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称她为“夫人”，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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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2月26日，玛丽·居里提交给法国科学院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她称自己和丈夫皮埃尔·居里发现了一个比铀的放射性要强100万倍的新放射性元素88号。

这个元素，他们命名为“镭”（Radium）。

而就在5个月前，他们刚刚宣布发现了新放射性元素84号——玛丽·居里建议用自己的祖国波兰（Poland）命名为“钋”（Polon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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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可能读小学时就知道的故事。

但为了使今天的故事能有相对的完整性，所以还是有必要简单介绍下玛丽·居里的生平。

1867年11月7日，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出生于波兰华沙市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1891年，她24岁的时候，到巴黎求学，进入巴黎大学理学院物理系。

1894年，因为想得到更好的实验环境，玛丽认识了当时的巴黎理化学校实验室主任皮埃尔·居里。一年之后，两人在巴黎结婚，玛丽从此随了丈夫的姓氏，成为“玛丽·居里”。

1896年8月，玛丽通过了巴黎理化学校的职称考试，在校物理实验室谋得了一份职位，从此开始与自己的丈夫皮埃尔·居里一起工作。

1898年，居里夫妇宣布发现了“镭”。这个宣布发布后，在科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你说你发现了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在哪里？你指给我们看啊！

为了提炼纯镭，居里夫妇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搭上自己的所有存款，买了十几吨沥青铀矿渣，开始艰苦的提纯实验，经历45个月几万次的提炼，终于获得了10克氯化镭。

于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1903年，居里夫妇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用来表彰他们对放射性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

而玛丽·居里的坎坷命运，也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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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1903年的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吧。

首先，这个奖并不是由居里夫妇单独获得，而是和别人分享的。分享走一半奖金的，是一个叫安东尼·亨利·贝克勒尔的科学家。

贝克勒尔是法国的知名物理学家，出身科学家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著名科学家，祖父还是皇家学会会员。贝克勒尔在1896年第一个发现了天然放射性（尽管他一开始错误地认为是荧光）。

事实上，贝克勒尔对天然放射性的发现固然功不可没，但他之后并没有做出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和理论成果。主要的工作，还是居里夫妇做的。

当然，贝克勒尔获得诺贝尔奖并非不合情理，但让人费解的是，在当时由四名著名科学家提名的获奖者中，一开始并没有玛丽·居里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的是贝克勒尔。

而真正做出重大贡献的居里夫妇呢？皮埃尔·居里被外界形容为“贝克勒尔的助手”，而玛丽·居里，被称为“皮埃尔·居里的助手”。

但事实是，对于放射性的概念和理论，玛丽·居里才是真正的开创者，丈夫皮埃尔是她的助手。1895年4月，法国皇家科学院就宣读了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的论文《铀和钍的化合物之放射性》——当时她还没和皮埃尔·居里结婚（皮埃尔·居里后来是在妻子研究镭两年之后才加入的，帮助改进了试验仪器）。

因为丈夫的坚持，玛丽·居里最终出现在了获奖名单中。但据说贝克勒尔曾这样说过：“居里夫人的贡献是充当了皮埃尔·居里先生的好助手，这有理由让我们相信，上帝造出女人来，是配合男人的最好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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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玛丽·居里毕竟还是从1903年的诺贝尔奖中获得了认可。但接下来等待她的，就是更残酷的命运了。

1906年4月19日，在获得诺贝尔奖三年之后，皮埃尔·居里在路上被马车撞到，当场身亡。

夫妇俩一路走来一直相互扶持，现在只剩下了39岁的玛丽·居里孤身一人。

然后，保罗·朗之万闯入了她的生活。

朗之万比玛丽小5岁，是皮埃尔·居里的学生，同时也是一位极有天赋的科学家。皮埃尔·居里去世后，朗之万成了玛丽的好朋友和可以信赖的科研工作者。在玛丽最艰难的时候，是朗之万帮助她一步步走了出来。玛丽·居里谢绝了法国政府的抚恤金，表示凭借在索邦大学任教，可以养活自己和女儿，而她在索邦大学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朗之万帮忙准备的教材。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了，友情慢慢变成了爱情——但朗之万是有妇之夫。

出身贫苦的朗之万，娶了一个小杂货店老板娘的女儿珍妮为妻。你很难去说这桩婚姻的对错，但因为双方学历和见识上的巨大差距，朗之万渐渐和妻子没有了共同语言——妻子不希望他从事任何研究，只希望他能挣更多的钱养家。

这对一个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妻子而言，也不是一个非常过分的要求，妻子要抚养孩子，操持家庭，她也有她的苦衷。只不过朗之万的追求肯定不仅是这个而已。恰恰珍妮的脾气似乎比较泼辣，据说曾打破过朗之万的头。

玛丽·居里起初是想调解的，她甚至批评朗之万对妻子太不客气了，但渐渐地，她发现他们两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而自己又深深爱上了朗之万，所以开始规劝他们离婚。

1910年，朗之万用自己的名字在巴黎索邦大学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那里成了他和玛丽·居里在一起的地方，玛丽称那个房子为“我们的地方”。

不幸的是，朗之万离婚失败了，更糟糕的是，他妻子拿到了玛丽·居里写给他的情书，然后这些信被捅给了法国的媒体。

整个法国轰动了——枯燥的科学研究怎么可能比名人八卦更有意思呢？

法国的《新闻报》《新闻小报》《作品报》等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玛丽·居里与朗之万的“神秘恋情”，并开始大量公布她的信件（但并不拿出原稿），还有媒体开始揣摩，是不是皮埃尔在世的时候，两人就已有了“奸情”。

玛丽·居里曾愤怒地还击，警告不要侵犯她的隐私，但很快被更大的民情所淹没——一些法国人开始袭击她的住宅，用石头砸坏她的窗户，有人呼叫“滚出来，外国佬”，或者是“偷夫贼”……

一封无法确定真假的情书被曝光。在那封信里，玛丽·居里流露出了对性的渴望。生性浪漫的法国男人似乎对女性表达出这种渴望怒不可遏，玛丽开始多了一个新的称号：波兰荡妇。

一批原本支持玛丽·居里的法国科学家也开始改变立场了，他们联名写信让玛丽离开法国，其中包括玛丽最忠诚的战友保罗·艾培尔。为此，艾培尔的女儿和父亲大吵了一架（女儿是居里的学生），那位从不顶撞父亲的女儿宣称要和父亲断绝关系，并说了一句话：“如果玛丽·居里是一个男人，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事实可能确实如此。

玛丽·居里一生的挚友爱因斯坦，在私生活上也是一团乱麻，却很少有人在意这些。在这件事上，爱因斯坦倒是写过一封信声援玛丽：“如果两个人相爱，那谁也无权干涉。”

那么那位同样要承担责任的男人朗之万呢？

他和居里分开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妻子的身边——条件是妻子允许他公开拥有一个女秘书做情人。多年以后，朗之万还被妻子允许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在一起。为了养活这个女学生情人，朗之万甚至还请求玛丽·居里在研究所为这学生安排了一个职位。

之后的三年，玛丽·居里住进了一家修女开办的医院逃避一切。

而除了她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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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法国公众对议论玛丽·居里绯闻的兴趣明显减弱了，因为在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面对拿石头砸她家窗户、称呼她为“荡妇”、要求她离开法国的法国人，玛丽·居里做出了如下行为：

首先，她把诺贝尔奖牌拿到银行，希望能捐给政府帮助打赢战争。当得知银行拒绝熔掉奖牌之后，玛丽·居里拿出了全部诺贝尔奖奖金，购买了法国的战争债券。

然后，玛丽·居里关掉了她刚刚建成的“镭实验室”，开始研究X射线。她的理由是：战争期间，进行镭元素的研究意义不大，X射线却有可能在战场上派上用场。

玛丽·居里先是说服法国政府让自己做了红十字会的放射科医生，然后说服自己的有钱朋友捐献车辆和钱财（居里夫妇本可轻松成为亿万富翁，但他们放弃了镭的相关专利申请，因为玛丽·居里认为这是科学的共同财富）。1914年10月底，玛丽·居里学会了X射线科学和人体解剖学，还考了驾照，掌握了基础的汽车维修技能。

然后，她在一台“雷诺”卡车上组装上一台发电机、一个病床，以及一台移动的X射线仪。

为了说服政府和军人们相信X射线对军队伤员的检查有巨大帮助，47岁的玛丽·居里，冒着生命危险，自己开车上了前线，让负伤的士兵上车检查。

子弹残片、榴弹炮残片，这些原来难以发现的弹片，在X射线的照射下都暴露无遗，大大降低了外科手术的难度。军官和士兵慢慢开始佩服眼前的这个小个子女人，他们把居里夫人开的那辆小卡车，亲昵地称为“小个子居里”。

而很多士兵并不知道，亲自为他们检查伤口的这个女人，是两届诺贝尔奖得主。

光一个人工作，玛丽·居里发现远远不够。她需要更多的车辆、更多的X射线仪来帮助伤兵。

于是，她为150名妇女开设了X射线学习班，并让女儿伊蕾娜来到战场，继续管理X射线仪。然后她又取回了自己的镭元素，并开始收集放射性气体（氡），制作空心针，用来为感染组织消毒。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宣布停战。

停战消息传来的那一天，玛丽·居里正在实验室收集氡。听到消息后，她立刻在窗户上挂出了法国国旗，然后将“小个子居里”开到街上庆祝。

那一刻，她比很多法国人看上去都更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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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7岁的玛丽·居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由于长期暴露在放射性下（尤其是在研究X射线那个时期），玛丽·居里得了恶性白血病。

在她去世后，法国政府才意识到她的X射线研究可能救助了数十万法国士兵，这才给她颁发了奖章。

而玛丽·居里因为长期在放射环境下工作，她的衣服、实验设备、各种笔记本都充满了放射性，人们只能穿上特殊的防护服才敢去接触它们。

在那个时候，终于没有人再去在意她的其他私生活，而是对她献身科学的高尚人格肃然起敬。

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名人当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

馒头说

曾经有人对“居里夫人”这个称呼有些愤愤不平。

因为玛丽·居里有自己的名字，在丈夫过世后，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很多荣誉，却一直还被称为“居里夫人”。

其实我倒觉得，在中文的这个语境下，“夫人”更多的是一种尊称，而不是代表婚姻的从属。

但从其他的一些方面来看，玛丽·居里确实遭遇过很多不公。

她之所以去巴黎读大学，是因为华沙的大学不收女学生。她虽然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毕业，却只能做一个中学女教师。她没资格在法兰西科学院朗读自己的论文。

1911年，她以一票之差落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理由是“科学院没有女院士”。

皮埃尔·居里去世后，实验室也与妻子没有关系，后来是玛丽多方申请才重新获得研究资格。

还有她的感情。

诚然，哪怕朗之万的婚姻再不幸，也不是她可以在他离婚之前就介入的理由，但她也尝到了各种后果。而朗之万，作为一个男人，出轨的责任似乎完全不存在，只要他最后回归家庭，一切就可以被原谅，留下玛丽一个人承受众人的嘲笑甚至侮辱。

值得一提的是，朗之万的原配珍妮后来允许他养情人，又是怎样的一种无奈和痛苦。

玛丽·居里曾冷静地对自己的女儿说：“在由男性制定规则的世界里，他们认为，女人的功用就是性和生育。”

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看看现在有些自己出轨的男人，舆论反而会先指责起被伤害的女方来：是不是忙于自己事业对丈夫不够温柔？是不是没有体会到丈夫的辛苦？只要他肯浪子回头，还是原谅他吧！女人不能没有家庭！女人有孩子有丈夫才叫人生赢家！

这是男人世界观设定的“赢家”吧！

必须承认的是，今天这个关于玛丽·居里的故事，与其说是在展现她伟大的人格和科学成就，倒不如说是在记录她为女性正名所做的努力和奋斗。

在最崇尚理性和客观的科学界，女性科学家的成功尚且如此艰辛，更何况其他各行各业？

这也是玛丽·居里夫人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的伟大之处。

爱因斯坦的三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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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爱因斯坦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自从1905年提出“光子假设”，解释“光电效应”之后，26岁的爱因斯坦其实就已经站到了世界物理学舞台的正中央。随着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提出，爱因斯坦一步步登上神坛，成为公认的自伽利略和牛顿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

其实给爱因斯坦任何荣誉，都不过分，但一个问题是：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会犯错误吗？

答案是肯定的。

有人曾统计过，爱因斯坦在物理理论上曾经犯过大大小小20多个错误。不过总的说起来，比较著名的失误有4次。

第一个错误就是一度被热炒的“引力波”。

“引力波”这个概念，是爱因斯坦率先提出的理论。但在提出这一概念20年后，爱因斯坦却认为“引力波”其实不存在，为此他还专门写了篇论文，表示自己改变主意了。

但事实上，2016年2月，美国科学家宣布探测到了“引力波”的存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最后一块“拼图”被补上。

第二个错误是关于引力透镜。这算个小错误。

什么叫引力透镜？我们戴的近视眼镜，就是一种透镜，光通过它会被改变方向，近视的人就能看清东西了。宇宙学认为，如果天体的质量足够大，它就会产生强大的引力，能把经过它的光扭曲，就像透镜能改变光的线路一样，所以叫引力透镜。

引力透镜依然是爱因斯坦预言的，但他依旧认为人类根本无法观测到，并且认为这个引力透镜根本不重要。

但现在，引力透镜已经成为科学家绘制宇宙图谱的最有用的技术之一。

第三个错误是宇宙常数，这个错误就相对比较大了，爱因斯坦甚至宣称那是他“一生中犯过的最大错误”。

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的时候，所有科学家都认为，宇宙是静止不动的，但用相对论的公式推导，却会得出“宇宙是运动的”这个结论。怎么办？于是爱因斯坦就在公式里自己加了一个可以调节的变量，用来反向排斥宇宙的膨胀，使宇宙保持静止。这个变量，就叫“宇宙常数”。

但是，大家都知道，后来我们发现，宇宙确实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膨胀的。如果爱因斯坦当时相信自己的公式，就不会去加这个宇宙常数了（当然，现在加速膨胀的宇宙又证明，宇宙常数有极大的存在价值，不过爱因斯坦当时没有预料到）。

前三个错误，其实归根结底，都是爱因斯坦的不自信造成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相对论”实在太过宏大和超前，以至发表者本人都到了不敢相信的地步。

而第四个错误，是抛开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涉及他和另一位物理大神玻尔的著名斗争——关于量子力学的争执。

虽然爱因斯坦用光电效应理论（他凭此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奖）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终生反对量子力学（这和他所接受的教育理论体系有关）。为此，他和玻尔（1922年凭借原子化量子模型获得诺贝尔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

爱因斯坦穷尽他的智慧，设计出一个又一个实验和模型，试图驳倒玻尔的量子理论，但后来事实证明，他设计的实验，反而都是证明量子力学正确的。

事实上，年少成名的爱因斯坦，在30多岁后就再也没有具体的物理学研究成果问世了（但还是有很多观点和论证对物理学发展做出很大贡献，包括和玻尔的争论），他将晚年时间都用在了建构“统一场”上，但一直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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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不说枯燥的物理理论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因斯坦的生活。

2014年5月28日，纽约大学斯柯博尔表演艺术中心上演了表现爱因斯坦感情生活的戏剧《亲爱的阿尔伯特》，导演艾伦·阿尔达表示：“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追求简单，但他的私人生活却混乱得不能再混乱了。”

这……大科学家的私生活，能混乱到哪去呢？

爱因斯坦的初恋情人，是自己的同班同学，来自塞尔维亚、后来成为女数学家米列娃。米列娃的聪慧瞬间就征服了爱因斯坦，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相信，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其中有米列娃不小的功劳。1901年，爱因斯坦在写给米列娃的信中说：

“如果要把相对运动课题做成功，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是多么幸福和自豪！”

爱因斯坦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也写到过：“我需要我的妻子，她能为我解开数学上的难题。”

1903年，爱因斯坦不顾家庭的反对，与米列娃正式结婚。婚后，米列娃为了丈夫的事业，完全放弃了个人的发展。她包揽了全部家务活，为了挣钱补贴家用，她还开了一个大学生家庭旅店。

1905年，爱因斯坦开始崭露头角，一连发表了5篇引发全世界轰动的论文。米列娃当时骄傲地告诉朋友们说：“我们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能让我丈夫一举成名！”

爱因斯坦确实成名了，但米列娃却没有等来她期待的幸福生活。

从1909年开始，爱因斯坦的桃色绯闻已经开始四处传播。1911年，爱因斯坦动身前往布拉格，开始与他的表姐埃尔莎热恋。

1914年，米列娃劝爱因斯坦不要前往德国柏林工作，两人的婚姻濒临绝境。爱因斯坦书面告知妻子，如果她还想继续保持婚姻，就必须做到：

A.你应当保证我的衣物和被褥整洁，保证我的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工作间整洁，特别要提醒的是，我的办公桌别人不得使用；

B.放弃我们之间的一切关系，除非出席社交活动，特别不要让我在家里跟你坐在一起，跟你一道外出或旅行；

C.跟我交往要注意以下事项：别希望我对你好、不发火，如果需要，必须立即终止与我的谈话，只要我要求，必须无条件地离开卧室或工作间；

D.你有义务在孩子面前不以语言或动作蔑视我。

1919年2月14日，米列娃在分居5年后，终于与爱因斯坦离婚。4个月后，爱因斯坦就与表姐埃尔莎结婚了。但是，埃尔莎女儿的信件表明，爱因斯坦当时有一个难以决定的抉择——是娶母亲还是娶女儿。而大度的埃尔莎表示：爱因斯坦可以任选其一。

一旦情人变成妻子，爱因斯坦似乎又恢复了发号施令的本色。不过埃尔莎比米列娃“聪明”的地方在于，她愿意给爱因斯坦最大的自由。比如婚后，爱因斯坦还爱上过一个朋友的侄女——一名已婚少妇。埃尔莎发现后，允许爱因斯坦每周去和情人幽会两次。

爱因斯坦一生有两个私生女，第一个是米列娃与爱因斯坦热恋时未婚先孕产下的，有精神残疾，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爱因斯坦一生曾见过这个女儿一面。另一个是爱因斯坦1933年正式移民美国后，与一名纽约舞女所生，爱因斯坦也从来没有管过，后来是爱因斯坦的儿子一直秘密接济那位同父异母的妹妹。

爱因斯坦还曾和一名叫玛加丽达·科涅库娃的美女如胶似漆，给她写过很多火辣的情书。但是后来证明，玛加丽达是苏联派来的女间谍，目的是刺探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情报（可惜爱因斯坦没有利用价值，后文会提到）。

爱因斯坦的两次婚姻最终都失败了，他在1955年逝世前，都是由养女和女秘书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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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爱因斯坦的私生活，也该说说他晚年的境遇了。

众所周知，美国开始制造原子弹，源自爱因斯坦牵头给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正是因为这封信，促成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爱因斯坦从头到尾，一直被排斥在“曼哈顿工程”之外。

作为声望和能力兼备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又是发起人，爱因斯坦为何没有加入“曼哈顿工程”？

因为从1933年爱因斯坦从德国抵达美国开始，到1955年逝世为止，在美国超过20年的时间内，他始终被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列在“首要黑名单”之上。

事实上，“曼哈顿工程”一开始圈定的31名科学家名单中，爱因斯坦的名字赫然在列，但是联邦调查局却以“爱因斯坦有共产主义倾向”为由，圈掉了他的名字。

爱因斯坦对人权、反战、和平主义者甚至对社会主义者的同情和支持，都是联邦调查局怀疑他的理由。

1983年开始解密的联邦调查局秘密档案显示，对爱因斯坦的监控自“二战”结束后开始变本加厉，他的电话开始被窃听，信件开始被私拆，甚至垃圾桶都会被人翻，还有几次被人闯进私宅搜查。联邦调查局甚至怀疑，爱因斯坦的住宅下有一条秘密电缆，爱因斯坦通过这条电缆用电报和莫斯科方面联系。

19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在美国盛行，美国移民局一度希望和联邦调查局联手，取消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资格。

在1948年7月1日的一次晚宴中，爱因斯坦对波兰驻美国大使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想你现在应该意识到，美国再也不是一个自由国家了。我们这段谈话一定有人正在录音。这个大厅装了窃听器，我的住所也受到严密监视。”

1955年，爱因斯坦因病在美国逝世。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在悼词中说：“他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过程中，于此地找到了自由的气息，为此美国人民深以为傲。”

而在联邦调查局的秘密档案中，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却做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

馒头说

以前我是个体育记者。我曾非常反感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只要你体育成绩好，那肯定样样都好。

我记得以前有新闻写丁俊晖，说他虽然辍学，但要是上学的话几何肯定会学得很好，因为“斯诺克要讲究角度计算”。我也记得以前有新闻写姚明，非常惊诧他在上海交大修高数，居然会得不及格。

当然，还有网络上传得颇多的，关于张震敬业的段子。说他演什么学什么，为了演好吴清源，短时间内学会了围棋，已经能压制职业三段——我敢说，就算吴清源本人重生，给他同样的时间学围棋，让他去压制业余三段，老人家也会说“你疯了吧？”。

我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奇怪的期待：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登峰造极，于是我们就幻想他在各方面都无可挑剔。

但事实上呢？

爱因斯坦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毫无疑问，是的。

爱因斯坦是不是一个伟大的完人？毫无疑问，没有必要。

前两天有一个女读者，读了《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很感动，留言说她的理想一直是嫁给战士。我非常理解她的想法。但想了想，还是告诉了她：高志航会打老婆。

爱因斯坦在去世前，把他在普林斯顿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跟他工作了几十年的秘书杜卡斯小姐，只有一个条件：“不许把这房子变成博物馆。”

他不希望把默谢雨街变成一个朝圣地。

爱因斯坦去世后，遵照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不举行葬礼。他的遗体火化时，只有12个最亲近的人见证。他的骨灰被撒进不知名的河里，没有坟墓，也没有立碑。人们至今不知道他葬在哪里。

爱因斯坦一生都反对人格化的神。他无疑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人，但只局限于他的专业领域，跳出那个领域，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于你，于我，于他，于她，世间又哪有什么完美的人？

爱迪生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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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故事，就从电灯泡说起。

按照通常历史的记载，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用碳化的卷绕棉线作为灯丝，成功制作出世界上第一个电灯泡——这个电灯泡发出了大约10盏煤气灯的光芒，持续了约13个小时。

从那以后，爱迪生的名字就和电灯泡连接在了一起。

但电灯泡真的是爱迪生发明的吗？

很遗憾，并不是。

1801年，英国化学家戴维第一次将铂丝通电发光，9年后，他发明了电烛，就是利用两根碳棒之间的电弧照明。

但是，这当然算不上“发明电灯泡”对不对？那么再往下看。

1854年，美国人亨利·戈培尔（Heinrich Göbel）使用一根碳化的竹丝，放在真空的玻璃瓶中通电发光。当时戈培尔试验的灯泡，已可维持照明400小时。

这个应该是电灯泡了吧？但是——这个“但是”很重要——戈培尔并没有及时申请设计专利。

1874年，加拿大的两名电气技师发明了一种技术：在玻璃泡之中充入氮气，以通电的碳杆发光。

但是，又一个“但是”，他们没钱了，做不下去了。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事——在1875年把这项专利卖给了爱迪生。

1878年，在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前一年，英国人约瑟夫·威尔森·斯旺（Joseph Wilson Swan）同样完成了一个“真空下用碳丝通电的灯泡”——这回没有“但是”，斯旺立刻申请了英国的专利，并开始在英国建立公司，在各个家庭安装电灯。

1879年，爱迪生“实验了1600多种材料，做了几千次实验”，终于找到了碳化的棉丝作为最好的灯丝材料——斯旺在1860年就发现了。

1880年，爱迪生又经过数千次实验，发现了碳化的竹丝比棉丝更好——戈培尔在1854年就发现了这一点。

1883年，爱迪生试图把电灯推广到英国，立刻遭到了斯旺的侵权官司控告。爱迪生输掉了官司，被迫让斯旺加入爱迪生在英国的电灯公司担任合伙人。直到后来，爱迪生花钱买下了斯旺的专利。

当然，在美国，爱迪生其实也没有取得电灯泡的专利权，经过了多年官司之后，最终只是取得了“碳丝白炽灯”的专利。

那么问题来了：爱迪生应该只是“改良”了电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愿意说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呢？

那是因为，爱迪生是第一个通过建立发电机和发电系统，真正把电灯商业化的人，他和他的团队，让千家万户的普通家庭用上了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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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要说到爱迪生的团队了。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说，爱迪生拥有1093项发明专利（这个纪录至今无人打破），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大王”。

但事实上，应该是爱迪生把这些专利都归为他个人而已。

在当时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叫门罗公园的小镇上，爱迪生拥有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他雇用了一个由工程师、机械师和物理学家等人组成的团队，其中核心成员有14个。他们负责研究和实验，而爱迪生负责想点子，与客户和投资商对接，以及和媒体打交道。

从这个角度上说，爱迪生更像是一个“品牌”，他负责为自己团队发明的产品提供信任背书和吸引投资。但门罗公园实验室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秘密，为什么长久以来，大家还是愿意只提爱迪生一个人的名字，而鲜有人说他的团队？

戴维·伯克斯（David Burkus）在他的著作《创造力神话》（ The Myths of Creativity ）中提供了这样一个观点：

媒体和大众喜爱“孤独的天才”“快饿死的艺术家”，或者“与全世界作对的智者”这一类故事，即使这些故事并不全是真的。

想象两个画面：一个是，爱迪生的庞大实验室里人流穿梭，各个小组根据分工在实验不同的灯丝，拿本子记录，最后汇总；另一个是，窗外狂风呼啸，屋内孤灯（煤气灯）一盏，爱迪生一个人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孤独地开始了他第1023次灯丝实验。哪个画面更吸引人？

事实的真相，有时候就是索然无味的。

那么，又一个问题来了：爱迪生哪来那么多钱买专利，以及养活他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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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又要说到爱迪生背后的大金主了。这个大金主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J. P. 摩根（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要说摩根这个人，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财产也就6000万美元，加上等量的他收集的艺术品，也就1亿美元出头。以他当时控制的资源和财产，这个数字让人无法置信——“他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富人”，这是当时另一个大富豪洛克菲勒对他的评价。

或者换个今天时髦的说法吧——J. P. 摩根是个有情怀的人。

所以，在1879年，摩根入股了爱迪生成立的“爱迪生电力公司”（Edison Electric Light Company），因为摩根敏锐地察觉到，爱迪生的这个发明——或发现——能改变整个世界。

有时候，同样有技术，有想法，有拼劲，但是如果背后没有大资金的支持，等于零——就像1875年，那两个把电灯泡专利卖给爱迪生的加拿大电气工程师。

“砸钱”，是摩根给爱迪生的第一个支持。爱迪生在摩根的支持下，体会到了“有钱就是任性”的感觉：觉得有前途的专利一律买下；看到有才华的工程师，马上雇用！

摩根对爱迪生的第二个支持，就是商业的远见。比如考虑到爱迪生的电力公司要普及电灯，就必须铺设电网，于是摩根立刻组建了一个铜业公司——这是普通发明人根本无法办到的事。

第三个支持，那就是摩根通过自己的各种影响力，让媒体帮爱迪生说话——其中包括声名赫赫的《纽约时报》。比如把爱迪生包装成一个“天才发明家”，比如通过各种负面报道，打击爱迪生的各类竞争对手。

但是，资本家毕竟还是资本家，哪怕是一个有情怀的资本家。当爱迪生出现了一系列判断失误并且固执己见之后，摩根并购了爱迪生的公司，并将“爱迪生”的名字从公司名字中抹去，成立了新的公司，那就是现在的GE（通用电气）。GE是自道·琼斯工业指数1896年设立以来唯一至今仍在指数榜上的公司，但这家公司已经和爱迪生毫无关系。

那么，下一个又问题来了：爱迪生究竟做出了怎样的错误判断，会让有情怀的摩根舍他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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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一生最大的错误，在于错判了直流电和交流电的发展未来。如果要说得再严重点，在这场争斗中，爱迪生留下了堪称一生难以磨灭的污点。

在说爱迪生的错误判断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个爱迪生的一生之敌：尼古拉·特斯拉。

虽然在现在网上的一些帖子中，特斯拉已经被过度拔高乃至神话了，但必须要承认的是，无论如何，尼古拉·特斯拉都堪称是一个旷世天才。甚至可以说，特斯拉在发明天赋方面，是完全碾轧爱迪生的。

有意思的是，比爱迪生小9岁的特斯拉原先是非常崇拜爱迪生的。1882年，特斯拉慕名成为爱迪生公司欧洲分公司的员工，1884年，因为表现优异，被直接推荐去了爱迪生的美国公司本部。

有一次，爱迪生希望特斯拉能改进公司生产的发电机，为此对特斯拉承诺：“如果你能完成任务，我就给你5万美元酬劳。”那个时候的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100万美元左右。

结果，特斯拉真的就把公司的直流发电机给大大改进了。

当特斯拉去问爱迪生要5万美元酬劳的时候，爱迪生的回答是：“那个……可能你还不懂美国人的幽默。”

不过，作为“赖账”的补偿，爱迪生同意把特斯拉的周薪上调到25美元。

当然，这不是特斯拉最反感爱迪生的地方。特斯拉一生看不上名利——他多次放弃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在他75岁生日的时候，8位诺贝尔奖得主给他写感谢信），并且放弃了交流电的专利，仅这项专利，就足以使他轻而易举成为百万富翁。

特斯拉反感爱迪生的地方，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是嫌爱迪生“太笨”：“他用的方法的效率非常低，经常做一些事倍功半的事情，整体而言，我是一个很不幸的见证人，他如果知道一些起码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就能省掉90%的力气。他无视初等教育和数学知识，完全相信发明家的直觉和建立在经验上的美国人感觉。”

受过正统数学、物理和机械学训练的特斯拉，当然看不起小学就辍学的爱迪生。但就这点而言，也确实有点不太理解爱迪生——特斯拉觉得，有些实验通过一些数学推演（比如微积分）就可以事先排除很多重复劳动，但爱迪生没学过微积分，他除了反复实验，还能做什么呢？

于是，两人最大的分歧爆发：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认为交流电才是未来，而爱迪生因为把所有赌注押在了直流电上，拒绝改变方向。

结果，特斯拉负气出走，自己成立了公司，围绕交流电和直流电，和爱迪生展开了一场世纪之争。

在这场争斗中，爱迪生用了不少并不光彩的手段：前面提到的利用媒体打击对手，打击的就是特斯拉的交流电。爱迪生通过各种手段在各种场合贬低交流电，并宣扬它的危险性。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爱迪生以每只25美分的价格，向小学生收购小猫和小狗，并当众用交流电将它们电死。小猫和小狗的分量不够，爱迪生后来当众电死了一头动物园的大象，但当电大象都没什么效果的时候，爱迪生最终想到了，电人。

1890年8月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把“电椅”迎来了它第一个要处决的犯人。而这个“电椅”，就是在爱迪生的推动下发明的，宣称是可以快速无痛苦地处决死刑犯人，但真正的目的，还是想证明交流电是多么危险。

那是一场非常糟糕的处决，犯人受到了比任何刑罚都痛苦的煎熬。

最后这场“世纪之争”的结局，我们自然都知道了——任何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场赌上爱迪生全部身家的争斗——他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直流电输送体系上的。

而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交流电。

5

然而，这并不是爱迪生的公司唯一一次失败。

你不得不佩服爱迪生近乎变态的毅力和执着，他（和他的团队）还发明了另两个影响人类历史的东西——留声机和电影摄影机。

但爱迪生在直流电和交流电那场争斗中表现出的顽固和执着，再一次毁了他。

爱迪生发明电影摄影机后，为了独占“电影”的发明权，聘请了许多律师，起诉其他拍电影的人，只有爱迪生公司旗下的工作室，才有权拍摄影片而不被起诉。

很多电影拍摄公司为了逃避爱迪生的专利“追杀”，不惜远远跑到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去拍电影。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那个地方拍电影的风气渐渐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聚集地——就是现在的好莱坞。

