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公民、种族、民族

克劳狄安的演说经常被人引用的内容是罗马对待臣民的态度。克劳狄安在诗中盛赞罗马“召集那些被打败者，赋予他们公民权，与远方的民族缔结情谊”。这作为罗马统治的一方面在之后数个世纪引发了评论者的兴趣。在克劳狄安之后不久，出生在图卢兹的诗人卢提弗斯在回到高卢的途中写下一篇史诗——《归途纪事》（417），他指出这正是罗马文明教化使命的核心。

汝将异族之境纳入国土；

法外领地得到帝国庇荫；

用法律慑服难驯的异族，

茫茫荒野建起座座城市。 ^【72】

在文艺复兴时期，罗马因为其对待非罗马人的态度而独树一帜。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著罗马史前十书》（1531）中认为，希腊城邦如雅典和斯巴达的社会发展停滞乃至最终灭亡，原因在于对待“异类”和外国人的敌意态度；恰恰相反，罗马“消灭了邻居”，因而变得更强大，因为罗马维持着一条“为向往归化的人而设的开放且安全的通道”，并给予他们“赢得荣誉的机会”，其中包括授予公民权 ^【73】 。

和马基雅维利一样，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公民权是罗马兴起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面向外族的自由归化政策是成为帝国的先决条件……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罗马媲美；因此，罗马成了最伟大的帝国。”培根补充道，“罗马殖民扩张的过程，就是罗马的风俗传统移植到其他国家的过程；两种制度融为一体，好像不是罗马在世界上扩张，而是世界在罗马的土地上发展，这无疑是伟大的 ^【74】 。”其他国家往往闭关锁国，自负地捍卫本土文化和公民权，而罗马继承了亚历山大帝国的传统，对外开门广纳，吸收各地民族、习俗、宗教，同时使自身政策和文化与世界接轨。

“罗马化”这个概念指的是罗马法律、城市规划、行政管理向帝国各地传播的过程。 这并不意味着特别是大众层面的文化与族群的差异性被消灭。相反，罗马对于本地文化通常很宽容，本地崇拜与方言被允许存在。 但帝国各地的精英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有着统一的物质与政治文化方面的罗马特色。意大利各个行省城市的庙宇、剧院、宫殿、乡间小屋、道路、浴场、广场、运动场、雕塑和墓碑，都仿照罗马的样式。本地势力先在市议会中失势，之后进一步失去在官僚体系和军队中的控制权，而彻底罗马化的拥有土地的贵族开始接管地方，这样的治理模式被英国人在治理其庞大帝国时大加推广。拉丁语是本地上层社会的语言，至少在西罗马帝国如此，在帝国的历史上，想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必须努力学会拉丁语。 上文提到的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和克劳狄安就都出身外省，还有出生在西班牙南部的梅罗波德，他是一位有着法兰克血统的罗马将军（参见斯提里科），同时也是著名的罗马诗人和演说家（以及战士），在拉文纳的帝国宫廷任职 ^【75】 。

有朝一日能说出“我是罗马公民”，这是大多数罗马臣民梦寐以求的奖赏。公民权是罗马悬在人民眼前的触手可及的奖赏，是对忠于罗马、尊重法律与制度的臣民的公平回报。这正是罗马与之前的希腊（而非马其顿王国）的不同之处。对于是否要吸收中部和北部高卢人，即与南部罗马化的那尔滂地区的高卢人截然不同的长毛高卢，罗马元老院表示反对。皇帝克劳狄乌斯对此的态度与几个世纪后马基雅维利和培根的观点完全一致。“斯巴达与雅典，尽管有着杰出的军事实力，仍然失败的原因是将被征服的臣民视作异类。而从罗慕路斯开始，恰恰相反，我们不止一次运用高超的智慧，在一夜之间将敌对民族变成罗马公民。”皇帝的这番话背后有丰富的例证作为支持，这是罗马的方式，可以追溯到罗马兴盛之初，也是罗马崛起的根源。罗马皇室就是被罗马征服的萨宾人，“立刻成为罗马公民和名门望族”，有人鼓励皇帝“采用同样的政策，吸收各地更多精英为罗马所用”。皇帝指出，在高卢之战后，“和平与忠诚才是政权的保障。让他们学习我们的习俗与文化，和我们通婚，带着他们的财富来到罗马，而不是留守当地”。塔西佗说，元老院批准了皇帝的提议，不仅是罗马的公民权，连最高职位也应该开放给蛮夷，只要他们诚心归顺，并且学会罗马的这一套 ^【76】 。

