王位的苏丹，允许他们成为我的奴仆。彼得鲁在领军叛乱，而我军的铁蹄会将他踏进尘土，我是摩尔达维亚的征服者。 【37】
从各个角度来说，奥斯曼人都可以被视作罗马人的继任者，但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尤其耐人寻味。阿诺德·汤因比从二者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中获得了启发，他认为，尽管看起来恰好相反，但奥斯曼帝国至少在初期并未站在罗马的反面，而是延续了罗马培育、保护和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基督教在中世纪都面临严重威胁，只有凭借新生帝国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在西方，罗马的基督教经历过“困难时期”，特别是在蛮族入侵和罗马覆灭那段时间，直到神圣罗马帝国出现才被挽救。这也恰恰是奥斯曼帝国为希腊东正教所做的贡献，与拜占廷和东罗马帝国所做的相似。拜占廷也经历了其“困难时期”，大致从11世纪开始，特别是在1071年被塞尔柱人打败，以及在1204年遭遇来自罗马军队的攻陷和洗劫，甚至在帝国内建立了罗马王国。正是奥斯曼人将希腊东正教从这样悲惨的处境中拯救出来。汤因比说：“奥斯曼帝国缔造者的历史功能就是终结东正教社会的‘困难时期’，在政治上，联合团结东正教社会所有力量，建立了统一的、由来自异域的奥斯曼人所统领的世界 【38】 。”
所谓的“异域”，或许是比较激烈的措辞，但这是汤因比观察晚期奥斯曼历史得出的结论，而不是站在早期奥斯曼统治者的立场，如汤因比所说，奥斯曼人从根本上重建了摇摇欲坠的拜占廷。和其他学者一样，汤因比相信，随着伊朗萨法维王朝和东部什叶派穆斯林的崛起，奥斯曼帝国将被迫适应新的国际局势，必须改变国家的某些特质。我们将在之后看到，这一观点的具体内涵和可信性。但汤因比这一说法的亮点在于，奥斯曼帝国在建立之初，既是对拜占廷的重构，也是对其的终结。在广袤的东正教世界，奥斯曼帝国带来的是久违了的和平稳定。在奥斯曼行政体系内，东正教廷和神职人员被保留，并给予了相当的地位。
东正教团体有权在宗教官员的监督之下举行宗教活动。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广大地区的震慑力，将欧洲的势力挡在了海湾之外。
此后，东正教最高教义说明，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是上帝的旨意，他们维护了东正教的完整。这一观点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延续性，即拜占廷让位于奥斯曼，正如之前覆灭的罗马，此时的拜占廷失去了保护和传播信仰的资格。苏丹被尊为“罗马基督教王国的直接继任者，也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继任者”
【39】
。直到18世纪，东正教依然清楚地阐述着这类观念，如1798年耶路撒冷牧首出版的《父亲训诲》所说：“看啊，仁慈而万能的主，神圣的东正教信仰得以保留，万民得救；主在罗马的领土之上凭空造出奥斯曼人的强大帝国，因罗马早已背离东正教信仰；在主的眼中，奥斯曼人的帝国高于其他，毫无疑问，它的存在遵循了主的意志
【40】
。”东正教和奥斯曼人达成了和解，奥斯曼人不再是基督教心目中的蛮族敌人，而是基督教的守护者。直到19世纪，奥斯曼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基督徒，而是帝国境内某些极端分子和叛乱者发起的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