如果说对电影垄断的追求，只是导致爱迪生电影公司的影片质量急剧下降的话（因为没有竞争），那么爱迪生对未来形势的又一次判断失误，直接葬送了他自己的公司。

对于电影的音效设施，爱迪生一直坚持认为，自己发明的留声机系统——用一个蜡质的圆筒记录声音——是最厉害的。但是，蜡质的圆筒制造成本高、效率低下，而他的竞争对手在那时候已经开始用“录音碟”（后来的黑胶）。黑胶轻便、易量产，迅速地侵占了蜡筒的市场。和执着于直流电一样，爱迪生还是一意孤行地坚守蜡筒市场，逆潮流前行，最终，他的“爱迪生留声机公司”在1929年倒闭。

1931年10月18日，84岁的爱迪生因尿毒症和糖尿病等多种症状，离开人世。好在，他并没有像特斯拉那样在宾馆里穷困潦倒而死，因为他去世前还有一项发明给他带来了财富——铁镍蓄电池。

那又是一个找了上千种材料，用去上百个笔记本才发明出的东西。

馒头说

说了不少爱迪生的“黑历史”。

但最后我还是想表个态：我仍然认为爱迪生是一个伟大的人。

这倒不仅仅在于以他的受教育程度，能达到后来的高度，也不在于他的执着（尽管是把双刃剑），把很多难走的路坚持走到了最后并且走通。

而是在于他对于科学发明与商业之间那种敏锐的嗅觉。

我从不否认科学家的伟大，但伟大科学家的很多发明，如果没有商业力量的推动，是很难普惠到平民百姓，乃至改变人类世界的。比如苹果的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曾透露，苹果的一代和二代电脑都是他独立设计完成的，乔布斯其实根本不懂技术。“他只是一个商人。”沃兹尼亚克说。

是个商人，但这又怎样呢？

如果没有乔布斯，很难保证，现在谁还知道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

正如，确实有不止一个人在发明电灯这件事上走在了前面，但真正让它通过商业模式点亮全世界的，还是爱迪生。

我们都希望科学发明是神圣而纯洁的，但有时候，它也需要从高高的雪山顶上走向人间。能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人，其实同样非常可贵。

当然，爱迪生对垄断的执着和对特斯拉的打压，给他的传奇一生减了分，但这也恰恰证明了他食人间烟火，有凡人都有的弱点和缺点，但也能体察到凡人的需求和痛点。

1931年10月21日6点59分，爱迪生逝世三天之后，为了纪念他，美国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全部熄灯一分钟，连纽约自由女神像手中的火炬也熄灭了。在这一分钟里，美国仿佛又回到了煤油灯和汽油灯的时代。

是纪念他发明了电灯？还是纪念他普及了电灯？

都没关系，爱迪生配得上这样的纪念。

女生的美貌与智慧，真的能够并存吗

1

1914年11月9日，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小女孩出生了。

这个小女孩是一名标准的“富二代”——父亲是犹太银行家，母亲是一名钢琴家。女孩被取名叫海德维希·爱娃·玛丽亚·基斯勒（Hedwig Eva Maria Kiesler）——好吧，这个名字实在太长太难记，所以我们还是就叫她之后给自己取的艺名：海蒂·拉玛（Hedy Lamarr）。

拉玛无疑是按照“女儿富养”的模式开启的人生之路：上了瑞典的女子学校，各科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7岁就会跳芭蕾舞和弹钢琴……

在拉玛后来的自传中，她这样写道：“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美的女人，我父亲很爱她，所以我的生活不仅宽裕，而且还时刻沐浴在爱中。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人长得漂亮，就会有男人爱她，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按照这样的思路发展下去，拉玛应该是慢慢成为一个上流社会的名媛，嫁给一个上流社会的名流，然后以贵妇人的身份，相夫教子，优雅老去……

但拉玛说：我不要！

那她想做什么呢？她想表演，想做一个演员。

1931年，17岁的拉玛放弃了自己就读的通信专业，跟随当时奥地利著名的戏剧导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去德国柏林学习表演。就在当年，她就迎来了自己第一部大银幕作品《街上的钱》。

17岁的拉玛，确实有成为女演员的条件。

2

表现自我，实现自我，一直是拉玛的梦想，为此，她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

1932年，拉玛主演的《神魂颠倒》在捷克斯洛伐克首映。这部电影讲的是拉玛扮演的女主角在嫁给一个长者之后，无法忍受婚姻的乏味，随后逃离婚姻，和一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的故事。

这是部黑白电影，没有什么对白，基本都是音乐背景。但这部电影问世后，整个欧洲都轰动了。

为什么？因为拉玛在里面全裸出镜——这是电影史上第一次有女演员全裸出镜。

不仅如此，拉玛还第一次在电影中完整表现了女性的性高潮（仅限脸部）。

18岁的拉玛就此被写入了世界电影史——第一位在电影中全裸出镜的女演员。

但这部电影在当时保守的欧洲，遭受的抵制是可以想象的：很多国家都宣布禁播这部电影，连教皇都斥责这是一起“丑闻”。

拉玛后来回忆：“《神魂颠倒》的首映我记得很清楚，当看到自己女儿的光屁股在银幕上抖动时，父母坐在那里目瞪口呆。”

而拉玛面对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斥责，只用了一句话做回应：“如果运用想象力，你可以看见任何女演员的裸体。”

3

《神魂颠倒》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被禁播，所以并未给拉玛带来想象中的名气，但给她带来了人生中第一个丈夫。

1933年，也就是这部电影上映后的第二年，一个叫弗里茨·曼德尔的男子开始疯狂地追求拉玛。这个曼德尔不是普通人，是奥地利的第三大军火商，是个有名的富翁。

拉玛的父母非常支持这桩婚事，因为他们本来就害怕女儿因为主演了那部电影而成为一个没有人敢要的女人。总之，拉玛与曼德尔在认识3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然而，就像自己拍的那部《神魂颠倒》一样，拉玛结婚后就开始后悔了。

曼德尔占有欲非常强，处处监视拉玛的行动，甚至不允许她上街。而且，曼德尔开始四处收购当年的《神魂颠倒》电影拷贝并销毁，因为他不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妻子的裸体。

如果这些都还能容忍的话，拉玛对丈夫有一点绝不能容忍——结交纳粹。而曼德尔却偏偏喜欢带拉玛出席与纳粹高官的聚会，不仅仅因为拉玛能满足曼德尔的虚荣心，更因为她的美貌，能给曼德尔带来更多的军火订单。

1937年，结婚4年的拉玛忍无可忍，在一次陪丈夫出席酒宴时，在盥洗室迷晕了随身的侍女，然后翻窗户跳了出去，连夜搭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

你看，这就是拉玛。

4

1938年，逃离婚姻的拉玛辗转来到了美国好莱坞。

拥有惊人美丽的拉玛，在伦敦时就被米高梅的巨头路易·梅耶一眼相中，随即米高梅就与她签订了一份长达7年的合约。拉玛也正是在那时候取艺名海蒂·拉玛，正式开始了演员生涯。

在接下来的岁月，拉玛出演了一系列电影，那段历史，图片比文字更有说服力。

在这一系列电影中，拉玛被米高梅称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并让她与好几位影帝搭档出演，其中包括克拉克·盖博。

但实事求是地说，拉玛虽然出演了大量的影片，甚至因为扮演《海角游魂》，打破了好莱坞金发女星一统江湖的格局（她是黑发），但人们始终聚焦的是拉玛的美貌，对于她的演技，关注不多。哪怕一部电影只要贴出她作为主演的海报就一定会大卖，这种情况依旧没有什么改变。

在试角《卡萨布兰卡》和《乱世佳人》等经典电影失败后，拉玛自己也开始灰心丧气，留下了一句著名的牢骚：“任何女孩都能够变得迷人，你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站在那儿并且看起来很蠢。”（Any girl can be glamorous.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nd still and look stupid.）

作为电影演员的海蒂·拉玛的故事，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但如果她的故事只是一个演员的故事，估计不会入选“馒头说”。

接下来，下半场开始了。

5

还记得拉玛小时候哪门功课最好吗？是数学。

还记得拉玛当初放弃的是哪个专业吗？是通信专业。

还记得拉玛第一任丈夫是做什么的吗？是军火商。

还记得她一直和丈夫做什么吗？和纳粹谈生意。

好，现在，请演员海蒂·拉玛谢幕，请发明家海蒂·拉玛出场。

拉玛的丈夫曼德尔，当时一直在和纳粹讨论无线电信号遥控鱼雷和无线通信干扰技术。虽然当时的无线通信技术属于军事机密，但曼德尔与纳粹武器专家谈论相关技术时，妻子拉玛是被允许在旁边听的，甚至被允许记录。

拉玛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无线电通信干扰技术。

随着拉玛离开丈夫，逃离纳粹，她也把关于这份技术的记录和心得带到了美国。

但当时拉玛还没有往这件事上多想，只是醉心于她的演艺事业。

1939年的一天，拉玛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人体腺体内分泌的文章，作者叫乔治·安太尔（George Anteil）。拉玛很快约见了乔治·安太尔——因为当时的拉玛，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身材比例变得更完美一些。

但安太尔见到拉玛后却直言相告：自己其实是一名钢琴家，为好莱坞的电影配乐，研究腺体什么的只是业余爱好。

这倒也没妨碍拉玛和安太尔成为好朋友，两人天南地北，无所不聊。聊了之后，拉玛才发现，这个安太尔真的是兴趣广泛——他写腺体分泌对犯罪的影响，写爱情专栏，甚至对无线电通信技术也颇有研究。

然后，两个人又聊到了纳粹德国的海军，当时横行大洋的U型潜艇。

“二战”期间，各个国家都会用无线电信号引导鱼雷命中目标，但有一个问题：敌方也可以通过干扰无线电信号，让鱼雷偏离攻击目标。因为早期的无线电通信，是同时在一个单独的频道上传输，只要对方探测到这个频道，就可以有效地干扰信号。

拉玛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她的设想，简单来说就是变一个频道为多个频道，在鱼雷发射端，一批信号按随机的信道序列通过多个渠道发射出去，接收端则按相同的顺序将离散的信号组合起来。这样一来，对于不知信道序列的接收方来说，接收到的信号就是噪声。但怎么做到这一点呢？

安太尔说，可以借鉴钢琴的原理。

安太尔对拉玛说，自动钢琴都是通过编好码的打孔纸来控制演奏的，每一个孔只控制一个音，组合起来才是一首曲子。拉玛随即得到启发：鱼雷的无线电控制是否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开拓多个频率而不是单个频率，每一段频率只控制一个信息，被破坏了也可以进行整体修正，进而达到避免被干扰的目的？

1940年初，拉玛和安太尔根据这个原理，设计出了一个飞机导航系统。安太尔设计了一对纸卷，分别安置在飞机和鱼雷里面，来指定变化频率的顺序。

1941年，拉玛和安太尔正式把这项技术定名为“跳频技术”，并申请专利。1942年8月11日，专利正式通过——专利批号：2，292，387，专利拥有人：海蒂·拉玛和乔治·安太尔。

拉玛得知申请专利成功之后，就在与安太尔商量无偿向美国政府捐出这个专利，希望美国用于打击纳粹德国。

但是，拉玛并没有如愿。

6

美国政府其实相当重视拉玛这个发明。

为此，在1942年8月，美国海军与国家发明委员会以及联邦调查局专门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研究拉玛与安太尔这项发明是否能投入军用。

拉玛亲自担任演说。当她向大家解释这个发明原理其实和自动钢琴的原理差不多时，很多在场的军官都笑了出来。随即，拉玛发现了问题：

第一，在场的很多人都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军方认为，鱼雷和钢琴实在扯不上关系，一个女演员怎么可能比武器专家更专业呢？

第二，在场的很多人对她这个人本身更感兴趣，包括她的身材、她的容貌、她的打扮。

第三，联邦调查局非常怀疑她的身份——既然她的前夫一直与纳粹做生意，那完全有可能她自己也是纳粹派来的“卧底”，在玩弄美国军方。

最终，美国军方决定：不会将“跳频技术”投入军用，而是将这个专利封存起来，成为一个秘密。

当时，军方还给了拉玛一个“善意”的提醒：你有那么漂亮的脸蛋，应该帮助政府去推销“战争债券”，用于筹集与法西斯战斗的军费。

他们认为，这才是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应该干的嘛！

7

拉玛说，那就听你们的吧！

然后她就真的去推销“战争债券”了。当时，拉玛提出了“拍卖海蒂·拉玛的吻”，希望能以170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680个吻来抵抗纳粹。结果，一次巡回演出下来，拉玛募集了2500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在的3.5亿美元。

然后，拉玛就继续拍电影，甚至当导演去了。而那份专利，也就被美国军方尘封了。

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给了当时的霍夫曼无线电公司一份专利，让他们生产声呐浮标和伴随飞机的无线电。在这份专利上，发明者的名字被抹去了。

那就是拉玛和安太尔的那份专利。

霍夫曼无线电公司在这份专利的基础上，完成了“跳频技术”装置的开发，美国后来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用来封锁古巴海岸的庞大海军船只，就是用这项技术来实现保密通信的。后来美军在越战中开始使用无人驾驶的遥控飞机，也是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研发的。

1985年，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在美国圣迭戈成立，他们的核心技术，就是CDMA无线数字通信系统。这家公司，就是现在业界赫赫有名、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的世界500强公司之一，高通公司。

尽管高通公司的这项CDMA技术是独立研发的，但这个理论的来源，是拉玛和安太尔。高通的联合创始人安东尼奥也曾评价拉玛：“她有一个非常惊人的专利，人们通常都想不到电影明星有什么头脑，但她确实有。”

而通信业著名工程师戴夫·莫克（Dave Mock）出版的传记《高通方程式》中也写道：“只要你使用过移动电话，你就有必要了解并感谢她。要知道，这位性感女明星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所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CDMA、3G、4G技术的基础都是跳频技术）

1997年，83岁的海蒂·拉玛被授予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的先锋奖，这是她第一次在表演事业之外获得奖项。

2000年，86岁的拉玛在家中床上安然逝世。

而在她的身后，荣誉还在不断叠加：

2014年，海蒂·拉玛入选美国发明家名人堂，成为历史上唯一入选的女演员。在“发明家名人堂”里和她同列的名字：爱迪生、特斯拉、莱特兄弟、摩斯……

2015年11月9日，谷歌搜索的首页专门上了一个1分16秒的动画视频，纪念海蒂·拉玛诞辰101周年。

同年，海蒂·拉玛年轻时的照片又一次登上了杂志的封面，但不是电影杂志或娱乐八卦杂志，而是《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杂志。

这一切，正如拉玛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电影往往限于某一地区和时代，而技术是永恒的。”

馒头说

实事求是地说，海蒂·拉玛凭借一个为鱼雷设计的专利——尽管其原理是很多现今技术的源头——在今天被称为“手机之母”甚至“Wi-Fi之母”等，是有些过誉的。

但无论如何，她在这方面做出的探索和贡献，值得被人铭记至今。

在拉玛所处的那个年代，好莱坞其实有很多漂亮的“花瓶”女演员，但时至今日，依旧被人津津乐道，甚至还能登上杂志封面的，恐怕也只有拉玛了。

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更是因为她的智慧——确切地说，其实是她那种保持好奇心，愿意探索研究新事物的精神。

拉玛自己曾抱怨：女孩子只要变得蠢蠢的，就会很迷人。

其实她自己也知道，那只是一句抱怨罢了。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那些对未知事物充满好奇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女生，才是真正充满魅力，能让他们为之动心的女生吧。

这固然是个看脸的时代，但能被永远记住的，肯定不仅仅是容颜。

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

1

1945年9月8日，对29岁的户粟郁子来说，是不寻常的一天。

作为一名在日本的美籍日本人，户粟郁子原本以为，战争结束后她就可以回到美国。但事实证明，一切只是她美好的幻想。

相反，她等来的，是一次逮捕。因为，她是战后到目前为止，唯一承认自己身份的“东京玫瑰”。

2

故事还是得从1916年开始说起。

191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户粟郁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出生。她的父母是第一代日本移民，在当地经营一家杂货店。

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动物学专业本科毕业的户粟郁子，理想职业是做一名医生。1941年，户粟郁子在日本的姨妈病了，同样也在生病的母亲无法前往，所以户粟郁子答应了母亲，前往日本探望姨妈。

这一去，彻底改变了户粟郁子一生的命运。

户粟郁子在日本一直待到了这一年冬天，准备回国的时候，一桩大事发生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场改变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对户粟郁子这个微小的个体也产生了影响——当最后一艘开往美国的轮船离港后，户粟郁子发现，自己回不了美国了。

3

对当时只有25岁的户粟郁子来说，1941年滞留在日本的这个冬天，格外寒冷。

因为战争，日本国内实行了“配给制”，每个人每个月获得的口粮，都是规定数额的。这份配给，户粟郁子是没资格得到的，因为她是美国国籍，而配给只给日本公民。

那一天，户粟郁子住处来了一位陌生男子，那个男子给了户粟郁子一个建议：只要放弃美国国籍，成为日本公民，就可以获得食物配给卡。

这对户粟郁子而言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但她还是做出了自己的抉择——不放弃美国国籍，她认为自己就是一个美国人。

后来户粟郁子才知道，那个男子是日本的秘密警察。在得到拒绝的答复后，日本当局把户粟郁子列入了禁止发放配给卡的名单中。

没有食品配给，户粟郁子只能用自己从美国带来的钱，去日本的黑市上买生活必需品。

从1942年到1943年整整一年，户粟郁子都过得相当艰苦，到了1943年初，她发现自己的钱已经全部用完了。

而那一场太平洋战争，虽然美国人已经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开始逆转战场的局面，但当时还没有人能看到战争结束的迹象。

接下来的日子，户粟郁子该怎么办？

4

1943年初，已经“弹尽粮绝”的户粟郁子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

这份工作，是在东京广播电台担任打字员。因为户粟郁子的英文好，她会修改很多英文播音稿里的错误。

为什么会有英语播音？因为日本非常重视战争时期的心理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京广播电台用了24个频道对国外广播，有汉语、法语等，但最重要的还是英语广播，因为日本希望通过各种心理攻势，瓦解他们的主要对手——美国人。

日本人称这个为“谋略广播”。

现在已经无法证实究竟是什么原因，原本是打字员的户粟郁子，被认为“声音好听”，被推上了播音员的岗位，月薪6美元。

从1943年11月开始，在东京广播电台一档名叫《零点》的广播节目中，开始出现一名女主播的甜美声音。这名女主播在节目中自称“孤儿安”，并称自己是美军“最亲爱的敌人”。而她的真名，就是户粟郁子。

户粟郁子在这档名为《零点》的节目中究竟播放什么呢？

除了播报由日本方面提供的战时新闻外，《零点》节目会播放一些美国的流行音乐和乡村民谣。由于《零点》的节目在深夜播放，而这段时间，正是很多在太平洋驻守的美国士兵停止作战、思乡情绪浓郁的时候。

所以，日本人希望通过这类广播，最大程度放大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瓦解他们的斗志。

然而，结果似乎恰恰相反：户粟郁子纯正的美式发音，幽默的主持风格，精心挑选的美国音乐，让所有收听过这个广播的美国士兵，都疯狂地爱上了这档节目。没有人在意她播报的虚假新闻，大家只是想听到她的声音，然后在她播放的美国音乐中闭眼享受。

一位曾在美军战舰上担任枪炮官的美国士兵战后接受采访时曾说：“那个时候大家都特别喜欢听东京玫瑰的广播，特别是听一个女声在广播里说着地道的美国话，真是一份特别的浪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士兵给了那批包括户粟郁子在内的女播音员一个统一的称号：“东京玫瑰”。

而不少美国士兵战后回忆：打到东京，去看一下“东京玫瑰”长什么样，是他们战斗的主要动力之一。

5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

但户粟郁子的命运转折才刚刚开始。

当时的美国记者列出了最想采访的两个日本对象：日本天皇，“东京玫瑰”。

1945年9月1日，美国记者克拉克里和哈里布伦奇在东京帝国饭店见到了户粟郁子。在那里，两位记者对户粟郁子进行了将近4小时的采访。在采访结束后，户粟郁子在长达17页的采访记录上签字，并签署文件证明：我就是“东京玫瑰”。

无法考证，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户粟郁子接受这次采访。一方面，肯定有物质的因素——两位美国记者，愿意为这次采访提供2000美元的采访费（购买力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万美元）。而另一方面，可能是户粟郁子当时认为，承认自己是“东京玫瑰”，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正是这次采访，将户粟郁子推向了命运的深渊。

6

两天后，户粟郁子的采访被登到了报纸上，引起了空前的关注。

因为尽管“东京玫瑰”被认为可能是由12名左右的女性组成的一个播音团队，但肯承认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的，只有户粟郁子。

一开始，在日本的户粟郁子受到了“名人”的待遇——她被邀请到各处去参加活动，所到之处，美国驻日士兵争相请她签名。

但不到一个月，她就被逮捕了。

按照旅日作家萨苏的说法，当时逮捕户粟郁子的，是日本当局，罪名是“叛国罪”——因为她在战时不肯放弃美国国籍加入日本国籍。而另外的一些资料（包括英文维基百科）显示，逮捕户粟郁子的，是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当局，理由也是“叛国罪”——因为她以一个美国人的身份，帮助日本人播音来瓦解美国士兵的斗志。

从种种迹象来看，后者的可信度较高。

不管怎样，户粟郁子被关在日本巢鸭监狱一年，于1946年10月25日释放。

被释放的户粟郁子，一出狱就迫不及待地向横滨美国领事馆提出了回美国的申请。但当时她的丈夫多歧野（日葡混血）劝她再等一等。

1948年初，户粟郁子的孩子出生了。但是，这个男婴刚出生就夭折了。巨大的打击让户粟郁子前所未有地希望回到美国。

但户粟郁子可能不知道，“二战”期间甚至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国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日高潮。在美国的日裔美国人，遭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驱离自己的家园，没收财产，被勒令集中居住在一个指定的偏僻的封闭式营地。户粟郁子的母亲，就是在营地里病逝的。

所以，尽管战争已经结束了三年，但户粟郁子希望回国的消息传到美国，却把她带入了更大的危机中——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播音员沃尔特·温切尔强烈呼吁：政府应该严厉惩办这名“叛国犯”！

1948年9月，户粟郁子终于达成了回到美国的愿望，但她不是自由回国的，而是再度被逮捕后，乘船引渡回国。

7

1948年9月25日，户粟郁子乘船抵达美国旧金山。一下船，迎接她的不是家人好友，而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户粟郁子又一次被带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户粟郁子坚决不承认自己犯有叛国罪，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电台的播音员而已。她甚至还指出，她尽量播放各种轻松、舒缓的音乐来缓解美军的紧张情绪，并且使用一些“双关语”，鼓励而不是打击自己美国同胞的士气。

户粟郁子的律师韦恩·柯林斯几乎是义务地为她辩护。柯林斯搜集了户粟郁子的广播磁带，在广播中，听不出户粟郁子说过任何叛国的言论，唯一有一句话是在一场海战之后，户粟郁子播音：“太平洋的美军们，你们的船全都沉没了，你们怎么回家呢？”检方指出户粟郁子违反事实。但事实却是，在东京广播电台的户粟郁子只能按提供的稿件念，她怎么可能知道前方的战况呢？

户粟郁子的案件审判维持了一年。据说在此期间，有不少美军士兵还呼吁宣判户粟郁子无罪，声称是“东京玫瑰”的声音，伴随他们度过了最孤独和艰苦的岁月。

但不管如何，1949年10月7日，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对户粟郁子的叛国案进行了宣判：户粟郁子被判叛国罪成立，自动丧失美国公民资格，罚金1万美元，并处以10年有期徒刑。

一切之前的辩护后来证明都是徒劳的。时任当时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埃德加·胡佛，早就在宣判户粟郁子有罪的空白审判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

因为表现良好，户粟郁子在狱中服刑了6年零2个月，于1955年被释放。

但厄运还是没有放过她。户粟郁子出狱后，得到的是一张驱逐令，勒令她离开美国。虽然在律师柯林斯的帮助下，户粟郁子成功驳回了驱逐令，但她却始终无法恢复美国公民身份——她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1977年1月。那时候，户粟郁子的辩护律师韦恩·柯林斯已经去世，儿子小韦恩·柯林斯依然坚持不懈地在为她辩护，并且终于取得了成果——美国的杰拉尔德·福特，最终给户粟郁子签发了一张赦免令。

户粟郁子终于恢复了期盼已久的美国国籍。她说：“我永远坚持我的清白———赦免是证明我无辜的一种措施。”

这时，她已经61岁了。

就在户粟郁子获得特赦后，仿佛一夜之间，美国的舆论又变了风向：大家忽然又都承认，当时户粟郁子是用巧妙的双关语来暗示和安慰听众，甚至是以一人之力在抗击日本，用独特的方式在爱国。户粟郁子的形象，似乎又从“叛国者”变成了“爱国英雄”。

美国的退役老兵戴维兹·尼尔·戴尔甚至提议，要为户粟郁子竖立一座纪念碑，碑文是：“向户粟郁子的忠诚和勇气致敬，她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过。”

但这些声音，已经不会再改变户粟郁子的命运了。

晚年的户粟郁子，在芝加哥经营一家专门出售东方礼品的礼品店，并在2006年9月26日，以90岁的年纪，安静去世。

馒头说

在写今天（9月8日）的这个故事之前，我曾经犹豫了很久。

因为今天同时也是吴佩孚作为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日子——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吴佩孚曲折的一生，比户粟郁子要精彩多了。

但踌躇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把很想写的吴佩孚先放一放。

没错，相对于吴佩孚，户粟郁子肯定是个小人物。她的故事虽然也很坎坷，但要说有多引人入胜，倒也未必。

但这也是打动我的一个原因。

如果户粟郁子在1941年能搭上返回美国的轮船，那么她的一生，很可能就会以一个医生的身份，波澜不惊地过完。

但她的命运就在那一年，忽然拐了个弯。

为日本人播音，成为美国士兵的梦中情人，被指控叛国，又成为爱国者，失去国籍，再被特赦，这一系列的变化都发生在一个女性的身上，而她当初所做的，只是回日本看望姨妈而已。

说实话，我不太相信户粟郁子在播音时，会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从事哪种性质的工作。但作为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姑娘，却又生在美国，战时就想返回美国，无奈却滞留日本……以户粟郁子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究竟有多少自主选择的权利？

其实，不光是户粟郁子。

在特定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又有谁，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呢？

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

1

1910年4月26日，祖籍广东的阮玲玉，出生在上海。

阮玲玉的父亲叫阮用荣，是上海浦东亚细亚油栈的工人，因为积劳成疾，在44岁那年因为肺痨 去世了。

那一年，阮玲玉6岁。一年后，阮玲玉的母亲带着阮玲玉，到上海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里去做女佣。也正是在那里，7岁的阮玲玉，第一次碰到了张家的四少爷，当时可能是14岁左右的张达民（张达民出生日期不详，由他逝世日期推断，可能当时比阮玲玉大7岁左右）。

那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噩梦。因为不能随便走动，阮玲玉童年的生活空间，就被局限在用人聚居的后院里，在孤独与拘束中度过。不过阮玲玉的母亲还是一个有想法的女人，她认为阮玲玉不能作为一个用人的女儿一辈子这样过下去，一定要想办法出人头地。

所以阮玲玉8岁那年，母亲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私塾读书，并有了一个学名叫“阮玉英”。一年后，开明的母亲觉得私塾里那些《三字经》《女儿经》太过时了，就千方百计求了自己服侍的张家大老爷，让阮玲玉以半价的学费，进了当时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崇德女校（张家老爷是校董）。

1925年，15岁的阮玲玉已经亭亭玉立。此时，张家的四少爷张达民已经混了一张野鸡大学的文凭，在家待业，白天闲逛，晚上舞厅，成了一个标准的“小开”（上海本地俗语，指没有生存技能、依靠家里的富家公子）。

张达民在一次偶然机会中认识了阮玲玉，并立刻对她一见倾心，发起了热烈追求。张达民的追求手段，无非也就是那几套：尾随阮玲玉去公园，然后装作邂逅。知道阮玲玉喜欢看什么书，买好后故意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说正好自己也在看。还有，就是经常接济阮玲玉的母亲。

但15岁的阮玲玉，从小在一个卑微和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哪见识过这些？更何况张达民白白净净，仪表堂堂，很快，就和他坠入了爱河。

张家四少爷和一个用人的女儿谈恋爱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家大太太，也就是张达民母亲的耳朵里。和所有的爱情戏一样，当妈妈的完全不能接受这段恋情，要求立即终止。

张达民选择服从母亲，但也选择“捍卫爱情”，他给阮玲玉提出了建议——搬出去，搬到我给你租的地方去，我们悄悄同居吧。

于是，阮家母女被张达民安排到了上海四川北路的鸿庆坊。16岁的阮玲玉，选择了退学，和张达民同居。

2

那么张达民究竟能带给阮玲玉些什么呢？除了一些零花钱，其他无非也就是些甜言蜜语。靠甜言蜜语浸泡的爱情，能维持多久？

几个月过去后，张达民又回到以前那种花天酒地的生活中去了，给阮玲玉的生活费也越来越少。事实上，如果最后经济上无以为继，张达民抛弃了阮玲玉，对后者来说倒未尝不是一种幸运。

但就在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改变阮玲玉命运的人，那就是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

张慧冲在民国历史上，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他当时自己有一家小的电影公司，为了帮阮玲玉维持生计，他提议阮玲玉可以试试去面试电影演员。阮玲玉听从了这个建议，参加了明星影业公司的面试。

毫无表演经验的阮玲玉，被导演卜万苍一眼相中，出演《挂名夫妻》的女主角，随后又出演了《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白云塔》等一系列电影，开始慢慢崭露头角。

踏上从影之路，可以说是阮玲玉的幸运，但也是她悲剧的开始。

应该说，阮玲玉一开始在明星影业公司接拍的电影，大多是些小成本电影，影响力并不大。因为频繁接一些武侠片，阮玲玉甚至得到了“花瓶”和“妖女”的称号。又因为和电影公司老板闹僵，阮玲玉一度还陷入无戏可接的境地。阮玲玉的电影之路发生转机，是从1929年收到联华公司的拍片邀请开始的。

1929年底，留美归来的电影导演孙瑜，将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影片《故都春梦》，大胆起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此片。影片于1930年8月底上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

这部电影的成功，使阮玲玉被聘为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阮玲玉接连拍摄了《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等6部广受欢迎的影片，以出色的演技一举摆脱了“花瓶”的形象，成为当时的一线女明星。

阮玲玉的演技究竟怎样？

导演孙瑜这样评价：“与阮玲玉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著名演员赵丹评价：“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导演郑君里的评价是：“在临场时间，阮玲玉通常是随便而松弛的：有时开开玩笑，有时打打毛线，有时吃吃零食。她表面上似乎不在意地聆听着导演的简单的嘱咐，可等她一站到摄影机之前，在转瞬之间，她的神态、情感、动作都按照角色的需要，自然地、即兴地流露出来。没有强迫和夸张，也没有有意识的设计的痕迹，一切显得纯真、新鲜、恰当。这时候她与角色已合抱为一。可是一待导演发出“停止”的号令，她又毫不费力卸下她的精神化妆，恢复了她愉快轻松的本来面目。”

郑君里的总结是，阮玲玉之所以能演得那么收放自如，除了她的天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她扮演的角色，总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被阔佬玩弄的风尘女性，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