开放公民权是一个缓慢而稳健的过程，从说拉丁语的邻居开始，同盟者战争（公元前91—前89）之后，意大利同盟加入其中（公元前89年），之后阿尔卑斯山南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也被吸收（公元前49年）。再后来，整个意大利都统一在罗马的旗帜下。在帝国的统治下，公民权逐渐开始授予非意大利行省的人民。212年，这一过程达到顶峰，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宣布罗马公民权原则上开放给所有帝国的自由民。这一政策被认为不过是对前一个世纪稳步发展的清理和收尾，但其象征意义毋庸置疑。此举以坚决的态度宣扬了帝国的统一与气度，即“罗马人民的伟大”。 公民化的结果是将臣民提升为罗马世界中平等的个体，并在文明的世界上吸收更多人的加入。“于是，他只需是文明世界的自由居民，就能成为罗马公民 ^【77】 。”而这一时期的“蛮族”是身居帝国之外，享受不了文明福利的族群。这时的罗马也可能像之前那样，存在享有公民身份的“内部蛮族” ^【78】 。“罗马人”与“蛮族”、文明与蒙昧的区隔，在战争期间越发加剧，割裂着世界。

或许这是缓慢历史进程导致的结果，然而卡拉卡拉的命令却标志着罗马新的开端。它象征着帝国已经摆脱了罗马人对其命运的掌控，帝国成为皇帝及其仆佣——军队和官僚构成的共同体。理查德·布克纳认为，“这是世界性的公民权与罗马统治的冲突”。卡拉卡拉的命令提到“罗马世界”一词而非“罗马人民的帝国”，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全能行政权”（罗马世界中的人将成为罗马公民）。在布克纳看来，舞台已经搭好，基督教概念的罗马登场亮相，这是“皇帝的帝国”，帝国系于皇帝个人。因此，皇帝可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米兰、拉文纳，或之后在神圣罗马帝国，甚至远在高卢和日耳曼地区找到安身之所：皇帝在哪里，哪里就是“罗马” ^【79】 。

提出“卡拉卡拉开端说”的迈克尔·多伊尔，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不过站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他赞同社会自由度与参与度降低的说法。但他质疑，卡拉卡拉之后，在“两大政治实体互相制约”的意义下，罗马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称为一个帝国，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主题。“在卡拉卡拉的统治下，罗马公民的权利逐渐削弱，但依旧平等。罗马还是那个一族人控制另一族人的帝国吗？事实上罗马成为帝制的典范：族群间的政治差异已被消除 ^【80】 。”多伊尔与摩西斯·芬利关于帝国的观点异曲同工，他们不认为帝国只是国土辽阔的国家，而应该严格符合某个族群或政权统治另一些族群或政权这一特征。然而，芬利断言，“当卡拉卡拉将公民权扩大到领土上几乎所有的自由民……这标志着罗马已经不再是一个帝国” ^【81】 。

多伊尔和芬利试图说明，因为推行平等的公民权，罗马几乎成了一个民族国家，而不再是帝国，因为公民权往往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核心原则。如果是这样，讨论民族国家的诞生就必须和罗马联系起来，因为在古代，没有哪个国家拥有罗马这样的公民权 ^【82】 。

