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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经历割裂了我们和以往生活的联系，创伤记忆的本质是不相关联的。“创伤记忆最先作为感觉碎片储存，没有语言能力，所有的病人都声称他们只是随着时间流逝才形成他们创伤的叙述……。所以，患者的创伤经历开始时不是以叙事形式组织的，似乎也不服务于交流的功能。创伤经历的这种性质，是床上患者的语言不融于通常的象征系统。……创伤事件造成经历者在运用语言符号来表达他们的经历时，语言发生了变形，已不再是以前的能指和所指了，已经具有了新的意义。塔尔认为‘在创伤语境中是幸存者给予了新的意义，虽然表面上意义未变，但是意义的分离是隐蔽的，直到有人注意幸存者的反应。’”（王欣，2013：52）叙事记忆和创伤记忆的差异决定了创伤语言的能指和所指发生了偏离，所以在理解床上语言时需要区别对待。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都认为创伤记忆的讲述有利于创伤的恢复。创伤叙事是将一种无法言说的经历融入到人们默认的语言系统中，寻找其中的意义。证词是创伤叙事最常采用的方式。
除了地震、火灾等不可抗自然力引起的创伤事件之外，战争、暴力和疾病等原因也是引起创伤事件的缘由。其中，家庭暴力、强暴和儿童遭受虐待占据了很大比例，而创伤叙事中反映这类创伤的许多作品都采用证词的形式。这类证词都涉及一些令人烦恼的主题，比如乱伦或者其他的一些暴力犯罪。性话题在以前是禁止的，女性在公众场合谈论性更是一种禁忌。但是这些主题在20世纪的女性自传中却是常见的，创伤叙事以这样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于女性、儿童在家庭和社会面临的侵害的关注。许多当代的作家通过解构政治权利和性暴力来研究女性，他们认为这样的分析和证词对于抵抗文化镇压和证明压迫的存在是必要的。根据遭受性虐待幸存女性的叙事小说，公众了解到性暴力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从而打破了乱伦和强奸的禁忌，改变了庇护实施性虐待男性的法律和社会情形。而对于女性来说，打破沉寂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乱伦和强奸会时有发生。精神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受伤害最深的就是那些不能说出或是被阻止说出她们愤怒和痛苦的女性。而证词可以让创伤受害者说出她们的被伤害经历，从而体现了它的治愈疗效和教育功用。实践证明，证词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治疗方法，为那些受伤害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移情作用的聆听者。塔尔（Tal）和法雷尔（Farrell）都曾讨论过文化对创伤的影响和对创伤素材的处理方法，尤其在关于历史和社会性的文章中。塔尔的研究中审视了创伤幸存者和主流文化对于大屠杀、越南战争和乱伦幸存者的解释差异。她认为美国用虚构、治疗和背弃三种方法来处理创伤。她特别批评了为了使他们在政治上的注意力转移，美国文化自私地重新定义创伤经历以适合虚构治疗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受伤害的却是少数族裔、女性、儿童以及穷人。法雷尔认为创伤是一个临床综合症，象征了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处理的死之焦虑。在她那里，创伤已成为了一个复杂而充满压力的社会的解释，同时这也将成为这个即将不受束缚的世界战略的一部分。创伤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精神病学领域，而是成为横跨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学科的研究范式，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现象。创伤已经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密不可分。