确实，如果苦难是一种经验，那么新星阮玲玉的“经验”之路，才刚刚开始。

3

阮玲玉遭遇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张达民。张达民没有任何生存技能，一直是靠家里接济。在张家大老爷去世后，他又很快花光了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然后迷上了赌博，欠下了高利贷。于是，张达民自然而然就打起了阮玲玉的主意。

彼时的阮玲玉，名气已经越来越响，片酬收入自然也是越来越高。一开始，她倒是愿意接济张达民的，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本来想托付终身的男人，其实是个“无赖+无底洞”。

渐渐地，阮玲玉不愿意再给张达民钱了，而张达民的嘴脸也就慢慢暴露了出来：不给钱？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其中最让阮玲玉接受不了的，是张达民一直扬言要把她16岁就和自己同居的故事捅给小报记者——他甚至会把当时小报报道另一个影星胡蝶打离婚官司的各种花边报道拿给阮玲玉看，作为无声的恐吓。

阮玲玉一直是个爱脸面之人，此时又已是明星，自然害怕张达民的要挟，只能一次又一次满足张达民的伸手要钱。她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比如拜托联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帮张达民谋得光华剧院经理的职位，月薪120元大洋（当时联华电影公司一般的演职人员月薪才40元）。

阮玲玉觉得，男人有了一份正当的职业，应该就能消停了——但她也太低估渣男的战斗力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和当时的不少演员一样，阮玲玉也去香港躲避战火，她还带着张达民。在香港，还没摆脱第一个渣男，阮玲玉又遇见了第二个渣男。

4

第二个渣男，名叫唐季珊。

和张达民相比，唐季珊的形象就要高大太多了：他是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名气的富商，做茶叶生意，同时又是阮玲玉所在的联华电影公司的大股东。

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次应酬场合相逢，阮玲玉没有放在心上，但唐季珊却被她迷住了，随即展开了热烈的攻势。一开始，阮玲玉是回避的，但唐季珊无论形象、财力、温柔体贴程度都远胜张达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依靠的阮玲玉，渐渐对唐季珊产生了感情，开始和他交往。

这个时候，阮玲玉收到了一封女人的来信。写信的人叫张织云，曾经也是一名电影明星，和阮玲玉气质很像，而她就是唐季珊的“现任女友”。

在那封信里，张织云告诉阮玲玉，唐季珊在广东有一个原配夫人，因为唐季珊的发迹全是靠那位原配夫人家里的财力和势力，所以一直不敢离婚。而自己的今天，就是阮玲玉的明天。

已经坠入爱河的阮玲玉并没有把这封信当回事，认为张织云只是出于女人的嫉妒，她相信唐季珊是真心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

回到上海后，阮玲玉就离开了张达民，搬到了唐季珊在新闸路买的一幢漂亮的三层小洋楼，开始和他同居。

说到张达民，就再交代下这位渣男到香港后的情况。上海战事平息后，阮玲玉要回沪，张达民觉得香港更开放更好玩，不肯回去。他知道香港的何东爵士认了阮玲玉做干女儿，就通过阮玲玉的关系，去太古轮船公司的瑞安轮上当了买办。但他又怎会好好干一份正经工作？很快，他就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场一掷千金，直输到两手空空。

无奈之下，张达民只能返回上海找阮玲玉。阮玲玉又给他谋了一份福建福清县税务所所长的肥差。

1933年4月，张达民回到上海的二人居所，发现阮玲玉已经搬走。再一打听，得知阮玲玉搬到了唐季珊的小洋楼。

对于唐季珊，张达民是不敢动的，想来想去，他找到了阮玲玉，要求阮玲玉补偿他“分手费”。阮玲玉只要能摆脱张达民，愿意接受他的苛刻条件——两人签订了《阮玲玉张达民脱离同居关系约据》。其中第二款明确规定：阮玲玉每月给张达民一百元，以二年为期。

阮玲玉觉得，终于可以摆脱张达民，和唐季珊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但她不知道，她被两名渣男轮流虐待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5

首先，每月100元，普通老百姓足够花了，但根本满足不了张达民的胃口。手头拮据的张达民很快就操起了“老本行”：敲诈阮玲玉。而且第一次敲诈就是一个狮子大开口：索要5000元大洋。

阮玲玉还去征求唐季珊的意见，唐季珊自然脸色不好看，表示自己一分钱也不会出，也不建议阮玲玉给他钱，因为张达民是个无赖。

于是，阮玲玉就下了狠心，一分钱不给张达民。

没想到阮玲玉敢反抗的张达民，随即一纸诉状告到法院。告什么呢？告阮玲玉当初住在张家的时候，偷走了不少张家的值钱东西，后来把东西送给了唐季珊——这样等于把唐季珊也给告了。

唐季珊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他马上也向法院递了状子，说张达民诬陷他，他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怎么证明呢？他要求阮玲玉自己在报纸上刊登一份启事：她和自己虽然同居，但经济独立，从来没送过自己东西。

一个男人诬告，另一个男人要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们抛出的，是同一个女人。

但阮玲玉当时还是爱着唐季珊的，软弱的她最终按照唐季珊的意思，在报纸上刊登了那条关于同居但经济独立的告示。

这一切，阮玲玉还是可以忍受的，她只要唐季珊爱她。

但她这个最后的卑微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很快，她就发现唐季珊有了新的女友，那个女人还是自己同一个圈内的朋友，名叫梁赛珍。从那时候起，唐季珊开始打骂阮玲玉。

阮玲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她又遇见了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6

第三个男人，名叫蔡楚生，嗯，不是渣男。

蔡楚生是一名导演。你可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你应该知道电影《渔光曲》，那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电影，导演就是蔡楚生。

蔡楚生还没有名气的时候，曾经邀请过阮玲玉拍电影，但被阮玲玉谢绝。蔡楚生成名之后，阮玲玉以为蔡楚生不会再找她，没有想到，蔡楚生又一次请她出演自己导演的电影：《新女性》。

《新女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角原型韦明是明星公司的女演员艾霞。艾霞是中国首位自杀的电影明星，很有才华，除了拍戏，她还经常发表小说和诗歌，在当年被称为作家明星。然而，艾霞的情感生活却很不顺利，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和家庭决裂，然后又谈了一场让人心碎的恋爱，23岁的艾霞最终服毒自杀。

蔡楚生是艾霞的好友，他发现艾霞去世后，还有一些无良小报在恶意中伤她，于是决定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而女主角，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阮玲玉。

阮玲玉拿到剧本通读一遍之后，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她觉得这个女主角就是自己。

《新女性》这部电影，可能是阮玲玉拍得最投入的一部电影。在拍女主角韦明自杀的一场戏时，场内工作人员都淆然泪下，而一直结束工作就很容易出戏的阮玲玉，也因为入戏太深，直到拍摄结束后情绪都无法平复。

蔡楚生便让工作人员退场，他留下来默默陪伴着阮玲玉。两个人慢慢聊起了天，才发现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和阮玲玉一样，蔡楚生也是从底层慢慢爬上来的——和当时大多海外留学归来的导演不同，蔡楚生是从一个电影片场的义工一点点做起来的。

阮玲玉也向蔡楚生倾诉了自己的故事，包括张达民和唐季珊。她对蔡楚生说：“我多么想成为一名新女性，能够摆脱自己命运的新女性，但我太软弱。”

蔡楚生也才知道，一个光彩照人的大明星背后，居然有那么悲惨的故事。

那一夜聊天之后，两人的关系明显走近。

《新女性》上映后，由于是蔡楚生导演，阮玲玉主演，颇受瞩目。但是因为影片中有一个小报记者的反面形象，所以电影受到了当时的“上海新闻记者公会”的抵制和攻击，要求剧组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道歉，一些报纸甚至又开始诋毁阮玲玉。

情感和事业双双受挫，阮玲玉觉得自己走不下去了。这时候，她希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蔡楚生。她希望蔡楚生能带她远走高飞。

实事求是地说，阮玲玉多少有些一厢情愿了。蔡楚生尽管仰慕她，但要他放弃辛辛苦苦拼搏来的电影事业，谈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蔡楚生在乡下有一个原配夫人。

刚刚演完《新女性》的阮玲玉，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7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唐季珊参加了联华电影公司的聚会。

席间，阮玲玉谈笑风生，没有任何异常表现——除了临近席终，起身与在座的各位一一告别，并与所有的女演员热情拥抱。

大家以为这是她有些喝多了，并不以为意。

回到新闸路那幢漂亮的小洋楼，在唐季珊独自回卧室睡觉之后，阮玲玉对自己的母亲说肚子饿了，想吃碗面。

母亲做完面，阮玲玉端起面碗走进了卧室。

子夜一点多，阮玲玉写好两封遗书，将3瓶30粒安眠药都倒进面碗，吃了下去。

据阮玲玉的母亲回忆，阮玲玉服下安眠药后没多久，唐季珊就发现了。当时唐季珊就和阮母商量如何把阮玲玉送到医院去。

当时上海市中心有很多医疗条件很好的教会医院，服用安眠药发现得早，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救活的。但是唐季珊选择了一个郊区的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阮玲玉1928年因为张达民服用安眠药自杀过，就在那家日本医院救活），因为那家日本医院比较偏僻，没有什么人知道。唐季珊怕把阮玲玉送到大医院，到时候闹得沸沸扬扬。

唐季珊一路开车到福民医院，发现福民医院没有值夜班的医生，辗转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同样没有值班医生。在清晨5点多，阮玲玉服药已经4个多小时后，唐季珊又请来两个私人医生，私人医生为阮玲玉洗胃后发现没用，再送入蒲石路的中西疗养院继续洗胃，依然没用。

在这个过程中，唐季珊知道可能要出事了，打电话叫来了联华公司的老板黎民伟（香港影星黎姿的爷爷），黎民伟一路上拍下了许多照片。

送到中西疗养院的时候，已经是上午10点，最佳的抢救时机已经过去了——阮玲玉甚至没有像自己主演的《新女性》女主角韦明那样，服用安眠药后有过求生的机会。

1935年3月8日下午6时38分，阮玲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8

阮玲玉的死讯传来，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哗然。

大家首先想知道的是，阮玲玉的遗书到底写了什么。

一开始，唐季珊不肯拿出来，在外界催促了很久之后，他终于拿出了两封遗书。

第一封，是说没有任何对不住张达民的地方，每月给他一百元等等，最后结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句：“哎，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

另一封是写给唐季珊的，交代了要他赡养老母和代养养女（这两点唐季珊后来都想尽办法守信做到了），并在信中说对不起他，拖累了他。

不过，这两封遗书一直受到质疑，大家怀疑是唐季珊捏造出来的。

不久之后，发行量只有1500份的《思明商学报》又出现了另两封号称是“阮玲玉真正的遗书”，说是唐季珊后来的新欢梁赛珍提供的（梁赛珍和梁赛珊姐妹在提供了遗书后就此人间蒸发）。

在那两封遗书中，阮玲玉的语气明显要激烈很多。

写给张达民的是：“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写给唐季珊的是：“季珊：没有你迷恋‘×××’，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

关于这两封遗书也有争论，有不少人认为是真的，但也有人认为是假的，是用来攻击唐季珊的。

不过，唐季珊司机后来的回忆应该不假：3月7日晚上回家路上，唐季珊和阮玲玉在车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回家后唐季珊不让阮玲玉进家门，阮玲玉一直坐在门口哭。

9

遗书的真伪难辨，但阮玲玉的葬礼还是要举行的。

1935年3月14日，阮玲玉的灵柩从上海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

下午1点10分，由金焰、孙瑜、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当时中国电影界的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

那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沿途夹道的影迷和老百姓多达30万人。美国《纽约时报》驻沪记者在惊奇之余，写下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更让现在人多少有些不解的是，还有不少影迷，随阮玲玉而去。

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鸦片自杀；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自杀；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

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自杀——可能因为阮玲玉扮演的新时代女性形象一直鼓舞着她们，而阮玲玉的自杀，崩溃了她们的信念，因为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鲁迅在阮玲玉自杀身亡后，也专门写了一篇《论人言可畏》，其中开头就有一句说阮玲玉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馒头说

关于阮玲玉的死，长久以来，大家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人言可畏”。

这里不争论遗书的真假，因为我赞同舆论环境的伤人，但我想聊聊阮玲玉的性格。

阮玲玉的遭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她的性格同样也是有缺陷的——尽管这与她成长的环境和背景有关，并不能全怪她。

延伸开来，正好想说说，有些女性有时候在感情上往往会有三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叫“爱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比如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有的渣男明明把自己的妻子（女友）折磨得死去活来，你去指责那个男人时，他的女人反而会最先跳出来：“这是我的男人，要你管？!”

第二个症状，叫“山鲁佐德情结”。山鲁佐德是《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女主角。皇帝每晚都要召一个少女进宫，第二天早上杀掉。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终止杀戮，自愿进宫。她每天晚上给皇帝讲一个故事，一到关键时刻就打住不说，第二天晚上接着讲，一连讲了一千零一夜，最终打动了皇帝，成了他的爱人。

很多女孩心中都有个“山鲁佐德情结”，希望在自己的生命中会出现一个坏坏的王子、花心的总裁、校园的恶霸、不羁的浪子，甚至是痞子或坏蛋，而坚信自己会感动他、感化他，成为渣男的最后一个女人、爱情的归宿。

第三个症状，叫“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是世仇，他们的爱情遭到了两个家族的极力反对，但越这样，他们俩反而爱得越深，直到殉情。有些女生，当家人和周围朋友都劝她与渣男分手，这反而刺激她更坚定地要与他在一起，到最后，不知道是为了爱情，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反抗精神。

相比于80多年前阮玲玉生存的社会环境，现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对女性的要求要宽容不少，对女性的尊重多了不少，但总体来说——尽管我是一个男性——这个社会对女性依旧是不公平的，甚至存在很多歧视。

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在感情和婚姻问题上，社会舆论对男性的宽容度，要远高于对女性。

也正是因此，女生们更应该擦亮眼睛，吸取教训，保护自己，远离渣男。

最后，祝“馒头说”的广大女性读者节日快乐！更自信，更勇敢，更坚强！

我认识一个男人，叫刘翔

1

先把镜头拉回到2008年8月18日，北京鸟巢体育场。

我坐在记者席的第三排，面对男子110米栏预赛的跑道。

刘翔撕下号码贴纸的一刹那，我站了起来。

旁边的人还在问：“怎么了？”

另外一个人淡定地回答：“没事，上届奥运冠军，可以直接进入决赛。”

我已经没心思去纠正他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刘翔退赛了。

10天前，2008年8月8日，刘翔进驻北京奥运村的那一晚上，搜狐博客约我写了一篇博文。这篇博客，在刘翔退赛那天，被人翻了出来，点击爆棚。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噢！原来刘翔是真的受伤啊！

在鸟巢体育场外面的走廊里，我决定给刘翔的父亲刘学根打一个电话。

手机拨通，响了一下，被掐掉了。

老刘从来不掐我的电话。

过了大概两分钟，他的电话回了过来。

接起电话，我发现我自己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结果是电话那头的老刘先开腔：“没事的，真的，没事的。”

我居然一下子有点哽咽起来。

怎么可能没事呢？

2

现在，回到2004年8月28日，雅典奥运会男子110米栏决赛。

作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奥运持证记者，我就在雅典。但根据比赛分工，我不在田径赛场。刘翔的那场比赛，我是在奥运村自己的房间里，通过闭路电视看的直播。

结果自然大家都知道，12秒91，冠军。

这个赛前被我做报道计划列入“可能会登上领奖台”的上海小伙子，居然拿到了金牌！

在那个没有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年代，我开始疯狂刷BBS（电子公告牌系统）。那一夜，有一句话在各大BBS广为传播：“今晚，中国的女人都哭了，中国的男人都醉了。”

那一晚，我的一位在后方的报社男同事，和几个同事一起喝酒到凌晨5点。回到家，不顾妻女已睡，他把床单扯了下来当国旗披在身上，在家中每个房间里乱窜并大喊：“我是刘翔！我是刘翔！”

回国后，我接到了报社的任务：刘翔希望出一本自传，由我来担任主要的采访整理者。

那是2004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上海普陀区的海棠苑小区，刘翔的家，我第一次见到了刘翔本人。

那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他从自己的小卧室走了出来，明显没有休息好，眼皮还有些浮肿。

“叫哥哥！”刘翔的父亲在旁边说了一句。

刘翔愣了一下。

我忙不好意思地摆手：“别别别，没比你大多少。”

刘翔笑了笑，伸出了手：“张记者，你好！”

那是我对刘翔的第一次采访，按理，应该为他的自传搜集很多第一手材料。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多时间都花在对电脑游戏的讨论上了。

“《传奇》后来不玩了。《帝国时代》，你懂的呀，那时候造农民都要掐秒表的，到几秒造一个，不然后面死得家都不认识。”刘翔说起这些来眉飞色舞。

那一年，刘翔21岁。

3

现在回想起来，2005年，应该是刘翔最火的一年。

其实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回国后，刘翔就已经蒙了。奥运归来第一次回家，他发现道路两边，站满了自发来欢迎他回家的市民。

半天，刘翔不敢下车。

车里的老刘拍了拍他的肩膀：“接下来，不是看你成绩，是看你做人了。”

2005年，刘翔的热度达到了巅峰，各种各样的邀请、采访、广告，让他晕头转向。

那一年，有位朋友带话过来，一位在温州做生意的朋友希望我牵线，能和刘翔吃顿午饭。“人家愿意出20万元。”朋友对我说。

面对热潮，刘翔渐渐选择自我封闭。“我别的不担心，就是担心他太封闭了，会闷掉，整个心态会受影响。”刘翔的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

2005年，深圳观澜湖承办了“全国十佳体育劳伦斯”的颁奖典礼。刘翔是候选人，我是采访记者，都去了。

颁奖典礼前一晚，我到刘翔的房间去玩。那时候，为防止媒体采访，他那一楼层的电梯口，已经开始专门有保安站岗了。如果不是刘翔自己从房间里出来接我，我根本进不去。

主办方给刘翔准备的也是一间标间。闲聊了一会儿，看时间不早，我准备回自己房间，刘翔忽然说了一句：“今晚别回了，睡这吧，我们聊聊天。”

我说算了，怕给他添麻烦。他摆了摆手：“我说可以就可以，你放心！”

那天晚上，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卧谈”，和他聊了很久。话题五花八门，比如他说他以前在少体校，怎么受年纪大的队友欺负：“大冬天，他一声令下，我们就必须赤膊跑到寝室的阳台上做广播操、俯卧撑，不然就要‘吃生活’（挨揍）。”

他也说到和柔道队的队员打架：“打架这事情，一上来气势绝对不能输人！”

“打不过人家呢？”

“那就逃啊！反正整个基地我跑得最快！”

当然也说各种其他话题，比如变形金刚，比如喜欢的电影、影星。那天他给我讲他欣赏的香港影星，有周润发、成龙、张曼玉，我记得还有刘嘉玲。

那一夜，说到开心处，我们俩会捶各自的床、踢被子。直到第二天一早，“频道”似乎又调了回来。他对着镜子整理衣领：“待会儿我要有个运动员代表发言，我准备说三个方面……你帮我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那一晚的颁奖典礼，刘翔毫无悬念地当选了2005年的“中国最佳男运动员”，给他颁奖的嘉宾，就是刘嘉玲。

4

2006年，刘翔在运动成绩上再一次达到了巅峰：在瑞士洛桑，他以12秒88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时我在德国报道世界杯，还没回国。那天早上起来一开手机，看到有人和我说刘翔打破世界纪录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假消息，忙起床去查新闻。一看，居然是真的！连忙给刘翔打了个电话。

“真的假的？!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什么感觉？”

“爽！”刘翔在电话那头吼道。

“那回国给我在那件T恤衫上签个名！”

刘翔破纪录后的第一时间，他的赞助商就发布了一款胸前印有“12秒88”字样的T恤衫，那也是我第一次主动要求刘翔为我签名。

打破世界纪录后的刘翔，进一步成为“无差别级”的国民偶像。我的老师、同学、同事，身边的朋友，各种年龄层次和职业的人，纷纷拜托我帮他们弄一个刘翔的签名，当然，最好能看一眼真人刘翔。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广东。那一次是刘翔冬训，我去采访，一起吃了晚饭后，和几位朋友找了家量贩式的卡拉OK唱歌——刘翔喜欢唱歌，但那时候，这样的放松机会不多。

包厢门外忽然一阵骚动，伴有责骂声，然后门就被撞开了。一个黑衬衣、戴着金项链的50岁左右男子，硬是闯了进来。身后试图阻拦的服务员，被这名男子身后跟着的几个穿黑西装的男子挡在了门外。

“刘翔？刘翔真的在？”那个中年男子边走边嚷，明显喷着酒气。

包厢里的人都挺紧张的，刘翔站了起来，但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气氛有点紧张。

那个男子猛地走到刘翔面前，“果然是刘翔！!!”他喊了一声。然后忽然后退一步——双手一抱拳。

刘翔忙抱拳回礼。

“刘翔！英雄！”那个男子就说了这四个字，随即转身，带着他的人离开了。

5

做英雄，是要有代价的。

2007年，在日本大阪举行世界田径锦标赛，刘翔是男子110米栏最有希望的夺冠候选。日本的媒体，当时送给刘翔一个称号：“黄金升龙”。

刘翔抵达的那天，在大阪的关西机场，挤满了中日媒体，希望能采访他。

刘翔随后从出口出来后，却虎着个脸，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包括日本粉丝专门为他拉的横幅，也视而不见。一个人钻进了大巴，而且还背朝车窗，不给人拍照。

我迎上去，希望能和他打个招呼，却不承想，他也没有理我，直接从我面前走了过去。

后来，他的教练孙海平和我解释：“刘翔那天其实高烧还没退，来的飞机上，机舱里的人排队找他合影留念，他好像有点情绪了。”

孙海平后面还跟了一句：“他很想拿这个冠军……”

在此之前，刘翔还没拿过世锦赛冠军。

所以，当刘翔在决赛那晚，身处第九道，却以12秒95夺冠之后，他兴奋得有些异常。

在赛后的混合采访区，我隔着围栏，伸出了手，喊了一句：“刘翔！”他过来和我猛力击了一下掌，居然说了一句上海话粗口：“老卵！”

而他的眼里，明显有泪花。

那让我忽然想到了大赛前不久的一幕。

那次是去北京体育总局看他训练，结束后我们打了一辆出租车去吃晚饭。我坐副驾驶，刘翔坐司机身后的那个座位。

“哥们儿，你们是运动员吧？”的哥从训练中心门口接的我们，自然这么认为。

我侧头看了一眼刘翔，刘翔蜷在座位上，低头摆手。

之前已发生过好多次，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结果到目的地后，坚持不肯收钱。

于是我否认。

“可惜了，如果是运动员，我就不收你们车钱。”

“是运动员你就不收钱？”我倒好奇了。

“有条件！你得代表我们国家，在世界大赛里进过前三名，我就不收钱！”的哥非常认真地说，“运动员嘛！为国争光就是英雄！”

“不然呢？”我问。

“不然就是狗熊！”

自始至终，刘翔没说过一句话。

6

时间到了2008年。

在2008年初，我曾问过刘翔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他回答：“我希望明天早上一睁眼，就是奥运会开幕了，我想赶紧赛完。”

然后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刘翔是一瘸一拐走回北京奥运村的。他走在前面，一群志愿者不敢上去搭话，默默跟在后面。忽然，有一个女志愿者喊了一声：“刘翔！加油！”

“刘翔！好好养伤！”“刘翔，我们会继续支持你！”大家都跟着喊了出来，带着哭腔。

晚饭时间，刘翔没有去运动员食堂。房门紧闭。

不知道谁，在他门口留下了一束鲜花。没多久，鲜花堆满了门口。

刘翔父亲，是第二天才进的奥运村，见到了儿子。

那时候，刘翔正趴在理疗床上，做腿部肌肉恢复。

“爸……”刘翔叫了一声，就没再出声。

房间里寂静得出奇。老刘忽然听见水滴到地板上的声音。然后，他看到，刘翔脸朝下的那块地板，开始湿了。

刘翔哭了。

7

更大的挑战，是康复训练。

2009年春节，我去了美国休斯敦。在北京奥运会上伤退的刘翔，在那里做康复治疗。

北京奥运会后的某一天上午，我去他家，当时他正在吃早饭，上海人最传统的早饭：大饼、油条和豆浆。

“我决定动手术了。”那天他对我说。

我知道，之前有不少人劝过他，千万别动手术，不然就废了。“但不动手术，我不可能再继续跑下去。动手术，至少我还有机会。”刘翔说。

其实比起手术短暂的痛苦，更大的挑战是在康复训练。

在休斯敦的得州医疗中心，刘翔曾让我做一组他的康复动作，很简单，提着两个哑铃，上一个台阶，再下来。我做了一组，已气喘吁吁，而这样一个动作，伤口才愈合的刘翔要做10组，每天至少要有5套类似的动作，再加其他各种康复训练。

“我想到过放弃的。这是我第一次想到放弃。我每天晚上闭上眼就在想，明天又是一天，我还能坚持得住吗？”

那天在刘翔休斯敦借住的公寓，我们聊了一个下午。刘翔对我说这句话时确实震惊到了我：手术都决定动了，还会挺不过康复训练？

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那时的刘翔已经可以开始室外的康复训练了。有一天午后，在做完一组跨栏动作后，他和我坐在沙坑旁聊天。

“有时候我真的很难相信，我怎么已经26岁了？”他仰头看天，休斯敦的天碧蓝如洗。

然后他忽然说起了2008年，“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灾难”。

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回忆北京奥运会的比赛。

当时在一旁的，是刘翔的赞助商聘请的一位专门来为他拍视频的老兄。这位老兄回国后，剪辑出了一部记录刘翔康复历程的片子，叫《追》，我个人认为拍得很棒。在那部长度为23分钟的片子里，他忠实记录了一段采访内容，采访对象，还是一位的哥：“大多数客人都这么认为，认为这次他可能觉得跑不过人家了，所以还是退出的好，省得在自己国家面前丢脸。”

（画外音）“那他不是腿受伤了吗？”

“借口！”

（画外音）“那你还会支持他吗？”

“从他退出比赛我就讨厌他了。”

8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整个2010年到2012年，我也没见过几次刘翔。和他的主要交流方式，也只限于偶尔的电话，或者短信，后来是微信。

那两年的刘翔，感觉是憋了口气。谁都知道他想证明什么，但他自己从来不说。

“最近还行吧？侬稳一点。”

“放心，开心最重要。”

和他的微信交流，一般不会超过这个范畴，我从不问他任何关于训练和比赛的问题。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变成了刘翔的父亲刘学根。

“嚯哟，你没看到小家伙身上的腱子肉，比2006年还要厉害得多。”

“小家伙下决心八步改七步了。”

“小家伙电话打过来，说这次跑了12秒87，但是是顺风，差点打破罗伯斯的世界纪录，不过没关系，还有机会。”

后来有很多人质疑：奥运会前，刘翔干吗那么拼命跑？

但我知道他。他是怕自己有一天说不定伤又复发了。他想在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把世界纪录给夺回来。

2012年7月初，我在上海莘庄的训练基地，看到了刘翔。他拉了一个行李箱，从寝室楼里走了出来，老远就冲着我喊：“玮哥！你来啦！”

那天，刘翔的父母也来了，因为他们要送儿子踏上前往伦敦奥运会的征程。

整个告别的环节没有特别的仪式感，就是大家一起合了个影。临上大巴，刘翔一个劲地朝父母挥手：“放心，你们放心。”

车窗摇上，我没看到刘翔的表情，但刘学根和吉粉花别过了头，揉了揉眼，好像眼里进了沙子。

9

2012年，我是坐在伦敦奥运会记者席的第一排，看着刘翔退赛的。

我采访过三届奥运会，现场目睹了他两次退赛；唯一一次夺冠，我不在现场。

伦敦奥运会的男子110米栏第一轮，裁判说：“各就各位。”我的心跳和往常一样开始加速。

尽管采访过那么多次刘翔的比赛，但我依然会紧张。尤其是在决赛起跑线上，看到清一色的黑人选手，只有刘翔一个黄种人孤独而坚定地举起双手向观众示意，瞬间就会让你血脉贲张。

在那个时候，我才会觉得往日这个嬉皮笑脸的家伙，有多么了不起。

但那天，刘翔还是倒下了。

“医生之前就告诫过我，说我的跟腱很有可能断裂。”

刘翔后来回到上海，和我聊起那天的情景：“我后来上跑道，踏了踏起跑器，就知道医生没骗我。”

那天在伦敦，我所能做的，只能是第一时间把“刘翔跟腱确认断裂”的消息发到新浪微博。

2012年8月8日晚，伦敦奥运会男子110米栏的决赛。

在伦敦市郊的罗姆德小镇，我和刘翔的父亲刘学根，坐在他住所外的露天长椅上。

老刘点燃一根烟，仰望夜空，一语不发。

屋内电视正在直播比赛，但我们俩，谁都没进去。

半晌，老刘幽幽吐出一句：“这一切的一切，和4年前都太像了。”

然后，老刘开始陷入回忆：“他在赛前训练的所有数据都已经超越历史最高水平，那时我想，他应该可以圆梦了。

“以前我叮嘱他回家要戴脚套理疗伤处，他还会笑着说我啰唆，但这两个月，他一回家就自己戴好脚套，我知道他真的要拼了。

“我来伦敦前就知道他的脚又出问题了，但我每天都祈祷，希望奇迹会发生。我一直瞒着他妈妈，我想自己先扛着。

“他伤势一有好转，就会给我发短信，我这一天就会乐得跟什么一样。但他一不发短信，我就知道又糟糕了，这一天就魂不守舍……”

但所有的不甘和郁闷，在老刘赶到医院陪刘翔做跟腱手术的那一天，全部化为乌有。

那是一场一个多小时的手术，刘翔最终被推出了手术室。看到守候在外面的父母，实施全麻的刘翔努力动了动身子，想对父母挤出一个微笑。舌头还不灵活，刘翔的喉咙里发出“嗬嗬”声，费尽全力吐出一个模糊的词：

“没……事……”

那一刻，60岁的刘学根不顾众人在场，眼泪横流。

“那一刻，哪有什么奥运会，哪有什么冠军，眼前的人，就是我的儿子，其他什么也不是！”老刘说。

10

2015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10点多，我手机忽然响了，一看，是刘翔。

“玮哥，没睡吧？”话筒那头刘翔的声音，有点低沉，但非常严肃，“想和你讲一件事……”

我的心忽然“咯噔”了一下，一阵莫名的紧张，随后却是释然——他应该是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了……

一周后，在上海体育场，数万人面前，刘翔宣布自己退役。

我没有去现场，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

我给刘翔发去一条微信：

“哥们儿，你的青春，其实也是我的青春。你的职业生涯，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值得珍藏的一段回忆。”

“谢谢你！”他回。

“是我该谢谢你！”我回。

馒头说

2016年6月，我们全家去了一次瑞士，住在蒙特勒。

有一天，我对我太太说，我想去一次洛桑。

她也没问为什么，就说，好。

然后我们就驾车去了洛桑。洛桑不大，没费多少工夫，我就找到了那家体育场。

刘翔创造12秒88世界纪录的那个体育场。

我在微信里问刘翔：“你不是说有两块铭牌的吗？”

他回道：“不知道啊，他们可能摘掉了吧。”

然后我就找到了那两块铭牌。原来我走反了方向。

那两块铭牌，见证了刘翔在这个体育场，一次打破世界青年纪录，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我把那两张铭牌的照片又发给了他。

“放心，没摘掉呢！”

看着那两块铭牌，我忽然挺为他欣慰的。

里约奥运会期间，看到不少网友说：“我们欠刘翔一个道歉！”

我倒并不觉得是这样。

其实不管世人怎样，刘翔就在那里，他的成绩也摆在那里，并不会因大家的态度而发生任何改变。

刘翔曾被身不由己地捧上云端，也曾被毫不留情地踹下神坛，他经历了远远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成功和失败，也得到了常人所不可能得到的锤炼和磨砺。

