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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持续一年的中美贸易战不断升温，中国的华为公司成为舆论的热点，几乎天天上新闻头条。
美国使出一系列手段打击中国的科技公司华为。甚至动用国家力量公开打压他国的商业公司，全然不顾此举对颜面和声望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美国这么做，到底出于什么动机？
摆在表面上的理由是，美国认为，现代通信设备超级复杂，需要厂家实时维护，而华为作为受中国政府控制的一家通信设备供应商，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在通信设备中设置后门，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因此美国不仅自己不遗余力地打压华为，还尽可能施压它的各个盟友，要求大家共同拒绝华为的设备。
这可真是现实版的“莫须有”指控！
按照同样的逻辑，现代金融市场超级复杂，而华尔街又具有强大的金融市场控制力，也许在某个时候，华尔街会利用金融市场的力量打击他国，对他国金融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其他国家可以切断与华尔街的一切联系，不要让它兴风作浪。
比起对华为的指控，华尔街却危害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安全。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日本失去二十年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与华尔街都有脱不开的关系。
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大都损失惨重，但是每次美国都能从金融危机中大大获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个世界都成为华尔街的“渔场”。
其他国家一旦进行金融管制，或者实行不跟随美国的独立货币政策，立马就会被美国攻击，进行各种制裁……
也许有人会奇怪，华为明明是一家通信设备公司，为什么我要谈金融的话题，是不是跑题了？
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因为华为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即5G）综合实力最强的公司，却不是美国公司而是一家中国公司，激起了美国的戒备。但是，美国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商业和技术的范畴。仅仅局限于商业或技术竞争的角度，是说不通的。
要说清楚这件事，至少要追溯到一百年前。这里面水深不见底，涉及美国“二战”后的全球战略和布局，其中牵涉到包括金融在内的方方面面。
一百年前，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经济在美国的带动下，进入快速恢复期。这段时间在美国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有人称这是“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几项重大技术突破，到此时进入了全面收获期。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现代科学似乎能够化一切为可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潜力似乎无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个全新时代即将到来。诸如火车、汽车等先进交通工具的普及，电话以及无线电等面向受众的通信手段蓬勃发展，使得现代主义思潮在民众间扩散，许多新式消费品涌入市场，造就经济的爆发性繁荣。
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大众消费市场空前繁荣，人们相信明天一切会更好。伴随着工业高速发展，公路、铁路运输系统不断得以扩建以及摩天大楼开始出现，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美国的城市人口比例首次突破50%。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消费主义过度泛滥以及崇尚奢靡浮华的风气，也在瓦解美国清教传统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
然而，这一切乐观与激情，浮华与喧嚣，在1929年10月29日开始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化为乌有。以纽约为起点，这场金融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随之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就是1929年到1933年那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大萧条”？
各种经济流派各自拿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原因可以归结为简简单单九个字：有效购买力相对不足。
所谓“有效购买力”，是指人的真实需求要结合手中的货币才能成为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人的需求是个区间函数，存在上限和下限。手中的货币低于需求下限，人无法生存；高于上限，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就极为有限了。在两者之间，通常会花掉大部分，留下少量以应对不时之需。
比如月收入2000到2万的群体，差别无非是手机用红米还是苹果，平时在家做饭、吃大排档还是海底捞，出行靠公交、打的还是自驾。但是月收入5万以上，他的消费就不会随着收入线性增长了，亿万富豪的消费与收入相比就更加有限，大部分财富就要通过实业投资或金融投资来获取。
所谓“相对不足”，是指需求相对于供给的不足，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大大超出了需求增长的需要。
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却猛增了55%。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没有缓解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矛盾。机器大量应用，对于工人文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够拿到较高工资的只有汽车、装备制造等少数当时的高科技部门，大量低技能工人被淘汰出局，只能从事收入更低的服务业。
与此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减少。1910年，农场工人的收入约为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低于30%。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我们熟悉的白领阶层，是在“二战”后通信技术大发展后才大量涌现的，当时作为一个阶层它还不存在，蓝领工人和农场工人就是人口的绝对主体，占到总人口的90%。