在关于创伤材料和社会文化的映射方式上，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越南战争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老兵进行重组，这一措施使老兵成了牺牲品，战场回来后，他们在国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政府重新需要军人们去完成新的使命。如何说服公众忘却越南战争的伤痛，愿意重回战场，是美国政府面临的首要政治问题。为了回避这一尖锐的矛盾冲突，美国政府积极地创建了英雄传说，为波斯湾战略架起了积极的精神桥梁。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叙事是有战略意义的。而在报纸上或其他媒体上呈现暴力事件，以此为公众提供了一些仲裁的方法，公众可以用这些方法来处理令人恐惧的可怕暴力事件，这是创伤材料对于社会文化影响的另一种方式。公众可以通过这些暴力事件的叙述，意识到与灾难保持距离的意义。那么，无论采用这两种方式中的哪一个，文化都对公众产生了安慰效果，那么文化是怎么产生“安慰效果”的呢？这一点在创伤小说中是很重要的。对读者来说，创伤事件很难受，创伤材料不仅描绘了事件，而且描绘了复杂的行为。虽然读者会被故事吸引，但也会提出多种方法远离创伤文化以感到自己是安全的。显然，作者的方法在这儿是重要的，它能将读者带入到这个令人心烦但又重要的材料中去。但是这只是为了达到安慰效果吗？答案是否定的。创伤叙事不仅是安慰，而且它们提供创伤情况的解决办法或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些积极的解决方案。
从大量的研究创伤的叙事案例中，可以发现他们引用更多的证词目的是将读者吸引到更复杂、更悲伤的社会和个人创伤中。这些叙事的结构和特点显示了这样的经历是如何抵制叙述、记事和说教的。叙述和象征逼近的证词被用来评估幸存者的声明对读者产生着直接和潜在的影响。这种方法是必要的，因为幸存者在创伤的氛围中可以以一种新的定义重新出现，这些定义可以改变读者对这种经历的感知。没有经历过创伤的作者和读者对那些可能引起创伤记忆标志的敏感性不如幸存者，但是严谨的创伤作家试图通过重造创伤记忆来指导读者是可取的，可以帮助他们更广泛地理解创伤。
卡露丝、费尔曼（Felman）、拉卡普拉都详细阐释过创伤文化和叙事作品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出创伤经历是多么地难以发现、难以置信和难以琢磨。卡露丝的研究重点在于创伤的概念化。她认为创伤作为一种携带着抵抗叙事结构和线性事件的力量，由于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没有被充分理解，因而不能被随心所欲地重述，而是作为一种盘旋和萦绕不去的力量发挥作用。劳德瑞和肖珊娜·费尔曼明确地表达了创伤中的叙述手法的体现，强调知识与知识约束、知识抑制之间的转换关系，勾画出了创伤文学中的叙述手法，从攻击性的思想到人物的防御，期间模仿了对叙述者和主角的滑稽而重组的操控。“亚伯拉罕与托罗克娜挪用费伦齐的‘心力投入’概念，他们给心力投入作了新的表述：通过与客体接触，将无意识包含在自我中的过程。心力投入赋予客体在自我与无意识之间进行调停的作用。心力投入是理想的主体塑造过程，它横跨自我与无意识、自我和无意识建构的内在心理空间与爱的客体栖居的外界之间的边界，在自我、爱的客体与本能之间形成动态的心理体验空间。作为心理想象客体，爱的客体既承受自我的心理焦注，又承受本能的欲望之流，推动无意识能量融入自我的领地，实现自我向完整同一主体的转化。心力投入过程完成后，爱的客体从心理体验的想象圣台跌入纯客体化的世界；自我将爱欲投射到新的客体上，踏上征服客体世界与本能欲望的新旅程。但作为中介环节，爱的客体的缺失和外在世界的诡秘变异会产生内并心理创伤。在心力投入过程中，内并形成无法逾越的障碍，给自我造成无法承受的痛苦现实。