无须向他道歉，当然，他也从来无须向任何人道歉。

他是一个中国体育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运动员——不是说他的运动成就，而是他的人生遭遇：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彻大悟。

他就是刘翔。

民国第一个享受国葬的人

1

1915年11月18日这一天，是日本客轮“山东丸”号开船的日子。

这艘往返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客轮，今天将于天津码头起航。这一天，船上多了一名特别的旅客。

说是特别，这位旅客30岁出头的样子，其实和一般人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去日本的目的，也并非惊天动地，也就是去“养病”而已。

但这确实是一位特别的旅客。当他离开北京前往天津的时候，袁世凯的“首席谋士”杨度就赶紧提醒：“此人一去，无异纵虎归山，放鱼归海，从此我华无宁日矣！”

此人，就是蔡锷。

2

蔡锷，1882年12月18日出生，湖南人。从小聪慧的蔡锷，12岁中秀才，16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在那里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梁启超。很多人知道蔡锷是一名军人，却未必知道他是梁启超的弟子。

蔡锷从上海的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前身）毕业后，17岁赴日本读书。就和那个年代无数的青年学子一样，蔡锷发现，读书改变不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是在学成回国之后，于1902年二赴日本，就读于一所孕育出一批改变中国国家命运人士的日本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虽然蔡锷和同学蒋百里等名列毕业生前三名的故事无从考证，但他、蒋百里和张孝准被称为“士官三杰”却是公认的。（蒋百里的故事参见《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蔡锷后来说，自己去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目的，是觉得那时的中国，不缺少知识分子，但缺少优秀的军人。于是，他就要去做一个能拯救中国的优秀军人。

3

蔡锷这辈子，一共做过两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云南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

1904年，蔡锷从日本学成归国之后，立刻成为各省争抢的对象——各省都需要能训练新军的人才，更何况是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

蔡锷先是在广西干了5年，做了不少军校的校长，其中包括广西陆军小学堂。这个学堂第二期有一个学生，在开学报到时迟到了10分钟，蔡锷坚决不允许他入学。这个学生只能来年再考，考上了第三期。

这个学生，就是后来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指挥著名的台儿庄战役的桂系首领李宗仁。李宗仁后来回忆起蔡锷时说：“我们对他敬若神明。”

1911年初的时候，29岁的蔡锷已经做到了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的协统（旅长）。蔡锷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一直和同盟会暗中联系，并明确表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绝对同情支持”。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一根香烟点燃的革命》）。蔡锷随即践行诺言，于10月30日在云南发动起义，推翻了当地政府。不要小看蔡锷当时这个“协统”。武昌起义，其实是一群班长、排长和连长搞起来的，搞成功后，大家请出黎元洪做都督，黎元洪当时也就是个协统。

革命成功后，蔡锷把当初请他到云南做军务的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然后自己就职云南都督，开始大展拳脚。蔡锷上台后，换掉了一批光说不做的人，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

蔡锷在担任云南都督期间，两次带头减薪，月俸由600元减到60元，只相当于一个营长的月薪，当时在全国闻所未闻。蔡锷的弟弟从湖南来投奔他，想谋得一个职位，蔡锷认为这样不好，给了弟弟20元旅费，让他自己回家。

一时间，云南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然后，就惊动了一个人。

4

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蔡锷擅长下围棋，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最精彩的博弈，是与袁世凯的真人对决。

根据《蔡锷年谱》，蔡锷和袁世凯认识，是在1906年，也就是蔡锷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但根据蔡锷的老师梁启超透露，蔡锷当年想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湖南的亲戚只出得起2毛钱，蔡锷去汉口的亲戚那里借到了6元钱，直到到了北京，才借到了1000元钱，而给他这个钱的人，就是袁世凯。

梁启超说，这是蔡锷在东京亲口告诉他的，想来应该不假。由此可见，袁世凯应该是蔡锷的“恩公”。

蔡锷一度还是敬佩袁世凯的——这也很正常，放眼当时的中国，无论资源还是能力，无人能出袁世凯之右。1912年1月，蔡锷曾在电文中称赞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

而袁世凯也相当看好蔡锷。他曾这样评价当时的几位最杰出人物：“孙氏（孙中山）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黄兴）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蔡锷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此人之精悍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请注意，袁世凯用的是“精”和“悍”两个字。后来蔡锷对袁世凯的行为也基本上没有脱离这两个字。袁世凯识人，不可谓不准。

1913年10月，袁世凯调蔡锷赴京。

按照目前的说法，袁世凯不放心蔡锷拥兵远在云南，所以调入北京“软禁”。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礼遇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袁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这固然是袁世凯调蔡锷到身边的一大目的，但从袁世凯对蔡锷的赏识来看，并非是完全不想用他的。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蒋百里先生传》中说，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陆军总长一席以蔡松坡（松坡为蔡锷的字）为最适宜”。

而蔡锷之所以肯离开自己的基地云南赴京，还是怀着一腔热血的——用梁启超后来的话说，蔡锷有点“抱有幻想”。蔡锷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的私心，但还是，希望借袁世凯之手，建立起中国现代化的国防。

但是，袁世凯还是让蔡锷失望了。

如果说袁世凯对蔡锷的种种建议置之不理只是让蔡锷失望的话，那么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就超出了蔡锷对袁世凯的认知底线。

更让蔡锷没想到的是，袁世凯居然准备开历史的倒车——自己当皇帝了。

5

袁世凯称帝时蔡锷的态度，一直是一个争议的热点。

1915年8月，袁世凯称帝之前的准备运动已经到达最高潮，全国各省的督军签名“劝进”，在那份劝进表后面，当时被袁世凯封为“昭威将军”的蔡锷，是第一个签名的。

蔡锷为什么要签名，后来又为什么反对袁世凯称帝呢？

有人曾说，蔡锷出尔反尔，是在“投机”。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拥有全国最高统治权力的北洋系，并没有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音（虽然段祺瑞、冯国璋等私下里是反对的），而蔡锷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冒有极大风险，而蔡锷反袁时又不是墙倒众人推，有何“机”可投？

那他当时为什么要签名呢？

还是要设身处地去想，从蔡锷当时所处的环境来看。作为袁世凯身边被牢牢看管的人，坚决不在一份明显就是要大家表忠心试态度的表格上签字，后果可想而知。

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劝进表的签字，发生在1915年8月25日，而就在8月24日，蔡锷搭乘火车，从北京前往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密谋了一整夜。

如果真心准备签名，蔡锷为何要紧急前往天津，去找坚决反对帝制的老师梁启超？梁启超在1922年的《护国之役回顾谈》中，透露了当夜密谈的结果，蔡锷认为：“若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

由此可见，在劝进表上签字，应该是蔡锷麻痹袁世凯的第一步。

6

说到蔡锷与袁世凯的周旋，就不能不提到一位女性的名字：小凤仙。

在民间传说中，蔡锷与小凤仙的缠绵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口口相传。

遗憾的是，蔡锷与小凤仙认识是真，但真说如何要好，恐怕未必。

根据小凤仙1951年拜见京剧大师梅兰芳时做的自我介绍可知，她当年遇见蔡锷时，只有16岁。一个胸怀大志的将军，与一位16岁的少女一起共谋大事，想来也不太现实。

蔡锷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确实开始流连于烟花柳巷，也正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小凤仙。有人说，蔡锷这样做为的是麻痹袁世凯。但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之人？他会相信素来严于律己的蔡锷，突然开始声色犬马？那样未免也太低估袁世凯了。

所以，蔡锷去青楼不假，但主要是用来表态的：你称帝便是了，我不管，总行了吧？对袁世凯，做戏不能做得太过，这点蔡锷很清楚。所以要说他和小凤仙有真正的灵魂契合，并不见得。

据蔡锷长子蔡端后来回忆，他的母亲潘夫人（蔡锷的小妾）给他讲过，有一次蔡锷陪家眷去看戏，开场前指着包厢里一年轻女子对潘夫人说：“她就是小凤仙。”这个回忆至少说明两点：蔡锷是和家人一起看戏的，以及，蔡锷和小凤仙交往并不背着家人。

至于蔡锷脱离袁世凯的控制，被传是小凤仙鼎力策划协助，这恐怕又高估小凤仙的能耐了。事实上，蔡锷的脱逃是一步步精心计划过的：先是离开北京到天津，然后从天津想办法去日本，然后从日本去上海，取道香港去越南的河内，然后再返回自己的基地云南。

绕这么一个大圈，需要精密的计划和接应，小凤仙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1915年11月18日，也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是蔡锷逃脱袁世凯控制的最关键一步，那就是离开中国本土，取道日本再回云南。

先是离开北京，然后再离开天津，然后再绕回云南，蔡锷就这样一步步，让袁世凯亲手放走了自己。

说蔡锷“精”，一点不假。

7

然后，就是蔡锷的“悍”了。

1915年12月19日，历尽艰辛，蔡锷终于抵达昆明，开始做他人生中第二件大事：起兵反袁。

现在我们之所以记住“蔡锷”这个名字，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蔡锷是起兵讨伐袁世凯的第一人。

一句简单的话，背后其实是极大的分量。

蔡锷起兵之时，是袁世凯正式称帝的两周后。当时虽然全国骂声一片，但多半都只敢在肚子里骂——袁世凯掌握着全国的军权，手下的北洋系悍将如云。当时的情景，有点像是一群半大不小的少年，围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少年们聒噪：揍他！揍他！可谁也不敢先动手。

蔡锷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的人。

1915年12月22日晚，蔡锷和另外37人歃血为盟，立下誓言：“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12月25日，蔡锷和云南督军、他的学弟唐继尧一起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表示“拥护共和，反对帝制”。誓师之时，蔡锷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

而袁世凯根本不敢相信，世间怎会有蔡锷这样的人，不为自己的私利和地盘，居然是“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于是两军开战。

按照事先计划，1916年1月，蔡锷率领的滇军第一军开始进攻四川。这是蔡锷第一次领兵作战，却也展示了自己的军事天赋。在后方唐继尧不发饷、不增援的情况下，面对近10万北洋军，蔡锷不足万人的部队从1月打到3月，基本歼灭了北洋军主力第七师。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一场关键的纳溪战役中，蔡锷护国军麾下的第三梯团第六支队长勇猛异常，率兵拿下了这场关键战役。那个支队长，叫朱德。

朱德后来回忆当时看到蔡锷时的情景：“我大吃一惊，说不出话来，他瘦得像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

当时的蔡锷，因为患有肺结核，又加上长期劳累，其实已经病入膏肓。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以当时国内的形势，蔡锷和他的部队其实已经是一面旗帜，只要旗帜不倒，那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人，就敢站出来。

1916年1月27日，在蔡锷的护国军与北洋军鏖战的时候，贵州响应，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响应，宣布独立。蔡锷趁机大举反攻，连战连捷。北洋军最终只能签订停战协议。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去世。

8

早在护国战争期间，蔡锷就表示：一旦战争胜利，自己将辞去一切职务。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袁世凯去世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但不久后蔡锷即辞去了所有职务。从这个角度看，说蔡锷反袁是“投机”，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蔡锷没有图谋任何利益。

不过，那个时候，蔡锷的身体也确实承受不住了。1916年9月，蔡锷的肺结核已感染到喉部，话都不能说了，只能东渡日本治疗。只是蔡锷病入膏肓，日本的医生也无能为力。1916年11月8日上午，蔡锷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

1917年4月12日，蔡锷遗体荣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

蔡锷，成为民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国葬的人。

馒头说

曾有人说，蔡锷很“善变”。

比如他对袁世凯。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赞扬袁世凯“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两周之后，因为袁世凯试图召开“国民会议”商讨有无君主体制可能的时候，蔡锷又称他为“袁贼”，准备兴兵讨伐。但等到袁世凯逼退清帝，承认中华民国，蔡锷又发电祝贺他“群望所归”。当然，更不要说他之后的反袁了。

还有对国民党。蔡锷一直拒绝加入同盟会，但在辛亥革命期间，坚决支持同盟会，并且自己投身革命，促成云南独立。然而，在袁世凯被怀疑暗杀宋教仁之后，蔡锷却又坚决阻止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用兵，认为应该遵守《临时约法》，由参议院弹劾，而不是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更不要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蔡锷其实是持反对意见的，认为这样只会导致国家支离破碎，生灵涂炭。所以在江西、广东各省宣布独立后，云南都督蔡锷反而宣布中立。

是蔡锷善变吗？恐怕不是。他的种种“变”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不变”，那就是：对这个国家有利的，我都赞成；对这个国家不利的，我都反对。

纵观民国历史，像蔡锷这样不党不群、不要地盘不拉军队的将军，真的找不到第二个。而偏偏就是这个只念国家、不念私人的将军，对中国的进程产生了影响。

据说，蔡锷在日本医院临终时，看到了窗外日本刚配备的飞机的训练，深受刺激。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

而他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死亡也深感遗憾：“我不死于对外作战，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而死于病室，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自觉死有余憾。”

据身边人回忆，蔡锷的遗嘱是口述的，全是关于国家大事，没有一句涉及家里。

2016年，是蔡锷逝世100周年。

有时会想：将军如果不是英年早逝，后来又会怎样？

他没有军衔，但人人称他“将军”

1

1936年2月20日，在白雪茫茫的东北三省林海雪原，有一群人，发出了这样一个宣言：

全中国同胞们！全东北一切抗日武装军队同志们！

日本强盗帝国主义以“防共自治”为借口，夺我黄河以北五省，更以“日华提携”欺世谰言，想要吞并我全中国，日本寇贼近来要加紧向和平的苏联国屡屡挑战，同时又与意、德两国勾结，作对抗英、美、法的大战准备，把千万同胞生命财产作为大战的牺牲品，完全变成亡国奴。

……

现在顺着全国救国运动之转移，使抗日军队组织越加巩固与行动统一。将我各军军队建制、名称完全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

我们中国海内外同胞应一致团结起来，铲除穷凶极恶的寄生虫、魔鬼日本强盗，我们从古今中外一切历史事变以及最近阿比西利亚反抗意大利的侵略战争的例子来看，我们深信中国抗日救国，终究必能达到胜利。

东北反日救国总会

1936年，离东北三省沦陷已经过去了5年的时间。这片属于中国的土地，已经被日本人冠上了“满洲国”的伪号。

但是，让日本人相当头疼的是，有这么一支中国部队，哪怕在官方的东北军撤离之后，依然没有放弃过抵抗。日本人把这支部队活动的地带，称为“癌肿地带”，把他们的领导者，称为“东边道社会治安之癌”（东边道，指东北东南部区域，面积大概相当于吉林和辽宁两省的一半）。

这支部队的领导者，就是我们要说的人，他叫杨靖宇。

2

杨靖宇，1905年2月13日出生，身高一米九三，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但他其实不是东北人，他出生在河南省确山县的李湾村（今驻马店市驿城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他的名字，原来也不叫“杨靖宇”，叫“马尚德”。

1923年，18岁的杨靖宇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今河南工程学院），和很多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他秘密参加了革命，并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杨靖宇最初的特长，其实并不是军事指挥，而是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受中共组织派遣，他回到老家确山县发展农民运动，农民协会的会员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了一万多人。1927年，杨靖宇领导了豫南农民起义，率领数万农民武装占领确山县城，打垮了北洋军第八军的一个旅。

1929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受组织派遣，前往东北。一开始，杨靖宇化名“张贯一”，在抚顺煤矿建立党组织，随后开始慢慢介入军事领导工作中。

在这个过程中，杨靖宇的坚韧性格开始显现：他曾被捕入狱5次，受尽酷刑，但没有一次服过软。

东北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落到了日本人手里。但在整个事变中受命不放一枪的东北军撤出后，却依然涌现出不少有血性的汉子，以马占山为代表，不愿放弃抵抗。黑吉辽大地上活跃着不少正规军、警察大队和游击队，他们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

缺乏统一指挥的义勇军，各自为战，再加上战术单一，虽然一腔热血，但很容易就被日本人各个击破。到了1933年左右，东北抗日义勇军基本已经化整为零。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担任师长兼政委的，正是杨靖宇。

在这个基础上，1935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合军和游击队为基础，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杨靖宇这个名字，开始成为关东军的一个噩梦。

3

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着一批牌位，叫“肉弹十勇士”。

“肉弹”在这里的含义，与饮食无关，专被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用来比喻“自杀式冲锋”。“肉弹十勇士”顾名思义，就是发动自杀式冲锋的10个人。

按照日本方面当时的记载，包括东濑军曹在内的10名关东军士兵，在一场追击中国军队的途中被反包围，绝望之际，他们冲入了对方阵地——严格地说，是“自杀”，但起不到任何“攻击”的作用。

根据旅日作家萨苏考证，当时围歼东濑他们的中国部队，就是杨靖宇率领的部队。

当时的东北抗联，有“南杨北赵”的说法。“北赵”说的是另一位名将赵尚志，“南杨”说的就是杨靖宇——“杨靖宇”这个名字，是在1932年改的，因为“靖宇”在朝鲜话里有“驱除外敌”的意思。

赵尚志打仗的特点是又猛又狠，而杨靖宇的特点是灵活多变，尤其擅长游击战。面对强大的关东军，抗联一改之前“东北抗日义勇军”以阵地战为主的打法，而是遵循了“敌进我退，敌乱我打”的游击战术，搞得关东军和伪满军队相当头疼。

据当时日伪统计机关统计，仅1935年，东北抗联就在东北三省各地发起大大小小战斗39 105次，截至1940年，共发动大小战斗近7万次。根据日本外务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日本在东北共损失近27万士兵，其中减去苏联方面宣布歼灭的8万人，剩下的18万，应该就是东北抗联和其他抗日义勇军的功劳。最巅峰时期的1941年，东北抗联在东北三省牵制了76万日军（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的另一大任务是防御苏联）。

渐渐地，关东军把矛头集中指向了东北抗联总指挥杨靖宇。

杨靖宇当时让关东军恨到什么地步，从日本当时的记录可以看出来：从1938年开始，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集了6万人的部队和警察大队，专门“剿杀”杨靖宇（东北抗联巅峰时期不过3万人），当时下达的命令是：看到抗联和其他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抗联；看到抗联队伍里有杨靖宇的队伍，其他放过，只打杨靖宇的队伍。

同时，关东军开始检讨原来的作战思路，做出三点改变：

第一，在抗联出没的地区，进行武装屯田移民和保甲连坐，每二三百户居民就用铁丝网圈起来居住，设岗楼和巡警，老百姓进出不得携带多余食物和衣物，断绝抗联和当地百姓的一切联系。

第二，只要发现抗联队伍，就紧紧咬住跟着打，一刻也不放松，逼迫抗联队伍不断分兵突围，越打越小。

第三，改变以前的滥杀政策，招降和优待抗联的叛变分子。

事实证明，这三点都起到了作用，而最起作用的，就是第三点。

叛徒的杀伤力，永远都是惊人的。

4

1938年7月，杨靖宇麾下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投敌。这是第一个“重要”叛徒。

程斌是杨靖宇的爱将，有“小杨靖宇”之称，打起仗来又狠又准。关东军抓了程斌的母亲，胁迫他下山投降。

程斌最终选择投降，但他不是一个人，而是拉了手下115个人，带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包括现金，下山投降。

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为程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宣布成立“程斌警察大队”，岸谷隆一郎还把自己的军刀赠给了程斌。

程斌投敌后立的第一个“大功”，就是带着日本人摧毁了蒙江县（今靖宇县）境内70多个杨靖宇设立的密营。密营是抗联存放粮食、布匹、药品和枪械的秘密营地，在失去当地百姓的后勤支持后，密营是抗联的生命补给线。

一夜之间，杨靖宇的队伍陷入了弹尽粮绝的绝地。

1939年秋天，关东军开始对杨靖宇部队展开全面扫荡，打先锋的，就是岸谷隆一郎手下的10个伪警察大队——包括程斌在内，10个伪大队长，都是叛徒。

程斌对杨靖宇和东北抗联的战术和路线实在太熟悉了，他甚至只看地形就知道杨靖宇部队接下来会转移到哪里去。在这个过程中，东北抗联蒙受了巨大损失，减员严重。

1940年1月，杨靖宇的部队弹尽粮绝，在零下20多度的冰雪环境下，他们开始用布包着脚在雪地里前行，饿了只能啃树皮。为了解决部队补给，杨靖宇命令大部队北上突围，自己带着贴身的十几个战士，继续与敌人周旋。

1月22日，第二个“重要”叛徒出现了。杨靖宇的警卫旅参谋丁守龙被伪通化省警察大队捕获，随即变节，杨靖宇的隐蔽位置、兵力情况被日军获知。包围圈大大缩小。

2月1日，第三个“重要”叛徒出现了。杨靖宇警卫员张秀峰携大量经费和一些绝密文件投敌。张秀峰是杨靖宇从小养大的，两人情同父子。张秀峰的叛变大大出乎杨靖宇的意料。更关键的是，张秀峰透露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和意图，致使日军的包围圈进一步缩小，几乎已经可以精准定位到杨靖宇。

2月22日，杨靖宇碰上了汉奸，这一次的出卖，是致命的。

这一天的上午，孤身一人，已经5天5夜没吃过东西的杨靖宇（他的两个警卫员下山买粮时牺牲），在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终于等到了4个砍柴的“村民”。其中的一个“村民”，是伪军的排长，叫赵廷喜。

杨靖宇恳求他们，能否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回来，重金酬谢（杨靖宇身边确实有不少现金，只是苦于买不到粮食）。

赵廷喜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

杨靖宇回答：“老乡，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中国就完了！”

答应给杨靖宇弄点粮食的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了另一个汉奸李正新。因为怕其他三个人先报告看到了杨靖宇，赵廷喜立刻把事情全盘说出。

2月23日下午3点左右，日军赶到，包围了杨靖宇最后的藏身处。

5

日本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以及伪满时期的内部档案《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都记录了杨靖宇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离杨靖宇藏身处50米远的时候，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让部队停止前进。

西谷喜代人开始喊话：“君是杨司令否？”

整个南满地区，无论日军还是伪军，都已经习惯称杨靖宇为“杨司令”，根本忘记直呼其名。

杨靖宇回答：“是的，我就是杨司令。”

西谷喜代人继续喊话：“我们是通化的警察队。在我们的部队里面，曾经是君之同志的，都归顺了。若是君能归顺，岸谷厅长必会热切相迎。现在这个地方，要逃脱是不可能的了，何必急着去死呢？考虑一下归顺可好？”

杨靖宇回话：“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牺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个人。虽临难，但我的同志们在各地转战，你们灭亡之日必将到来。我将抵抗到底，无须多说，开枪吧。”

枪声大作。

杨靖宇手持双枪，不断射击，在右臂被击中后，左手持枪继续还击。

眼看生擒无望，西谷喜代人下令击毙杨靖宇。一颗子弹随即击穿了杨靖宇的胸膛。射击的人叫张奚若，是东北抗联里有名的机枪手，随程斌一起投降，也曾是杨靖宇的爱将。

据说，杨靖宇在战斗中，背靠一棵树，边打还边喊过一句话：“对面哪个是东北抗联投降的？滚出来！我有话说！”

杨靖宇倒在雪地里的时候，日本人还不相信自己真的射杀了大名鼎鼎的“杨司令”。

在确认尸体是杨靖宇之后，按照当时日方的报道：“是杨啊，于是所有的讨伐队员都发出了男儿之泣。”

如果说那几名叛徒暗暗流出几滴眼泪，倒也可能可信，但日本人是不会有心情流泪的，他们有的，只是好奇：究竟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存活那么久？他是不是还有“密营”？

日本人后来剖开了杨靖宇的胃。

他们失望了，杨靖宇的胃里只有三样东西：棉絮、稻草，还有树皮。

长岸谷隆一郎感叹：“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在杨靖宇的遗物中，日本人除了手枪、子弹、怀表这些东西以外，找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口琴。

日本人无法理解，在冰天雪地，饭都吃不饱，随时可能送命的环境里，杨靖宇为什么还要带着一个口琴。

据说在发现口琴的时候，队伍中的叛徒，原抗联一路军参谋长安光勋忍不住痛哭失声——杨靖宇以前每每在队伍休息时，会拿出那个口琴，吹曲子给抗联的战士们听。

6

1945年8月9日，在中苏边境上，150万苏军如同潮水一般扑向了日本的关东军，发起了总攻。

在百万大军中，有一支1000多人的部队，以空降的方式，降落到了东北关东军身后，实施突袭。

这支部队都是中国人，他们就是当年被迫北上，且打且退，直到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战士。当年东北抗联的老弟兄们，最终以这样的方式，打回了自己的故乡。

只是在雪花飞舞的白山黑水之间，再也听不到熟悉的悠扬的口琴声了。

馒头说

关于抗战中的国共，之前一直听到过这样的争论：在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一共牺牲了206位将军，而共产党军队只牺牲了一位（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言下之意，看得明白。

在此之前，我写过很多可歌可泣的国民党将领，也一直认为过去的教科书，有过分贬低国民党军队抗战作用之嫌。但如果只以牺牲将军数来衡量抗日战场上双方的付出，就是另一种矫枉过正。

第一，国民党军队的200多位将领里，不少是在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摩擦中战死的，中共方面承认的抗战牺牲的国民党将领，只有100多位。

第二，国民党将领中，光追认的少将就有近60位，不少生前军衔只是团长一级。而如果以这个标准算，中共抗战期间牺牲的团以上干部接近200个，连不少县大队长取得的战绩以及指挥的部队，都已经超越了国民党军队的团长甚至旅长。但1955年授衔时，只授衔健在的，对牺牲的同志，只是追认为“烈士”。

第三，国民党军队有完整的授衔体系，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国民党领导，抗战期间只有31人被授过衔，其他都没给军衔，怎么统计呢？

想到写这个，还是因为杨靖宇。

按杨靖宇和赵尚志指挥的部队数量，当时按序列就应该是国民党中将级别，以他们艰苦取得的战绩和做出的牺牲，至少要追认二级上将以上级别，但我写杨靖宇的时候，实在是不知道该写他什么军衔，只能冠以“总指挥”。

没有人给杨靖宇授过衔。

而我想，杨靖宇和他的东北抗联，在漫天飞雪与日寇以命相搏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想到过自己到底是什么军衔。

最后，以一个日本人的故事作为结尾。

还记得那个当时的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吗？因为消灭了杨靖宇，他一路升迁，最后到了伪山西省副省长的位置。因为杨靖宇，他对中国军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后来一直在做研究。

但是，1945年到了，日本投降了。

在日本投降前夕，岸谷写了一封遗书，用氰化钾毒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然后剖腹自杀。这件事在日本引起震动。

据说，在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天皇陛下发动这次侵华战争，或许是不合适的。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遗言真伪不可考，但道理是没错的：中国的军人在这场持续了14年的捍卫自己民族生死存亡的搏命之战中，前仆后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战斗。

杨靖宇直到牺牲，也没有被授过军衔，但我们一直尊称他为“将军”。

希望这样的将军，在过去、现在、将来，中国永远不会只有一个。

为什么他没打过一场仗，却是陆军上将？

1

在民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始终是一个神奇的存在。

他从未带过兵，打过仗，但逝世后，被蒋介石追封陆军上将。

他只做过一所陆军学校七个月的校长，但这所学校毕业的将官，都以是他的弟子而自豪。

他曾写过一本书，请梁启超作序，梁启超后来反过来又请他作序。

他为中国击败日本的侵略殚精竭虑，但自己却娶了一个日本姑娘做妻子。

他有个女婿，名叫钱学森，他还有一个妻侄，名叫查良镛，笔名金庸。

这个人，叫蒋百里。

2

蒋百里1882年出生，浙江海宁人。蒋百里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达到10万册。所以说蒋百里也算是“书香世家”。

为什么说“也算”呢？因为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生下来有残疾（缺左臂），不被蒋光煦喜欢，送到寺庙里出家做了小沙弥。蒋学烺长大后，还俗学医，娶妻生子，这才有了蒋百里。

蒋百里13岁的时候，父亲亡故。因为父亲之前出家，所以蒋百里不能归入蒋家，也得不到家族遗产。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苦。

当时蒋百里的叔父请了一位老秀才给自己的孩子上课，没钱读书的蒋百里只能溜到书房里去“蹭听”。那位老秀才看蒋百里聪慧过人，决定不收他的学费，免费教他读书。

这一教，不得了，1898年，16岁的蒋百里考中秀才。

但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无非也就多了一个无名的儒生。还好，蒋百里志不在此。在考秀才前，他就喜欢读《普天忠愤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中国诗文的总集）这类书，读到激动的地方，蒋百里会放声痛哭，悲愤交集，发誓要为国家的强大贡献力量。

所以，在蒋百里19岁的时候，放弃了做私塾教师，在一个知府、一个县令和一个监院的赞助下（可见当时看好他的人不少），东渡日本，去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和当时很多的有志青年一样，蒋百里决定投笔从戎。

3

按照时下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蒋百里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

在这个版本中，蒋百里1905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17期毕业时，名列第一，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拿走了天皇御赐的佩刀，让所有日本人颜面扫地，随后陆军士官学校决定将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分开计算成绩，以防中国学生再得第一名（这个版本中，第二名是蔡锷，第三名是张孝准，前三名被三个中国人包揽）。

这个版本，在陶菊隐的《蒋百里传》、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后世的叙述，多引用于此。

但有越来越多的考证显示，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从没有天皇赐刀的传统（比这级别高的日本陆军大学倒有），而且无论毕业时间、同学姓名、有案可查的成绩排名，似乎都无法证实蒋百里的这段光荣事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蒋百里这段被人广为传颂的事迹，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不过，和蒋百里前后几乎同期（有的差一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日本同学中，那些名字还是非常扎眼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阿南惟几、山下奉文……

这些后来在中国战场上肆意横行的日本师团长（东条英机后来成为首相，阿南惟几成为陆军大臣），当时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名列前茅的优等生。

不过，不管蒋百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取得了什么成绩，从他毕业回国就受到清朝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重用并保荐这一事例来看，蒋百里当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应该还是颇有威名的。

只不过，蒋百里其实终生对日本的陆军体系评价不高。1906年，蒋百里被公派到德国学习军事，成为兴登堡元帅（后为德国总统，任命希特勒担任总理）下面的一个连长。4年后，蒋百里学成回国，立刻成为京都禁卫军管带（二品）。

这一年，蒋百里才28岁，放眼当时的同龄人，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4

28岁之后。蒋百里的各种事迹被人传颂。

比如他的刚烈。1912年底，29岁的蒋百里官拜少将，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这所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陆军学校，培育出一大批后来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蒋百里以29岁的年龄担任校长，就足以见他当时的地位。

蒋百里到了保定军校后，首先向全体学生承诺：一定会把他们训练成最优秀的军官，不然就“自戕以谢天下”。

蒋百里随后做了大量的改革，和学校师生同吃同住，亲自授课。他在日本和德国的留洋经历，注定他有远高于当时国内其他人的视野，从老师到学员都很钦佩他。一座本来已经野草丛生、快要倒闭的保定军校，到了蒋百里手里，焕然一新。

但当时北洋政府的一批旧军人代表（主要是段祺瑞），对这所学校的新式培训方法不是很认同，处处刁难，到后来更是连经费都不拨了。蒋百里上任之初，曾向同学们保证要好好管理这所学校，现在这个样子，让蒋百里觉得自己愧对同学。

1913年6月18日凌晨5点，天刚亮，蒋百里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那天，蒋百里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全副武装，站在石阶上对全体师生说：

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职责，是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不要动，记住，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正当师生纳闷校长为何要说这些话时，蒋百里掏出手枪，对着自己胸膛就是一枪。