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供给只有被消费才有意义，也就是供给在经济循环中要被消灭掉，不要产生囤积，才能推动经济和货币的良性循环。
可以用如下简化公式表示：商品总售价=工资+利润。
为了维持经济运转，所需的总购买力（等于商品总售价）等于工资和利润之和。但是，只有工资才能基本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利润部分通常会作为投资，不仅不会对消灭供给做出贡献，还会转化为更高的供给能力，进一步抬升有效供给，也就提升了对总购买力的要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求相对于供给的缺口与生俱来，是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放大购买力，其中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消费信贷。人们所熟悉的消费分期贷款，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风行开来的。买台收音机可以分期，买辆自行车可以分期，买汽车买房当然更可以分期。微薄的收入加上信贷杠杆，可以勉强提供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有效购买力。
很显然，这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的权宜之计，以给未来埋雷为代价，维持当下的经济运行。
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规则无法违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金融工具通过对购买力注水来维持表面的供需平衡，会随着实际的供需差距拉大变得越来越脆弱，表现为负债的不断攀升，终究会通过某种方式重新回归合理区间，拖得越久后果越严重。拖到最后不得不还的债务出清过程，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中，信用大幅紧缩，导致原先就存在的供给需求矛盾更加突出，从而引爆经济危机。
各种设计精巧的金融创新确实可以把“要还”的期限推后，有时确实能起到逆转乾坤的效果。因为只要能击败竞争对手，可以获得巨大红利，债务窟窿就不再是问题。
比如17世纪至18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百年争霸，英国通过加杠杆的方式
与只能依靠税收现金流的法国对抗，终于把人口规模是自己三倍的法国打败。战争的巨大红利不但弥补了越滚越大的国债窟窿，还使得英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
当经济系统因有效购买力不足导致无法运转时，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战争。于是，大萧条
之后紧接着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以伤亡近1亿人、消灭约5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为代价，终于弥合了购买力不足的矛盾，还推动“二战”后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这段时间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场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其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更重要的是，原子弹这一终极杀器被制造出来，导致任何大国也无法承受一场全面战争的代价。
战争不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可选项。经济危机还会周期性爆发，推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二战”后初期，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席卷全球，各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恐惧本国爆发革命。
正是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美国爆发了“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运动。
然而，无论是恐慌还是迫害，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终究还是要回到经济系统的框架内，面对经济危机这个可怕的幽灵。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来应对经济危机。
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商业活动必然是周期性运行的，每个周期经历四个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繁荣之后必然会有衰退，而衰退之后又必然会有复苏期。当经济无可避免地进入衰退期时，政府应当什么也不做等待其自然恢复，或者采取减少开支等紧缩政策加速周期运行，使得人们更快恢复商业信心，从而迎来下一次复苏。
结合这一理论，美林银行在2004年提出了各个阶段的投资指导原则，也就是美林投资时钟模型（如图1所示）。
美林投资时钟模型提出四年后，就因为美国的房地产次贷问题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完全不按自由主义的套路出牌，大肆QE
放水救市，有人戏称“美林时钟”已经变成了“美林电风扇”。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各国政府都是严格遵守自由主义的教条的，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怕导致危机越发严重。
各国政府救市的理论基础，来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就是第二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
图1 美林投资时钟模型
凯恩斯对经济危机提出了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看法。针对有效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他提出政府应当积极介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安排市政工程、税收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他认为，政府的干预旨在帮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并将更多的钱分配给低收入者，从而带来整体需求增加，拉动经济走出困境，重新建立良性循环。
