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伤回顾

创伤，一般被人们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有形的创伤是指由于外力而对人们的身体造成的伤害，是身体上的外伤或损伤。而无形的创伤是指由于某些事件而对于人们的心理和精神造成的破坏和伤害。前者，即有形的创伤是指医学意义上的创伤，它可以通过肉眼或仪器看见，通常采取医学手段予以治疗。而后者，也就是无形的创伤，即我们常说的心理创伤或精神创伤，是人们在极端情况下，心理和精神上遭受的强烈刺激，它会对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产生强烈和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创伤亲历者和见证者的正常生活。由于无形创伤的危害大，而这种危害又不能像有形创伤那样直接展现，因而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也正因为如此，它需要人们更多的介入与研究。

本书创伤理论所讨论的创伤主要指的是后者，即某个或某些极端事件对人们所造成的心理或者精神伤害。追溯创伤研究，笔者认为首先要提到丹麦著名的宗教哲学心理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作为与安徒生同时代的人，克尔恺郭尔远远没有安徒生那么幸运。克尔恺郭尔虽然家境富有，但是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由于家庭的原因，克尔恺郭尔一直生活在阴郁的家庭氛围中。克尔恺郭尔的母亲曾经是家中的女佣，后来被老克尔恺郭尔强暴，而有了克尔恺郭尔的哥哥。之后，老克尔恺郭尔娶了克尔恺郭尔的母亲，两人共有7个子女，克尔恺郭尔排行最小。因为老克尔恺郭尔早年诅咒过上帝，又认为自己与女佣的结合是通奸后的行为，所以一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这段通奸之后结合的婚姻也是有罪的。正因为如此，老克尔恺郭尔对妻子是冷漠的，对孩子也谈不上关爱。后来妻子和五个孩子都先他而逝，更让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并相信这一切均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克尔恺郭尔本人天生残疾，是个跛足和驼背，又患有一种特殊的皮肤病，类似于现代医学所说的过敏体质，全身皮肤无一幸免，针刺般疼痛。克尔恺郭尔在有生之年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二十五岁时，满堂亲人除一位长兄外均已告别人世，几乎完全没有朋友，终生未娶，在彻底的孤独中去世”（林和生，1996：10）。正因为他的这种人生经历，克尔恺郭尔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悲哀。他认为悲哀和欢乐一样，具有同样的意义。如果悲哀消失了，在相同意义上说欢乐也就消失了。所以，在克尔恺郭尔看来，悲哀和欢乐一样，是个体生存状态的常态。而克尔恺郭尔，作为人类历史上首位真正关注个体命运的哲学家，他对个体存在状态倾注了终生的关注。他认为“从本质上说，没有谁能比他人真正优越，不仅对个人生活方式是如此，对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也是这样。不仅你自己的幸福要依赖于他人而存在，而且，别人的不幸，也就是你自己的不幸”（林和生，1996：221-223），因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创伤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尽管现有创伤研究成果并未提及克尔凯郭尔，但他的个体存在主义哲学的确构成了当代创伤理论研究的最初理论依据，对当代创伤理论的发展具有较高的理论指导价值。

19世纪时人们对于歇斯底里症、战场神经观能症和性与家庭暴力三个主题的研究构成了当代创伤理论的基础。歇斯底里症是一种典型的女性心理异常症，对它的研究发展于19世纪末的法国。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是对歇斯底里症开展研究的第一人。值得庆幸的是，由于沙可的研究，歇斯底里症不再被人们排除在正规的科学研究之外，而开始作为精神疾病接受治疗。要知道，在沙可之前，人们没有把歇斯底里症当做疾病，患了歇斯底里症的女性被当做诈病看待，没有人把她们当回事，更没有相信她们是真正生了病。沙可研究的伟大之处在于，歇斯底里症作为一个病症，可以被人们尊重地对待；歇斯底里症患者不再被认为是诈病，从而重新获得了尊严。沙可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们继续从事对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并期望在探寻歇斯底里症的病因上获得突破。因为沙可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用的是分类学的方法，强调观察、描述和分类。他用各种方法详细地记录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文字法、图表法，甚至是摄影和图片，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他都用上了。虽然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症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没有探究这些病人的内心世界，并认为病人的喊叫是毫无来由的吵闹，而这也让沙可与真相差了一步。沙可最终没有能够弄清楚歇斯底里症的来源，虽然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个遗憾，但是对于他的追随者来讲，却是沙可给他们留下的机遇。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和弗洛伊德（Freud）是沙可追随者中成就较大的两个。