他自杀了！

幸好当时蒋百里身边的勤务兵眼疾手快，拉了一把，子弹从蒋百里的肋部射入，并没有伤及心脏。

事发后，有人从蒋百里屋中找到前一晚他写的三封遗书，一封给母亲，一封给好友蔡锷（当时任云南督军），一封给学校教育长张耀亭。

后来才知道，前一天，蒋百里又一次催讨学校经费失败，所以决定自杀以谢学生。

5

一次自杀未遂，又让蒋百里多了另一个被人津津乐道的故事：爱情。

当时蒋百里自杀未遂，震惊全国。袁世凯下令找最好的日本医院治疗蒋百里的伤势。在养伤期间，蒋百里与照顾他的护士佐藤屋登互生好感，最后结为夫妻。因为蒋百里喜欢梅花，所以佐藤屋登改名“佐梅”。

一个一生研究对抗日本的中国军人，最终娶了一个日本妻子，这在当时也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但蒋百里我行我素。

蒋百里去世后，他的好友冯玉祥曾激动地怀疑，是身为日本人的佐梅夫人下毒。当时这个说法给了佐梅非常大的压力，但佐梅顶住了压力，她不是用日语，而是用标准的北京话教育蒋百里留下的五个女儿，将自己的首饰捐献给中国的抗日事业，自己还曾亲赴前线为中国的伤兵治疗服务。

佐梅在1978年病逝，墓碑上刻的名字是“蒋左梅”（碑文如此）。她晚年曾表示，她之所以支持中国与自己祖国战斗，是因为当时中国人的战斗，是正义的战斗。

故事还没有完。

蒋百里原来是有一个原配夫人的。和当时很多青年一样，这个原配夫人，是父母给订的亲，蒋百里本人从来不愿意接受。

蒋百里去留学后，蒋的母亲曾委婉地劝那位原配夫人解除婚约，但那位夫人却表示绝不会另嫁他人。蒋百里1910年回国后勉强和她成婚，之后就两人分开，那位夫人侍奉蒋百里的母亲，直到1938年病逝。

这位夫人，叫查品珍，她有个侄子，叫查良镛，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作家金庸。

金庸后来专门评论过姑父蒋百里这件事：“都是父亲攀交情、母亲讨媳妇，而不是丈夫讨妻子，所以这是不足以为百里病的。”

故事还是没完。

蒋百里和佐梅的三女儿，名叫蒋英。蒋百里当时在浙江书院读书时，有个同窗好友叫钱均甫。两家世交，后来蒋英就嫁给了钱家的独子、后来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所以，金庸叫蒋英“表姐”，金庸又成了钱学森的表小舅子。

6

说完蒋百里的爱情，再说说他的文学成就。

蒋百里秀才出身，本来就有相当的文化功底。在日本留学时，和同年的蔡锷结为至交。蔡锷是梁启超的弟子，经蔡锷引荐，蒋百里也对梁启超执弟子礼。

1920年，蒋百里从欧洲归来，以一个军事学家的身份，却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来作序，梁启超看了书后，大加赞赏，写序竟有些控制不住——一篇序言，写了5万字，和书的正文差不多了。梁启超觉得这么长的序言闻所未闻，索性另外帮蒋百里写了一篇短序，然后把自己这篇长序言取名《清代学术概论》，单独出版，然后，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

《欧洲文艺复兴史》出版后大受欢迎，也鼓舞了蒋百里。蒋百里在1920年9月开始主办《改造》杂志。这本全国性的杂志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只有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可以超越。而之前他在留日期间主办的杂志《浙江潮》也红极一时，鲁迅、章太炎等人均在上面发稿。

从1920年到1935年，蒋百里倾注大量心血的《共学社丛书》，共出版了16套86种图书，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作家的作品，都收录其中。

蒋百里还写过大量文史方面的研究文章，比如《宋之外交》《东方文化史与哲学史》《主权阶级与辅助阶级》等。

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后人回忆蒋百里时，肯定是冠以“文学家”“史学家”，甚至“报社总编辑”的头衔。

好在，“军人蒋百里”最终战胜了“文人蒋百里”。1925年，蒋百里宣布重新出山，再次投身军事事业。

因为，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击败日本。

7

一生没有带兵打过仗的蒋百里，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威望？

因为在1937年初，蒋百里把自己多年留学和思考的东西，集结成册，出了一本书，那就是著名的《国防论》。

在这本约10万字的书里，他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军事理念和军事制度，包括制空权的重要性和总体战的概念，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的国情，给出了中国国防建设的建议和方法。

这本书经当时的《大公报》出版后，轰动一时。

当然，蒋百里最熟悉的，还是当时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早就判断中日必有一战的蒋百里，多次谈及对日本的战略，总结下来有三点：

第一，中国不怕日本鲸吞，但怕对方蚕食。所以对日本不能节节败退，要主动实行全面抗战，不能让日军存在后方，要让其无暇消化占领区。

这一点，后来共产党的部队做到了。

第二，主动攻击在上海的日军，迫使日军不再从北往南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常出现的灭亡一个朝代的打法），而是从上海开始，溯长江而上，从东往西打，从而中国可以利用沿江的山地和湖沼，消解日军在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做到了。蒋介石在1937年发动了惨烈的“淞沪会战”，结果日军的进攻路线真的因此改变了。

第三，以空间换时间，打持久战。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的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时间拖得越久，离胜利越近。

这一点，国民党军队后来也照做了。尤其是蒋百里的保定军校门生薛岳，指挥四次长沙会战，前三次会战，牢牢将日军钉死在这条线上。

蒋百里不断强调一点：和日本作战，“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从这三点来看，后来抗日战争的态势，确实是按照蒋百里当初的判断发展的。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自始至终没有和日本有过媾和行为。当然，这也和蒋百里后来成为蒋介石的身边高参有关。

只可惜，蒋百里没有在有生之年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

1938年10月，蒋介石把陆军大学校长的位置交给了蒋百里——在此之前，他自己担任校长。

仅仅一个月之后，1938年11月4日凌晨，蒋百里因心脏病，与世长辞，终年56岁。

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作挽联：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馒头说

“纸上谈兵”是不是一个贬义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的。

但蒋百里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纸上谈兵”的人。

近年来，舆论有一些把蒋百里“神化”的嫌疑。但抛开那些经不起考证的传说，你仔细看，蒋百里依然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学家——不是军事家，因为他确实没有带过兵，打过仗。

一场庞大的战争，需要在前线奋勇杀敌的士兵，需要在指挥所里运筹帷幄的将官，也需要一些凭借自己的经历和眼光，远离战火，从战略角度剖析战局的人。

蒋百里就是这种人。而且，当时的中国，也需要这种人。

面对武装到牙齿、猖狂叫嚣的日本军队，其实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军人，心底里是有一种胆怯的。

在这个时候，需要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大家，日本人没有那么可怕！而且他不是只喊口号，而是用自己的经历和道理，详细剖析给你看。

当时从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到军队的将官，都被蒋百里的一句话所鼓舞。

蒋百里把这句话，写在了《国防论》的扉页上：

“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汉奸将军”的自我救赎之路

1

张自忠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的一个官宦之家，没错，他还当过清朝人。关于他的童年，我们一笔略过，只需要知道一点：他最喜欢读《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

一般来说，一个人小时候喜欢读的书，会对他的性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一下子把时间跳到1931年。

这一年，清朝早就寿终正寝，中华民国也走过了19个年头。

这一年，张自忠40岁。

他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后，投奔冯玉祥，从一名排长做起，在1931年，已经成为冯玉祥“西北军”中的一员悍将。这一年，“西北军”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

一个师长，在历史上是很难留下什么痕迹的。

但只过了6年，在1937年，张自忠的名字就被全国熟知了，是以一种非常耻辱的形式：汉奸。

2

事情说起来，也不算太复杂。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大举逼近北平。

当时平津，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和爱将张自忠据守。二十九军之前打过“长城抗战”，获得了著名的“喜峰口大捷”，是有名的抗日军队。但在占据了华北之后，宋、张二人还是有“军阀思维”，认为平津是自己的地盘，蒋介石的中央军别进，我们自己与日本人周旋。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宋哲元还是张自忠，都对日军全面侵华的决心估计不足，一心以为和日本亲善，可以保住自己的平津地盘。张自忠甚至还代表宋哲元，专门去日本做过访问。

可是日本人一点都没给他们面子。

兵临城下之时，宋哲元以“保留西北军一点底子”为由，带着大部队先撤了。他把那副烂摊子丢给了张自忠。当时，张自忠是天津市市长，在北平治病。

宋哲元走的时候，张自忠说了一句：“我怕要成了汉奸了！”

果然，北平孱弱的兵力，根本无法防守日军。张自忠最终决定，在城里各处张贴安民告示，放日军入城。

那一天，北京的老百姓起床后发现，国民革命军全撤了，到处是安民告示。他们瞬间就明白了——这是投降啊！

日军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北平城。

（关于这段故事的详细始末，可以参看本书收录的另一篇文章《“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背后》。）

张自忠不愿真成了汉奸。他先是逃进一家德国医院，然后再通过其他方式，潜逃出城。

但不战而丢北平，这个责任，张自忠确实难辞其咎。

全国的报纸铺天盖地地羞辱张自忠，人们给他个四字评语：“自以为忠！”

3

北平城被破一个月后，张自忠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被撤职查办。不久后，张自忠得到了一个军政部的闲差。

那时候的张自忠，终于彻底醒悟了。

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血书。但直到李宗仁、程潜等人力荐，正处于用人之际的蒋介石，才半推半就，让张自忠回到自己的老部队，代理第五十九军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

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张自忠就想好了自己的归宿。

从1938年2月开始，张自忠带着他的五十九军，开始了他们“自赎式”的拼死战斗。

在3月的“临沂战役”中，张自忠不计前嫌，率五十九军急行军支援死守临沂的庞炳勋部（庞炳勋在中原大战时曾差点要了张自忠的命），血战七昼夜，击退日军中号称“铁军”的第五师团。这一战，打得日本人刻骨铭心，同时也让全国都知道，张自忠原来是抗日的！

这一战之后，张自忠的所有处分都被取消，并升任二十七军团军团长。

但这远没有达到张自忠的自我要求，那种迫切要洗刷耻辱的自我要求。

1938年3月至5月的“徐州会战”，张自忠和他的部队杀红了眼，且专挑脏活累活：哪里要增援？我们去！哪里要死守？我们来！哪里要断后？我们上！哪里最苦最危险，张自忠就带着他的部队坚决顶上，而且一交火就往死里打。在每场战斗前，张自忠都会先留下遗书。活着回来，就销毁。

那一次会战，很多日本人都记住了一个对手的名字：张自忠。

到了1939年，张自忠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那么多次，无一败绩。他的名字，不仅在国民党军中响当当，在日军中，也已经享有威名。这一年，张自忠已经是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并且是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了。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专门关照张自忠：“集团军总司令，就不要去一线亲自战斗了！”

但张自忠似乎从来没有听进去过。这使得不断有后人推测：张自忠其实早已经想好以一死来洗刷先前的耻辱了。

4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打响。

张自忠奉命出击枣阳，截击日军。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不用自己亲自出击，但他命令副司令留守，自己又一次奔向了前线。

这是张自忠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

临战前，张自忠给追随他多年的军官们，罕见地写了一封非常长的信。其中有一句写道：“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与弟等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

5月15日，张自忠率总部和七十四师抵达南瓜店。他们并不知道，由于集团军总部无线电通信频繁，被日军通信部队察觉，并被侦听到电台确切位置。

日军惊喜地发现：面对他们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部！

5月16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调集5000多人，开始包围张自忠的集团军司令部。当时张自忠身边，也就1500人左右。

如果当时决定突围，还是有机会的。但张自忠再也不愿意临阵脱逃了，他决定死守待援。

5月16日清晨，日军发起总攻。防守阵地上的中国士兵，都知道总司令就在自己的身后，血战不退。但日军的兵力和火力都远胜中国军队，防守高地相继丢失。

张自忠的卫队早就被派到了第一线，张自忠身中数弹浑身是血，依然站在小山包上督战。

张自忠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了。

先是一颗子弹射入了张自忠的腹部，本已倒下的张自忠突然挺立，用手去抓一名冲上来的日本兵的刺刀。这时，另一名日本兵将刺刀刺入了他的身体。

至此，张自忠的部队自他以下，全部殉国。

5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一个人到底在大家心目中是什么地位，不看他生前，而是看他死后。

刺死张自忠的那个日本兵，叫藤冈。他在张自忠的尸体上，翻出了一支钢笔，上面刻着三个字：“张自忠。”

藤冈大吃一惊，对方声名赫赫的集团军总司令，居然没跑？藤冈立刻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联队长。联队长不敢怠慢，请来了曾和张自忠有过数面之交的三十九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

确实是张自忠！

专田盛寿是跪着帮张自忠整理仪容的，随后命令士兵用担架把张自忠的尸体抬下山，清洗以后安葬。

清洗后，日军发现，张自忠身上两处炮弹伤，一处刺刀伤，五处子弹伤，一共八处创伤。

在陈家集，日军用柏木做了棺材，把张自忠的遗体用布裹好，下葬。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竖牌后，在场日军集体敬礼。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张自忠阵亡的消息：

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

6

故事还没有完。

当晚，第三十八师和一七九师的官兵，立即组织了敢死队，不顾一切地向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的司令总部发起拼死攻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抢回张将军的尸体！

那一夜，中国的士兵不要命地往前死冲，终于找到了张自忠的坟墓。

按照日军的记载：“当夜，张自忠的遗体即被数百名中国兵采取夜袭方式取走。”

张自忠的遗体，被中国官兵重新洗净，换上整洁的内衣和军装，配上将军短剑和领章，装入贵重的楠木棺材，准备送回当时的陪都重庆。

途经宜昌，百姓得知运送的是张将军的灵柩，10万人出城哭送。其间日军飞机飞临宜昌上空，防空警报长鸣，但群众无一散去。

日机盘旋多圈，一弹未投而离去。

张自忠的灵柩走水路前往重庆，一路上经过巴东、巫山、云阳、万县、忠县、涪陵，所经之处，供桌延绵数里，祈愿的香火缭绕不绝，很多中国百姓在长江两岸长跪不起。

1940年5月28日，张自忠灵柩抵达重庆，重庆百姓倾城而出迎接灵柩。蒋介石臂挽黑纱，亲自上船迎灵。

张自忠殉国时为上将军衔，50岁，是“二战”时期同盟国方面牺牲的最高军阶的将领。

国民党之后追授张自忠二级上将。共产党之后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在今天的北京、天津、上海和一些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路，叫“张自忠路”。

馒头说

1986年4月，在香港举行了一个特别的首映式。上映的是一部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名字叫《血战台儿庄》。

在这部电影里，有这样一组镜头：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师长王铭章的追悼会，正好日机空袭，场面混乱。但蒋介石丝毫不为所动，依旧镇定演讲。

这样一个小镜头，连同这部电影，轰动香港，震动两岸：这是大陆第一次正面承认国民党的抗战功绩！

在台湾的蒋经国听到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刻要来了录影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没多久，蒋经国宣布，准许台湾老兵回大陆探亲。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永远不会忘记。

“戴老板”之死

1

时间，先回到1936年12月13日。那一天，正在广州扩充广东缉私部队的戴笠，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那是军统局西安情报站站长发来的，电报上赫然写着：

十万火急，南京沈沛霖 亲译（绝密）：据确切悉，12日拂晓，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兵变，叛军包围了华清池，领袖已被挟持到新城大楼，生死不明。西安江雄风敬叩。

关键是那个日期：12月13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一天了，戴笠的情报系统才刚刚得到确切消息。

其实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在张学良和杨虎城身边布了不少“眼线”，但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所以虽然向蒋介石汇报过“张学良、杨虎城有异动”，但戴笠自己也不敢确定。

这种模糊的提醒，自然不会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如今，领袖被抓，生死难料，戴笠这个负责情报工作的，肯定难辞其咎。

戴笠立刻坐飞机赶回南京，随即就参与了一场国民党高层内部的争辩。

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坚决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不然“党国威望何存？”，而以宋美龄为代表的一批人，坚决主和，“子弹又不长眼睛！”。

戴笠是“戴罪之人”，不敢发言，但很快他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宋子文请他一起陪宋美龄去西安与张学良谈判。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谁也不知道张学良脑子里想的是什么，蒋介石到底是死是活，去谈判的人确实是要冒风险的（宋美龄在去西安的飞机上曾递给身边人一把手枪，嘱咐如果发生意外就用枪打死自己）。

但戴笠知道，那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毅然决然地答应一同前往。

到了西安，一下飞机，戴笠就被张学良派人缴了械，软禁起来。虽然张学良接待戴笠的规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戴笠其实没怎么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不过，戴笠还是给自己写了封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唯未见领袖死不甘心。领袖蒙难后十二日，戴笠于西安张寓 地下室。”

这封遗书写得颇为感人，但后来从“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宋子文、蒋鼎文留下的各种记录文字看，戴笠始终和宋子文共同行动，张学良也待之以礼，很难看出有什么“离死不远”的迹象。

不过，这封遗书还是给蒋介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西安，戴笠面见了被囚禁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看到他走进来，立刻大吼一声：“你来干什么？! 给我滚出去！”

听闻此言，戴笠竟然号啕大哭。

据他事后的解释：终于见到了领袖，哪怕是训斥，也觉得心中格外亲切。

而蒋介石骂归骂，但对危难之中敢到西安来谈判的人，他还都是记在心里的——宋美龄是老婆，宋子文是小舅子，而这个戴笠非亲非故，却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蒋介石最看重忠心的人。

那一年，戴笠已经39岁了，但等待他的，是人生崭新的一页篇章。

2

戴笠是典型的“大器晚成”。

1897年5月28日，戴笠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保安乡，原名春风，字雨农——因为小时候他的母亲找人算命，说她儿子宿命不错，但命中缺水。所以，戴笠后来一生用过27个化名，很多都与“水”有关（包括开头的“沈沛霖”）。

戴笠家里原本还算殷实，但父亲戴士富却有个致命的坏习惯：赌博。原本戴家有200亩地，因为赌博，最后输得家徒四壁，母亲蓝月喜只能靠给人缝补补贴家用。

戴笠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要求很严格，6岁把他送进了私塾。戴笠从小聪明，博闻强识，在学校里经常是第一名，后来考入当时的浙江一中。

但是，父亲喜欢赌博的恶习，也延续到了戴笠身上。戴笠好赌，且赌技精湛，还善于“出老千”。结果，因为赌博，被学校开除，无奈之下投了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去当兵。在军营里，又是因为赌博被长官发现，随后被开除。

戴笠回家，在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一个叫毛秀丛的女子为妻，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按照母亲的想法，戴笠师范毕业后，就当一名小学老师，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

但已经闯荡过江湖、见过世面的戴笠，又怎么可能闲得住？在家待了段时间后，他决定还是要出去闯天下。在上海、宁波、湖州这一带“讨生活”的戴笠，随后的那些经历，倒也是挺有意思的。

他去过少林寺习武，当时和他一起习武的弟子里，有一个人叫许世友，后来是新中国的开国上将。

他去湖州和一群人结拜兄弟，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胡宗南（国民党一级上将），一个叫王亚樵（著名的“暗杀大王”，最后死在戴笠手里，参见本书收录的《“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24岁时，他回浙江开了家“春风武馆”，然后去上海赌场玩骰子，因为赌技精湛，被赌场老板看中，结拜为兄弟——那个老板，叫杜月笙。

27岁时，他在家乡组织“自卫团”，在苏浙战争中抵抗闽军的入侵。

总之，在30岁前，戴笠是一个到处混的人，虽然留下了一些名声，结识了一些日后的大佬，但如果就一直这样混下去，他也不可能在历史上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直到1925年，戴笠碰到自己的同乡加同学毛人凤，毛人凤赞助了他20块大洋，劝他去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前途会非常辉煌”。

戴笠第一次去考的时候，没有考上，随即求助于当年在上海叫他“叔叔”、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戴季陶（后来当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出钱资助了他，鼓励他再考一次。

1926年，戴笠终于考上了黄埔六期的骑兵科，只是当时已经30岁。和戴笠同一期的同学，年龄大一点的也就22岁，年龄小一点的可能才十七八岁，他在同学里可谓是“德高望重”。

在黄埔军校，戴笠开始使用“戴笠”这个名字。曾有人说戴笠用这个名字是想戴皇冠，其实典出晋朝周处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卿当下。”意思是君子之交，贫贱不移。

而且，“戴笠”这个名字，有“隐藏在帽子下”的意思，和他日后的职业倒也颇为契合。

也正是那份成熟和稳重，30岁的戴笠在学校里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校长蒋介石。

蒋介石那时虽然是黄埔军校校长，但也就比戴笠大10岁而已，两人在上海还见过几次。在学校里的时候，戴笠就开始注意搜集学校里的各种情报（主要是共产党渗透的情况），再通过人交给蒋介石。

1927年4月，戴笠被分配到许振亚手下的国民革命军骑兵营第一连第一排，参加了北伐。骑兵排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不是作战，而是在大部队到达前侦察敌方情报。戴笠将这项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有些情报是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的，所以蒋介石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在随后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蒋介石开始在北伐军内大力清洗共产党员，戴笠写信向蒋介石揭发了骑兵营中20余名共产党员，由此正式走入蒋介石的视线。

从1927年开始，戴笠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联络参谋，主持情报工作。

这是戴笠一生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3

从1929年开始，蒋介石认为负责情报的“中统”出现了大问题。

那个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几次大“围剿”都遭遇了惨败，其中很多绝密的行动，都有被共产党提前知道的嫌疑，蒋介石开始怀疑“中统”是不是被共产党渗透了。

1931年，中共的特别行动科顾顺章被捕叛变，蒋介石恍然大悟——连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也是中共的人，共产党的渗透已十分严重。

随后的1932年，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个事件其实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捣的鬼，而“中统”的情报系统居然事先没有任何情报，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要在“中统”之外，另起炉灶。

谁来做负责人？想来想去，蒋介石想到了戴笠。

纵观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他有一个明显的优先级：“人才+奴才”——“奴才”——“人才”。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指出：“看来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等，他却置之不管。”

而既有能力，又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戴笠正是不二人选。

1932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也有人称之为“蓝衣社”），社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4月1日，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复兴社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核心部门“力行社”特务处处长一职（后来，力行社归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著名的“军统”）。

戴笠的特工生涯，正式开始。

4

事实证明，蒋介石真的没看错人——戴笠确实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

首先，戴笠善于学。

当时，戴笠手下才100多人，绝大多数没有从事过情报工作。当时“中统”里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特务，戴笠就想方设法把他们拉拢过来。招降了曾经在苏联专业机构严格训练过的顾顺章之后，戴笠专门让他开培训班，传授手下各种特务技能和知识。

在学习同事和敌人的基础上，戴笠创造了好多套制度和行动方法。仅仅特务自身的技能上，就有完整的行动术（暗杀的部署、准备、执行、善后等过程）、射击术（各种枪械的射击技术和一些特种武器的设计）、擒拿术（还重金邀请中国各地身怀绝技的武功高手来培训成员）、情报术（包括各种获取情报和传递情报的方法，以及潜伏的技能），等等。

其次，戴笠善于罚。

戴笠始终强调一句话：“站着进来，躺着出去！”他强调军统是个大家庭，同志即手足，团体即家庭。军统特务是一辈子的事情，一旦进入军统，一辈子都是军统的人。

戴笠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家法”，指挥不力、行动失误、背叛组织、贪污、腐化、赌博，甚至违规结婚，都会受到处罚。

但与此同时，戴笠的“罚”会区别对待，比如因为指挥不力、行动失误造成军统损失的，要看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原因。一般来说，因为客观原因失误的处罚都是象征性的，甚至是口头警告一下；如果是主观故意，处罚就会从严从重。

对于背叛组织的惩罚，戴笠是最严格的，一般就是枪决和暗杀。背叛军统的人一般会改名换姓，四处隐藏，但军统对于内奸的处罚是长期的，也就是追杀到杀死为止。所以，军统的叛徒并不多。

再次，戴笠善于奖。

光有罚没有奖，肯定不行。在抗战中，所有国民党军队和政府公务员只拿八成薪饷，但军统人员全部全额发放，执行外勤的特务因为任务比较危险，津贴更是双份发放。

当时，戴笠给部下定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天一块大洋，这个标准放到当时，大米白面随便吃，鸡鸭鱼肉能管饱。

此外，对于不幸牺牲的军统特务，戴笠会给予很好的抚恤。除了一笔不菲的抚恤金以外，还会给遗孤发放生活费、教育费。所以，军统人员的凝聚力很强，即使被捕，往往也会坚持不叛变——就算自己死了，家人也会有很好的待遇。

经过几年的经营，戴笠锻造出了一个遍布全中国的最有实力的特务大军。

5

那么戴笠领导下的军统，都做过些什么呢？

实事求是地说，戴笠的军统，在抗日战争期间确实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大批的伪军高官和汉奸，以及日军的军官，都被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暗杀。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日本的天皇特使、贵族高月保，在1940年被戴笠派人暗杀于北平。

张敬尧，原湖南督军，1932年与板垣征四郎勾结，参加伪满洲国政府，拟任伪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密谋在北平进行暴动，策应日本关东军进占平津。1933年5月7日，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被戴笠派人刺杀。

黄濬，1937年7月作为行政院会议记录人员，将国民党军队准备炸沉日本舰船的机密消息透露给日本，导致计划落空。戴笠组织人侦破此案，抓获黄濬，施行枪决。

傅筱庵，担任伪上海市市长时，被戴笠派人用刀直接劈死。

上海滩流氓大亨张啸林投降日本，在保镖的重重保卫下，在自己家中照样被戴笠派人暗杀。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程锡庚，这三人均在1939年被戴笠派人暗杀。

当然，还有最著名的针对汪精卫的系列追杀，汪精卫最终殒命，有一种说法就是戴笠最终买通了他身边的女佣下毒。

除了暗杀，戴笠还组织过无数次针对日本人和伪政府的爆炸、绑架、制造假币等各种活动，更是成立“忠义救国军”，直接和日军对战，在“淞沪会战”中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战况惨烈。

戴笠还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国外。1941年，戴笠两次亲赴缅甸建立情报网，在东南亚做到了“只要有华人血统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报特工”。他培养大量军统破译电码的人员，与美国合作，甚至破译出日军要偷袭珍珠港的电码，通知过美方。

有一份数据显示，军统在抗战期间，共计搜集日军情报1 021 863件，对日伪进行破坏2219次、突击595次，制裁日伪首要515次，暗杀日伪人员18 444人、击伤5510人、俘获562人，破坏日伪机车492辆、车厢1627节、汽车479辆、船舰441艘、炮台及碉堡51座、飞机71架、兵营1578间、桥梁250座、路轨1658米。

在抗战中，军统正式登记在册的特工人员牺牲人数为18 000人。

当然，除了抗日锄奸外，戴笠也负责帮蒋介石铲除心腹大患和异己：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因为和共产党走得太近，被戴笠派人在马路上枪杀。

1934年，因为一直刊文抨击蒋介石，《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戴笠派人暗杀于沪杭公路。

1936年，与戴笠是结拜兄弟的王亚樵，因多次刺杀蒋介石，被戴笠派人暗杀。

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戴笠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美国战略情报局调查认定：戴笠手下有18万便衣特工、7万武装游击队、2万别动军、1.5万忠义救国军和在中国沿海为数4万有组织的海盗，加起来共计有32万实际或潜在人员，均属戴笠指挥，平均每天有4万人24小时地为戴笠工作。

戴笠被认为是站在蒋介石背后，最有权势和能量的人。军统从上到下，都叫戴笠“戴老板”。

这是喜是悲？

6

在戴笠风头最劲的时候，说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恐怕是不夸张的。

戴笠是极少数能全天候晋见蒋介石的人。蒋介石在办公室忙公务的时候，看到戴笠进来头都不会抬，只说一句：“雨农来了？先坐。”

蒋介石发号施令，喜欢用“手令”传达，平均数量每年可以装满10只公文箱。但唯独对特务工作，蒋介石从来只是口头传述，很少下手令，以免授人口实。戴笠向蒋介石汇报工作只做口头报告，对蒋介石的指示，也只是脑记心记，不做笔录。

也正是因此，戴笠布置工作或下达命令，只用一句“奉谕”，至于是奉谁的谕，戴笠从来不解释，有没有奉谕，也没人知道。

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凭借遍及全国的情报网和特务机构，权力已经非常大。任何人，只要戴笠说他是“汉奸”，就可以立刻抓入监狱；相反，只要戴笠点头，说一名汉奸是军统的“特务”，又可以从监狱中放出来。

关于戴笠好色的故事也开始在街头巷尾疯传，包括他与影后胡蝶的一段故事，更是成为不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在外的风评可以一笑置之，但国民党内部对戴笠的评价则让他开始有点担心了。

在经济领域，戴笠曾搭档宋子文在全国缉私，单单查抄鸦片带来的收入就超过亿元。当时的财长孔祥熙一直很恨戴笠，曾经说过“生平最恨捏造是非，蒙上欺下之宵小”。

在军事领域，戴笠手下的特工已经渗透到每一个前线战斗单位，“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就是他在唐生智部队里的耳目率先发回来的。而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军方的将领认为戴笠是在打小报告。比如在1938年的长沙大火后，戴笠曾致电蒋介石，说“长沙火灾损害巨大张治中办事不力”，还因为女色问题打过顾祝同的小报告，并指出“第三战区战事失败全因生活优裕军纪涣散致无斗志”（顾祝同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军队内部结下不少梁子。

最重要的是，戴笠的权力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

蒋介石虽然对戴笠十分信任，也给予了戴笠很大的权力，但也一直想方设法在防范戴笠。比如戴笠立下那么多功劳，但蒋介石始终只让他担任军统局的副局长，军衔也只给到少将，就是想“给权力但不给高位”，防止戴笠膨胀。

虽然戴笠对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但到了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时，他手下的数十万军统、忠义救国军和各种的武装人员，以及已经可以独立联系美国的能力，足够引起蒋介石的不适。

而且，戴笠并不是一个想功成身退的人，从各种回忆录和资料来看，戴笠当时已经把触角伸到了警务、缉私、交通等各方面，并且有意担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一投降，同样是蒋介石亲信、时任军政部部长的陈诚，立刻提出解散忠义救国军。戴笠一听就慌了神，连忙飞到重庆向陈诚当面解释“撤不得”。

但是，在日本投降之后，戴笠手下的那么多特务和武装人员，包括戴笠本人如何安置，确实成了蒋介石面对的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

而一架飞机，给出了一个意外的解决方案。

7

1946年3月17日下午，南京西郊的江宁县板桥镇的老百姓，看到了一架在大雨中挣扎飞行的飞机。

据目击者回忆，当时是下午1点左右，飞机飞得非常低，摇摇晃晃，一头撞到了岱山上，先是一团火光，然后就是一声巨响，爆炸后的飞机燃起熊熊大火。飞机的机翼和机身均被烧毁，只留下一段机尾，上面有清晰的编号“222”——那是戴笠的专机。

后来赶到现场的军统特务发现，机上11人已全部摔死，尸体个个被烧得焦黑，而且肢体不全。经过大雨冲刷，不少尸体已被冲到山沟里和山脚下的小庙旁。

特务在一具尸体的口腔内，发现了六颗金牙，随后根据残存的破碎衣片，最终确定死者正是戴笠。

这一年，戴笠49岁。

根据事后调查，戴笠当天接蒋介石电报召见，急忙搭乘自己的222号专机（美制C47运输机）由青岛飞往上海（为何飞往上海，有一种说法是他要先见在上海的胡蝶）。当时上海上空雷电交加，飞机不得已迫降南京，但就在南京郊外的江宁县撞山。