第三种应对经济危机的理论，来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这一理论也被称作“创造性破坏理论”。与前述两种理论将经济危机完全看作消极影响不同，熊彼特把经济危机看作创造性与毁灭性并存的阶段。熊彼特将“创新”看作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经济衰退是旧的经济结构走向没落，一些企业家为了求存，利用新技术创造新的经济结构，然而新的经济结构正在孕育过程中，尚未取代旧经济结构，而且在转换过程中，新结构也会对旧结构造成破坏，因此表现为经济整体下滑。
形象地说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举个最近的例子。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手机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种转换绝不是平缓的，其中伴随着老企业倒闭破产，新企业在废墟中崛起。
如何理解上述三种应对经济危机的方案呢？我们用人生病看医生进行类比。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当于建议病人多喝水多休息，等待其自然痊愈。这种方法说白了，就是纯靠身体底子来硬抗。在经济规模不大的时候，效果还可以，但是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症状越来越明显，衰退期再采取紧缩政策，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不仅无法治好病，反而会使得症状更加严重，危机时间更长。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还好说，反正怎么折腾，肉也会烂在锅里。但问题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如果经济危机迟迟得不到缓解，就会逼得本国人才技术大量外流。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不能用了，另外两种呢？
熊彼特的方案相当于老中医，不管治标，只调理身体，通过增强组织的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能力来度过危机。
熊彼特的方案就是以创新为驱动，不断开辟新的产业，相当于不断开辟“产业新大陆”。该方案根本不管供给和需求平衡的问题，通过创新红利做大蛋糕，拉动经济增长。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将上述问题变得无关紧要。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原有要素的新组合”，或者简称为“组合创新”。如果用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看，创新可以看作各种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在相互作用下新秩序的涌现，除了要素的种类和数量，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就很关键。
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的实现，依赖于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也就是ICT
技术。20世纪中叶，这两项技术还比较初级，远没有达到创新大规模涌现的地步。
因此，熊彼特的方案只是看上去很美，但是生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世纪中期麦卡锡主义盛行，在那个看谁都像赤色分子的年代，熊彼特这种对社会主义暧昧不清的态度，怎么看也是个赤色分子。赤色分子提出的方案，怎么可能被采用？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是同源的。与马克思一样，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但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其成功的根源——“创造性破坏”，会驱动经济规模无限制膨胀，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与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从资本主义变革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导致自我毁灭后，就会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到来。在1949年，熊彼特在哈佛做了题为《长驱直入社会主义》的公开演讲，作为该书第三版的序言。这一标题对于美国精英来说相当惊悚，相当于号召美国精英们涤荡思想中保守的渣滓，做好准备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
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这要不是异端，那就没什么异端了。所以熊彼特的思想在一段时间被打入冷宫，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凯恩斯也看到了症结所在，不过他提出的治疗方法相当于比较拙劣的西医，吃止疼药打兴奋剂，通过强行刺激身体机能来对抗病症。这种方法见效最快，但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其他方法根本都用不了，只有这一条路看起来稍微可行。因此“二战”后二十年，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清一色地皈依凯恩斯主义，国家支持的财政扩张大行其道。
说白了，就是普遍高工资、高福利，使得普通民众也有相当的购买力，拉动经济循环正常运行。这种体制也被称为福特制。
这就是“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由来。
然而这一方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到20世纪6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凯恩斯牌“兴奋剂”药力失效，经济危机梦魇卷土重来。
更要命的是，“二战”后的青年生下来就处于福利制度下，在父辈看来优越的物质条件，在青年一代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当经济发生问题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走上街头抗议。
在经济动荡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种族、性别、世代、战争，所有难缠的问题集中爆发，演化为越来越激烈的街头暴力冲突。
