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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华为公司早已被看作自主研发的代表，民族工业的象征，但是它的最初面貌，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倒爷”。
不仅是倒爷，而且是“三无”皮包型倒爷，因为任正非早年无资源、无技术、无市场，连创业的启动资金2.1万元，都是找几个朋友凑的，无非是看什么挣钱倒腾什么。最初甚至倒卖过火灾报警器。
至于为什么如此“一切向钱看”，任正非也是有苦难言。他本来是铁道兵某研究所副所长，原打算捧着铁饭碗直到退休，谁知一纸“大裁军”通告，他成了百万复员军人中的一员。他转业成为南油集团的一名干部。
任正非受过良好的教育，凭借聪明的头脑、踏实肯干的精神，在那个年代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很快受到领导赏识，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然而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刚上任没多久就被人骗了200万元货款。那时普通人工资也就几十块，200万元已经是天文数字了。因此，他只能引咎辞职。
那一年，他43岁。
对于今天的大部分职场人士来说，四十多岁正是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很多人已经是有车有房，享受高薪假期。然而任正非当时却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他的前半生都在体制内度过，却因为被骗污点再也无法回到体制内。他压力很大，上有年迈的父母要赡养，下有一子一女，还有六个年幼的兄弟姐妹需要他帮衬。
与别人下海创业为了挣钱不同，任正非创业是被逼上梁山，首先是为了活下去。
按照这段经历推测，任正非的心里会极度缺乏安全感。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样的推测。
任正非总是强调华为危机重重。2000年华为以销售额220亿元，利润29亿元位居全国电子百强首位，他却写下《华为的冬天》，大谈危机和失败。任正非还在许多不同场合说，华为距离破产永远只有三个月，甚至连华为官方授权的企业传记名字也叫《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
正是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精神，使得华为总是保持着进取，毫不懈怠的姿态，这也是华为始终强调“奋斗者精神”的起点。
在创业初期，任正非也经历过一阵短暂的迷茫期，随波逐流，见利润就去赚。“华为”这个名字虽然表露出“中华有为”的美好期望，但当时只不过是一家没什么竞争力的皮包公司。一个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经由辽宁省农话处一位处长的介绍，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即单位里转分机的小交换机），第一次接触到了通信这个行业。
当时中国市场对电话通信的巨大需求，让任正非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就积累了几百万的资金，并在全国建立起近十个销售办事处。
由于倒卖小交换机这事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利润又如此丰厚，因此许多下海经商的人纷纷投入这一行业，仅深圳一地一个月之间就涌现出几百家竞争对手。
代理销售是一种主要凭关系、价格、服务，而没有自身技术差异化可讲的行当，任正非曾任部队研究所副所长，到南油公司也做到了分公司总经理。创立华为公司后，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不得不放下脸面，亲自跑市场，“卑躬屈膝”地上门推销。
想想看，这么一个久居高位的人要跑到各地的偏远邮电局去俯身低头给客户说好话，没有点儿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本色，是很难坚持下来的。这段经历也给华为打下了深重的“销售为王”“尊重市场”的基因。
任正非在公司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大家对客户再好一点，大家对客户的服务再好一点，客户给大家的订单就会多一点”。
也正是因为浓厚的销售基因，后来的华为再怎么强调技术，也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倾听客户的声音，以客户需求为核心，避免了技术公司常见的“为了创新而创新”“性能过度”等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在另一家以创新闻名的公司——苹果公司的历史上比比皆是。
2001年，华为已经成为跨国大公司，任正非也成了中国IT界的“教父”。一次在公司见客户时，任正非一进门，屋里的省局移动公司局长、副局长一行人齐刷刷地站起来鼓掌，任正非很不习惯地摆摆手，憨厚地说：“你们是客户，我应该向你们起立，给你们鼓掌。”
任何一家公司都知道“客户是上帝”，但是真正能做到“一切以客户为核心”的，真是凤毛麟角。那时华为的产品宣传资料是一本红皮的册子，上面印刷的宣传口号非常有特点。
一段是封底上的宣传口号：“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另一段话是：“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后一段话看似是完全的商业用语，但是在当时那个“卖方为王”的市场形势下，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极为难能可贵。
如果在中国企业家中找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标兵，任正非当仁不让应当排在第一位。华为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毛泽东思想与商业实践结合的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