因为戴笠姓戴，所以后来一直有“戴笠撞戴山，雨农死雨中”的说法，但其实是“岱山”。不过山上的那条沟，确实叫“困雨沟”。

戴笠飞机失事，震惊国民党朝野上下。他的死因，至今是一个谜。

第一种说法，也是目前传得最多的说法，是关于一把“九龙宝剑”。

“东陵大盗”孙殿英当年盗墓时，偷出一把乾隆皇帝用的九龙宝剑，他希望通过戴笠送给蒋介石，所以先交到了军统天津站站长马汉三手里。马汉三却私自把那把宝剑送给了日本人，随后落到了川岛芳子手里。战后，戴笠通过审讯川岛芳子，知道了那把剑的下落，当面问马汉三要回了那把宝剑。

马汉三知道戴笠绝不肯轻易放过自己，所以决定先下手为强，派人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最终造成坠机。

这个说法，因为1948年9月马汉三等涉案三人被秘密处决而显得比较可信。不过后来马汉三家属否认了这一说法。

第二种说法，说是宋美龄派人下的手，因为戴笠曾组织军统暗杀宋庆龄，并差点得手。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

第三种说法，说是共产党下的手，因为之前共产党的王若飞也是飞机失事，共产党方面认为是军统做的手脚，所以要报复。这种说法可能性也不大。

第四种说法，说是美国中情局做的手脚。但从当时看，美国没有做这件事的动机。

第五种说法来自戴笠生前的一位情人，她认为戴笠生前到她那里时，抱怨过如果“老头子（蒋介石）不要我了，我就去死！”，所以她判断戴笠是开枪射杀飞行员然后自杀。但以戴笠对待同事下属的态度，没理由拉那么多人陪葬。

第六种说法，也就是通行的说法，根据当时身为调查组成员的沈醉回忆，就是雨天失事，没有特别原因。

当然，还有第七种说法，那就是蒋介石下令将戴笠“做掉”。

从当时的情况看，蒋介石确实开始提防戴笠，但考虑到当时国共开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以戴笠之忠之能力，蒋介石杀他的可能性不大。

1946年4月1日，军统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场，并流下了眼泪——蒋介石很少在公众场合流泪。两个月后，戴笠被追认为中将。

但是，失去了戴笠的军统，再也无法恢复到以往了。戴笠死后，他的接班人郑介民和毛人凤完全不具备他的能力，军统很快就四分五裂。而也正是军统的没落，使得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活动的空间更大，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戴笠之死，可以让我们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而与之相对的，是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一句感叹：“雨农不死，我们今天也不至于会撤到台湾。”

馒头说

成为一名间谍，或者从事情报工作，应该是不少人小时候的一个梦想。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干这一行的，很少有能善终的。

德国盖世太保的头目希姆莱，最终是畏罪自杀的；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贝利亚，曾让全苏联的人颤抖，最后是被处决的；美国FBI（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曾让每一届美国总统都不敢解雇他，最后神秘地死在家里卧室的地板上。

当然也包括戴笠。

戴笠死后，为了不让他的母亲蓝月喜过度伤心，军统里的人统一口径，对老人家说是戴笠被送去美国培训了。而毛人凤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模仿戴笠的口气，给老人家写信，告诉她一切安康。

但其实，蓝月喜没过多久就猜到了真相，只是她也没有显露出来。

1948年，蓝月喜过八十大寿，戴笠生前的同乡、小学同学，包括他的接班人毛人凤齐聚一堂为老人家做寿，蓝月喜还是没有点破真相——就算自己的儿子出国培训，哪有母亲八十大寿不回家的？

在那个时候，不知道蓝月喜是否会想，当初自己这个命中缺水的儿子，为什么不肯留在老家安心做一个小学老师？

“暗杀大王”的最终宿命

1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很多小人物，其实是没有办法掌控自己命运的。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和“东京玫瑰”户粟郁子（参看《让“二战”美军痴迷的“东京玫瑰”》）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的是，他也是大时代下一个渺小的个体。不同的是，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命运，甚至是他所处的这个国家的国运做抗争。

他的名字，叫王亚樵。

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有一句话：“人人都害怕魔鬼，但魔鬼害怕王亚樵。”

2

王亚樵，1889年2月14日出生于安徽合肥磨店乡。

你很难想象，后人会把“暗杀大王”这个头衔放到王亚樵身上——作为一个清朝出生的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名列前十。

王亚樵家境贫寒，祖父和父亲都为地主耕种田地，受到从官吏到地主的各种欺凌，这使得王亚樵从小就有一种反抗精神，同时，他也特别能体会穷人的疾苦。

191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把清王朝给推翻了。这一年，王亚樵22岁。他干了件当时看起来石破天惊的事——他集合了一批同乡，在合肥宣布成立“合肥革命军”，撤销清廷一切官吏，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

王亚樵自认追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可是，孙先生并没有让他管理合肥，而是派了一个叫孙品骖的同盟会的人来接管合肥。

孙品骖到了合肥后，也成立了军政府，宣布独立。于是，两个“军政府”闹起了矛盾：王亚樵主张立刻打击土豪劣绅，开仓济民，但孙品骖主张暂时不要动这个阶级的利益。

两个“军政府”就这样吵了起来，结果，“孙政府”先下手为强，围捕了“王政府”，王亚樵身边的骨干均被枪杀，他本人因为去乡下集合队伍，幸免于难。

这件事对王亚樵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折射出了他的政治主张，还逼得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逃亡。

3

从1911年到1923年，王亚樵没有安定过。从合肥到安庆，从南京到上海，王亚樵创立过协会，组织过军队，做过不少事情，结交了很多朋友，也得罪了不少人。

其中，有三件事值得一说。

第一件事，是1913年在上海期间，王亚樵结识了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进而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这段经历，对本来就有独立反抗精神的王亚樵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基本打造了他今后的世界观：什么政府官员、军阀元首，只要你是强权，我就要消灭你。（王亚樵曾因为看不惯段祺瑞独裁，强烈建议孙中山“轰炸北京政府，炸死段祺瑞”。）

第二件事，是1921年，王亚樵又回到上海（因为得罪了人被追杀），从朋友手中接管了“安徽旅沪同乡会”。有一次，一名安徽籍工人被资本家拖欠工资，不仅索要不成，还被毒打。

王亚樵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派人去铁匠铺打造了100把斧头，率领100名大汉手提利斧，直接冲到了资本家的家门口。资本家忙道歉赔付工资。自此以后，王亚樵在上海声名大振，他的帮会，被人称为“斧头帮”。

第三件事，是1923年前后，王亚樵奉军阀卢永祥之命，在湖州招兵买马。在这期间，王亚樵和一个叫戴笠的人义结金兰，成为拜把子兄弟。

这个人，日后决定了王亚樵的生死。

4

王亚樵的斧头帮，当时在上海牛到什么程度？

1932年，王亚樵因为种种原因，得到了上海轮船招商局一艘叫“江安”号的轮船的使用权。但是，“江安”号的原经理张延龄却拒不交船。

张延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和王亚樵作对？因为张延龄是张啸林的侄子。张啸林又是谁？张啸林和杜月笙、黄金荣一起，并称为当时上海滩最大的三个流氓大亨。（杜月笙的故事，参看《“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王亚樵怎么办？他二话没说，晚上派人在张啸林家后院的墙上炸了一个大窟窿。张啸林顿时害怕了。于是，张延龄又找到了另一个大亨——杜月笙。张延龄也是杜月笙的门徒。

杜月笙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毫不犹豫地命令张延龄必须把“江安”号交给王亚樵。据说张延龄还不情不愿，杜月笙开口大骂：“你今天要是不交这个船，就别踏出我家的门槛！”

至于黄金荣，早就警告过自己的门徒和手下：“千万别惹王亚樵，这人不要命。”

其实何止上海滩三个流氓大亨，王亚樵连当时的“东北少帅”张学良也没有放在眼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学良带着家人和部属到上海来休养。由于当时张学良“不抵抗将军”的声名已经远扬，有不少国人恨之入骨。到了上海后，为了以防万一，杜月笙直接把张学良接到家里居住。在上海滩，有杜月笙罩着，谁还敢乱动？

王亚樵就敢。张学良入住杜府没多久，杜府门口就被放了一颗拆去引信的炸弹。然后杜月笙就接到了王亚樵的三个条件，要他务必转给张学良：

1.要么立刻回到东北去，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2.如果不肯战，也请回到东北，自杀以谢天下。

3.如果不肯死，就把财产全部捐出来，购买军火，支持关外的抗日义勇军。

王亚樵要求，三个条件张学良至少要满足一条，不然第二颗就是有引信的炸弹。

堂堂东北少帅，30万东北军领袖，思前想后，在杜月笙的规劝下，出国考察去了。

5

如果只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王亚樵还不至于那么有名。让王亚樵成名的，是他的暗杀。而且，他暗杀的，都不是泛泛之辈。

王亚樵第一次有名的暗杀，对象是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当时王亚樵投靠的是军阀卢永祥。因为军阀之争的各种利害关系，卢永祥必须杀掉徐国梁。

1923年11月10日，徐国梁被王亚樵派人枪杀于上海“大世界”对面的浴室门口。掌管7000名上海警察的警察局长，王亚樵说杀就杀。

如果说徐国梁被暗杀，王亚樵还是“受命行事”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暗杀，都是出于王亚樵自己的想法。

纵观王亚樵之后的暗杀对象，只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反蒋，一条是抗日。

我们先把“反蒋”放在一边，说说“抗日”。

王亚樵最有名的一次暗杀，发生在1932年。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面对日军在上海的挑衅，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和后来的杜月笙一样，王亚樵以一个帮会老大的身份，召集了3000名帮众，在太仓协助正规军作战。

“一·二八”事变最终以日军获胜而告终。4月，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竟然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举行“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

在中国举行侵略者庆祝胜利的大会，对中国人而言简直是奇耻大辱。当时的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在上海找人商量对策，看看是否能捣毁“庆祝大会”。但由于时间紧张，日本人的防范特别严密，会场当天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入场，所以完成任务的难度极高。

但这难不住王亚樵。王亚樵联系到了朝鲜流亡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安昌浩，安昌浩找到了24岁的朝鲜青年尹奉吉。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尹奉吉，在4月29日带着装有定时炸弹的热水瓶和装有手榴弹的饭盒，顺利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

那一天，定时炸弹按时爆炸，尹奉吉怕威力不够，还补扔了一颗手榴弹。“一·二八事变”的日军总指挥，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伤重不治毙命，重光葵失去了一条腿。

这场著名的暗杀，让很多人对王亚樵刮目相看，包括蒋介石。

6

蒋介石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王亚樵。蒋介石和王亚樵当年均追随孙中山，按理说理念是一致的。但是，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让王亚樵产生了不同的想法——王亚樵认同的是国共合作，北伐打倒军阀。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来内定王亚樵是津浦铁路护路总司令。结果，在奠都仪式上，代表工人发言的王亚樵，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要求大家勿忘总理遗愿，团结一切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最后，他带领众人高呼口号：“打倒军阀！停止屠杀！”

这下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于是密令南京警察厅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可是，无论蒋介石还是温剑刚，都小看了王亚樵——南京警察厅侦缉队的队长张祥率队包围王亚樵居所的时候，发现王亚樵和他的人都全副武装。结果，侦缉队队员被全部缴械，眼睁睁看着王亚樵离开后，才被归还武器。

就从那时起，王亚樵开始积极反蒋。而他的反对，从不仅限于口头抗议。1928年，王亚樵派人暗杀了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厅长张秋白。1930年，他又派人暗杀了向蒋介石告密的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引起蒋介石的重视，或者说，蒋介石那时候还不知道，幕后主使是王亚樵。

1931年，王亚樵又干了两件大事。他经过周密策划，派人在庐山直接刺杀蒋介石，但因为杀手乱中开枪，没有击中（史称“庐山刺蒋”）。之后，他又安排人在火车站暗杀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但杀手认错了人，宋的秘书唐腴胪成了替死鬼（史称“北站刺宋”）。

但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蒋介石当时都不知道是王亚樵干的。在王亚樵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后，蒋介石还是想和王亚樵讲和。当时，蒋介石派人给王亚樵送去了4万大洋，并许以陆军中将军衔。但王亚樵拒绝了，并且轻描淡写回了一句话：“蒋光头拥兵百万都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

1932年，英国人李顿率国际调查团调查日本入侵东北一事，调查结果明显偏袒日本，王亚樵大怒，决定派人暗杀李顿。然而，暗杀李顿的计划最终失败了，派去暗杀的人还被抓捕了，最终供出当初刺杀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幕后主使，都是王亚樵。

这一下，蒋介石又惊又怒，冷静之后，他决定给王亚樵最后一次机会。1933年，蒋介石通过戴笠、胡宗南、胡抱一三个人联系上了王亚樵——这三个人，当初在湖州，都和王亚樵拜过把子。

王亚樵给出了与蒋介石和解的条件：一、南京、苏州、上海等地，凡因我被逮捕的人，一律释放；二、跟我吃饭的人多，要解散他们，非100万元不可。

据说，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对于当时西南的“反蒋派”，无论是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李宗仁还是陈济棠，王亚樵对其中任何一人开一枪，表示诚意即可。

王亚樵闻之大怒，认为蒋介石是在陷他于不义，断然拒绝。于是，蒋、王二人，失去最后一次和解机会。

7

时间到了1933年。蒋介石悬赏捉拿王亚樵的赏金，已经到了惊人的100万元——两年后，蒋介石为共产党那些领导开出的悬赏价格是：毛泽东、朱德和徐向前，各10万元；林彪8万元；彭德怀6万元；周恩来和博古，各5万元。换句话说，毛泽东等7个人的赏金加在一起，才到王亚樵赏金的一半。

但越是这样，王亚樵就越是不罢手。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按期举行，会后，代表委员们合影留念。获得采访资格的“晨光社”记者孙凤鸣，取出藏在照相机内的手枪，对着前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其中有一颗子弹击中汪精卫脊椎骨，一直无法取出，最终成了9年后汪精卫的死因之一。

策划这起轰动一时的暗杀事件的，正是当时已在香港避难的王亚樵。而汪精卫其实只是王亚樵要杀的“二号对象”，“一号对象”恰恰是先前正好离席的蒋介石。

还没等蒋介石惊魂落定，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因为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被王亚樵派人暗杀。

蒋介石彻底被激怒了，他找来了自己手下的特务头子戴笠——当年王亚樵的结义兄弟，对他说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抓到王亚樵，不然就自己割下自己的脑袋！”

8

1936年，在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逮捕之后，几乎已经无法可想的戴笠，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王亚樵，在香港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所以去了广西梧州。失去线索的戴笠最终想出了一个办法：王亚樵素以肝胆对下属，那么就从他的下属下手。

戴笠派人从香港把王亚樵的下属余立奎绑到了南京，但没想到余立奎坚决不肯吐露王亚樵的下落。戴笠找到了另一个突破口：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

在戴笠给了10万元和许诺抓到王亚樵就放余立奎之后，余婉君供出了王亚樵的去向。

余婉君随后来到广西梧州，想方设法找到了王亚樵。她给出的理由是：余立奎被抓起来了，他们母子在香港无处安身，只能拜托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给她找个住处。信以为真的王亚樵当即让人给余婉君安排住处。

1936年10月20日，“暗杀大王”走到了他天马行空人生的终点。

那一晚，因为之前承诺过要让余婉君的用人带字条给监狱里的余立奎，王亚樵独自来到余婉君的家。刚进门，早就躲在门后的特务就往王亚樵脸上撒了一把石灰，然后十几个特务一拥而上，准备活捉王亚樵。

然而，王亚樵毕竟不是等闲之辈，挣脱众人后，掏出了手枪。特务们见状，决定将王亚樵击毙。王亚樵最后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为了灭口，特务随后又击毙了余婉君。

一代“暗杀大王”，最终死于特务的暗杀。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离1936年12月12日还有不到两个月。12月12日，那个当初被王亚樵吓得逃离上海的张学良，在西安绑架了蒋介石。

王亚樵一直盼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他死后不久，终于正式形成。

馒头说

想了半天，还是很难形容王亚樵这个人。

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是一个军事家，更没有过一个像样的正经官衔，但在那段中国黑色的时代里，他一直是在以一己之力，对内监督政府官员，对外报仇雪耻。只是他的这些行为，不是靠嘴，不是靠笔，而是靠枪和炸弹。

按照军统后来汇报给蒋介石的材料，就在被刺杀之前，王亚樵已经联系上了延安，准备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提到王亚樵遇难时，十分惋惜地对人说：“若是我们早点把王亚樵先生接来延安，该能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做出多么大的贡献啊！”

但我个人觉得，以王亚樵的性格，也未必能待得长久。倒不是因为其他，民族大义和是非观念王亚樵自然分得非常清楚，但是对于王亚樵而言，他习惯的是独来独往。向国家和政治展现个体的力量，这是王亚樵赢得掌声的关键，也是他以悲剧收场的原因。

“上海皇帝”的正面与反面

杜月笙，1888年出生，没错，真要算起来，他也做过清朝人。

他出生于当时江苏省川沙厅高桥镇，这块地方，现在已经属于上海的浦东新区。

杜月笙小时候很苦，4岁时就没了爹娘，是由继母和舅舅养大的。关于他如何发迹，不是今天这个故事要讲的重点，简单来说，“小混混”杜月笙加入了青帮，然后遇到了上海滩另一个流氓大亨黄金荣，自己有天赋，老大又提携，终于成为上海滩一代大亨。

这篇文章想和大家聊的，主要还是杜月笙发家之后的一些故事。

1

比如，先说说他的钱。

杜月笙有钱，这点大家都知道。关于他挥金如土的故事，数不胜数。杜月笙家过个年，就得花掉近百万大洋。而且最关键的是，杜月笙花钱的观点是：“别人存钱，我存交情。”

多好的一句语录。

不过在喝下这碗鸡汤之前，很多人也很好奇：杜月笙的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杜月笙的暴利源头，是他的“三鑫公司”。“三鑫公司”当时一年的利润，甚至要超过整个北洋政府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3。

做什么那么发财？

当然是黄赌毒。而和毒品相比，黄和赌还要靠边站。

心思缜密、手段狠辣的杜月笙，当时联合黄金荣和张啸林，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交易，甚至通过法租界，将鸦片销往全国各地。

1930年杜月笙造的杜家祠堂落成，气势恢宏，但祠堂其实还要派另一个用场——制作吗啡和杜冷丁（哌替啶）。

2

再说说他的朋友们。

杜月笙原名叫杜月生，是个很普通，甚至带点乡土气息的名字。后来，有一个人帮他把名字改为杜镛，号月笙。

帮他改名的这个人可不简单，叫章太炎，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你看，明明是一个黑社会大佬嘛，居然能请到国学大师改名。但当时事实确实如此，除了学者章太炎，还有当时的名士杨度（清朝“预备立宪”的主要参与者）、章士钊等人，都是杜宅的座上宾。黎元洪的秘书曾专门为杜月笙写了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这副对联，挂在杜宅客厅最显眼位置。

当过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落难上海时，是杜月笙盛情款待的。杜月笙曾说：“锦上添花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只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杜月笙一生交友无数，在上海号称“上海皇帝”，几乎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平心而论，杜月笙细腻的心思和豪爽的为人，再加上仗义疏财，确实得到了很多人的真心佩服。

但人到了无权无势的时候，才是考验他朋友的时候。

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杜月笙从重庆返回他苦心经营的上海。杜月笙满心以为，他的各界朋友、帮派的徒子徒孙，会在上海北站打满横幅标语欢迎他荣归故里。但一名先到站的徒弟传来的消息是，北站确实全是标语，只是标语是：“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

一时胸闷的杜月笙，提前一站下车。无一人迎接。

后来杜月笙才知道，背后给他这一闷棍的，是他当年的门徒吴绍澍。而回到上海后门庭冷落，更是让杜月笙感受到了世态炎凉。

3

再来说说杜月笙和共产党的关系吧。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在上海做过一件事：出巨资找人印刷共产党希望传播的书籍《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再印上自己的烫金印字“杜月笙赠”，送给上海各个租界的图书馆，供人借阅。

杜月笙和共产党的交情还不只这些。同样是抗日战争时期，杜月笙给共产党军队买过不少通信器材。因为日本军队卑鄙的毒气战，杜月笙还专门花钱买了1000个荷兰进口的防毒面罩，由潘汉年经手，送给八路军。

但这些举动，更像是杜月笙在为自己1927年的行为洗白。

1927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通过流血和暴力的方式捕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左派。

在这场政变中，杜月笙是蒋介石主要的合作伙伴。

政变前夜的4月11日晚，杜月笙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当时的上海工人领袖汪寿华（中共党员）赴宴，然后让门徒将汪打昏，塞入麻袋，直接活埋于上海的西枫林桥下。

杜月笙喜欢别人叫他“杜先生”，总是穿青布长衫，再热的天，第一粒扣子也不会解开（传说他身上有文身，做了文化人，不愿意让人看见）。

但当年做起这类事，杜先生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

4

那么杜月笙和国民党的关系呢？

杜月笙其实一直对国民党有求必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对杜月笙也是颇为“尊重”。

在酒桌上，别人来敬酒，蒋介石都是坐着的。但杜月笙来敬酒，蒋介石是要站起来的，还要说一声：“杜先生。”

1931年，杜月笙花50万大洋建的“杜氏祠堂”在浦东高桥落成，万人空巷。但最让杜月笙有面子的，是那天国民党自蒋介石以下，何应钦、胡汉民、孔祥熙，包括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和上海市市长张群，全都送来祝贺匾额。

只是，“尊重”是有代价的。

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后，已经没有租界存在的上海，也就不再需要黑势力的“斡旋”。对蒋介石来说，杜月笙已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

前面说到的在上海北站打出标语的吴绍澍，并不是小人物，他是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而他之所以敢打出“打倒杜月笙”的标语，是因为他背后站的是蒋介石。

1949年7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称杜月笙为“时代渣滓”。虽然蒋介石后来专门派人道歉，但杜月笙还是对门徒强调一句话：“那些政治大官，其实当我们是夜壶。晚上尿急了，想到用我们。用完了，一脚踢到床下去，嫌我们又脏又臭。”

5

杜月笙有一点，直至今日，历史对他的评判是完全一致的——他懂民族大义。

抗战期间，杜月笙有一个头衔：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他从没有把这个当作虚衔，而是切实设立了很多医院，救助了很多伤员，钱不够，就动员募捐，募捐不够，就自己贴钱。

谢晋元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各种通路基本都被封锁。杜月笙一声令下，筹集五卡车物资，冒死送到四行仓库。

淞沪抗战，确实是杜月笙体现民族大义的高光时刻。

作为“上海皇帝”，他曾放出一句话：“如果日本人敢利用租界进攻中国军队，我杜月笙在两个小时内毁灭租界！”

话虽然狂妄了，但杜月笙真的愿意去做。

他自己先捐出了5000把“快慢机”（手枪），然后在戴笠的鼓动下，以自己的门徒为主，组成了1500人的别动队，直接就和日本军队干上了。

可以想象，由地痞流氓组成的队伍，和荷枪实弹的日军交火，是怎样的一种狼狈，但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壮！

淞沪抗战后，为了阻碍日本军队对中国军队的追击，杜月笙率先下令自己的大达轮船公司开出几艘轮船，行驶至长江江面凿沉。一看杜月笙带头，其他轮船公司也纷纷响应，凿船沉江，阻塞了长江航道，迟滞了日军的进攻。

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想收买当时的“上海黑帮三巨头”。张啸林直接做了汉奸，黄金荣不肯，但舍不得产业，只能虚与委蛇，只有杜月笙，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上海，避难香港。香港沦陷，日本人再度诱惑，杜月笙直接启程前往重庆。

6

1949年，到了杜月笙必须要抉择命运的时刻。

一方面，蒋介石再三发出邀请，请他去台湾。但1945年后国民党对他的种种冷遇，已让杜月笙心灰意冷。

另一方面，共产党通过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保证既往不咎。但精明的杜月笙，知道自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自思很难过关。

最终，杜月笙带着全家，选择了他认为相对自由的香港。

只过了两年。

1951年8月16日，患有严重哮喘的杜月笙到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临终之时，他完成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分遗产。偌大杜家产业，最后拿出来的钱，是11万美元——10万美元是杜月笙当初存在宋子文那里的，多出来的1万美元，是宋子文帮他理财的盈余。

当时杜月笙在上海随便卖掉一套名下的宅子，就是60万美元。

但钱就是这么些了。杜月笙的安排是：每个老婆各一万美元，长子一万美元，未出嫁的女儿拿6000美元，出嫁的拿4000美元。

窘迫至此，但杜月笙没有忘记去做第二件事：他让子女把别人给他们家打的所有欠条，全部烧掉。其中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的欠条上面，就写着500根金条。

“我不想我的后代一直追着人家讨债。”这是杜月笙的解释。

而关于杜月笙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可能很多人都猜不到。

根据他的女儿杜美如回忆，那句话是这样的：

“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

馒头说

历史很容易被掩盖住应有的残酷。

以前读书时，教科书上一直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只有看到那些死尸满地的照片，才会感到触目惊心。

就像我们一直说杜月笙儒雅如名士，但如果我们当时就站在活埋汪寿华的现场，又是怎样一种毛骨悚然？

杜月笙诚然称得上是别人评价的“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有他的机敏，有他的睿智，更有他的深明大义。但同时，也不能忘了他背后的残酷、贪婪、血腥，以及靠黄赌毒发家的原罪。

这正是杜月笙一生最终以遗憾收场的关键所在。

其实功成名就后的杜月笙，无时无刻不在想“洗白”。为此他褪下黄金大戒指，穿起青布长衫，结交文化名人，讨好两路政党，为国家和民族拼尽全力，尽力想博个好人缘，好名声，好归宿。

但最终，杜月笙发现，自己原先怎么做的，已注定后来人家怎么看他。

就像那句被说烂的台词：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以杜月笙的睿智和格局，最终他以一个黑社会大佬的身份，历经抗战和内战，游走于国共两党，得到善终，已属罕见。

但以杜月笙当时的财富和声望，他最终的遗愿只是：能落葬上海浦东的高桥老家。

而这个愿望，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五个小故事，重新认识这个“卖国贼”

1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860年，李鸿章37岁的时候。

彼时的李鸿章，办过团练，稍微有了点名气，最多算一个“小V”。之所以还能算“小V”，也主要是因为他加了一个“大V”（拥有众多粉丝的用户，小V即粉丝较少的用户）的“微信”，进入了他的朋友圈。

那个“大V”，叫曾国藩。

安徽合肥人李鸿章，1823年出生，17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23岁以“年家子”身份进入曾国藩帐下。

什么叫“年家子”？就是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年中的进士，称为“年家”，“子”就是子女。在那时候，“同年进士”一般都互相抱团，官场上相互照应，本身就是个利益团体。

曾国藩以“识人”闻名。当23岁、身高超过一米八、仪表堂堂的李鸿章出现在曾国藩面前时，就被一眼看中。从后来的发展看，曾国藩对李鸿章也是刻意培养，确实是把他视为自己的接班人。

可以说，晚清三大名臣里，如果没有曾国藩的提拔和指点，可能还是会有左宗棠，但基本不会出现李鸿章。

李鸿章一直恭恭敬敬地称曾国藩为“老师”，自称“学生”，但在他37岁那年，却和曾国藩闹翻了。

闹翻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当时负责追剿太平军的曾国藩，把大本营安扎在了安徽的祁门。当时担任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坚决反对。他认为，祁门易攻不易守，且是个“绝地”，无路可逃，大本营安扎在这里是自寻死路。

曾国藩不听。

第二件事，曾国藩当时任用另一个亲信幕僚李元度守徽州。李元度文人出身，带兵到徽州后，不听曾国藩“坚守不出”的意见，贸然出击，徽州转瞬就被攻破。徽州是祁门的门户，徽州一失，祁门门户大开。曾国藩盛怒之下，要向朝廷参奏李元度的过错。

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曾国藩幕僚中资格最老的亲信，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直力挺曾国藩，还救过曾国藩的命，不应该因此就参奏他。于是李鸿章带着一干幕僚，去和曾国藩讲道理。

曾国藩还是不听。

两个建议接连不听，李鸿章怒了，一气之下，决定走人。

李鸿章要走，曾国藩也怒了：老夫这么关照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要走？罢了，滚！

后来呢？太平天国的大军果然直扑祁门，曾国藩退无可退，当时把遗书都写好了，把刀挂在帐上，随时准备殉国。幸亏手下悍将鲍超率援军在千钧一发之际解围。

而李元度后来被重新起用，平苗乱，修炮台，办洋务，做得有声有色（当然，曾国藩后来还是密荐了李元度）。

第一个故事，说的是李鸿章的“倔”。

但“倔”的背后，折射出李鸿章当时的一些能力和见识，至少已不在老师曾国藩之下了。

2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863年，李鸿章40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相当于江苏省省长），算得上是一个“中V”了。更重要的，是手下有了自己的军队——淮军。

这一切，还是靠曾国藩。

就在负气出走的第二年，李鸿章还是在诸人的“劝和”下，回到了曾国藩的帐下。一方面，曾国藩发现帐中少了李鸿章，怎么都不顺畅；另一方面，李鸿章发现离开了曾国藩，自己也是一事无成。

这次复合后，师徒俩再也没有翻过脸。曾国藩对李鸿章开始加速“提拔”——倾力帮李鸿章打造淮军，甚至亲自帮李鸿章订立营规，并把湘军中战斗力相当凶悍的几个营送给李鸿章。

1862年初，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率淮军共13个营9000人南下上海，开始在江浙地区与实力强大的太平军周旋。在上海，李鸿章不仅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更是开始和洋人打交道，将淮军慢慢更新为“洋枪洋炮”，发展到了六七万人，羽翼初成。

然后，就发生了“苏州事件”。

1863年，李鸿章率军围攻苏州。苏州当时是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苦心经营的底盘，虽然李秀成已去救援天京（南京），但苏州城依然易守难攻。

李鸿章当时得知，守苏州的“慕王”谭绍光手下四“王”四“天将”（太平天国后期封了2000多个王，阿猫阿狗都成了王）对谭绍光不满，密谋投降，便与对方联络。双方请当时的“洋枪队”（那时已叫“常胜军”）队长戈登（英国军官）作为证人，许诺只要八个人献出苏州，均能加官晋爵。

结果，八个太平军叛将果然一刀割下谭绍光首级，送到李鸿章帐下，并打开城门，迎清军入城。

清军入城之后，按照李鸿章后来的说法，他发现太平军依旧占据着半个城池，要求自己兑现诺言。于是李鸿章在晚上就办了一桌酒宴，宴请投降的四“王”四“天将”。八人兴冲冲赴宴，酒酣耳热之际，被李鸿章安排的武士一刀一个，全都砍下了首级。之后，清军屠城，又杀害投降的太平军2万余人。

这就是著名的“苏州杀降”事件。

“杀降”事件发生之后，舆论大哗。英国人戈登甚至因为李鸿章背信弃义，拿着手枪要与他决斗。李鸿章避而不见，上表朝廷，说“常胜军”劳苦功高，赐赏银7万两，随后又给了戈登个人白银1万两。戈登随之作罢。

第二个故事，与其说展现了李鸿章洞悉洋人心理的手段，倒不如说，暴露出李鸿章的一个“狠”字。

3

第三个故事，发生在1864年，离上个故事只过去一年，李鸿章41岁。

彼时的李鸿章，凭借日益强大的淮军，已经基本肃清了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可以算是一个大V了（曾国藩那时算超级大V）。

此时太平天国也已经进入生死存亡阶段。曾国藩的湘军已经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团团围住，但久攻不下。

朝廷急了，连连下诏，催李鸿章的淮军迅速进军天京帮忙。当时的形势是，谁拿下天京，谁就等于最后剿灭了太平天国，那是对整个清朝而言最大的功劳。咸丰帝曾经承诺过：谁能攻破天京，就封谁为王！

