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对存在的追问一直困扰着人类，特别是经历了灾难频繁的20世纪，饱受自然和人为灾难的人类对如何重构自身的存在产生了强烈的焦虑。这一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阶级对立、冲突战争、种族大屠杀、殖民主义和性暴力也是铭刻在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为了保护这段记忆不被同化、误传或是镇压，当代小说家特别是少数族裔小说家们努力尝试通过各种文学技巧展现它们，以表征每个个体或种族在这段历史中所遭受的创伤。其中，创伤叙事作为一种帮助读者接触创伤经历的虚构叙事方法，成为表征个人和公众创伤的重要表现手法。

当代小说家，特别是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在小说中频繁地使用创伤叙事，是因为这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新型叙事形式能有效地帮助叙事者展现创伤、表达创伤。创伤叙事能在“创伤复现”和“创伤解决”之间取得平衡，让读者在体验创伤的过程中感受到精神上的震动，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而叙诉者通过创伤叙事，缓解痛苦，实现自我身份的重构和自我生命的救赎，达到创伤治愈的目的。

创伤叙事是当代小说家，特别是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们创造的一种新型叙事手段，具有不同于传统叙事的许多特征。创伤记忆的延迟性、重复性和压抑性使得创伤叙事大量使用诸如原文间隙、词语重复、多重叙事声音、非线性时间描述、变换叙述视角、隐喻和文字碎片化等叙事策略，读者的任务是要寻找出隐藏在这些叙事策略背后的意图，揭示出叙事断裂之处的文本意义，这极大地增加了创伤叙事作品的阅读难度。因此，本书的研究目的，首先，帮助读者了解并熟悉创伤叙事这一新型叙事手段，为读者阅读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的作品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解读视角；其次，解读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家们在小说中展示的创伤，研究造成其创伤的原因，探讨他们面对创伤的态度和实现创伤治愈的途径，有利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好地规避创伤、远离创伤；再次，研究创伤，关注他人的不幸，有利于培养全社会人文关怀的精神。在当下的中国，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由于历史的原因，20世纪的美国少数族裔成为遭受创伤最深重的群体。本书以这个群体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意义在于：

第一，通过分析和比较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小说中频繁采用的创伤叙事方法，总结这些小说中创伤叙事的特征、创伤叙事的类型和创伤叙事的功能，探讨20世纪美国族裔小说家们如何通过创伤叙事回忆创伤、表达创伤、缓解创伤和治愈创伤，阐释他们怎样利用创伤叙事重构自我和民族的主体身份。

第二，唤起人们对遭受创伤群体的关注。创伤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它是每个个体在此时或彼时可能遭遇到的、偶然的极端困境。叙事者经历的那些困境，例如死亡、失去、离别等，也可能是我们自身要面对的恐惧。因此，关注他人的创伤，实际上就是对自我生命的关注。研究创伤就是在关注人类生存的状况，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创伤叙事是传统的叙事方式受到创伤回忆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型叙事方法。创伤理论的兴起为创伤叙事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创伤”既是一个病理学术语，也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学术语，通常分为“身体创伤”和“精神创伤”。本课题所研究的创伤是指精神创伤，即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的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弗洛伊德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这构成了当代创伤理论的基础。遭受创伤的患者，其典型症状包括产生紧张情绪、活动不安、神情抑郁，充满无助的感受，丧失各种活动技能和心灵感受，以免自己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目前，人们认为治愈创伤最有效的三种方式是引导创伤患者回忆创伤产生的情景、听患者叙说和与患者交流。创伤已经成为横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各领域，主导当代西方公共政治话语、人文批判及历史文化认知的流行范式。目前，国内较认可的创伤理论的发展历程为：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以及种族、性别创伤理论和创伤文化理论几个阶段。

国外对于创伤和创伤叙事理论研究较早。1980年，美国首次将“创伤后应急障碍（PTSD）”纳入医学和精神病学诊断的常规项目，这是美国开始研究创伤治疗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一些激进团体持续关注越南战争回国退伍军人心理创伤问题的结果，他们还委托专门机构研究战争时期的经验对参战人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直面战争与参战老兵的“创伤后应急障碍”有直接的关系。随着创伤理论研究的深入，创伤研究已经从医学领域转变为社会问题，由个人的心理疾病演变为社会症候。当前国外创伤研究的重心由探讨精神创伤的原因和治愈转向文化研究层面，由关注战争创伤扩展到美国奴隶制的创伤性后遗症、种族歧视及身份认同危机等。创伤研究已经不再单纯是病理学研究的范畴，它涵盖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和文学批评等领域。

