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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最后的结论是什么？盖尔纳、安德森和其他学者是否错误地区分了帝国与民族？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民族主义？
马克斯·韦伯发现，所有大国出于建立威望的考虑，都存在帝国主义或“对外扩张”的倾向，而民族则不然，民族从自身出发寻求自豪感与基本原则。“并非所有政治实体都具等同的‘扩张’性。并不是所有都寻求向外扩张，或蓄势待发通过并吞或煽动独立的方式，吸收其他领土上的政治势力。于是作为一种权力结构，各种政治实体向外扩张的程度各有不同” 【90】 。英国、法国和德国或许有建立帝国的需求，而瑞士和挪威则没有这种需求。
这一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角度，说明在不同的时代帝国和民族如何交替流转。在现代史的开端，西班牙和葡萄牙让人们相信帝国是唯一宣示存在的方式。不列颠人、荷兰人和法兰西人随即在自己的国家效仿帝国模式，也获得了成果。之后的19世纪，民族势力抬头，民族国家模式似乎是让各方更满意且更务实的选择。尤其对于一些小国或弱国，譬如意大利、波兰、爱尔兰、挪威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斯拉夫人，情况更是如此。对这些族群而言，帝国是敌人，而非目标。
但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同，不止在小国或弱国中生根发芽。在同一个国家内，包括那些大国，我们都能看到民族和帝国的紧张对抗。在19世纪，丢掉北美的殖民地后，英国的本土主义者提出现有的帝国体系会对英国的利益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将腐败蚕食国民的道德标准和本土的政治秩序。他们主张未来的英国应摒弃帝国事务的纠缠，树立和平繁荣的榜样，作为单一民族国家在全球施加影响力
【91】
。
1871年普法战争，法国丢掉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后，帝国主义者仍期待自己国家具备与英国匹敌的国力，但民族主义者认为恢复沦陷的国土才是关系民族荣誉的大事，而帝国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92】
。
尽管有相似之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指向仍然不同。民族主义接纳不同民族的特性，主张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在帝国林立的世界不可想象，帝国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设想重建世界。J.A.霍布森意识到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然而他认为有必要在研究之初就阐明，与民族主义寻求共谋关系的那种帝国主义，属于非常新颖、不太寻常的异类。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类帝国与具备竞争意识的民族形态相似，都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作为终极目标，但帝国的真正价值在于建立大一统和推广普世价值。
帝国之间所谓的竞争关系，本质上是一个现代观念。在古代社会和中世纪，帝国的定义是在某个政权之下多个邦国的统一，管辖范围覆盖全部已知的疆域，例如罗马统治下的所谓“罗马和平”。罗马公民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分布遍及当时已被探明的世界，从非洲到亚洲，从高卢至不列颠，这一时期的帝国主义具有国际主义色彩。虽然罗马覆灭，但单一帝国统治文明世界的模式并未消失。相反，在命途多舛的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之后，这样的思想仍然在流传。即使在4世纪末，东、西罗马帝国分裂后，各个国家仍以不同的政治模式维持。在每一次分裂与矛盾冲突中，尽管许多王国与行省纷纷脱离帝国获得独立，但大一统的思想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曾是查理曼大帝公开宣扬的理想……而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一世不仅复兴了这一理想，还在中欧的土地上将它变成现实，而他的后代查理五世更是将帝国的统治延伸到奥地利、德意志、西班牙、尼德兰、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一统欧洲的帝国鸿猷也激励了后来的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拿破仑。 【93】
这一观点被之后关于帝国思想的研究证实 【94】 。霍布森认为“帝国的国际主义”虽在延续，但已式微，特别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带来“人文主义世界大同”之后，终于在19世纪“民族主义大潮兴起前彻底失败”。他认为，如果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到位、处理得当，则不一定会与国际主义相冲突。但民族主义一旦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与竞争联系上，将“良性的民族间的竞争蜕变成你死我活的帝国主义的杀伐征战”，就将威胁“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95】 。
今天人们对于帝国的兴趣很大程度是因为人们对20世纪民族主义的泛滥产生了反感，特别是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政权的残酷统治。这无疑引发了人们对逝去帝国的怀旧情绪，并且认为历史上的帝国经验对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消解民族国家冲突具有借鉴价值，更不必说对日渐复杂的“多元文化”共同体的治理（它们本身也是之前帝国的遗留产物）。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情绪，它都确实强化了许多人关于帝国和民族的想象，尽管两者以有趣的方式重叠，但最终却在各自的原则上建立了不同的世界。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与民族主义牢牢占据着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至少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如此。美国独立战争打响了近代反殖民统治的第一枪，象征着西方反对帝国专制的开端。此举受到了不只法国，而是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的热情拥护，而法国确实也在推翻旧政权统治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狄德罗、赫尔德、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甚至杰里米·边沁都强烈地谴责帝国 【96】 。帝国被当作过时的古董，仍沉醉在诸如“荣誉”、“庄严”、“伟大”和“光荣”之类落伍的妄念中。帝国对其他民族的压迫最后转移到了自己头上。尽管帝国曾是财富之源，最后却给国家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同时它还败坏了民众的道德根基。