它在自我心理空间中形成秘穴，将失去的、想象的客体隔离埋藏起来，使自我对创伤或损失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可怕的隐秘创伤使人无力悲悼，在心理空间中形成沉默笼罩下的秘密坟场。语言变得空洞无声，灾难场景徘徊在记忆的大门之外，无泪的双眼变得干涩呆滞。内并排斥语言的隐喻和象征再现功能，拒绝思考和认知、撕裂开完美的心理空间图景，产生沉默、隐匿、无法破译的心理内核，剥夺了直面自我、世界和历史的力量。因此它是受创主体对暴力无名的体验。”（陶家俊，2011：117125）创伤后的沉默和创伤叙事中体现的创伤经历的呈现，对思考创伤叙事的表述有重要的作用。创伤叙事也同样关注重复的肢体运动或其他形式的创伤肢体运动。研究创伤和大屠杀的学者认识到，对于创伤幸存者来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负担，那就是信念的毁灭，这在许多创伤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在如何逃避精神创伤的研究中，暗示了叙述能够为读者重新模仿创伤的场景，从而让读者更近一步地了解受害者地位的不稳定性。这都是创伤叙事区别于一般叙事的特征。
除了证词，自传体小说是创伤叙事的又一特征。创伤后精神治疗的概念的确定，也就是创伤能够使得个人或集体的创伤症状得到康复或减轻，表明了创伤文化有教化和治愈的功能，同时表达了精神治疗可以为创伤经历中的主体和叙事者提供帮助。许多关于女性自传作品的探究证明了创伤受害者是可以被创作出来的，例如在知觉和情感脱节的记忆中插入解析和总结。精神治疗，使得自我重塑，理想重建以及对过去再评估成为可能，这个正好也适合许多叙述小说。这些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和概念试图重塑幸免的主角。因此，在面对毁灭性的损失时可以恢复自我和代理自我。这样的研究在不确定的塑造上投入了很多。叙事中个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强化了在西方创伤文学中自我观念不确定性的讨论。自传体作品体现了当下对女性及人们肤色问题的关注，作品广泛讨论像虐待和创伤这样的社会暴力问题，如何用小说的形式检验生活实例以及记忆和想象在创伤后所起的作用。
关于乱伦和虐待儿童的叙事强调了从案例叙述到创伤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阐明了讨论这种创伤的重要性。在这类创伤叙事中，主要是对症状的详细阐述，以及讨论对性虐待的处理方法给孩子带来的创伤。这些作品着重描绘了母爱的缺失，被背叛的感觉、被丢弃、惧怕死亡和恐惧。这些尝试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引起了共鸣，比如孩子在精神上或生理上因失去母爱而产生的害怕和畏惧等。
创伤叙事在后殖民与创伤的关系上也做了许多尝试，特别是在展现社会提供诱发创伤的环境方面。在公众创伤和个人创伤的联系上，尤其是对女性施性暴力以及性施虐和受虐狂怎样地结合政治和心理标志着创伤的产生，同时创伤及其症状上，以及创伤在对社会政治形态的抑制上，创伤叙事作品对个人内心、性欲以及想象的治疗等领域都有涉足。例如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莫瑞森在小说中表达了黑人在美国如何忍受不平等的待遇，像被奴役、被歧视、生活贫困等，都是对个人创伤和种族创伤的一种回应。而乔伊斯（Joyce）作为一名后殖民作家，他在文章中阐述了爱尔兰文化和语言中创伤的缺失。萨芙（Saaf）则认为后殖民情形和创伤化之间的重要关系是自我双重性的体现，萨芙强调自我需要从创伤中恢复，需要尝试从压抑的文化或经验中自我承认或自我重塑。萨芙提出当创伤缺失，或创伤呈现矛盾性和同时性并存时，创伤是呈现在身体上而不是在记忆里，物质的主体性比心理或精神的替代更重要。当然，没有读者能够完全通过叙述来理解创伤的，对于创伤能否可以成功地被复述，学界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疑惑，但是小说家们努力尝试使用可能的方法来重塑创伤经历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创伤叙事对创伤经历本质提出了合理的质疑。