创伤理论家凯西·卡露丝（Cathy Caruth）从创伤的症状研究创伤，在《创伤：探索记忆》（1995）中她强调了创伤的跨学科本质，同时指出创伤作为不稳定的时间结构和个人与世界之间令人烦扰的关系代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危机。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1996，2001）、杰弗瑞·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1996）和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nnell）、劳瑞德·劳布（Dori laub）（1992）则从创伤治疗的角度研究创伤叙事的功能。

国内对创伤叙事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继汶川、玉树地震后，政府和国内有关学者才开始关注创伤及创伤治疗研究。从我们收集的资料来看，迄今为止，国内陈述创伤叙事理论的论文和论著数量有限。国内学者中，林庆新（2008）讨论了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的关系；师彦灵（2011）从再现、记忆和复原角度梳理了欧美创伤理论研究的三个方面；陶家俊（2011）梳理了创伤理论的发展脉络；李曼曼（2012）从创伤叙事作品的类型和特征梳理了20世纪的美国少数族裔小说。著作方面，李桂荣（2010）在《创伤叙事：安东尼·伯吉斯创伤文学作品研究》中将创伤理论、归属理论、后现代叙事理论和英美法当代著名作家的创作思想等运用于安东尼·伯吉斯创伤叙事作品的叙事主题分析和叙事技术分析。从家庭创伤、社会创伤、战争创伤、种族创伤切入，深入探讨了伯吉斯创伤叙事作品在主题设计、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和逻辑架构及言语选择等方面的特征。付明瑞（2013）的《从伤痛到弥合——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从后殖民和女性主义理论视角，讨论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中文化身份取向的变化过程，解读几代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演变。在《创伤、记忆和历史美国南方创伤小说研究》，王欣（2013）则以一系列美国南方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艾伦·泰特（Allen Tate）等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探讨作品对于美国南方创伤记忆的再现和重建，研究创伤人物的心理、创伤记忆的打击传递和创伤见证行为及叙事困境等。而柳晓（2013）则在《创伤与叙事：越战老兵奥布莱恩20世纪90年代后作品研究》运用修辞叙事学理论，结合创伤理论，细致解读了奥布莱恩反映越南战争的作品，进一步揭示了叙事之于创伤的作用。可以看出，国内对于创伤叙事的论著数量有限，且大都出版在2013年之后，这说明近几年国内学者虽然对于创伤叙事的关注度较高，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国内对于该领域的研究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入。对创伤叙事作品的阐释也基本是针对某个作家，没有对理论形成系列研究，也缺乏运用理论对作品的系列解读。因此，从国内外创伤叙事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于该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应用这一理论治疗现实生活中个体或群体性创伤的机制和模式更需要进一步探索，因此，在现阶段对创伤叙事理论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以20世纪的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为研究对象。20世纪美国小说出现了再次繁荣，而它的再次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少数族裔文学的兴盛，而少数族裔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创伤叙事作品的主力军。因为历史的原因，美国少数族裔作家是最能感受到个体和种族创伤的群体，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个体记忆和种族记忆交织在一起，把个体创伤和种族历史创伤用叙事的形式呈现给世人，唤起人们对他们所遭受创伤的关注。

本书选取20世纪美国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族裔小说家——非裔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瑞森（Tony Morrison），非裔黑人男性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俄裔作家弗拉迪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分析他们在小说中采用的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手段，例如他们在重复、非线性时间转换、主体性、互文性、情节结构和时间结构等叙事手法方面对传统小说叙事方式所做的扬弃。这些新型叙事方式的运用使得小说形式对表现创伤有着传统叙事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激发了读者对创伤性事件及遭受创伤者的同情和伦理关怀。这也正是创作和研究创伤叙事的现实意义所在。

托妮·莫瑞森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黑人女作家，也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黑人女性作家。莫瑞森的主要成就是她的长篇小说，其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始终借助恰当的艺术手段的使用，展现她自己民族的过去和现状，并探讨其未来的前途与命运。她的成名作《最蓝的眼睛》（ The Bluest Eye ）用叙述童话的口吻展现出一幅既亲切又美丽的画面之后，用无标点符号的段落整个重复一遍，再用单词之间不分排的段落重复一遍，在一个虚无飘渺的意境里烘托出阴暗氛围中黑人的昏黑的精神面貌。