但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具体效果上，民族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并没有得偿所愿。19世纪晚期，欧洲（包括美洲）的帝国主义，先后投入“非洲争夺战”，英俄则在中亚展开了“大博弈”，欧洲强国再次划分地球版图。很少有人知道，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政策上，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初，帝国在欧洲依然存在，而且在19世纪继续影响着大国政治。之前人们认为在19世纪中期存在帝国主义的“断层”，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兴起，今天回头看不过梦一场，只揭示了部分事实。例如，英国在失掉北美殖民地后，马上投入亚洲的殖民扩张；而同样丢失北美殖民地的法国也在1830年开始经营非洲，继而征服阿尔及利亚，当然也不要忘记拿破仑试图建立帝国的企图（见第六章和第七章）。
欧洲的政策及其实施依然体现着帝国的影子，正如在欧洲思想界也存在帝国主义的思潮。不仅包括种族主义和右翼思想家，如托马斯·卡莱尔和亚瑟·戈比诺，当然这些人的大受欢迎证明了在19世纪初期和下半叶存在盛赞帝国的民意基础。1821年拿破仑逝世后，《拿破仑观念》一书中鼓吹的复兴帝国的思想，对很多法国政治家极具吸引力，尤其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缔造者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97】 。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转向帝国”这种说法也被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认可。穆勒和托克维尔怀着些许忧心，皆试图为祖国的帝国行径建立合法性，他们的根据是，帝国只是将文明传播给文明程度未达到欧洲水平的民族 【98】 。19—20世纪，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强国的思想家耗费毕生精力，试图为帝国主义思想正名。
我们需强调一个常被忽略的观点，那就是帝国相比民族国家建立了更现代的世界秩序。“民族国家的时代”并非“帝国时代”的接替，民族主义也没有继承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当然是新生事物，而19世纪的帝国主义也激发了新的思潮与活力。帝国前所未有地被贴上民族的标签，最明显的例子是希特勒在20世纪30—40年代试图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英法两国的对抗与竞争，相比之前18世纪的“大国角力”，增加了更多民族主义的元素。但它们并没有在成为帝国的道路上止步，这证明了英法两国的原则与目标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英法意在征服世界，而非控制局部地区。
帝国的消亡，即使是形式上的消亡，也是较近代发生的事。帝国存在过的痕迹不难找到，尤其在人口集中的欧洲主要城市。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处境。因此需要仔细考察帝国的治理原则。特别需要关注统治者阶层，他们如何认知自身，如何为帝国统治寻找合法性。大卫·休谟说，“强权与暴力”当然是帝国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也绝不是帝国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缔造并维持帝国的统治者，所谓的立国者，如何建立其身份认同？如何将政治理想付诸实际？这一过程将怎样影响他们对自身的认识？帝国的覆灭对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帝国的历史与整个人类历史一样，蕴含着丰富的可供挖掘和解读的材料。本书侧重于较现代的几大帝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帝国研究容易囿于某种范式，限于某个时期。从根本上看，帝国对同时期的竞争对手异常敏感，而且对历史上的政治前身也极为在意。有时两者历史间隔不远，就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之于更年轻、更具活力的英国和法国，直到20世纪依然会对后两者产生影响，即使帝国的势力已近苍白无力。但对于所有欧洲的帝国来说，罗马都是举世无匹的典范，作为罗马继任者的欧洲各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更像是条条大路始自罗马。罗马是灵感之源，即使它也作为帝国衰亡的典型而使警钟长鸣。接受过古典学熏陶的现代帝国的统治精英，无不推崇罗马，向其学习仿效，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新罗马”。但他们也试图超越罗马，从罗马制度的积弊与罅隙中吸取教训，将帝国建立在更加牢固的根基之上。所有的夙愿不过如梦幻泡影，正如托马斯·格雷所说，“荣誉之路通向坟冢”。但人类的一切制度难道不尽然如此吗？帝国也不例外，比起其他悠久的人类历史的遗产，帝国留给我们的教益匪浅。
无论如何，在讨论现代帝国之前，让我们先回到罗马。我们已经考察过帝国意义下的罗马，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现在需要说明的是罗马究竟是什么，它如何认识自我，如何维持。无论其政治模式被怎样歪曲误解，罗马的思想与创举对后世所谓帝国为何物、应为何物、如何运作影响颇深。同样，罗马灭亡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影响，也警醒后世帝国避免罗马的厄运，为后世敲响沉重的警钟。没有哪个帝国能摆脱罗马的阴影，无论如何挣脱，罗马仍是它们无法逃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