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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保罗·维特克的圣战士假说以及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我们会发现，把奥斯曼帝国视作来自“东方”的、立场鲜明反对西方和基督教文明的伊斯兰国家，是多么荒谬。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常态，学者总是强调差异，但是当我们仔细阅读维特克的著作，会发现他的立论中缺少微妙与精细的分析。无论如何，维特克强调宗教，即伊斯兰教对早期奥斯曼人的影响，后世的研究著作也认为，与维特克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者，比如柯普吕律及其学生哈里尔·伊纳尔哲克，都深受15世纪末至16世纪奥斯曼文献材料的影响，太过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属性。
有些学者，如杰马尔·卡法达则强调比提尼亚和附近地区奥斯曼人“身份的流动性”，奥斯曼人允许穆斯林和基督徒融合，演进兼容并蓄的文化，如同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他认为，奥斯曼人的成功在于他们有效地扼制了安纳托利亚边境社会的“流动性与多变性”，而用“稳定与集权”将其压制 【23】 。
希思·劳里在描述早期奥斯曼世界时做了进一步的解释。14世纪的比提尼亚是一个“多宗教和多民族的社会”，这说明，“奥斯曼一世和儿子奥尔汗一世更愿意和比提尼亚临近的基督教徒和平共处，而不是让他们改宗伊斯兰教”。14—15世纪初，改宗伊斯兰教并非晋升奥斯曼统治精英的条件。但改宗伊斯兰教对一部分人是有足够吸引力的。“无论是垂涎国家政策的优厚待遇（农民），还是出于分享战利品的现实考虑（拜占廷贵族），比提尼亚（以及之后整个巴尔干）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当然主要是被丰厚的战利品吸引，选择加入奥斯曼帝国。解放奴隶、逐渐同化、互相通婚，这些宗教和文化上的改变和手段，源源不断地为奥斯曼帝国输入人口。” 【24】 但这种观点与维特克的加齐（圣战）假说相悖。奥斯曼人的目标不是让他人改宗伊斯兰教，而在于“战利品、掠夺和奴役……奥斯曼帝国的铁蹄横扫比提尼亚，直入巴尔干，不是依赖宗教的狂热，而是出于一个侵略性联盟的贪欲与野心” 【25】 。
在卡法达和劳里的研究基础上，凯伦·巴基用网状结构来解释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过程，以及为什么奥斯曼人能在安纳托利亚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她说：“各地之间的边界虽被承认，却总被侵蚀进犯。奥斯曼一世、米哈尔和埃夫雷诺斯（奥斯曼帝国的缔造者）成功地打破边界，将不同族群联系在一起，将大家团结在统一大业之中……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是边界谈判交易的结果，具有强烈的宗教特性。这一过程的反讽之处在于，我们清楚地看到西方在进一步巩固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动辄反对并压迫东正教徒，于是穆斯林和希腊东正教徒走到了一起，奠定了这一多元国家的基础 【26】 。”
劳里所说的是基于早期奥斯曼统治下的“宗教自由主义精神”，改宗和同化相对而言没有太多限制，基督徒与前基督徒都能进入行政和军队高层。奥斯曼的政策主张“调和”与“激励”，对于本地基督徒，奥斯曼人将土地分给这些因战争背井离乡的农民，保障他们的权利，减轻税负，农民的生活在奥斯曼要优于d拜占廷。对待基督教地主也是如此，只要他们接受奥斯曼的统治，其土地所有权也能得到保障，他们封建领主的名号将转变成奥斯曼的提马尔，即拥有土地并从中获利的封建骑士。
劳里认为，不只是基督徒农民，大量拜占廷–巴尔干地区的贵族都进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阶层。人们通常认为，基督徒和前基督徒的发迹是因为14世纪末的德米舍梅制度，该制度由苏丹穆拉德一世和苏丹巴耶济德一世确立。穆拉德一世沿用征调战俘这一古老的做法，由基督徒战俘组建了第一支苏丹禁卫军。巴耶济德一世将这一举措制度化，定期在巴尔干的乡村和其他地区征调年轻基督徒。
被选中的基督徒青年必须改宗伊斯兰教，之后会被送入宫廷学校，在那里受训为一名战士或政府官员。
我们知道，早期奥斯曼帝国的最高层统治者不少都曾受益于德米舍梅制度。1453—1600年的34位大维齐尔，即奥斯曼政府最高官职和苏丹的副手，有30位都是德米舍梅制度的应征者。事实上，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总共215位大维齐尔，其中超过2/3有基督教背景。当然，这些前基督徒不一定是农民——通常被认为是应征的主力——这些大维齐尔中许多人是拜占廷–巴尔干贵族，而他们被认为是最不服从奥斯曼统治的阶层 【27】 。
奥斯曼人建立的“混合体”国家，高度融合了伊斯兰教和拜占廷基督教的文化与政治体制，让穆斯林与基督徒和平相处，可这种做法并非没有隐患。学者发现在14—15世纪初，大量“异教”传教士在奥斯曼境内宣称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的地位同等重要，并主张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合并统一。这些学者常常因为谢赫贝德尔丁叛乱陷入迷思，这场叛乱发生在1416年的鲁米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是自帖木儿入侵后严重威胁奥斯曼帝国存亡的事件，最终被残酷镇压。贝德尔丁，特别是他的门徒波尔克卢塞·穆斯塔法和之前那些传教士一样，宣扬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调和，劳里认为，“在由穆斯林和基督徒组建的国家中，主流宗教从一开始就把穆斯林和基督徒联系在一起，这场运动无非是想让两种信仰合二为一”，成为所谓的“伊斯兰基督教合并主义” 【28】 。虽然奥斯曼人采取了和平共处的态度，他们也依赖应征进入军队和官僚系统的基督徒的服务，但对于奥斯曼人来说，这些思想有些过了头，因为奥斯曼人毕竟从未宣称放弃伊斯兰教。但是对于贝德尔丁叛乱的残酷镇压说明了问题有多严重，以及奥斯曼内部的“伊斯兰基督教合并主义”的思潮是多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