纳博科夫被世人誉为无冕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微暗的火》（ The Pale Fire ）自出版以来，就以其新奇的小说形式和复杂的叙事方式给读者的阅读设置了重重障碍，读者阅读的进程宛如在重重迷宫中前进。而复杂的叙事方式正是由于叙述者谢德和金波特在遭遇创伤后所产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的叙事障碍所致，这也是产生小说叙事迷宫的深层次原因。而叙述者正是借助创伤叙事，这种不同于传统叙事的新型叙事方式展示创伤，缓解痛苦，实现了主体身份的重构，完成了自我生命的救赎。

索尔·贝娄是当代美国著名的犹太裔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6年）的美国当代犹太裔作家。“作为在移民区里长大的移民的孩子”（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2008：339），贝娄早年生活艰苦，这对他后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始终关注犹太人的生存问题，围绕犹太人的生活选择题材，表达了对犹太人生存困境的关注。

兰斯顿·休斯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作家。在美国本土，兰斯顿·休斯自文学生涯之初就引起众多学者和作家的关注和评论。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对休斯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杜波依斯（Du Bois）等学者对休斯作品内容的评论，赞扬其对于黑人文学的贡献。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休斯的研究从其作品内容扩展至其作品的艺术形式（主要为诗歌）和展现方式。之后，因为休斯在新黑人运动时期对文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81年美国成立了兰斯顿·休斯协会，并于次年开始出版专门研究其文学成就及黑人文学的学术期刊《兰斯顿·休斯研究》，此后更有多部关于休斯的权威性传记和众多的学术专著及论文集出版。本书将休斯纳入研究范围，除了休斯对黑人文学的艺术形式所取得的成就外，主要是考虑休斯一直在作品中努力展现黑人种族的生存困境，表达了休斯对黑人民族命运的关注。而赖特和埃里森代表了美国黑人文化复兴的不同阶段，他们的作品客观反映了美国黑人在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迷茫和诉求。

围绕着对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研究，结合创伤和叙事理论，以创伤叙事的类型、特征和治愈方式为切入点，本书主体共分为三个部分，七个章节。第一、第二章是第一部分，是本书的理论部分。第一章对创伤理论进行梳理，由创伤回顾、创伤特征和创伤治愈三部分组成。第二章讨论创伤与叙事的关系，主要讨论创伤叙事的兴起，创伤叙事的特征和创伤叙事的意义及创伤叙事的焦点问题，力争为创伤与叙事之间架构一条隐秘的通道，寻找到心理创伤投射到文学研究的过程。第三章是对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小说发展历程的研究，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这部分系统梳理了美国移民社会演变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进程，为美国少数族裔小说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撑，读者可以从中详细了解印第安裔、犹太裔、亚裔和其他族裔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以及目前的生存状态；并从族裔社会、族裔文化和族裔小说特征三个方面叙述，以期为读者阅读这些族裔文学作品提供新的思路。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是创伤理论运用于解读实践部分。这四章内容是结合创伤叙事理论对选取的小说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其中，对创伤记忆的见证、对创伤重复、创伤记忆的延宕和断裂、小说中遭受创伤人物的叙事困境的阐释都会为读者打开解读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作品提供新的思路。

本书采用纵向研究手段，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从社会和文化层面开展创伤研究，用存在主义哲学、叙事学和精神病理学理论以及20世纪初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地考察莫瑞森的《宠儿》（ Beloved ）、《最蓝的眼睛》（ The Bluest Eye ），休斯的《并非没有笑声》（ Not Without Laughter ），埃里森《看不见的人》（ Invisible Man ），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 The Pale Fire ），索尔·贝娄的《只争朝夕》（ Seize the Day ）。分析这些小说的叙事角度、结构、语言、意象等方面的特征，探讨创伤叙事在这些小说中的表现形式、特征和对创伤的治愈功能。本书采用的横向研究手段是联系国内外学人对这些小说的多角度研究与解读，特别是叙事方面的研究，探索其文学创作的总体思路与风格，并以此来展示族裔小说家们是如何通过独特的叙事方法来表征创伤、缓解创伤和治愈创伤。

20世纪的美国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少数族裔小说家，他们用自己的作品重构了本民族创伤的历史。但是，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涵盖所有作家的所有作品。所以，面对20世纪美国少数族裔作家的遴选问题时，笔者尽可能选择有代表性的少数族裔作家，力求突出他们的民族性和种族性，力求突出他们的民族背景和种族历史，不管是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但是由于目前创伤理论的研究仍然处于发展中，同时受限于笔者的个人能力和知识水平，书中的不完美之处还请众多学界同行批评指正。

李曼曼
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