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帝国与民族国家可能看起来非常相似，即使其原则相左，但在具体施政上也如出一辙。具体来说，我们选择怎样的叙述，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想法。但无论卡拉卡拉的政令还有什么其他的寓意，也很难说这就代表了帝国的终结。在西塞罗、埃留斯·阿里斯提德斯、普林尼、斯特拉波、克劳狄安、乌提鲁斯和其他人看来，无论罗马人还是外省人，将公民权开放给所有罗马臣民是罗马最高且最具特色的准则。这是罗马独一无二，区别于古今其他一切政权与帝国的原因。19世纪历史学家和法学家詹姆斯·布莱斯在比较了罗马和英国之后，认为在这一点上英国绝没有试图效仿。“完全没有，”他说，“帝国公民的身份是罗马维护统一与强盛国力最重要的原因……在3世纪，无论是高卢人、西班牙人、潘诺尼亚人、比提尼亚人，还是叙利亚人都称自己为罗马人，从各方面考察他们也的确是罗马人。帝国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帝国的荣光就是他们的荣光，这一点他们和任何出生在罗马城的人没有两样。因此，没有理由质疑这些人的忠诚，没有理由不让他们去指挥战斗，或在和平时期派他们出任官员，管理那些出生在意大利的臣民 ^【83】 。”

与布莱斯同时期的政治学家C.P.卢卡斯认为，“在历史上，罗马人坚定地、一步步地将一座小城扩张为世界性的共同体” ^【84】 。即使是在卡拉卡拉之后，这也是罗马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区别。哪个民族国家要占领全球？哪个民族国家存在这样的意图？无论多么关注自己，民族国家毕竟会接受其他民族国家的存在。而帝国尽管被迫和其他国家或帝国打交道，却并不以为然。因为到最后，只能留下一个帝国，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作为文明与教化的使者（见第一章）。没有帝国像罗马一样表达过这样的信念。正如克里斯蒂安·蒙森所说，“对于这种论调，罗马人再熟悉不过，他们的国家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某种意义上，也是唯一的大国” ^【85】 。罗马即世界，在3世纪的《罗德海法》中，罗马皇帝是“世界的统治者”。作为罗马天主教廷的首脑，教皇在复活节向“罗马城与全世界”发表讲演，他在传达的是罗马所宣扬的统一与身份，这也是天主教廷所要继承的精神。

罗马的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均一性的趋势背道而驰，追求族群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无论帝国与少数族群和“多元文化”存在怎样的冲突矛盾。另一方面，公民权与种族、族群或民族无关。除了极少数特例，几乎所有罗马的研究者都认可这一点。 罗马人当然大可鄙视所谓“蛮族”，无论是帝国内的还是边界之外的，但是大家的共识是最终通过同化与吸纳，不存在无法超越的“种族”，不存在生物学上的桎梏（除了顽固不化、与罗马的生活方式激烈对抗的犹太人）。蛮族也能文明化，穿上罗马人的服饰，高卢人（长发高卢人）也变得文明起来。他们学会了种植葡萄与橄榄，放弃面包就粥的吃法，喝葡萄酒而不是啤酒，在城市定居，学会沐浴洗澡。总之，他们将被罗马化。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前景，绝大多数蛮族，特别是其中的高层都对此无比拥护。斯特拉波提起西班牙的图尔德泰尼人时说，“他们学会了罗马的生活方式之后，遗忘了本族的语言，成了穿长袍的族群” ^【86】 。

