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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是否应该铭记苦痛的过去一直是人们持续争议的焦点话题。几百年来，地理大发现带来的殖民扩张使得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发生空前巨变，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人类文明迅速衰退。因此，许多小说家致力于试图保护个人而非集体的记忆不被同化、镇压或是被误传时，如何真实地再现过去便成了当务之急。他们努力反映灾难和镇压对个体心灵造成影响的意识不断提高，这些努力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对战争、大屠杀、贫穷、殖民化以及家庭暴力所带来的精神创伤的审视。而一些关于创伤经历性质的发现表明，这些创伤经历具有强迫性、异化、容易遗忘并且难以理解的性质，所有这些性质使得新史学研究法、证明法、表征法成为帮助说明和重塑这些证据和记忆的神秘足迹时所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此时，创伤叙事，作为一种帮助读者接触创伤经历的虚构叙事方法，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经典叙事的新叙事方法兴起了。
创伤叙事方法主要是使用多种多样艺术类、学术类、证明类的表现方法来展现个人和公众的创伤，或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的交织下阐述我们与记忆和遗忘的关系。在表达个人或集体的创伤时，这种叙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相应的，采用了这种叙事方法的文本也进一步提出了一些书写或是阅读有关创伤经历时面临的问题和责任。在创伤作品阅读中，读者感受着人物的创伤经历，这时，读者和人物构成了治疗师和创伤患者的关系，读者承担着对创伤经历者提供支持的任务，作者把读者放置于道德两难的困境，这与那些创伤幸存者的处境是类似的。
创伤叙事是一种新型的叙事方式，它是由于个体在遭受创伤后产生的应激反应所致。由于创伤对于遭受创伤者产生了令人震惊的严重后果，它可能改变了创伤亲历者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而为了理解这一创伤性事件，创伤经历者不得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该事件之中。对于创伤幸存者来说，创伤性事件的真实性不仅仅存在于残酷的事实当中，也存在于该事件的发生无法按常理来理解的这一方式之中（柳晓，2013：34）。而创伤对于创伤幸存者所造成的影响，著名的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这样描述：“在创伤中，一个人进入到一个他几乎无法想象的情景之中。因此，它对个人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不管过去发生的这一事件是早已预料还是经验性的，也不论一个人为此获得多少预期性的安慰。由于受到了这种打击，个人就会努力将其心理的碎片聚集在一起，而且通过对该经历的理解而使重建自身的这一需求达到平衡。”（柳晓，2013：34）
创伤性回忆是把可怕的经历以不可理解的碎片形式断裂式地展现出来。在《创伤：探索记忆》中，卡露丝指出，创伤事件在它发生的时刻不能被充分地体验和吸收，只能延迟地表现在它的持续和侵入式的返回中。而精神分析学家贝塞尔指出，“创伤性回忆需要按照现有的心理图示将其完整化，并且转换成叙事性的语言。”但是由于受到了创伤经历的影响，所以这种叙事性的语言具有不同于传统的叙事性语言的特点。而通过以上观点可以勾画出创伤叙事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法的出现，是个体的创伤后应激反应，是遭受创伤的人不停地返回到记忆中去，不停地把记忆碎片糅合进个体当下对于世界的理解中，并且把这一理解用叙事的语言表现出来。创伤叙事展现的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记忆，也可能只是创伤叙事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虚构的历史。
但是不论是书写，或是阅读这些惨痛的经历，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会陷入痛苦的困境，都会是一种痛苦的经历。那为什么要把作者和读者带入这种阅读的困境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创伤叙事兴起的原因之一。那是因为这些经历太过震撼，叙事者无法完全独自承受，并且这些痛苦的经历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变和持久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表明，把个人所遭受的创伤通过叙事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创伤后的治愈有积极的效果，而这正是创伤叙事的意图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过去的20年里，以创伤经历为题材的大批小说家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代表如托妮·莫瑞森（Tony Morrison），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索尔·贝娄（Saul Bellow），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牙买加·琴凯德（Jamaica Kincaid），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爱德薇芝·丹蒂凯特（Edwidge Danticat）等。他们在把大屠杀、越南战争、乱伦等事件作为推理和证据时采用创伤叙事手法，而在阐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造成的心灵创伤时采用后殖民主义分析法。