但李鸿章就是按兵不动。

李鸿章不想封王？当然想。但他知道，这个“桃子”必须让给曾国藩。

李鸿章深知，曾国藩自在湖南办团练以来，最大的目标，就是剿灭太平天国。那么多年来，曾国藩率领湘军浴血征战，最后终于合围天京，一围就是两年。这个时候，如果李鸿章出兵，等于一间乱七八糟的房间，湘军扫地、拖地板、倒垃圾，把脏活累活全干完了，然后淮军进房间洒点香水，说是和湘军一起整理的这间房间。

所以，李鸿章的部下虽然不断地请战，但全被李鸿章压住。他今天回复朝廷，说部队太累了，要休整，明天回复朝廷，说自己生病了，病好了再说。实在扛不住，居然率部队进入了当时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地盘追击太平军，气得左宗棠上书朝廷，说李鸿章“越境掠功”。（同为曾国藩幕僚的左宗棠，当时也已经成了一个大V，他的故事参看《一个被低估的“大V”的成长之路》）

但是，朝廷一再催促，李鸿章又不敢公然抗命。于是，他不断派人打听，围困天京的湘军部队到底准备得如何了。等听到湘军已经差不多挖通了进城地道，他才假模假样开始集合部队。

但在发兵之前，他先给当时围困天京的湘军大帅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写了一封信，说我受朝廷之命，就要来增援啦！

这封信的言下之意其实很明确：兄弟，加把劲啊！抓紧攻破天京吧！不然我实在顶不住就要过来啦！

曾国荃收到这封信后，当众朗读给了所有高级将领，说：我们在这里苦苦围困了天京两年，是不是功劳就要让别人抢去了？!（“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

众将怒吼：拼了！（“愿尽死力！”）

曾国荃出示信件的第二天，湘军就攻破了天京城。

城破之后，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他握着李鸿章的手说了一句话：“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意思是，我们曾家兄弟俩的面子，全靠你保住了。

所以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精”。

时人评价：曾国藩会识人，左宗棠会打仗，而李鸿章会做官。

4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1881年，李鸿章58岁的时候。

这一年的11月8日，从唐山到胥各庄（今唐山丰南区），开通了一条9.7公里长的唐胥铁路。

不要小看这条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国人自己铺设的铁路（英国人设计）。

为了这条10公里都不到的铁路，李鸿章可谓是费尽心机。

早在19世纪40年代，铁路就已传进了中国。但是一方面，清朝视“铁路”为洪水猛兽，认为会动了祖宗的根基；另一方面，造铁路需要大量财力人力，正好也可以作为一个将其拒之门外的借口。

那如果外国人帮着造呢？1876年，英国人自己出资造的中国第一条营运的铁路吴淞铁路，撞死了一个行人，正好被清政府抓住了由头，花28万两白银买回了这条铁路，然后一段一段，拆除殆尽。

而李鸿章却看到了，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铁路对未来中国的意义。所以，他冒了一个大风险：为了运煤，他主持建造了那条唐胥铁路，然后上报朝廷的时候，他只是汇报造了一条“供马车通行的快速路”。

铁路建成之日，火车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跑了一个来回，观者无不兴奋雀跃，但“纸包不住火”，很快又引起了朝廷的惶恐：“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

东陵是什么地方？是清朝列祖列宗的陵墓所在之地。尽管东陵离铁路还有近百公里远，但慈禧太后勒令必须停止。

于是，唐胥铁路就上演了世界铁路史上最荒唐的画面：由骡马拖着的火车机头，在标准化的铁轨上面蹒跚前行。

这可笑的一幕，直到中法战争爆发，需要铁路大量运煤之后才消失。

但这也是李鸿章对抗朝廷中顽固派的方式：你有一百种方式阻挠，我就有一百种方式变通。

中国的洋务运动，如果说是始自曾国藩的话（创立“安庆内军械所”），那么发扬光大，就是在李鸿章手里。

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分别是金陵机器局、江南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的结局，请参看《一场“耻辱海战”的背后》）

此外，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这些当时赫赫有名的民企，都是李鸿章一手创立的。中国的第一根电报专线，也是李鸿章极力促成的。

在创办这些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李鸿章确实也从中为他自己和家族中饱私囊，但放到大的格局来看，他的眼光确实比当时已经行将就木的清王朝政府要远得多，他所布下的洋务格局，甚至影响到中国的今天。

所以，第四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远”。

5

到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1895年，李鸿章已经72岁了。

前一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

惨败的一方，自然得接受获胜一方提出的条件。

谁去参加这个注定是屈辱的谈判呢？慈禧太后说：我看还得李鸿章。

于是，1895年3月19日，作为清王朝的全权代表，72岁的李鸿章率团抵达日本马关。

面对失败者，日本人狮子大开口，除了割地之外，索赔白银3亿两（当时日本的全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万两白银）。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只给李鸿章两个选择：同意，或不同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李鸿章请示朝廷后说：不同意。

事实上，按照当时中国的惨状，基本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的。但是5天之后的3月24日，发生了一件事。

李鸿章在回下榻之处的路上，被一个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年轻人枪击，子弹击中面部，满脸是血。

根据小山被捕后的供述，他不希望中日就此议和，而希望日本乘胜追击，直捣北京，所以他就做出了刺杀李鸿章的举动。

李鸿章的枪伤经救治后，并没有大碍，只是因为年事已高，无法手术，子弹就永远留在了他的眼眶下，直到他盖棺。他曾叮嘱手下，不要将他中弹时的血衣洗掉，而是要带回国内，因为“此血可报国矣”。

这件事震动日本朝野，因为害怕中国就此寻找借口中断谈判，每天来看望李鸿章的日本朝野政要络绎不绝，天皇的妻子都送来了亲手制作的绷带。

但李鸿章需要的是实惠。

因为这一颗子弹，日本索赔的款项，从3亿两白银减到了2亿两白银。（其实其中也有日本怕列强干涉的因素。）

而面对那2亿两白银，李鸿章还做了最后的无用挣扎。

日本当时的外相陆奥宗光回忆：“他要求减少五千万两，视不能达此目的，他则乞减少二千万两，最后他竟对伊藤全权哀求以此些少减额为其归途之饯别。”

按照陆奥宗光的说法，连“少要点钱当回国盘缠”这种话都说出来了，实在有失李鸿章的身份。

李鸿章回国后，舆论骂声一片，但唯独有一句中肯评价：“李鸿章挨了一枪，省了一亿两。”

签下《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发誓不再踏入日本国土一步。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必须取道日本，李鸿章坚决不肯在日本住宿，连换船时都不肯搭乘日本的小舢板，而是在两船之间搭一块木板，李鸿章以73岁之高龄，中国第一重臣之身份，就这样在风中颤颤巍巍地走过去。

当李鸿章走过木板的时候，展现的是气节吗？

不是，只是悲哀的气愤罢了。

所以最后一个故事，是关于李鸿章的“哀”。

馒头说

曾有人说，李鸿章生逢乱世，如果生在盛世，必是一代名臣。

但换个角度看，如果不是乱世，严防汉人的清廷怎会起用汉人做大官？又哪里会有李鸿章？连曾国藩都不会存在。

时势往往造英雄，但英雄却未必能改变时势。当时的李鸿章，其实就像极了唐胥铁路上，那匹拖着沉重火车前行的马——凭一己之力，拖着已病入膏肓的清王朝前行。

李鸿章自己知道吗？他清楚得很。

在晚年时，李鸿章曾自嘲是个“裱糊匠”，“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有何术能负其责？”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评价李鸿章：“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而梁启超表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1901年，本已被闲置的李鸿章又被慈禧重新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目的只有一个——去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

李鸿章被称为清朝“外交能手”，但他晚年经手签订的30多个外交条约，几乎个个丧权辱国。

是李鸿章丧权辱国吗？是洋人要打慈禧的耳光，慈禧派李鸿章去代挨罢了。

4个月后的1901年11月7日，早已开始大口吐血的李鸿章在病逝前一小时，俄国公使还在病床旁逼迫他就中俄的一份条约签字。

临死前，李鸿章双目不闭，身边人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

李鸿章才闭目离世，享年78岁。

李鸿章20岁时，曾作诗一首：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78岁临终前，李鸿章遗诗一首：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从“欲封侯”到“孤臣泪”，李鸿章甘苦自知。

李鸿章在晚清掌权的几十年里，当然有不少过错，但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时代里，换个人来，是否能做得比李鸿章更好？

反正我是不知道。

一个被低估的“大V”的成长之路

1

关于“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一种说法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还有种说法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一般来说，史学界比较认同的，是最后一种说法。不过你看，无论哪个版本，曾国藩和左宗棠，总是雷打不动的。

曾国藩，不用多说了。这几年，“曾学”已经成了一门显学，曾国藩俨然已经被摆到了一个“圣人”的位置——当然，我个人觉得是有些过的。

至于左宗棠，尽管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的次数，要超过曾国藩（低于李鸿章，不过李鸿章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但你真的要问起他做过什么，恐怕绝大多数人——包括读书时的我——只会回答一句话：收复新疆！

其他呢？其他没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被低估的“大V”——左宗棠。

2

1812年，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县，仅比湖南老乡曾国藩小一岁。

尽管他也受曾国藩举荐之恩，但他从不像其他人一样，对曾国藩自称“门生”或“晚辈”，最多自称一声“弟”。

要知道，在当时权倾朝野的曾国藩面前，只自称一声“弟”，还是要有些胆量的。

这也是左宗棠这位“大V”一生的性格：特立独行。

先抛开“曾左恩怨”不谈吧，先谈谈左宗棠不幸的青年时期。

左宗棠的青年时期，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怀才不遇，屡试不第。

左宗棠20岁乡试及第，但之后三次赴京考进士，均告失败。在三次不中之后，26岁的左宗棠终于大彻大悟：老子不考了！

26岁的人，即便是放到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几年了。左宗棠一没功名，二没家产，该怎么办？

倒也不是太急。因为在左宗棠21岁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倒插门”女婿，娶了湖南一个富家女周诒端为妻。

关于这段“草根逆袭”的故事，后人多有议论。但在我看来，周诒端家祖上做到过户部左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副部长），而左宗棠家祖上相当一般。如果不是看上左宗棠什么，人家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招“倒插门”女婿？

所以，关于这段婚姻，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左宗棠家早就和人家订了姻亲，但因为越考越穷，娶不起人家了，结果做了“倒插门”。

不过，结婚后，岳父岳母家对左宗棠非常尊敬和客气。这从一个方面，也体现人家看中的是左宗棠的才气。

结婚时，左宗棠写了副对联贴在新房：“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3

我一直对古人的社交传播很感兴趣，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左宗棠。

为什么呢？你看，左宗棠三次京试均不中，但他的名气，居然就在当时已经传遍湖南，甚至全国。

换句话说，左宗棠那个时候，自己并没有加V，但他居然有一个满是“大V”的朋友圈。每次他更新一条朋友圈状态，一帮“大V”会跟在后面疯狂点赞、转发，甚至打赏。

第一个点赞的“大V”，叫贺长龄。贺长龄是道光年间的名臣。1830年，当时已是浙江布政使的贺长龄，在长沙碰到了18岁的左宗棠。当时也就是个穷书生的左宗棠，居然被省级干部贺长龄大加赞赏，“以国士见待”。左宗棠作为一个求学上进的好青年，一直向贺长龄借书。贺长龄每次都会亲自登梯为他取书，不厌其烦。还书的时候，还要详细问左宗棠的读书心得。

第二个点赞的“大V”，更厉害，叫陶澍。陶澍是谁？晚清有四大幕府：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可以说，晚清的汉臣上台以及幕府建立，始于陶澍。

陶澍培养和发现了一批赫赫有名的人：林则徐、胡林翼、魏源、关天培等，门生遍及天下。但在1836年，已贵为两江总督的陶澍，偏偏就看中了当时24岁，什么都不是的左宗棠。

陶澍欣赏左宗棠到什么程度？以他当时两江总督之尊（相当于现在安徽、江苏和江西三个省的军政一把手），比左宗棠大33岁，居然提出要让自己7岁的儿子陶桄娶左宗棠的长女，和左宗棠结为亲家！

左宗棠当然惶恐不敢接受，陶澍就说了句有名的话：“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之上！”

第三个点赞的“大V”，是最有名的，叫林则徐。

1849年冬，林则徐因病卸云贵总督职，回福建途中经过长沙，专门召见37岁的左宗棠。两人在舟中相见，畅谈一整夜。两人讨论的重点，就是沙俄的野心，以及新疆的问题。

所以就这点来看，如果说李鸿章是曾国藩门生的话，左宗棠应该继承的是林则徐一脉。

相见后不久，林则徐病故。逝世前，他让次子上奏，大力向朝廷举荐左宗棠，因为他对左宗棠的评价是：“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4

名声已经在外，所以左宗棠一点儿都不急。

自从看开科举之后，左宗棠反而想开了，不再攻读儒家经典，而是专心研读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方面的著作，开始学“经世致用”之学。

自古以来，自比谁的都有，但敢自比诸葛亮的不多，左宗棠算一个——他自号“今亮”。

但卧龙也要有出山的时候，如果左宗棠一辈子蛰居，没有发挥的空间，可能也就这样默默无闻一世了。

1852年，左宗棠“加V”的时刻，毕竟还是到来了。

这一切，看来还是要“感谢”太平天国。说实话，没有那场席卷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我们可能现在都不会知道曾国藩的名字，也不会知道左宗棠，更别提李鸿章了。

1852年，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湖南省城告急。左宗棠在好友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终于出山。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40岁了。

不急，40岁草根的逆袭之路，就此开始。

左宗棠是被人用绳子吊着放进长沙城的。张亮基贵为巡抚（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居然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左宗棠了。

而左宗棠居然也就揽下了。他“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

左宗棠一战成名。

首秀成功之后，左宗棠的仕途就开始顺了起来。

两年后的1854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在太平军驰骋湘北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骆秉章对左宗棠言听计从。所以左宗棠虽为幕府，但其实是等同于行巡抚之职的。当时的他，被世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评价：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5

这个时候，左宗棠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小V”了，但离成长为一个“大V”，还差遇见一个人。

这人就是曾国藩。

1860年，才高气盛的左宗棠惹了一桩麻烦，因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因为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左宗棠差点儿把命都丢掉，只能离开骆秉章的幕府。

此时收留他的，是已经权倾一时的曾国藩。

左宗棠和曾国藩是老乡，也是旧识。但左宗棠内心其实是不太看得起曾国藩的，认为他文采和军事能力都不行。

曾国藩虽然入过翰林院，但文采确实一般，虽然创立湘军，但军事也确实很普通，甚至被太平天国打得投江自尽过。但是曾国藩最厉害的地方，在于“识人”和“用人”。

换句话说，就是眼光和情商。

左宗棠和曾国藩是旧识，但后来闹过不少不愉快。这些不愉快，本篇不展开。平心而论，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提携之恩的。

当时曾国藩的幕府里，人才济济，左宗棠虽然名声在外，但当时已经是“大V”的曾国藩，要捏死左宗棠，还是轻而易举的。

但曾国藩并没有那么做，反而一再保荐左宗棠。

一开始，曾国藩给左宗棠保荐过一个知府职位，左宗棠嫌官小，不去。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准备围困太平天国的大本营江宁。朝廷来旨，派左宗棠去四川督办军务。

但曾国藩婉拒了这个谕旨——他觉得左宗棠是个帅才，去四川是寄人篱下，应该独当一面。于是曾国藩放手让左宗棠组建自己的“楚军”，并在第二年保荐左宗棠成为浙江巡抚，把赣浙边境的湘军，全部交给他指挥！

这下真的是蛟龙入海了。

短短4年间，左宗棠大展身手，率军横扫江浙，灭太平军李世贤部，平捻军和回乱，封一等恪靖伯，成了一个真正的“大V”。

6

“大V”是不是就已经到头了呢？不，还有“超级大V”在等待左宗棠。

1876年至1880年，左宗棠真正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力排众议，亲自率兵出征，讨伐新疆叛乱，并且陈兵新疆威慑沙俄，最终为中国收复伊犁。

关于左宗棠出兵平定新疆叛乱和收复伊犁，详见本书收录的《一个63岁的老头，是怎么收复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这里就不展开了。

收复新疆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新疆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福克看完后的评价是：“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经此一事，左宗棠终于成了一位堪称名垂青史的“超级大V”。

为何这么讲？因为在左宗棠的坚持和率领下，清朝收复了1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8个湖南省的面积，相当于1/6现在中国国土的陆地面积。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左宗棠是收复国土面积最大的一位将军。

至此，从40岁的草根到成为“超级大V”，左宗棠完成了他的逆袭之路。

梁启超对此给过左宗棠一个评价：“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美国的《新闻周刊》在2000年的时候评出了最近一千年全世界的40位智慧名人。中国有三人入选：一位是毛泽东，一位是成吉思汗，第三位，就是左宗棠。

一个63岁的老头，是怎么收复16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

1

1875年5月3日这一天，清政府任命了一位63岁的钦差大臣。

这位钦差大臣，来头不小：他本来就已官拜陕甘总督——清朝九位最高级别的封疆大吏之一——督办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军务和政务。

他是名震朝野，堂堂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左宗棠。

但他这次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所要做的事，却绝非常人想的是一桩美差，而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件棘手之事——收复新疆。

但是，这件棘手的事情，是左宗棠自己千求万求求来的。

2

左宗棠为什么会求着收复新疆？原因很简单：那个时候如果再不管新疆，新疆就没了。

先简单说说新疆。

新疆原称西域，从清朝康熙皇帝开始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连续三朝用兵，终于平定了这块地方，定名为“新疆”。到了乾隆中后期，新疆人口稳定，商业稳健发展，形成了古城（新疆古城）——归化（内蒙古呼和浩特）——张家口的西北商业主干道。

但是，“康乾盛世”之后，清朝国力日益衰落，再加上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扶植变少，征税却开始直线上升。最终在1864年，新疆爆发了回民之乱，各路势力在库车（今库车县）、和阗（今和田市）、喀什（今喀什地区）、吐鲁番（今吐鲁番市）等地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宣告独立。

在一片乱战之中，占据了喀什旧城的一个地方势力领袖司迪尔引入了一个强援——来自中亚浩罕汗国（以乌兹别克人为主）的贵族阿古柏。当时没有人想到，请来阿古柏其实是“引狼入室”，具备相当军事能力和头脑的阿古柏进入新疆后，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势力，东征西讨，不断兼并各个势力。1867年，阿古柏建立了“洪福汗国”，统一了南疆，到1871年年底，又统一了北疆——阿古柏成了全新疆的霸主。

如果阿古柏只是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哪怕建立所谓的“洪福汗国”，还不算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阿古柏的背后，还有两个国家撑腰。

一个是英国。1868年，一直对新疆地区有野心的英国就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承认“洪福汗国”，并向他们赠送了大批军火，还支援他们成立军工厂。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还亲自写信向阿古柏致以问候，双方互派了大使。

另一个国家就是俄国。1870年，俄国派人前往喀什，承认“洪福汗国”，并在1872年签订了双边条约。

不仅如此，1870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也承认了“洪福汗国”在伊斯兰教教法上的合法地位。

这下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阿古柏的“洪福汗国”俨然已经成了气候，还在国际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眼看着就要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

3

在这样的情况下，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不断要求收复新疆。

1875年1月，光绪帝登基。新皇帝登基，总要有万象更新的气象，左宗棠觉得等来了一举定乾坤的机会，上书要求出兵收复新疆。

按理，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提出收复新疆的要求合情合理，哪有那么困难？

但还真的存在阻力。主要是施加阻力的人的官爵、地位、声望和才能，可以说和左宗棠至少是一时瑜亮。

那人就是李鸿章。

光绪帝即位后，当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了七大建议：第一开煤矿，第二开铁矿，第三架电线，第四修铁路，第五各海口添设洋学格致书院，第六建海军。

李鸿章不愧为一代名臣，这六条建议可以说都是极具战略眼光。但他的第七条建议，却引起了左宗棠极大的不满：停止西征，暂时抛弃新疆，加强海防。

这就引发了当时著名的“海防”和“塞防”之争。

在李鸿章的眼里，谁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死敌？无疑就是日本。所以当下所有要务，都要围绕海军建设和防范日本进行。他上书：“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而在左宗棠看来，他并不否认日本是中国未来的劲敌，但他认为，当下最紧迫的问题，其实是新疆问题。新疆关系到全国六分之一的国土，怎能说丢就丢？

于是他也上书：“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古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都出自曾国藩的湘军幕下，但从师徒关系而言，李鸿章可以说完全是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而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更多的只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左宗棠一辈子其实就没服过曾国藩。从传承关系来看，左宗棠更倾向于林则徐一脉——林则徐一直把沙俄视为中国的心腹大患。

李鸿章当时位高权重，再加上所言并非全没道理，所以当时朝中支持“海防”的占多数。但关键时刻，有一个人还是最后拍了板：新疆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这个人就是慈禧太后。

慈禧为什么要支持左宗棠？第一，左宗棠的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166万平方公里国土，谁丢了都愧对列祖列宗；第二，左宗棠官名清廉，他要求做的事，肯定是为国，不会存私心；第三，清朝就是作为边疆少数民族问鼎中原的，入关后就一直很重视少数民族的问题，新疆一乱，如果波及蒙古等其他少数民族，大清江山危矣。

当时尚未完全掌权的慈禧，经过权衡利弊，最终给左宗棠点了赞：就听你的！放手干吧！

4

但左宗棠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要不要打。

接下来的问题其实更棘手：怎么打？

即便是现在交通工具如此发达，我们去一次新疆都难免舟车劳顿，何况在清朝？而且去新疆不是旅游，而是打仗，粮草辎重、部队后勤如何解决？军饷何来？士气怎样？阿古柏背后还有沙俄和英国撑腰怎么办？

这些都是左宗棠面临的难题，也是当初大多数人不愿意打新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但左宗棠其实从1872年开始就进行了细致的战争准备，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缓进速决。

“缓进”，就是要进行充分准备，不准备好不打。

左宗棠做的第一件事就让人大跌眼镜：大战在即，他不是扩军，而是裁军。

对麾下的军队，左宗棠发出命令：凡是不愿意参加西征的，一律给回家路费。要留下来的，必须是精兵强将。经过一番筛选，左宗棠最后筛选出了6万精兵。

左宗棠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很明确：远征新疆，山高路远，军队若人数过多，不仅耗粮惊人，而且素质参差不齐，日久容易兵变。

准备充分之后，就是要“速决”。

“速决”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大清当时国库已经空虚，左宗棠知道，大军一旦开拔，就必须速战速决，越拖越打不动。当时，左宗棠做了详细的测算，从一个士兵、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8万人马（包含后勤杂役等）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一甲，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

经过周密计算，左宗棠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800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左宗棠向朝廷申报1000万两。

当时朝廷也没钱，但咬着牙给了左宗棠一纸诏书：“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于是，左宗棠找到“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左宗棠自己也知道“借贷打仗”实在是尴尬，但他认定这和西征收复失地相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有了粮，有了钱，左宗棠随即把6万精兵武装到了牙齿。

1875年7月，知道清政府准备对新疆用兵的沙俄政府，派来了一个所谓的“科学贸易考察队”，这个“考察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清军的实力。

在兰州，左宗棠麾下由刘锦棠率领的西征军的实力，让俄国人大吃一惊：清军拥有大量欧洲最先进的火器及国内的仿造品（比如德国毛瑟步枪M1871型11毫米后膛枪，以及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一号”步枪）。刘锦棠的这支13 000多人的精锐部队，拥有各种来复枪2万支。

考察队的队长立刻得出结论：阿古柏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5

1876年5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左宗棠的西征军骑兵和步兵共25个营分批入疆，经哈密前往巴里坤。对新疆阿古柏势力的总攻正式开始。

阿古柏的实力在新疆其实也不算弱，军队同样拥有不少火器，骑兵加步兵在一起，总共有4万人左右。但整个战斗却进行得毫无悬念——阿古柏的部队一触即溃，连战连败。

除去左宗棠西征军战斗力颇强的因素之外，阿古柏自己在新疆地区失去人心是一个重要因素。

阿古柏本来就来自外国，在新疆根基不深，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大量使用自己的亲信，造成很多当地贵族的不满。此外，阿古柏的军事能力还算不错，但治理能力却实在不佳，在新疆地区实施重税，当地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东望王师”的大有人在。再加上左宗棠下令一律不许“杀降”，导致整个战争过程中，整城打开城门投降清朝军队的案例有很多。

按照左宗棠制定的“先北后南”的策略，从1876年5月到1877年3月，清军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摧垮了阿古柏苦心经营的“天山防线”，光复北疆，剑指南疆。

1877年5月29日凌晨，陷入绝境的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新疆焉耆县）——《清史稿》里说他是饮毒酒自杀，但也有其他说法是被人毒死。

1878年1月初，清军攻克南疆所有土地，收复全疆。英国人对此评价，这是“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乾隆时代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人所曾取得的最光辉成就”。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收复，那就是被沙俄占去的伊犁。

6

伊犁是被沙俄趁乱占去的。

1871年，阿古柏新疆作乱，沙俄趁机出兵占领了伊犁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不过当时沙俄经历了第九次俄土战争（也称“克里米亚战争”），元气还没恢复，多少有点儿心虚，所以就照会清朝：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要你们能收回乌鲁木齐等新疆重镇，我们就交还。

当时沙俄的算盘是，清朝怎么可能收复新疆？

但左宗棠居然真的带兵收复了。

其实在征讨阿古柏的时候，有人建议左宗棠趁势收复伊犁，但当时左宗棠暂时还不想招惹沙俄，表示“师出无名”，没有采纳。

但左宗棠心里毕竟还是记着伊犁的。1880年，左宗棠上书朝廷，建议在新疆设省，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朝廷同意，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崇厚曾经官拜直隶总督，但外交方面实在是一窍不通，出使俄国，鬼使神差地和俄国人签订了一个《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得到伊犁一座孤城，大批领土全部丧失，还要赔款给沙俄200多万两白银。

关键这个崇厚还没有禀报朝廷，擅自签完约就回来了。

这个条约一签订，朝中上下一片哗然，名臣张之洞上奏说：“若尽如新约，所得者伊犁二字之空名，所失者新疆又万里之实际。”左宗棠更是怒不可遏，“我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间皆俄属部，孤注万里，何以图存？”

朝廷一怒之下，把崇厚抓进了监狱，定“斩监候”，准备秋后杀头。

但和约都已经和人家签了，怎么办？左宗棠一拍桌子：重新谈！重新签！

慈禧太后听从了左宗棠的建议，派出了曾纪泽为代表，重新赴沙俄谈判。这个曾纪泽是谁呢？就是曾国藩的长子。

以沙俄之狡诈，白纸黑字落了款，要反悔，谈何容易？左宗棠于是上奏：“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左宗棠的意思是：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自然也别想得到。

1880年，68岁的左宗棠再次率军西征，号称“王师四万”，屯兵哈密，为前方谈判的曾纪泽做军事后盾。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左宗棠下令把自己的棺材从肃州运到了哈密，这就是著名的“抬棺出征”。

沙俄见状后，一度火速增兵伊犁，并派舰队威胁天津、奉天（今辽宁）和山东等地。但另一方面，鉴于1875年得到的左宗棠部队的实力情报，沙俄也不敢怠慢，四处打探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从各方面汇总的情报显示，左宗棠的军队，真的不是花架子。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新疆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福克看完后的评价是：“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当时，俄国刚刚结束了第十次“俄土战争”，元气未复，自己算了笔账，实在没把握战胜左宗棠。最终，俄国决定退一步，把已经煮熟的鸭子再送回去。

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虽然这个条约依旧还是个不平等条约（沙俄几乎归还伊犁全境，但还是割去了一部分领土，并且赔款增加到了500万两），但相对于之前签订的条约再翻盘，已是大为不易。

在这个过程中，曾纪泽有功，但同样有大功的，是后面抬了口棺材率军威胁沙俄的左宗棠。

1884年，在左宗棠的反复敦促下，清王朝正式设立“新疆省”。

一年之后，左宗棠逝世。

馒头说

在晚清的几大名臣里，左宗棠应该算是比较另类的一个。

如果要选人出演晚清版《人民的名义》主角，李鸿章不行，张之洞也不行，曾国藩早年清廉，晚年也有点糊涂，更何况还放任敛财高手弟弟曾国荃敛财，算来算去，还真的只有左宗棠。

左宗棠一生清廉，后来和胡雪岩关系密切，有人参奏他必然有贪污受贿行为，结果慈禧派人一查，左宗棠清清白白，慈禧大喜之后甚至下谕：三十年不准参奏左宗棠！

左宗棠辞世后，留给家人的钱，也就2万多两银子（大概相当于他一年的俸禄）。而且他再三教育自己的孩子要老实做人。左宗棠的后人中，几乎没有人从政，不少倒成了医学名家。

而且左宗棠还不是只清廉，不干事。左宗棠一直是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所以在花甲之年，还会抬着一口棺材去打仗。

有人曾说，让左宗棠取代李鸿章，估计晚清的格局会大为改观。

但我觉得不行。

左宗棠外号“左骡子”，以他那个臭脾气，给谁都没有好脸色看（到了晚年还盯着曾国藩骂），根本不可能在当时的政局中如同李鸿章那样为官老到，坐到高位。而且以当时中国面临之内忧外患，已经不能要求李鸿章更多了，左宗棠去做，除了一些事务上态度会更强硬外，未必能比李鸿章做得好多少。

但是任何年代，任何朝代，我们都还是需要几位像左宗棠那样不通人情的硬骨头，不是吗？

珍妃为什么必须死

1

1876年2月27日这一天，是光绪二年的农历二月初三。

原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和农业部的副部长）长叙得了一个女儿，这是他的第五个女儿。

长叙估计不会想到，13年之后，他这个叫“他他拉氏”的女儿，会被选入宫中。当然，和她一起选入宫中的，还有她的姐姐，只是姐姐远没有妹妹的名气大。

因为这个妹妹，被后人称为“珍妃”。而珍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在24岁的花样年纪，就香消玉殒。

珍妃之死，一直是后人争议的一个话题。

2

珍妃是13岁时被选入宫的。

珍妃和她的姐姐（瑾妃）从小在广州随伯父长善长大。长善是广州将军，但却喜欢和文人打交道，给这两个侄女聘请了一位叫文廷式的名士做老师（此人后来中了榜眼），所以这两个女孩从小就知书达理。

更重要的是，广州是当初五口通商里最主要的口岸城市，与西方的接触最早，受到的影响也最大，容易接触到很多开放和先进的思想，这对珍妃的成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她后来得到光绪的青睐埋下了伏笔。

1889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小皇帝到了可以成亲的年纪。当然，他是没有选择权的，这一切由他的姨妈（也是伯母）慈禧太后敲定。

慈禧选了自己弟弟的女儿，21岁的叶赫那拉氏作为光绪的正选妻子，也就是后来的隆裕皇后，而长叙的两个女儿被选为妃子——15岁的四女儿被封为“瑾嫔”，13岁的五女儿，被封为“珍嫔”（清宫后妃分八个等级，分别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嫔为第五等）。

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还是一入宫门深似海？13岁的珍妃当时自然不知道，紫禁城内，究竟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3

美貌，有时候未必是能得到皇帝宠幸的必要条件。

不少史料显示，光绪喜欢珍妃，最初是因为她长得漂亮。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说当时18岁的光绪最初看中的其实是瑾妃。但无论如何，光绪最终在自己的“一后两妃”中独爱珍妃，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珍妃的容貌，倒不如说是她的性格。

相比于相对木讷的瑾妃和比自己大三岁的隆裕，天真活泼、思维活跃的珍妃无疑更讨人喜欢。再加上珍妃琴棋书画皆精，又来自当时领风气之先的广州，时值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之际，身在深宫中的小皇帝本就有师夷长技、发奋图强之意，两个孩子意气相投，自然很容易就走到一起。