1968年是个动荡之年。3月，已经获得党内初选的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总统候选人身份；4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公开演讲时遭到暗杀；6月，刚提名为民主党总统侯选人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的竞选活动中遭到暗杀；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在地芝加哥发生了当年最暴力、血腥的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这股革命热潮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巴黎到东京，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各种各样的不满，并不同程度地演化为暴力事件。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连唯一的救命稻草都失效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前面讨论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内，还没有涉及不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国际间商品、服务以及资本流动，或者我们常说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如果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考虑进来，通过一定的安排，前面所说的“有效购买力相对不足”这个矛盾，在某些国家是可以被克服的。代价是让矛盾由另一些地区或国家承受。
有效购买力相对不足，反过来就是供给相对过剩。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两个优势——技术进步和竞争，恰恰是导致供给相对过剩的根源。
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价格战，能够提供更低的价格，意味着更低的成本，也就意味着尽可能地引入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低价又要获得跟以前一样甚至更高的利润，那么就要提升产量。如此循环下去，最终一定会超出市场的需要，导致供给过剩。
演化到最后，就是一家或少数几家用低价把其他竞争者都打败，然后限制产量，获取垄断利润，形成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形式的垄断组织。
这事要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公众就不干了。垄断是最容易引起仇恨的方式。而且在一国内部的垄断也无助于解决有效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反而会更加恶化。大萧条后，美国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反托拉斯运动就是明证。因此，国家也会制定反垄断法加以限制。
但是，如果垄断产品输出国外，由其他国家的人民来承受垄断利润的盘剥，本国的人分享垄断利润的好处，而无明显的受害者，那么该国的人一定会对这事视而不见，甚至双手赞成。
这就是传说中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是战争，也不是摆在明处的奴役和侵略，而是汲取他国财富的机制。如果能通过合法的隐形手段汲取财富，何必采用遭人恨的手段呢？
如果世界上有好几个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他们之间也是竞争者，为了争夺原料和销售市场一定会相互掐架，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打起来的。战争的结果是，产生了美国这样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金字塔食物链。美国占据食物链顶端，欧洲及日本等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在某些行业占据优势，处于比较有利的生态位
，形成美国“吃肉”，其他发达国家“喝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吃土”的国际分工体系，或者称之为国际生态系统。
形成这样的生态系统，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二战”之后，传统欧洲强国和日本都被打得稀烂，美国一家独大，美国逼迫各国和地区建立了两大体系，即以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关贸总协定（WTO的前身）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体系。表面上说是建立公平自由的贸易和金融秩序，实际的目的就是建立上述金字塔型的国际分工体系。
美国依仗的优势是什么呢？不是煤炭、钢铁甚至石油等自然资源，而是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工艺以及通过专利制度形成的无形的知识产权。
现代工业最重要的不是原材料，而是相关知识体系。比如说，ICT行业最重要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而集成电路的主要原材料是硅，其原材料沙子，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生产这东西需要极多的技术积累。拥有这些技术，就可以在几乎免费的硅上形成巨大的附加值，交换落后国家劳动人民用血汗获得的工农业产品。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19世纪崛起了一些发达国家后，后发国家再想崛起那么困难？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美国建立的这套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位压制，后发国家很难再获得崛起的空间。就好比恐龙繁盛的时候，哺乳动物的祖先只能在犄角旮旯里猫着，长期得不到发展，只有等恐龙灭绝之后才能获得发展机会。
然而这一体系存在一个巨大的内生悖论，后来被称作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从国际上看，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结算与储备货币，随着贸易规模的增长，必然要求各国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那么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而这又会导致美元贬值，美元被各国抛售，无法作为储备货币。
从美国自身来看，作为头号工业强国，生产力雄踞各国之首，它必然是个贸易顺差国，那必然会导致美元回流美国，美元币值倒是稳定了，但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功能就无法履行。