但是考虑到读者在理解这些不熟悉的经历时需要帮助，所以创伤性移情在此时是需要的。莫瑞森用第三者口吻的叙事吸引了读者，从而帮助她达到与读者建立一种“盟友”关系，即给读者的印象是他们不仅在读文章，他们也随着自己的阅读参与了其中的经历。莫瑞森特别想通过让读者置身于不同的人物叙述之中来表达这种“亲密”，即使由于创伤事件的刺激，读者会产生无意识的愤怒情绪。读者通常通过人物或叙述者的记忆和意识导向从而获取信息，而作者的意图是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帮助叙事者重建过去。在《宠儿》中，为了把读者完全带入到叙事中，莫瑞森致力于象征和虚构的呈现，尽力地去激起期望与追忆的交织，在创伤回忆的片段中拼凑出完整的创伤过去。
最后，创伤叙事的特征体现在创伤叙事与传统叙事的差异上。由于创伤事件的严重刺激，创伤亲历者可能改变了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而为了缓解这种刺激对亲历者的伤害，人们需要他们把创伤事件说出来。重建创伤事件可以有效地治愈创伤，著名的心理学家乔纳森·肖研究证实“能否从创伤中恢复取决于是否将创伤公开讲述出来，即能够将创伤实实在在地向某些值得信赖的听众说出来，然后，这些听众又能够真实地将这一事件向他人再次讲述。”（柳晓，2013：35）这表明，创伤的有效治愈需要人们建构一种虚构的叙事，遭受过创伤的人可以将其作为交流工具，把遭受的创伤事件向他人讲述，从而使自身得以从创伤中恢复。但是因为创伤记忆的干扰，讲述者的叙事通常是片段的、碎片化的、沉默的，这就决定了创伤叙事的虚构手段与传统叙事不同。为此，当代的创伤小说家们尝试了许多努力，创造出了多种方式来表达创伤，呈现创伤。
因为创伤记忆的复杂性和主体与过去联系的艰难性，许多作家都运用多重声音来揭示记忆与遗忘间的斗争。当读者通过区别不同的声音理解了这些故事时，他们会经历类似于精神分裂的某种状态。精神分裂是伴随着创伤而来的一种正常保卫机制，显示了创伤记忆与正常记忆间的非整合状态。凭此，幸存者可以拥有双重安置——置身过去中和置身过去外，无需回想便可重历过去。
创伤带来的记忆侵扰和畏缩幽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构成了创伤主体内在复杂的冲突，此时，“双面想象”以及因避免对无助的恐惧而采取的行动都描绘出了创伤的矛盾特征，也表明了非常状态下各种自我观点。因此，创伤作家通过时间、记忆、影响以及意识的切换与转变，将读者安置到一个类似于叙事者和人物角色一样的位置上，这有助于读者将叙事者的创伤记忆同他们自己的经历相比较。杜拉斯在情感化和冷漠化的对话中探索出不断改变的主体和叙事者的位置。在《情人》（ The Lover ）中，杜拉斯自述了她小时候在印度支那的一段创伤经历。她的家庭饱受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及底层阶级法国人困苦的心理摧残，形成了她对孤独的渴望和对亲密关系的厌恶。她把自己描写成一位早熟的少女，用冷漠疏离来缓和她与她的中国情人热烈的性行为。这种疏离表现为她对他的无人情味，与他保持距离，既使是同床而眠的时候。这种情感确定了他们的快乐和痛苦，也让他们保持了一臂之遥的距离。她不断变化的感情表现了她在爱一个男人时的矛盾心理，因为这个男人剥削像她和她的家庭一样的人。在这里，杜拉斯似乎正在捕捉创伤受害者观察他们自己的痛苦或者学会在成为“我”或功能主体“她”即受害者之间生存的距离。
通过对主体、客体和对她过去生活的假定目击者等多种角色的安置，杜拉斯的叙述给重建过去，重塑意义和叙事者与主人公之间形成矛盾提供了可能。叙事者似乎很忙碌，也很超然，用“我”和“她”这两种人称交替指代自己。人称的转换经常发生而且又不总是依照时间顺序进行，这暗示了她在回忆自己年少经历的时候不是仅仅以时间为轴。例如，她的称谓在叙事者的第一次性经历之后改变了。在失去贞洁时，她在初始上下文中用“她”来指代自己。然后描写两人在情感上更为亲密的那一页时，她又改用第一人称，并且描绘了她的家庭，即中国情人的冷漠和残忍。多种角色安置可能是对分离记忆保护的结果，但是这也帮助杜拉斯在分离的叙述中，再次用形式表现出对个性本质的追求和渴望。这种个性本质的追求和渴望是家庭生活的空虚和在她注定的命运中产生的。