让内和弗洛伊德都发现紧紧依靠观察和分类歇斯底里症里的患者症状是不够的，还需要和她们深入交流。此后的10年里，他们每天用爱心和尊重认真聆听女性患者的心声。10年里从不间断。最终，研究有了结果。19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的让内，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和其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都各自得出结论：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引起的。创伤事件引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并因此使意识状态改变，从而造成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让内与弗洛伊德都识别出由心理创伤引发的意识状态的改变，与由催眠术引发的意识状态的改变之间的基本相似性。让内与弗洛伊德也都识别出歇斯底里症的生理症状，其实是代表已从记忆中被排出的强烈痛苦经历，以一种伪装过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内描述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被“潜意识的固着意念”（subconscious fixed ideas）即对创伤事件的执着记忆所控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对此给出了一个不朽的结论：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于回忆。但是很可惜，因为历史和时代的局限，这些曾执着于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研究者却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弗洛伊德的研究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是童年遭受性侵害，这个发现远远超出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最后的结果是只能是弗洛伊德抛弃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甚至公开否认自己对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成果，这也成为他人生的一大耻辱。正是因为他否定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创伤理论，他开辟了精神分析论——一个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对人类的各个学科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说。（Judith Herman，1992：5-27）

对歇斯底里症研究的终止，并不能否认心理创伤的确存在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为心理创伤研究的重新开启提供了新的契机。这场战争不仅夺去了无数男人的生命，而且使人们整天面临死亡和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很多军人因此而精神崩溃。起初，这些精神崩溃者被认为是生理性原因所致，并将他们归因为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这种症状被称为“炮弹冲击症”。但在其后的研究中发现这种称谓是不准确的，而后来的研究也表明，这种精神症状是由于战争引起的心理创伤所致，是心理性的，而并非生理性的。由于这些士兵长期处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不停地遭受死亡的威胁和目睹战友的死亡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一切都使得士兵们开始表现出类似于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症状。但是，战争结束后几年，人们对心理创伤的研究再次中断。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心理创伤的研究再次得以继续。

心理创伤研究的第三个契机得益于20世纪末的美国的女性主义运动。心理创伤研究始于对于女性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但是因为涉及性心理创伤而不被当时的社会和时代容忍。历史前进到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一场以维护女性尊严，争取女性地位的政治运动在美国蓬勃兴起。期间，女性主义者将强暴的问题第一次带入公共讨论的领域。在这之前，女性真实的生活面貌是被隐藏在个人的、隐私的生活领域中。谈论性或者家庭生活的经历会招致别人的羞辱、嘲笑和不信任，甚至是惩罚。女性因为害怕和羞耻而保持沉默，而这样的沉默正好给了各式各样的性与家庭暴力最佳的途径。女性主义者强调性暴力是暴力犯罪，而非只是一种普通的性行为。女性主义者一路深入研究，把性暴力的领域由陌生人一直延伸到熟人强暴，约会强暴和婚姻强暴。同时女性主义者一路探索，把家庭暴力和儿童性虐待等问题纳入到创伤理论的研究框架内，并提出家庭暴力和儿童性虐待也是引发心理创伤的根源。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人们虽然对心理创伤的研究反反复复，但是每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时，人们都不得不去面对这个议题，尽管它非常让人痛苦，无论是对于亲历者、见证者或者是受述者而言。

从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开始，创伤研究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现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学术领域。19世纪80年代，“创伤后应激障碍”（PSPD）作为一个医学术语，首次获得医学界的正式认可，并被正式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的诊断范围。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正式承认是越南战争退伍军人持续不断地举行政治运动的结果。越南战争后，从战场上回来的幸存者并没有因为自己依然活着感到幸运，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亲眼目睹战争的残酷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战争的场景一遍又一遍出现在脑海，战场上血腥的屠杀总是围绕着他们，被所谓敌人杀死的战友和被他们杀死的敌人都会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在他们眼前。所有这些，都让他们感到恐怖、感到害怕、感到无助。对他们来说，虽然战争是结束了，但是战争带来的伤痛才刚刚开始。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战争的残酷，这些退伍军人组织起各种团体和机构，在全美各地举行反战游行和示威运动。这些团体和组织迅速扩散，越来越多的人们被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的影响震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些抗议和示威运动中，最终这些抗议和示威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退伍军人们还委托一些专门机构研究战争时期的经验对于参战人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军人们出现的精神失调和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个精神失调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发现很多军人们患有类似歇斯底里症的症状，一直到此时，人们才正式承认，战争后男人们患上的歇斯底里症就是战争带给人们的心理创伤所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而自此，美国精神病学联合会首次承认创伤后应激障碍可能在整体上被环境所决定，即所处的外在环境会给人们带来创伤性反应。