这些创伤叙事手法可以在许多社会和心理学重大事件上吸引读者。这是因为，首先，这些作品证明这些创伤经历的频繁发生，以及它们的重要性是一个多方关联的社会问题。创伤是政治形态、殖民化、战争、内战、贫穷等事件所带来的结果。同时创伤叙事提出以下问题：第一，当发现西方高度个性化的主题只是一个神话，并且具有相当的局限性，那么我们该怎样定义主观性？我们有能力处理好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以及生命的碎片吗？再次，叙事中的人物经历过的这些困境，迫使我们要面对许多来源于自身的恐惧，诸如害怕死亡、害怕消失、害怕失去、害怕失控等，并且使我们对未来也潜藏着这些恐惧和担心。最后，如何界定创伤小说作者、公众和创伤经历者的关系，是通过对受害者的苦痛经历、创伤导致受害人断绝与外界的联系、以及来自公众的阻力吗？而所有这些表现都会使创伤幸存者被孤立，也会加剧创伤的影响。面对这些问题，杰弗瑞·哈特曼认为创伤小说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读者发现他们对在危急情况下的人性会产生富有同情心的想法。
随着公众对创伤及创伤理论意识不断提高，创伤叙事手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这些叙述方法也在深度及其写作意图上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渐渐地从个人创伤层面转向社会和文化研究层面。尽管当时的大众文化不时地会提供一些恐惧心理学的洞察视角，但是更多的时候是把这种害怕和焦虑放在带有恐惧、悬念或是淫乱色彩的故事传说中，创伤叙事就超越了这种将创伤呈现为主题事件或是性格研究的方法。创伤叙事将文章节奏、顺序、以及创伤经历的不确定性内在化，使它们蕴藏于潜在的情感结构中。这种叙事方法揭露了与创伤经历者进行交流时的一些障碍：诸如创伤经历者在交流时表现出的沉默、伴随沉默产生的没有反应、否认、分裂、反抗以及抵制等。面对这些交流困难，一些作家，如杜拉斯（Duras）、埃里森（Allison）、帕克（Parker）总结了他们个人对于创伤的一些观察结果，带着对创伤影响力的新认识，重新仔细地审视创伤作品，以此来寻找新的方法来表达它们。但是，这些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也把创伤视作一种集体的经历，一种压抑的工具，或是发现及理解性别身份构成、记忆和创造性的一种手段。
创伤研究表明，创伤记忆不断地将创伤经历者带回到创伤事件发生当时，每一次回忆都会使回忆者再次经历痛苦和伤害，这种记忆的不断闪回，在精神病学上被称之为“记忆侵扰症状”。伴随着与记忆侵扰同时发生的，则是创伤经历者表现出对创伤记忆的有意忘记，这种有意的遗忘被认为是创伤患者的一种自发的自我保护行为。在创伤叙事中，创伤叙述者努力地以一种个性化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叙述方法来扩展读者对于创伤的认识。这种叙述方法突出强调描绘创伤记忆带来的痛苦矛盾情绪，并且警示我们，如果不加以留意，创伤可以自我产生。创伤研究者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叙述可以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只有当我们想像着过去发生的事件对现在不仅仅是产生影响，而是仍有可能存在于当下时，那些发生在过去的事才会成为我们经历的一部分，才会真正融入我们的生命，并对我们的生命发生影响。除此之外，作者还将读者融入小说中人物的角色，跟着人物的回忆去重新经历创伤事件，通过个人的视角将这些幸存者的经历过滤掉，用他们自己不同程度的意识来回忆。记忆的开发是情感和无意识的结合，而不是有意识的记忆与组织过的情节结合。因此，读者通过叙事，可以在创伤记忆的困惑与矛盾冲突中获得指引。创伤记忆，作为一种记忆碎片和征兆，力量在不断地减弱，并且被逐渐地整合到记忆中，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能够重建或使之外在化、具体化的叙事形式，这就是创伤叙事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叙事方式使导向作用由内向外，整个过程不论对于小说中的人物还是小说外的目击者来说，都是潜移默化的。这种重建也指导了读者，确保他们对与创伤有关的个人不幸、集体责任以及公众的创伤愈合作出沉思。这些作者必须能够确保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创伤事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经历，而同时这些惨痛的经历又会引起人们的不舒服的感受，所以通过引导读者来阅读这些让人感到不舒服或者是陌生的材料，与读者一起分担受苦者的痛苦，这些都是创伤叙事作者的责任。但是在选择哪些内容披露给公众，选择什么样的写作形式，如回忆录或者小说等来呼吁读者，则是作者要考虑的。