她使读者意识到只遗留一丁点的记忆是很难重建痛苦的过去和个性本质，而且也没有明确的意义，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人生的故事没有存在过……从没有任何中心，没有路，也没有捷径，”创伤经历的进退两难被形容为沦陷在完成求知过程的欲望和如果这样做的无力或害怕之间。创伤叙事者揭露了隐含在重述和重历创伤事件后的不安与矛盾。尽管挣扎着去遗忘，但是受害者的知识会形成许多不同的形式，包括脱离语境的记忆碎片，移情性插曲，例如，现在的生活经历受到早期创伤的影响和扭曲；“无法抵抗”的叙述，叙事者描述过去的事件，但是却一直将自己埋葬于早期的经历中无法自拔；以及“见证性叙述”中，当描述无法抵抗的事件时，叙述的声音中甚至仍保留机警的距离视角。小说家们已经创造出大量的叙述策略去呈现一个冲突性的或者不完整的记忆关系，包括原文的间隙（编排页和内容页都有）、重复、线性时间的暂停、转变的视角和虚拟画面的检点及表达情感的状态。
要记叙这些并不容易，因为创伤记忆通常都是静态的，而且很难用文字表达。幸存者最初的表述可能是重复的、固定的、并缺乏感情的，因此，作者通过使用重复的修辞、短语或那些叙述不连贯但是情感坚定的主旨来达到这样的效果。例如采用重复的句子结构和重新创造的、确定的想法来展现受到创伤的人物内心，尤其当他们与其他人失去联系时的表现。在创伤作品中，重复可能会让人们自己感到恐惧。正如在《最蓝的眼睛》中，乔利强奸佩科拉，但这也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标志，既不能对最初的创伤释怀，也不能继续向前。佩科拉被强奸后就禁不住重复，与她想象中的朋友对话，不断地自我询问而没有答案：她和父亲怎么了？他也努力过了，对吗？他什么也没有做，你听到了吗？她想象中的对话表达了她迫切需要被停住、被理解，然而她却被遗忘、被否定，这些情绪在创伤受害者中是常见的一种复杂反应。在《副领事》中，杜拉斯描写的主人公也采用相似的方法重复，她每生下一个孩子后，就离开了他们。她不断地抛弃。另外，她不断地重复提到她的故乡，这表明她想回到母亲身旁，回到过去的一种愿望。因此杜拉斯向读者展现了受到创伤的人物，怎样用重复代替回忆。
再次，创伤叙事中大量使用象征手法。例如比喻和符号都是经常使用的象征。在创伤叙事中，符号的使用已经作为形成个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外在现实和个人灵魂现实之间交换的一个关键。象征、幻想和想象在自我构建过程中都十分重要。雅克·拉康指出进入符号领域的矛盾心理正如文化和语言自身能达到一些相同的目的一样。
在后殖民时期，人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两种或更多种文化之中。在创伤反应里，被扰乱的象征过程出现在早期单一的物体关系的映射上，体现在创伤或其他的精神紊乱上。在这里，人们既没有提高也没有丧失区分内在和外在现实的能力。这种扰乱表现在人们对符号等物体的使用上，符号对等物是通过表现自身和物体，物体和符号之间的融合来实现的。符号对等物可以否定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分离，而在精神分析领域，符号可以避免一种可接受的丢失。心理分析家米歇尔认为创伤思维或歇斯底里思维为文学思维，是主体共在论的过程，就如同面包和酒之于身体和血液一样，这是因为创伤的组织或编码是语言层次上的，而不是视觉或图像层次上的。例如，身体上的感觉、行为和再发生，噩梦的闪回，这些让人产生无法言喻的恐惧。因此，这样的行为不能轻易地转换成为语言，而只能以符号的形式替代。生理上的激发也会使受害者回忆起与之前所受伤害相关的图像、声音和气味。
一般认为符号和物体之间分离的能力与自我完善有关，但是这在创伤环境下可以被打破，而认知和情感精神上的征兆以及不能把创伤事件和其他人及事件相结合会导致倒退到早期的符号模式中，妨碍对不同的、隐喻性的符号的认知。然而随着分离不同联系能力的下降，随意地接触与创伤不太有联系的事物却能使受害者想起之前的创伤，例如，看到雾能想到火灾。受害者沉迷于所有与创伤有关的联系，尽管他们存在于不同的背景中，这就要求对生命早期的多方位的思考。那时，自身和物体仍是不可分割的，像文字、图像这些特别的元素，变得过于绝对，就像在梦中一个元素可追溯到多种原因。创伤语言是对梦的形式的文字表达，是感觉而不是意义。小说家们认为这些困扰与人物身份背景有关。例如，黑色代表着出生与死亡；在《呼吸、眼睛与记忆》中，女儿的脸变成了她父亲的脸，及强奸了她妈妈的那个人的脸；在《宠儿》中，母乳是养育、伤痛和侵犯等的象征。