随着人们对创伤研究的深入，对创伤的认识已经取得了一些共识。大家普遍认为心理创伤是一种自己感觉毫无力量的苦痛。在创伤中，受害者受到强大力量的冲击而处于无助状态。如果这种强大力量来自于人，我们把它称为暴行。创伤事件的破坏性超出了受害人正常的自我心理防御机制，使受害人失去正常的自我控制、与人相处和理解事情的能力。创伤事件之所以异常，不是因为它不常见，而是因为它超出了人们正常的生活适应能力。创伤事件不同于普通的不幸事件，它们一般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或身体。

心理创伤的起因常常是身体伤害或是精神事件所致，比如自然灾难：洪水、地震、火灾、龙卷风等；或者人为灾难：交通事故、性侵害、暴力侵犯、被囚禁、被折磨、被虐待等。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都会给事件的当事人或者事件的目睹人带来心理创伤。国际疾病分类标准把创伤定义为：“某种由非同寻常的威胁或灾难性事件所引发的精神紧张状态”，这些威胁或灾难性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人际斗争、严重的外伤、目睹他人死亡或自己被折磨，以及恐怖、暴力或其他犯罪行为。”（施琪嘉，2006：12）

目前，人们根据创伤在不同领域内的表现形式和影响，也给创伤做了如下分类。根据创伤的形成原因，创伤分为战争创伤、暴力创伤、囚禁创伤、文化创伤和宗教创伤等；根据创伤发生的环境，可以把创伤分为种族创伤、家庭创伤、社会创伤、战争创伤等；根据受害人的不同，创伤分为儿童创伤、妇女创伤、个体创伤和群体创伤；根据病程和反应，创伤分为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等；根据病症特征，分为精神分裂、抑郁症、焦虑症、人格分类和癔症等。（李桂荣，2010：28-29）

总之，在过去的140年里，人们一直在研究文化意识形态和独有的大众主体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重大影响作用。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厘清创伤的研究之路。心理学上的精神创伤最初的判定是产生于对于异常兴奋的研究，但是这样的判定与马丁·夏科，布洛伊尔，弗洛伊德的研究是有出入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异常兴奋的歇斯底里的症状是与男性无关的。尽管后来发现同样的症状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些精神严重受创、心有余悸的战斗士兵中。另外，公众也怀疑甚至否认弗洛伊德的关于异常兴奋、歇斯底里的症状暗示着性创伤、乱伦这一论点，这使得他不得不反思他的理论，更为深刻地回头重新研究精神创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80 000个个案是在战争中受到虐待，超过100 000个案件是发生在后来的十年里。）大量的、可怕的、有关心灵创伤的案例最终克服了后来的优势或劣势的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同时阳性的清心寡欲充分证实了心理紊乱就是怯懦胆小，可行的心理学上的理论和对待可以扩大影响。利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方法成功地发现士兵们的创伤性神经症是由内部的责任与生存的矛盾引起的，更重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引起心理创伤的原因是无助，即被剥夺了行动能力。军事治疗学家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即他们治疗士兵的责任和考虑战争影响的责任之间的相互冲突矛盾，而重点是要将这些人送回战场。军事权威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又一次做出努力抑制阻碍关于战争创伤的报道。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抚恤金给予那些患有战争神经症的战士们，同时也试图通过精神病学家把承受战争神经症的过错归结于那些不健康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方式和情绪上的不稳定性。