更难能可贵的是，连一向挑剔的慈禧，也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

据曾侍奉珍妃的白姓宫女回忆：“珍妃貌美而贤，初入宫时，极为慈禧所钟爱。”因为珍妃的字写得不错，所以有一段时间里，慈禧赐群臣的“福”“寿”“龙”“虎”等字，都是由珍妃代笔的。为了提高珍妃的书画水平，慈禧还特地指派才女缪嘉惠做她的书画老师。

在珍妃后辈人唐海沂写的《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文中还提到，珍妃曾经替皇后主持过继嗣典礼——这种级别的典礼，如果没有慈禧点头，珍妃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资格的。

1894年，18岁的珍妃和姐姐一起，由“嫔”晋升为“妃”，种种迹象表明，接下来的戏路，应该是按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套路往下走的。

但哪有那么简单。

4

后宫之中，没有钩心斗角，是不可能的。

珍妃整天和光绪皇帝腻在一起，谁会最先不开心？当然是皇后隆裕。

《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文中曾转述白姓宫女的回忆：“白大姐说，隆裕为了报复，就和李莲英及珍妃宫内的太监勾结起来，把一只男人靴子放在珍妃的宫里，妄图污蔑她有奸情。为了这件事白大姐也受过拷打。

“后来又因珍妃有一件衣服的料子和经常进宫演戏的一个戏子的衣料一样（据说戏子的衣料是光绪送的），隆裕抓着这件事又大做文章，致使珍妃遭受廷杖。”

珍妃身边宫女的回忆，应该是有态度倾向的。但从当时后宫的关系来看，皇帝宠幸妃子而冷落皇后，皇后心中不爽自然是肯定的。即便隆裕皇后后来以贤惠温和著称，但也不代表她连这个也不会在意。至于平时在慈禧太后面前不会说珍妃什么好话，这是完全可以推断的（当然，珍妃在光绪面前也没说隆裕的好话）。

但得罪皇后，最多也是一出“宫斗戏”。让珍妃命运急转直下的，是她得罪了慈禧太后。

5

慈禧无疑是喜欢珍妃天真活泼的，但超过她的三观范畴，就另当别论了。

当时西洋的照相技术已传入中国，但很多国人认为照相会取人魂魄，导致人损寿。思想开放的珍妃却完全不以为然，她悄悄购置了一套照相机，在自己的寝宫景仁宫反复练习，很快便学会了照相技术，成为清宫后妃中最早拍摄照片的人之一。

学会照相技术后，珍妃给光绪皇帝和宫内的其他人拍照，还教太监学会拍照，让他们给自己照相。而她照相的时候“不拘姿势，任意装束”，甚至还会穿着男装到处走动拍照。至于拍照的地点，不仅在自己的景仁宫，甚至还去了皇帝的养心殿，这无疑就让慈禧大为反感（虽然慈禧本人也非常喜欢拍照）。

据说珍妃还曾暗中指使一个姓戴的太监，在东华门外开设了一个照相馆，此事被慈禧听说后，以“宫嫔不应所为”斥责珍妃。照相馆被关闭，戴姓太监被打死。

如果珍妃的这些事尚且能被认为是“任性胡闹”的话，那么接下来，让慈禧产生“嫉妒”，就有点糟糕了。

根据小德张（清末最后一任太监总管）过继孙子张仲忱写的祖父口述回忆录《我的祖父小德张》记载，宠爱珍妃的光绪曾用库存的珍珠、翡翠为她串制珍珠旗袍一件。有一天二人在御花园散步，正在兴头时，被慈禧撞见。慈禧大怒道：“好哇！连我都没舍得用这么多珍珠串珠袍，你一个妃子竟敢这样做。想当皇后怎么着，谁封的？皇帝也太宠你了！”

光绪和珍妃马上跪在地上叩头请罪。老祖宗立即叫随身的太监二总管崔玉贵把旗袍扒下来。回宫后还打了珍妃30竹竿子。

《我的祖父小德张》的一些记载后来证明有失实之处，但慈禧身边的女侍德龄所著的《瀛台泣血记》中也记录过这一段，说明还是有可信度的。

这件事除了证明慈禧觉得珍妃“有失体统”之外，还传递了另一层意思：慈禧和光绪虽非亲生母子，但无数史料证明，慈禧当初确实是把光绪当亲生儿子养育的，母子之情碰上婆媳关系，大家都懂的。

天真任性，再加上婆媳关系搞僵，还不算什么。让珍妃罪加一等的是她开始触犯大清律例了。

应该说，珍妃在未成年即进宫，又受万千宠爱，尤其是得到皇帝恩宠，渐渐有些不知轻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珍妃选择“卖官受贿”，就有些触碰“高压线”了。

当时后宫的后妃们每月用度，都是配额供给的，比如皇后是每年一千两，外加些绸缎、兽皮、肉食等，然后逐级下降，到“妃”一级是三百两。三百两银子，妃子自己开销自然是够了，但她们花销最多的，是打点和赏赐身边的人。珍妃生性大方，身边又有不少太监顺着她心意吹捧，再加上喜欢照相等各种西洋玩意儿，钱自然是不够花了。

据胡思敬所著的《国闻备乘》中记载，凭借和光绪皇帝关系近，能吹“枕边风”，珍妃开始接受一些贿赂，让光绪帝给人封官，有一次更是收取了4万两白银的贿赂，最终东窗事发。（“初太后拷问珍妃，于密室中搜得一簿，内书某月日收入河南巡抚裕长馈金若干。”）

《国闻备乘》多少有点野史的味道，不过记录这件事情的不止这本书一家，所以倒也不是完全不可信。

这就是破了大清“宫闱不能干政”的律例了。结合之前种种不快，慈禧决定一定要给珍妃来个“下马威”——珍妃连同姐姐瑾妃，被施以“褫衣廷杖”的刑罚（脱去衣服直接对肉体施刑），这一刑罚主要针对朝中大臣，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对嫔妃施刑的先例。不仅如此，这一年（1894年）的十月二十九，珍妃和瑾妃双双被降为“贵人”。

毫无疑问，瑾妃基本属于无辜，慈禧针对的，就是珍妃。

6

其实话说回来，“卖官鬻爵”这种事情，在清朝后期其实已经非常常见，甚至从康熙年间开始，就是被官方默许的。

所以，这也并非是珍妃命运转向的真正原因。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关键还是珍妃的涉政，而且是深度涉政——影响光绪帝，试图推翻慈禧。

珍妃被“廷杖”和降为“贵人”是在1894年，请注意这个年份，是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这一年。

中日甲午战争一战，很多人以为罪在慈禧，但事实上，慈禧那时候已经“归政”光绪。当然，实权虽然依然掌握在幕后的老佛爷手里，但甲午战争，站在前台指挥的一直是光绪帝自己。

在这场改变中日两个国家国运的战争中，以光绪帝为代表的“帝党”是坚决主战的，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其实是主和的。当然，不能说当时以大清帝国之威（自我评估），主战有什么不对，但至少当时，“帝党”和“后党”之间的对立已经比较明显。

在这个过程中，珍妃毫无疑问是站在光绪一边的。而且她凭借自己的影响，试图一举逆转皇帝对太后长久以来的劣势。比如，珍妃的启蒙老师文廷式，以及他的堂兄志锐（当时的礼部侍郎），借机参奏李鸿章求和卖国，惹恼了这位晚清第一权臣。李鸿章马上反参“文廷式企图支持珍妃夺嫡，取代隆裕皇后；反对慈禧听政，支持光绪皇帝自主朝纲”。

结果果然激怒了正愁没把柄的慈禧：文廷式被驱逐出宫，永不录用；志锐被贬，放官边疆（蒙古）。至于珍妃，自然是又打又降——不敢对皇帝怎样，但用你的宠妃震慑一下你，我还不敢吗？

但这个时候，慈禧和珍妃的婆媳关系毕竟还没有恶劣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第二年，珍妃和瑾妃又恢复了“妃”的位分。

真正的问题出在1898年——这一年，发生了“戊戌变法”。

这一针给病入膏肓的大清强行注入的鸡血，彻底让慈禧和光绪这对母子翻了脸。尤其是“帝党”试图包围颐和园的“围园杀后”行动败露（袁世凯对告密此事亦有贡献），让慈禧彻底寒了心——可以说，自那以后，慈禧对光绪已不再抱希望。

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当妈妈的慈禧肯定也经过无数个辗转反侧之夜，找过很多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自然会归到珍妃头上：我花了20多年让他接受圣贤教育，你分分钟就给他洗脑了？

于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珍妃再次遭罚廷杖，而且这一次，她被打入钟粹宫后的北三所——一个当妈的，儿子都不要了，还会心疼儿媳妇？

据《故宫通览》（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的介绍，珍妃被囚禁的那个小院，位于紫禁城最北，原来是明代宫廷奶妈养老居留的地方。珍妃入住后，正门被牢牢关上，打上内务府的十字封条，珍妃住在北房三间最西头的一间，屋门从外面反锁着，吃饭、洗脸等均由下人从一扇活窗中端进递出。

珍妃每天吃的，就是普通下人的饭。平时不准与人说话。逢年过节或每月初一、十五，这些别人高兴的日子，看守她的一名老太监就代表慈禧对她进行训斥。训斥在午饭时进行，老太监指着珍妃的鼻子列数罪状，珍妃得跪着听训。训斥结束，珍妃还必须向上叩头谢恩。

没错，珍妃被打入了冷宫。

7

如果没有1900年的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珍妃会不会在冷宫里孤独终老？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珍妃的生命，在这一年走到了尽头。

关于珍妃的死因，一直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带光绪西逃，临行前珍妃不肯走，和老佛爷争执起来，赌气跳井，慈禧一个没留神，没拦住，就跳下去了。事后慈禧还表示相当惋惜。

这个说法出自隆裕太后的回忆，源头自然是慈禧自己的叙述。考虑到隆裕太后向来温顺听话，唯老佛爷是从，她的说法存疑。

而另一种说法，见诸各种野史和当时见证者的回忆，那就是珍妃是慈禧让人给扔到井里去的。

持这种说法的回忆很多，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无疑就是在场的当事人——当时奉命将珍妃投井的太监崔玉贵的回忆。

1985—1988年间，故宫博物院主办的《紫禁城》杂志连续20期刊载了由金易、沈义羚合著的《宫女谈往录》。这位“谈往”的宫女，姓赫舍里氏，先后在慈禧身边服侍八年，是负责给慈禧点烟的贴身使女，在宫内慈禧叫她“荣儿”。

书中有一篇《崔玉贵谈珍妃之死》，说的是崔玉贵离开清宫后，有一次来荣宫女家串门，提起了那段往事。而荣宫女本人恰恰在珍妃“落井”那天当值，侍候慈禧。

按照荣宫女的回忆，崔玉贵是这样描述当时情景的：

七月二十日那天中午传完膳后，老太后有片刻的漱口吸烟的时间，……就在这时候，老太后吩咐我，说是要在未刻召见珍妃，让她在颐和轩候驾，派我去传旨。

……

我们去的时候，景祺阁北头的东北三所正门关着。我们敲了门，告诉管门的一个太监，请珍小主接旨。珍妃在接旨以前，是不愿意蓬头垢面见我们的，必须给她留下一段梳理工夫。由东北三所出来，经过一段路才能到颐和轩。我在前边引路，王德环在后面伺候，我们伺候主子，向例不许走甬路中间，一前一后在甬路两边走。小主一个人走在甬路中间，一张清水脸儿，头上两把头摘去了两边的络子，淡青色的绸子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的缎鞋（不许穿莲花底），这是一副戴罪的妃嫔的装束。她始终一言不发，大概也很清楚，等待她的不会是什么幸运的事。

到了颐和轩，老太后已经端坐在那里了。我进前请跪安复旨。说，珍小主奉旨到。我用眼一瞧，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坐在那里，我很奇怪。

珍小主进前叩头，道吉祥，完了，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训。这时屋子静得掉地下一根针都能听得清楚。

老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列祖列宗，你应当明白！话说得很坚决。老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静等回话。

珍妃愣了一下说，我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太后说，你年轻，容易惹事！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珍妃说，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主持大局。就这几句话戳了老太后的心窝子了，老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呵斥说，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珍妃说，我没有应死的罪！

老太后说，不管你有罪没罪，也得死！

珍妃说，我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太后说，皇上也救不了你。把她扔到井里头去，来人哪！

就这样，我和王德环一起连揪带推，把珍妃推到贞顺门内的井里（据回忆，还丢了两块大石头）。珍妃自始至终嚷着要见皇上，最后大声喊，皇上，来世再报恩啦！

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多人取信的一个版本。

根据崔玉贵的回忆，珍妃临死前给他留下了印象最深的三句话：“我罪不该死！”“皇上没让我死！”“你们爱逃跑不逃跑，但皇帝不应该逃！”

由此可见，珍妃在临死前，依旧对皇帝抱有期望。

而这，恰恰是珍妃不得不死的最主要原因。

慈禧垂帘听政47年，其实很明白自己的权力终将失去，所以越到后面，她越在乎的是自己身后的权力运转和评价体系。

但恰恰她自己选定的光绪，并没有显示出会继续走“慈禧路线”的意思，而他身边的这位珍妃，又有主见，对光绪影响又大，一旦给了珍妃机会，肯定不会给自己什么好脸色，甚至“开棺鞭尸”也未可知。

当时八国联军兵临城下，谁都不知道大清帝国会不会就此覆灭，自己的性命是否还保得住（因为当时是慈禧力主向所有西方列强宣战的。事实证明后来八国联军并没有灭亡清朝，也没想颠覆慈禧，这是让老佛爷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不如事先把能安排的事都安排“妥当”（根据崔玉贵回忆，慈禧那天派人将珍妃投井绝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

就连光绪本人，都在慈禧驾崩的前一天离奇去世（这又是一桩有争议的悬案），怎么还会怜惜你珍妃的一条性命？

8

1901年，虚惊一场的慈禧带着光绪回京，命人从井里捞出珍妃的尸体。据当时的人回忆，尸体浮肿，面目已不可辨认。

慈禧表示大为惋惜，追封珍妃为“珍贵妃”——毫无疑问，这是安抚光绪的一个动作。

打捞尸体的那天，光绪并没有来。

但从那之后，光绪再也没有亲近过任何一个嫔妃。

馒头说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对珍妃之死，甚是惋惜，甚至把她比为“圣女贞德”。

我个人觉得，倒也不至于。

珍妃死得可惜吗？确实挺可惜的。一个妙龄女子，并没有犯什么大错，就这样莫名其妙丢了性命。

但真的要说她有安邦救国之志，辅佐明君之才，却也未必，至少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证据不足。当然，给她证明的时间也不多。

很多后人之所以为珍妃惋惜，其实是在为光绪不平，与其说为光绪不平，倒不如说是在为大清扼腕。

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就算光绪大权在握，亲政临朝，就真救得了大清？就凭一腔热血对日宣战？就凭康有为那套拍脑袋的“维新变法”？或者，就凭珍妃出谋划策？

人家崇祯皇帝刚即位时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结果呢？更何况相对于大明王朝，大清王朝已经被卷入整个世界发展的滚滚洪流，面临千年不遇的大变局。

所以这事情，不怪珍妃，也不怪光绪，甚至怪不得那位殚精竭虑的老佛爷慈禧。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大清王朝其实已经失去了自愈的能力，只能凭借外科手术进行一次彻底的革新。

所以，对珍妃，我只能发出一句最近比较流行的感慨：

来世莫生帝王家。

靠画漫画，28岁就缴4000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是怎样一种体验？

1

某网站的一则图片新闻，在社交媒体里被热转。该图片中，窦靖童穿着一件印有“悟”字的T恤，标题是“随王菲信佛？窦靖童穿T恤‘悟’字当胸充满禅机”。

当然，热转的原因不是因为窦靖童，而是因为编辑给这条新闻起的标题。

几乎所有热转的网民都配上了一句类似评语：“这个编辑显然没看过《龙珠》。”

当然，也有人感慨：“小编可能是个95后吧，现在终于开始有人不知道《龙珠》了……”

那么，作为《龙珠》的作者，曾经被我们这一代人视为“大神”的鸟山明，估计也慢慢被人忘记了吧？

所以，我想再说说他的故事，一个乡村少年逆袭的故事。

2

1955年4月5日，鸟山明出生在日本爱知县的西春日井镇。

“鸟山”这个姓听上去有点奇怪（连日本人都觉得奇怪），但“鸟山明”确实是他真名。

西春日井是农村地区，鸟山明的家庭是普通的农民家庭，后院就是耕地。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就是“鸡犬相闻”的农村——这对鸟山明日后两部最重要的作品《阿拉蕾》和《龙珠》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进入高中后，鸟山明专门学了设计，在学校期间参加了“漫画研究同好会”，一度还当选会长。

把时间直接跳到鸟山明踏上社会吧。

鸟山明大学毕业后，一开始在设计公司上班，但这个慵懒的家伙上班老是迟到，于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薪水七零八碎加在一起，还不如办公室打杂的女孩子多。

于是，工作了三年之后，23岁的鸟山明决定辞职。

辞职以后做什么呢？他选择做自己梦想中的职业——漫画家。

据说，想当漫画家，是因为鸟山明有一次坐电车，捡到了一位漫画家遗失的漫画手稿——当时日本漫画家的报酬高得离谱，一个普通作家的一页原稿报酬能达到1万日元。鸟山明一看那页手稿就怒了：什么东西，我也能画啊！

一开始，鸟山明只是接一些传单、插画之类的零工，最终，他根据当时全世界大热的《星球大战》电影，画了一个翻版的短篇——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第一部正式的、有始有终的漫画。

于是，鸟山明决定投稿。

投给谁呢？在“漫画之国”日本，当时有两家人气最高的漫画杂志社：《少年Magazine》和《少年JUMP》。在日本的电车或地铁上，如果你看到有人在看漫画书，一般都是这两家杂志社出的。

按照鸟山明的初衷，他是想把作品投给《少年Magazine》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他们家的“新人奖”奖金是50万日元，这对当时没有固定收入的鸟山明而言是笔不小的收入。

但是，鸟山明一查，《少年Magazine》的截稿日期已经过了，无奈之下，就把漫画投给了《少年JUMP》。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在当时决定了两个杂志社未来20年的发展轨迹。

3

鸟山明的第一次投稿，并没有得奖。因为那个是《星球大战》的翻版，不能算原创，所以鸟山明的名字只是被列在了杂志上。

但是，鸟山明依靠扎实的设计功底所表现出的精致漫画设计，引起了《少年JUMP》杂志社一位编辑的注意。

就像当初儒勒·凡尔纳被出版商儒勒·赫泽尔赏识一样，千里马最终需要遇到伯乐。

那个编辑叫鸟岛和彦，当时也是个菜鸟编辑（现在已经是集英社的董事了），他一眼就觉得那个姓鸟山的漫画家与众不同——真可谓是“鸟鸟相惜”。

鸟岛和彦虽然是菜鸟，但以“严格”著称，他前后一共退回了鸟山明不下1000张画稿。但鸟山明始终没有气馁，继续坚持给鸟岛投稿。

终于，一部鸟山明创作的短篇，获得了鸟岛的赞赏。

那是一部关于一个天才博士和一群生活在企鹅村里的村民发生的各种有趣故事的漫画——很显然，企鹅村就是鸟山明自己当初生活环境的映射，一般的漫画家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

这部漫画让鸟岛和彦眼前一亮，但他随即给鸟山明提了一个建议：天才博士创造的那个机器女娃娃很可爱，让她做主角，漫画肯定会更受欢迎。

鸟山明一开始并不愿意，但最终同意了鸟岛的建议。

1980年1月，《少年JUMP》5、6合并号上开始连载一部由一个叫鸟山明的漫画家画的漫画，叫作《阿拉蕾》。

这部散发着轻松和淳朴气息，并有浓浓“鸟山明式冷幽默”的漫画作品，犹如一颗原子弹一般在日本的漫画界引爆。1981年，《阿拉蕾》动画片制成上映，收视率高达惊人的36.9%，日本漫画界干脆把这一年定义为“阿拉蕾年”。

可以说，一部《阿拉蕾》就奠定了鸟山明在日本漫画界的地位。而一个漫画家，一生能有一部《阿拉蕾》这样的作品，就足以聊慰平生。

但当时才29岁的鸟山明却不这样想。

1984年，当大家都对《阿拉蕾》崇敬不已的时候，鸟山明又造了一座日本漫画界的珠穆朗玛峰。

那就是《龙珠》。

4

《龙珠》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鸟山明最初创作《阿拉蕾》时，就想着是画一个短篇。但没想到画出来后如此受欢迎，甚至成了《少年JUMP》的顶梁柱。没办法，鸟山明只能不断往下画。一直到1984年，鸟山明实在忍无可忍，提出必须要终结《阿拉蕾》。于是，《少年JUMP》提出了一个条件：结束连载可以，但在三个月之内，要拿出一部新的漫画！

那时候，鸟山明毕竟才29岁，远远未到“封笔”的年纪（但他的成就和收入——尤其是收入——已经到了，后面会提到），于是就决定创作一部新的漫画。这部漫画要带有两个明显元素：“中国风”和“功夫”（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本对中国低息贷款和无偿贷款的开始，中日两国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中国对日本充满友好，日本对中国也充满好奇）。

于是，一部参照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和日本江户时代作品《南总里见八犬传》的漫画，横空出世。

因为鸟山明最初设定的故事主线，是让那个叫“小悟空”的男主角和小伙伴们一起，收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七颗龙珠，所以这部漫画取名叫《龙珠》（大陆第一版翻译叫《七龙珠》）。

在《龙珠》的早期阶段，“中国风”非常明显，但《龙珠》面世后，遭遇了“开门黑”。

哪怕是挟《阿拉蕾》之神勇，但鸟山明的新作《龙珠》当时在日本漫画界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在漫画排行榜的排名一度跌到十名之外——那可是大神鸟山明的心血啊！小悟空带着布尔玛、小八戒寻找龙珠之旅虽然轻松诙谐，但似乎有些太散，读者一开始就有些不太适应（但漫画里的那段时期是我现在非常怀念的）。

关键时刻，眼光毒辣的鸟岛和彦又站了出来。

鸟岛告诉鸟山明：你要在故事里增加“追求力量”的主题。

鸟山明再一次听从了鸟岛的建议，小悟空在漫画中的使命，从一开始的集齐七颗龙珠，演变成了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成为天下第一的强者。

果然，这一个改动让《龙珠》迅速崛起，俘获了全日本乃至全世界漫画爱好者的心！

在两年的连载之后，1986年，《龙珠》成了全日本漫画界当之无愧的王者，当时整个日本漫画市场80%的读者都把《龙珠》作为头号支持连载的作品。

要知道，当时的《少年JUMP》杂志正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同时在杂志连载的漫画，没有一部不是至今仍如雷贯耳的神作：《圣斗士星矢》《北斗神拳》《灌篮高手》《幽游白书》……但这些漫画在《龙珠》面前都逊色一筹——当时的日本漫画界，分成了两类作品：《龙珠》和其他。

1987年，《龙珠》的动画片上映，真可谓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龙珠》动画片在法国等欧洲国家收视率一度超过85%，在西班牙超过70%，在美国一度挑战传统的美漫的地位，美国人翻拍了诸多真人版的《龙珠》。

动画再反过来带动漫画的传播。在人口只有550万的丹麦，《龙珠》漫画的销量超过了150万册，在泰国，光盗版《龙珠》的出版社就达到了100家。

在中国呢？别的不用多说，光说一家出版社——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同行眼羡不已。当时1.9元一本、9.5元一卷的《七龙珠》，让多少男生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早饭、午饭，拿着皱巴巴的钞票去书报亭换一本最新的《七龙珠》，然后迅速在同学间传阅。

5

说说鸟山明当时有多么成功吧。

尽管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有多成功，很俗，但有时候确实也是一个参考标准。

2016年，根据《华西都市报》发布的“中国作家收入排行榜”显示，排在第一名的作家是《龙族》的作者江南，版税收入是3200万元人民币。

而在1983年，当年才28岁的鸟山明的个人所得税纳税额，是6亿474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4014万元——是在34年以前！《龙珠》以及所有衍生周边还没有出现之前！而且是个人所得税！

那么抛开金钱，再说另一个一直在日本流传的故事。

当时居住在名古屋的鸟山明，每次都要开车去机场给东京的《少年JUMP》杂志寄稿子，但从家里到机场的路非常不好走，于是，鸟山明就想索性搬家算了。

一个一年纳税6亿多日元的漫画家要搬家了，这不是要了名古屋政府的命吗？不仅是纳税损失，随之损失的还有各种漫画迷的旅游观光收入、城市形象等，名古屋该有多大的损失？

于是，名古屋的政府当即拍板：从鸟山明家那里，专门修一条高速公路通到机场。

6

给鸟山明带来职业生涯最大荣誉的肯定是《龙珠》。

不过，《龙珠》也给鸟山明带来了最甜蜜的烦恼——不许终结！

按照鸟山明原来的计划，《龙珠》写到小悟空天下第一武道会上战胜短笛大魔王，就应该全部终结了。

但是《少年JUMP》绝不答应！

彼时，《少年JUMP》这本杂志的命运早已和《龙珠》紧紧捆绑在了一起：1984年，杂志的平均销量约为350万册，随后每年都不断增长，1989年就已经突破500万册，1991年突破600万册，在日本漫画界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王者地位。

《龙珠》一旦决定终结，不光是《少年JUMP》这本杂志会受到影响，背后的集英社出版集团，改编动画及周边产品相关的万代公司、富士电视台、东映动画等一批日本动漫的王牌企业都会出现连锁反应，甚至会在整个日本漫画界引起地震——这就是当时《龙珠》的影响力。

那么怎么办？继续画呗！

于是，在小悟空打败短笛大魔王后，鸟山明挠了挠头，又让悟空的哥哥，赛亚人拉蒂兹造访地球，进而把《龙珠》的战场从地球扩大到了整个宇宙。

不得不说，这是鸟山明的一个天才创意，也是我个人认为的整个《龙珠》的最精彩篇章：从贝吉塔、那巴抵达地球开始，整个《龙珠》世界被赛亚人拖入了一场横跨宇宙的大纷争：在那美克星，地球人、弗利萨一伙和孤军奋战的贝吉塔三股势力纠缠在一起，情节跌宕起伏，让人看得荡气回肠。

但是，当孙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完爆最终变身形态的弗利萨之后，鸟山明发现，全宇宙已经没有什么人能阻挡这个当初带尾巴的淳朴少年了（战斗力显示器都炸成粉末了）。

但还是不准终结！只能继续画！

于是，鸟山明只能搬出了“时间旅行”这个概念（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了当时热映的《终结者2》的影响）。沙鲁主宰的这个故事虽然也不乏亮点，但看得出，鸟山明的创造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一些漏洞也开始出现。

但是，哪怕鸟山明最终安排孙悟空的儿子孙悟饭终结了沙鲁，顺便让孙悟空领了“便当”，还是不能终结漫画！还要继续画！

但是，除了出版社的要求外，遍布全世界的龙珠迷要求鸟山明“不要结束”的呼声，也是让他选择继续的一大原因。

于是，以布欧为终极大Boss 的又一段《龙珠》出现了——孙悟空顶着天使光环，也必须要回来！

在这个体系里，虽然鸟山明似乎又回到了《龙珠》最开始那种轻松诙谐的风格，但整个《龙珠》世界，已经实在是寸步难行了。

1995年，《龙珠》终于到了和所有人说再见的日子。

那一年，《少年JUMP》杂志卖到了惊人的653万册，因为所有读者都想和陪伴了他们11年的《龙珠》说一声再见。

《龙珠》完结之后，《少年JUMP》杂志的销量便掉头向下，一路衰退，虽然其间有《浪客剑心》这样的小神作撑场面，但依旧难掩颓势，直到后来另一个大神作《海贼王》的横空出世，局面才稍微好了一点。

但是孙悟空，这次是真的和所有人告别了。

7

《龙珠》虽然终结了，但《龙珠》的影响却一直没有消退，这是日本漫画界的另一个奇迹。

《龙珠》漫画终结了20多年，但在全世界范围内，“龙珠热”却一直没有降温的迹象。在中国，“集齐七个××能不能召唤神龙”“变身超级赛亚人”“战五渣”这类源自《龙珠》的哏，依旧被一代代网民口口相传。

迄今为止，《龙珠》在全世界范围内已销售超过2.3亿册。更不要说由此衍生的手办、人偶、服饰、动画、电影和各类周边了。

而鸟山明呢？

终结《龙珠》的时候，鸟山明只有40岁，可以说，依然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但一部《龙珠》似乎耗尽了鸟山明毕生的热情和功力，在那之后，他只画过一些游戏的人设如《勇者斗恶龙》和一些短篇，再也没有一部长篇漫画问世。

可是，对于一个留下《阿拉蕾》和《龙珠》两部传世神作的漫画家来说，还有什么能苛求他的呢？

2017年，他62岁。

大神应该早就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了吧。

馒头说

我一直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因为他们比我们那时候要享受太多的时代福利。

但唯有一点，我觉得他们应该羡慕我们，那就是动画片。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的童年，就所能看到的动画片而言，真是幸福得做梦都应该笑出来。

在国产动画片方面，我们没有错过古老经典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而后又有《黑猫警长》《天书奇谭》《邋遢大王奇遇记》（我个人认为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被低估的神作）等各种优秀作品的熏陶（现在回看这些动画片，依旧能感受到幕后那些制作团队的真诚和敬业）。

而在世界观开始慢慢形成的时候，我们有幸能赶上一批外国动画片的涌入，除了迪士尼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等，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日本的动漫。

谈这个问题，我觉得完全可以抛开民族情绪，客观地承认——我们邻居日本的动漫，确实比我们的强大太多。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我记得那时候《阿拉蕾》翻到大陆，叫作《天才博士和机器娃娃》。其实那部动画片里有那么点“色色”的情节的，但当时的广电总局一刀未剪，完整播放——看着这部动画长大的我们，至今仍记得企鹅村一个个温馨的镜头和善良互助的人们，并没有成为色情狂魔。

从《聪明的一休》开始，到《龙珠》《圣斗士星矢》《灌篮高手》等，我们这代人有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激情的青春。

《龙珠》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小悟空到孙悟空，男主角天真善良的性格、不怕挫折的勇气、永不言败的精神，一直在感染着读者。

一部好的漫画，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的。别的不说，就拿我以前所做的体育记者工作来说吧。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有媒体曾对崛起的日本男足国家队做过一次调查，全队有16个人，是从小看着高桥阳一的《足球小将》长大，立志要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的。

2010年广州亚运会，我曾在日本男篮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直接提问日本男篮10号竹内公辅：“你平时看《灌篮高手》吗？”他笑着回答：“我们全队人手一套，经常会拿出来看！”（日本篮协曾给《灌篮高手》作者井上雄彦颁发过“特别贡献奖”）

日本漫画《光之棋》（国内译为《棋魂》，李世石战胜阿尔法狗的那一手棋被称为“神之一手”，来源就是这部漫画）在日本风靡时，全日本因此增加了400万围棋爱好者。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理解现在有关部门“外国动画片禁播令”的初衷，但并不认为有多大作用，比如《喜羊羊与灰太狼》这种剪纸片或Flash水平的动画片，给中国孩子带来的教育意义，就一定大于《阿拉蕾》或《聪明的一休》？

当然，国内动画的水平在这几年确实进步神速，尤其是技术和视觉效果上（比如《大鱼海棠》《秦时明月》《画江湖之不良人》等），但在背后的精神传递以及叙事结构，包括整体风格把握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不扯远了，拉回来。

其实还是想说声感谢吧。感谢有像鸟山明这样的大神塑造了一个“龙珠”的世界，感谢我们曾有一个开明开放包容的童年时代，当然也感谢那些可能并不熟悉《龙珠》或对动漫不感兴趣却看到这里的读者们——

这可能不对你们胃口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写。

谢谢你们听我扯了那么多！ dYSaGrdToTjIVE71sbof0j/A1nsYhdm5mHJ6oTuCNiBgh40KbFra88QqFC8b2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