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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点半到九点左右，我们一直在等葛优拉。九点还差五分时，艾迪肯说他实在不能想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记得葛优拉之前从没错过一场例会或迟到一次；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开始会议，商讨议程上的事务了。
首先，他对当前的事态作了总结，详述了贝都因人对我们造成的破坏，虽然尚无正式的举证，但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他还列举了委员会业已采取的主动措施：呼吁和解、报警、加强居住区的守卫、潜出追踪犬、与部族长老会晤。他不得不承认，事态已陷入僵局。然而，他坚信，我们必须保持平衡的心态，杜绝极端主义作祟，因为仇恨会愈演愈烈，积怨由此而来。打破敌对的恶性循环十分紧要。人在其位谋其事，这就是他以道德的名义反对这一举措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提议——出自一些过激的年轻人。他以警示作为结语：自人类文明存在以来，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就冲突不断，该隐弑杀弟弟亚伯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据。遵照我们信奉的社会福音，理应遏止这一宿怨，就如我们废除其他丑行。这取决于我们，一切都有赖于我们的道德力量。
屋内气氛紧张，甚至可以说是剑拔弩张。拉米两次打断艾迪肯，有一次竟然还用了粗话“废物”。艾迪肯十分不悦，指责年轻成员企图实施恐怖行动，并摆明立场：“我们不会让这样的事在这儿发生。”
葛优拉还没到，也就没人去缓和会议气氛了。当然也没咖啡。我和拉米热烈地交换起意见来。尽管从年龄上看来，我确实属于年轻的那一群，但对于他们的提议，我实在不敢苟同。和艾迪肯一样，我坚决反对用武力回应游牧人——原因有二，当我有权发言时，也将它们悉数提及。其一，事态还未发展到真正严重的地步。也许确有小小的偷盗，但连那都没有十足的证据：每一个水龙头、钳子，也许被拖拉机司机落在了田地，遗失在了车库，或不小心带回了家，而这些罪名都无一例外地归咎在了贝都因人身上。其二，并没有发生强奸抑或谋杀。这时候，拉米激动地打断了我，厉声问道我究竟在等什么。在等一些能让葛优拉写进诗里或者让我杜撰出一个短篇的强奸之类的小意外？我的脸刷地红了，搜肠刮肚想要反驳。
但艾迪肯，被我们的鲁莽惹恼了，立马让我们住口，又一次开始阐述自己的立场。他让我们试想，要是报上登出“基布兹潜出一支凌迟暴众与自己的阿拉伯邻居秋后算账”的大字新闻，会是何等后果。当艾迪肯说出“凌迟暴众”几个字时，拉米给他的年轻朋友使了一个篮球球员常用的手势。得到信号的示意，他们齐刷刷立了起来，不满地走了出去，留艾迪肯一人纵情地给三位老年妇女和一名早已退休的议员喋喋宣讲。
略作迟疑，我也站了起来，随他们而去。诚然，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我也被武断而无礼地剥夺了发言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