这一内生悖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1971年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被看作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标志。
但实际上，该体系并未瓦解，而是进行了暗中调整，变得更为强大。
特里芬难题之所以存在，有如下隐含假设：
1. 货币发行需要黄金作为信心锚点，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与该国的对外贸易相关。
2. 美国的工业产品来自美国境内，必然会导致贸易顺差。
美元与黄金脱钩，其实就是打破第一条假设。基辛格给美元重新找了一个信心锚点——石油，而且美国并不需要拥有这些石油，只要石油贸易结算必须使用美元就行了，就会造成持续不断的美元需求。
美国必须通过逆差输出美元，那么就必须打破第二条假设，因此美国把产业搬出本土，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导致了持续至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如今我们看到的世界五百强大多是跨国公司，因此把跨国公司看作稀松平常的事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虽然早在大航海时代，就出现了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但那时的跨国公司都是进行跨国贸易，生产基地还是要集中在本国。像如今这样的产业链全球布局，采购、设计、组装、销售各个环节拆分出来进行跨地区跨国布局，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才渐成潮流。
这依赖于如下两个前提条件：
1. 以航空、海运集装箱为代表的交通技术的成熟，使得人员可以快速流动，大宗商品可以高效跨国运输。
2. 有线和无线通信技术的成熟，使得人们可以远程交互信息。
其中第二条尤为重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各种通信以及信息处理技术相互融合，到如今的大数据、5G、云计算和边缘计算，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已经融为一体，被称为ICT。
根据前面的叙述可以发现，美国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国际生态系统，如今几乎一切的优势，都是建立在ICT基础之上。
美国的全球霸权有三个主要支柱：金融、军事以及舆论操控能力。
金融能力其实主要还是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的能力，自然高度依赖ICT系统。美国的军事实力强，尤其体现在全球调度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能力上，离开ICT系统，就是睁眼瞎。美国引导操纵舆论，输出价值观的能力强，还是离不开ICT系统。
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之好：本国拥有知识产权的优势，占据ICT产业高端，在此基础上引领全球产业布局。美国作为净消费国，因此不再有供给过剩的烦恼；把生产外包给他国，供给过剩带来的尖锐矛盾也留给他国。他国想要追赶，则用知识产权大棒来打压限制。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美国放弃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福特制，重新回归资本最喜欢的自由主义路线（为了与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区别，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则采用熊彼特的路线，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1995年1月1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缩写为TRIPs）正式生效，作为参加方最多、内容最全面、保护水平最高、保护程度最严密的一项国际协定，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上了保险。再加上美国经常使用的针对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其他国家想挑战美国的知识产权优势，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挑战不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优势，就无法打破美国主导的这套国际分工体系，第三世界国家就要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吃肉”，美国的盟友“喝汤”，自己“吃土”。
美国的优势就建立在这样一套体系之上，被许多人看作牢不可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因此有个叫福山的写了本书，宣称“历史的终结”。
华为公司不仅打破了美国知识产权优势的神话，而且在美国霸权之所系的ICT行业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
ICT行业的大发展，源于1957年在美国硅谷创立的仙童半导体，美国正是得益于ICT行业带来的巨大红利，赢得了冷战，巩固了世界霸权。时至今日，美国的互联网大公司虽然强大，底层的集成电路产业依然保有优势，但是处在中间，提供ICT基础设施的那些公司却很不乐观。
人类即将进入5G时代，又将迎来新一轮通信大发展。每个人和组织甚至每个物件都将通过5G网络连接在一起，许多科幻般的场景将会成为现实，许多相关产业将迎来爆发，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乃至创造方式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带来产业实力的进一步此消彼长，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显著变化。
此时，美国却猛然发现，在这迈向新时代的关口，不仅自己的ICT优势不复存在，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ICT公司居然变成一家中国公司，如果任由其发展，它的logo有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
当引以为傲的利器变成了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本文交代了华为公司崛起的宏观背景以及意义，本书将逐渐揭开这家公司是如何建立并发展到今天的艰辛历程，并对未来的走势进行一定程度的展望。
创始人任正非到底拥有怎样的独门秘籍？为什么说他是将毛泽东思想和哈佛商业理论相结合的第一人？
他如何带领华为突破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从一家毫不起眼的贸易公司，变成令美国心生恐惧的超级技术公司？
华为独特的持股制度，又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华为的未来将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