关于19世纪在训练中受伤的受害者，参加20世纪中发生的许多战争的老兵，强奸罪和乱伦罪中的受害者在后来的日子里寻求赔偿等事宜引起了这些受害者们的疑心。尽管美国公证部门估计每年大约有250000个孩子遭受性虐待，那仍是个尽可能最小化性虐待频率的庞大财政利益。不幸的是，这种否认创伤现实性的、多层面的利益是如此有力，害怕被利用的担忧又是如此深刻。人们需要认识到引起我们创伤的这样详细的个体与组织是如此之多，到处渗透以致于这场辩论不可能从根本上反映真正的事实。所有的这些方面，当时也包括对记忆力可信度的担忧，已经煽动起人们开始对关于20世纪90年代的记忆复苏的争论。关于对被虐待者的赔偿，错误的记忆，幸存者把那些无辜的百姓关进监狱的这些担忧在细节即将被考证的时候被全数驳回。首先，乱伦和强奸的受害者不太愿意再提伤心事以获得赔偿。再者，几乎没有与之性质相似的案件被诉诸法律，而更少有虐待罪犯被判罪。最后，当记忆的不可靠与治疗专家的无能变成棘手的“烫手山芋”时，那些专家们已经对创伤进行了笼统的研究，发现对虐待的错误控诉几乎没有，受害者较之于治疗专家提供的现成的心理分析记忆而言，他们更愿意去寻找强加于本身的记忆心理分析。

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环境强迫他们不得不说出在越南战争中经历了严厉的情感和可怕的暴力后果，由此使得更多的真实注意力转向了精神创伤压力。越南战争的本质以及它被平民贯彻实施和接受的方式提升了军人和军队中全体人员的压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社会中激起的后果再也不能被忽略了。在《关于国家越南战争中老兵的再调整研究发现报告》中发现，“在他们的整个生命历程里，有多于半数的男老兵和接近半数的女老兵都曾经历过临床的有意义的压力反应症状实验。”这代表着大约有1 700 000个越南战争的老兵，愤怒的老兵团体成功地压迫老兵行政管理组织给予更好的心理对待计划。

从现役的老兵行政管理中心关于老兵的心理研究中，由官方诊断出一种名叫“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症”，并首次于1980年出现在专业第三版的诊断统计指南中。具体来说，这是第一次精神病的诊断系统辨认完全由环境决定精神障碍的存在的可能性，也是第一次继弗洛伊德的心理问题理论后，心理创伤被描述为是与受害者的经历和情绪有关的理论。另外，“创伤后应激障碍”已经发展创造了一个有组织的学科机构，而这个学科机构主要是为了了解人类的生物学，为世界概念界定以及人格等这些错综复杂的结构做定性的。

妇女及孩子受到性虐待事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被专家重新研究。这也得益于老兵们的政治动乱和70年代的女权运动，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向公众揭露国内虐待事件的严重性及程度。随着这些运动的深入，公众也逐渐意识到现在许多妇女和儿童正在受到生存的威胁，被虐待和强暴。这些强奸幸存者很独特，不仅仅是因为她们受到的创伤可能仍会继续，也就是说，她们仍然面临危险，而且也因为这种通过对身体进行的虐待会导致妇女的性别社会化和从属化，或者使二者同时发生。进一步来说，这些幸存者为了逃避而采取的防卫行为可能已经非常根深蒂固和局限了，以致于她们表现得很孤立和压抑。这些症状和战争创伤综合症有很多相似性，因此，调查者们有称之为“强奸创伤综合症。”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当精神创伤的特性变得更加清晰明确时，强奸与内战综合症以及那些反战幸存者的行为之间的相似性才变得很明显。

这一比较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有关创伤压力的文学概述。此概述的具体目标是对创伤压力造成的心理后果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然而，早期的调研仅仅只局限于一种类似的情境和受害者。这个对创伤大范围跨学科的研究已经开始对医疗机构曾经认为是创伤只是个人病理学的结论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把创伤同社会政治议程和期望联系在一起。创伤的独特情形固然重要，但是确定这些经验的共性是有许多好处的。重新把精神创伤作为一个普通的、社会化的现象来考虑，例如某篇文章中一个经常出现的经历，就可能除去创伤带来的污名或者打破受创者的孤立状态，也可能改变人们对于创伤的回避态度并使人们团结合作，并想办法阻止那类事件的发生。 pVkgXNyW489MKj8KuoD0kR3TLuGFbEVoIVyozQOW2VgQfj4mYo17A27h4jBytt1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