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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早期的几款产品都属于“用户交换机”，属于交换机中的低端产品。在一连串成功的激励下，华为人将目光瞄准了更高端的“电信局用交换机”。
用户交换机的客户是医院、学校、机关事业单位等，一个设备最多开通1000用户，销售分布较广，单次销售数量小。而局用交换机的客户是各级的电信运营商，客户数少但销量大，如上海虹桥区的电信运营商至少需要开通几十万用户。交换机是按用户数来计算设备价格的，一个地区的电信运营商产生的销售量，至少相当于几十家不同行业或地区的单位，因此，局用交换机的销售额远高于用户交换机。
从用户交换机到局用交换机，看上去只是几个字的差别，但是需要跨越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网。
不仅在技术规格、稳定性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由于利润丰厚，客户相对集中，竞争极为激烈。这个领域里的竞争对手全是世界上最知名的通信巨头，如美国AT&T、日本的NEC、法国的阿尔卡特、瑞典的爱立信、日本的富士通等，它们大都是百年巨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几十万名员工，年销售额达百亿甚至几百亿美元的超级巨兽。而当时的华为成立仅仅两三年，全部员工仅一百多人。从各个方面看，这场战争华为都几乎毫无胜算。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蚂蚁向大象发起的越级挑战。不仅实力悬殊，而且初出茅庐的华为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其实就是一群“学生兵”，大多数人甚至连局用交换机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更要命的是，在前期胜利造成的乐观情绪和盲目自信之下，他们出现了致命的战略误判，一败再败，初生的华为公司被拖到生死边缘。
当时的产业政策非常奇怪，是一种逆向歧视政策。国外整机进口产品实行免税、减增值税的优惠政策，本应得到扶持的国产产品却需要纳全税。
不仅宏观政策如此，从微观上看也是这样。当时的中国电信各个采购部门的负责人，眼里要么只有那些国外的大牌子，要么就是为了应付任务采购国营电信设备，对于华为这样的民企看都不看一眼。
华为曾有一位博士为了能跟采购方见面，事先打听到对方的航班，可由于飞机晚点，在机场寒风中苦苦守候了几个小时。等降落时已经是后半夜，对方看到居然还有人接自己，喜出望外，但是听说来人是来自华为而不是自己想谈的AT&T的代表，掉头就走。还有华为销售为了挽救一个地方市场，打听到电信局的负责人与爱立信的销售在洽谈，便从吃晚饭时在宾馆大堂等候，一直到凌晨一点半，就为人家出来时能打个招呼。但是客户出来后说了一句“没时间”就走了。
由于这种逆向歧视的整体氛围，华为这样的民企处境很艰难。1992年，正当华为研发局用交换机处于紧要关头时，银行却大幅收紧了信贷，华为根本贷不到款，只好靠年利率高达20%～30%的高利贷来周转。当时华为为了筹钱甚至出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政策：哪个员工能拉来一千万贷款，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根据市场经济的原则，资金会向回报率更高的方向流动，而回报效率最高的地方，当时是股市和房地产。资金的快速聚集显然会激发股市和房市泡沫，甚至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因此银行系统不得不紧缩银根以应对风险。
1988年的时候，海南房价均价才1350元一平方米，1992年迅速飙升到5000元一平方米。1992年的5000元按购买力计算的话，大概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
上千亿元的资金涌入南方的几个地区，海南800亿元，上海300亿元，惠州150亿元。一块不毛之地、几张还在设计阶段的楼盘图纸，就成为资金争相追捧的对象，项目转来转去，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1平方米赚1000元。600万人口的海南，最高峰时竟然有2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许多地方政府甚至都筹集资金，来海南捞一笔。
那个时候，潘石屹是一个砖厂厂长，陈卓林的家具厂风头正劲，王石还在贩卖玉米，杨国强还是个泥瓦工，王健林刚转业做了大连市西岗区办公室主任，许家印还在舞阳钢铁公司的车间里挥汗如雨，张玉良在上海农委会是个不起眼的小职员，吴亚军还在重庆前卫仪表厂当技工，在这场大潮中他们先后转到了房地产业。
1992年也掀起了一轮股市风暴。
1992年3月，深物业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收盘价11元，对比前一年10月底发行时的每股3.6元，翻了近两番；同时期的深中华、深华发也由每股3.75元、1.9元的发行价，直线上涨到十几块。
上海更热闹，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取消涨停板限制，上证指数从前日收盘的617点升到1266点，涨幅高达105%，其中轻工机械涨幅最大，达470%。在前所未有的超级牛市中，许多抢占先机的普通人摇身变成百万富翁，而那时一个职工兢兢业业上班，月薪最多两三百块。
1992年8月，120多万人从全国各地涌向特区深圳，抢购新股认购抽签表。他们日夜排队，一系列失控在8月10日夜间引发混乱，深圳市政府紧急应对，称其为“8·10”事件，民间则称之为“8·10”股疯。
在这场股市风暴中，有的人领悟了改革进程中的“套利”奥秘，专心做起了“倒爷”“黄牛”，借助改革释放的巨大红利，快速积累起了原始财富，登上了机场书店的成功学封面，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
这两场造富神话让全中国为之疯狂，处于风暴中心的任正非却不为所动，甚至未向其瞥去一眼，仍然专注于自己的主营业务上，并且在未来几十年一贯如此。
任正非对于资本市场的冷漠渐渐出了名，甚至被许多人当作厌恶风险的反面教材。
如果说风险，还有什么风险比借高利贷搞技术研发风险更大呢？任正非不碰资本市场，不是因为厌恶风险，而是价值观使然。在他看来，企业的价值红利应当回报给为企业真正做出贡献的奋斗者，这样才能激励他们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流向仅仅付出资本但没有为企业做出实质贡献的投资者。
当时各路枭雄要么是“空手套白狼”，要么仅用很少的启动资金，就在房市股市迅速暴富。任正非当时事业也算是小成，手里攥着至少一亿，但是他却完全抵住捞快钱的诱惑，义无反顾地将身家性命压在看起来没啥希望的技术研发上。
这是一种怎样的魄力和使命感！
金融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应当作为做大实体经济蛋糕的催化剂和润滑剂，而不是财富分配的工具，任正非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样的金融观，也支撑着华为一步步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