创伤叙事常常涉及人造的创伤情景，它是含蓄的，是对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中可以创造并延续创伤的方式的批评。创伤叙事为我们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失去个性的、制度化的编年史。要做到这点，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塑造被剥夺权利的个性的源泉，并且审视他们在个人和集体的历史故事内在化中所揭露出来的在镇压中生存的影响。创伤可以是受压迫的文化制度和实践的强大压力计。在帕克的《世界大战》三部曲中，军人的极端心理冲突说明了强化创伤的社会环境及原因。由于军人在战争中的无助和恐慌，他们的康复是很成问题的。这是因为治愈创伤就需要让他们宣泄内心的害怕与感受，而这与他们作为一个男人的教养是相悖的，也与当局赋予他们的军人责任相矛盾。在传统观点那里，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战死沙场才是他们能够引以为豪的，战场上的怯懦被视为是懦夫的表现。一直被宣扬的、被肯定的恰恰是引发心理创伤的根源，这种传统观念构成了影响军人心理康复不良的社会环境氛围。在莫瑞森的《最蓝的眼睛》和杜拉斯的《副领事》（ The Vice-Consul ）中，那些心理受到创伤的孩子实际上例证了社会团体、甚至是整个文明对于像非裔美国人和第三世界公民等的否认。这些少数族裔，他们在美国白人社会中只能处于被否定、被剥夺的生存状态。在杜拉斯、莫瑞森的作品中，以及海尼曼（Heinemann）的《帕科的故事中》（ Paco’s Story ），那些流浪的、无家可归的人物形象总是萦绕在我们心头，不断提醒我们那些死去的记忆或是荒凉的现实，例如第三世界的贫穷、永不间断的失去、越南战争的失败等。这些记忆和现象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反反复复地再生，但是他们的苦难相对于其他那些鼓励主角、强迫他们承受本应该是集体共同承担责任的角色来说，是超负荷的，并且是令人恐惧的。因此，这些作品都将读者置于了一个两难境地。对于一个创伤的过去，是铭记还是压抑？集体的抑制和镇压可能会带来暂时的安慰，但是会给他们带来毁灭性的代价，带来更大的牺牲，带来人际关系的缺失和无法解决的痛苦。
其次，创伤叙事关注母亲与孩子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与那些深深认同她们的女儿之间的关系，这就为创伤对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内容。如果母亲和女儿之间亲密的关系处在创伤的情境中，那么这种关系承受的来自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更为巨大，因为母亲的身份是在创伤情境下形成的，因此她们的女儿会对母亲产生一种矛盾的、带有防护性的害怕，并且担心发生在母亲身上的创伤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和再生。霍米巴巴认为这种殖民状况下的女性化为我们发现其他形式的友好关系，以及再用其他线索表示个人价值和公众美德的“政治表白”提供了一个模型。与个体相关的情况可以反映普遍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且可能引起社会环境的重新配置。这种对于母亲和孩子之间关系的关注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因为女性和孩子是最容易陷入穷困和虐待的受害群体，因而他们常常是全世界范围内受虐待和被镇压的范例，也是最容易成为强暴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同时，母亲和孩子的遭遇会使读者产生共鸣，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共鸣。但是这种共鸣并不是理想化的，这是由于大部分的作家，例如莫瑞森、埃里森、丹蒂凯特和琴凯德，他们都把这些关系发展中产生的裂痕和冲突安排在一种极端的压力下，这就给读者情感上的共鸣带来了压抑。
创伤叙事还可以通过个人文章，采用证明法的方式改造文化记忆，以此来保护目击者在证词以及证明美的作品上免受这样重复的创伤恐惧。20世纪的文化在保存个人对于集体灾难的记忆方面具有巨大的影响，并且对于在政治上或是社会上遭到排斥的目击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聚集地。证词或是证明类叙事不仅关注个体，也把个体作为超越了个人利益、与他人有某种关系和责任的一种社会阶级或社会群体来关注。相比叙事或是文学表现形式来说，一些评论者更倾向于用直接证明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叙事或者文学表现中的曲解和意图是不可信的。由于创伤记忆的侵扰，幸存者的记忆不断地打破文学写作惯例，如按时间顺序、特性描述、对话以及线性的叙述方式。创伤叙事方式力图为看似混乱无序的插叙安排一个易于理解的顺序，不论当创伤记忆成功转化为记忆后，这段顺序是否依然可以同样被理解。书面证词同样也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后通过对其进行重新解释而使之合理化，通过理性地思考死亡或者将个人的经历普遍化来取得社会化影响。幸存者的经历无法用一般的按线性时间顺序的叙事方法或是艺术表现形式中的一般模式来表现。凯西·卡露丝将创伤的结构明确勾勒为历史或时间的中断，“创伤事件在它发生的时刻没有被充分地体验和吸收，只能延迟地表现在它的持续和侵入式的返回上，因此按照通常途径不能记忆和解释创伤事件。”（Whitehead，2004：13）例如，受创者生活的时间具有延迟性而不是按时间正常顺序，因此，时间和空间造成的内心改变使他们要持续地经历过去的恐惧，而不只是简单地经历过去。此外，目击者不会觉得自己在叙述中是一个受人控制的中介角色。此外，相比书面证词或是官方陈述，幸存者的口头证词更能忠实于他们的遭遇，这是因为在创伤恢复阶段，幸存者的声音、肢体语言都能引发创伤事件的再现，都是对创伤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