很多人认为，与现代帝国相比，罗马的特殊性在于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从一个城邦国家发展为帝国，却没有民族概念。罗马起源的神话强调罗马立国的原则是包容与多元。罗纳德·赛姆说：“许多国家都会美化拔高自己的出身，而罗马起源的传说却在赞美一帮杂种和强盗 ^【87】 。”在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看来，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路斯让这座城市成为“难民的避难所，周边各色人等蜂拥而至，无法分辨他们到底是自由民还是奴隶，都渴望在这里过上新的生活，这些人是这座城市生命力的来源” ^【88】 。 古罗马历史学家塞勒斯特也注意到罗马多民族的起源，他补充说：“他们走进罗马城的城墙内，开始共同生活，放下了血统、语言、生活习惯的差异，出人意料地合为一体，不久后，背景各异的移民组成了同一个民族 ^【89】 。”

但这又绝非现代意义上，更不是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罗马人的“混杂”本质在罗马掠夺萨宾妇女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展现。面临两族交战的威胁，萨宾妇女在敌对双方中间达成和解，结果导致萨宾人融入罗马。李维说，罗马和萨宾领袖“不仅讲和，也让两族人团结如一家” ^【90】 。皇帝克劳狄乌斯总以自己是萨宾人而骄傲；西塞罗则认为，是高超的政治手腕将萨宾和罗马牢牢地绑在一起，建立了所谓“即使是敌人也要纳入国家体系”的原则，这是罗马发迹的开始 ^【91】 。

随着罗马疆域的扩张，公民权逐渐开放给各地族群，非罗马人和非意大利人成为帝国行政体系的鲜明特色。之后的评论者站在现代帝国的角度，对罗马拱手将帝国让与他人表示惊诧。如此一来，帝国的理想将何以为继？这是以帝国为名的罗马苦心经营的理念。然而“罗马”现在成了对外开放，意涵丰富的象征符号。2世纪后，即使罗马城也不再是帝国的中心：皇帝所在即“罗马”的所在，而皇帝通常驻守在帝国边疆。如布莱斯所说，“罗马城就是帝国，帝国就是罗马……，最后，罗马城失去了自身的历史，除了其伟大的建筑传统，罗马城已经彻底和它所在的帝国融为一体” ^【92】 。不仅是非意大利行省，在高卢、西班牙、非洲、巴尔干行省如达尔马提亚和帕诺尼亚、东部行省如叙利亚和亚细亚等地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中，外族人士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而且占据高位。即使在最高掌权者中，也不乏非意大利裔君主，比如非洲的赛普蒂默斯·塞维鲁，西班牙的图拉真、哈德良和狄奥多西，达尔马提亚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叙利亚的黑利加阿巴卢斯和亚历山大。正如P.A.布伦特所说，“如果在罗马时代，尼赫鲁和恩克鲁玛都有资格成为帝国的最高掌权者。在3世纪，大多数元老院成员不是意大利人。图拉真之后的君主大多来自地方行省，罗马都城在247年庆祝其千年诞辰，但当时的统治者是一位阿拉伯领袖” ^【93】 。

对于那些关心罗马与后世帝国比较的人来说，罗马的世界主义，与古代社会传统的仇外情绪完全相反，这恰恰是罗马的闪光点。但也有人疑惑：现代帝国的非欧洲人口比例极高，是否可以贯彻罗马的理念，通过同化以及相关政策推行罗马化？这是萦绕后世帝国研究者心头的问题。法国人至少在政策理论上，而非具体操作上，有着和罗马最为接近的同化政策。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向来是模棱两可，他们不确定印度人和非洲人是否真能转变为不列颠人（甚至英格兰人）。对于内陆帝国如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国家比邻而居，罗马的同化模式似乎是最为自然的选择。然而出于各自的理由，它们都选择践行罗马的另一条经验：建立共同体，树立对帝国的忠诚，但允许不同族群保留相当程度的宗教、语言和习俗。罗马的遗产着实复杂，既追求共同的帝国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多元与差异。

我们将在之后讨论这些问题将如何影响帝国的发展。但我们先要回顾罗马政治遗产中的最后一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基督教的发明与传播。 ++au3TgcG+WgcqcBAM+6dRJ3xsAcImuLDCOISxnd4YQiiNQiaDRVfY2mRCI1mT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