创伤事件造成的痛苦一次次的表现在幸存者身体上，甚至已融入他们的血液中。正如塞丝在《宠儿》中的鞭痕一样，作为创伤的记忆，他们自己也不能完全理解塞丝伤痕的全部含义。这里，人物的伤疤成为潜在的亲密关系或性关系的连接点和阻碍，引起他人的同情，感到他们心中的伤痛势不可挡。保罗努力通过亲吻塞丝像树一样的疤痕来宽慰她。他用脸来轻揉她的肩，用这种方式来感受她的伤痛，感受这棵大树的根、宽阔的树干和错综复杂的树枝。最终，她的遭遇和绝望让他震惊并压倒了他。创伤作家关注所有受到磨难的人们，并把他们作为工具，把他们不可想象的经历呈现给读者。
有些创伤叙述是根据回忆和历史而虚构的，但不是完全重新编排结构，而是精心地建构个人和集体回忆之间动态的关系。例如，莫瑞森的《宠儿》集中讲述19世纪奴隶制对幸存者内在生活的影响。莫瑞森的叙事是根据创伤经历来组织的，这些经历是通过人物零碎的回忆、他们的感官和身体的反应、以及在历史分析中不可获得的有根据的证词和情感直接记叙的。因此，叙事参与到赢得目击者的斗争中。尽管她把奴隶制视为国民健忘症，但是莫瑞森还是想让读者亲自体验奴隶制。通过《宠儿》中的人物遭遇，莫瑞森想表现赛丝与过去悲惨的关系和塞丝们在奴隶制下的集体遭遇。通过《宠儿》，莫瑞森表达了一种在创伤反应中典型的时间歪曲和分离感，历史的、集体的、个人的相互照应使读者了解到黑人集体和先辈们的种族创伤。尽管这不是一个她可以牵挂的历史，但她间断的解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能沉思与奴隶船上的遭遇紧联的事实。
《宠儿》表明了通过创伤对历史重新进行思考尽管不能产生综合的知识，因为虽然创伤是集体经历的，但它是分离的记忆，这种记忆使个人远离了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经历。莫瑞森运用独白创造了一个未完成的、重复的、感情上疏离的叙事。与能够完全实现的故事不同，莫瑞森的叙事为读者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来重新思索创伤的历史。我们必须认识这段历史，因为创伤作品与我们所期望的那些有道德标准和选择观念的作品有本质上的差别。人们常常责备受害者与伤害他们的人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然而，真正的串通一气只有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才有效。在极度的压迫下，不论是在和平还是战争的状态下，个人的行为都不能用正常的价值观或道德观来理解。创伤叙事者不是引导我们去评论这些人，而是让我们融入到这些恐怖经历和心灵的支离破碎中，以便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些经历，从而激起我们的痛感和同情心。
有证据表明，创伤叙事在创伤治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时间证明，因为受害者受制于创伤后语言不能完整表述的局限，同时承受集体压迫的双重压力使得他们变得沉默，因此，书写复杂而艰难的共同经历是必要的。正如霍尔曼等人所指出的，社会或者政治机构和议程会使创伤遭受打击并更进一步恶化，因此公众的知识在改变这个状况上是很重要的。塔尔认为创伤文学重建了创伤经历，以致让受害者和大众都感到创伤事件的真实。讲述故事是个人和集体的重组行为，创伤作家呼吁读者成为证据的见证者，以使他们可以认识并穿插由于时间和压迫而变得延迟的信息，并由此改变他们之前的设想。这些作家也承认他们担负着一种责任，即揭露记叙故事中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意识到因创伤经历造成创伤亲历者所疏远和恐惧的方面。从取材上说，创伤作品集中体现了母亲和女儿的遭遇、性侵犯、阶级和种族偏见这些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