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当代英国日裔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1954年11月8日生于日本长崎，6岁随家人移民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石黑一雄潜心写作，非常年轻时即享誉世界文坛，与奈保尔（V.S.Naipaul）、拉什迪（Salman Rushdie）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石黑一雄主要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迄今为止共创作出七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音乐剧、电影剧本。他的小说几乎每部获奖或被提名，是各种文学奖项的常客。1982年，《群山淡景》（ A Pale View ofHills ）获得英国皇家学会“温尼弗雷德·霍尔比奖”（Winifred Holtby Prize）；1986年，《浮世画家》（ An Artist ofthe Floating World ）获英国及爱尔兰图书协会颁发的“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小说奖（Whitbread Book of the Year Award）；1989年，《长日留痕》（ The Remains ofthe Day ）荣膺英国最高文学奖“布克奖”（Booker Prize），奠定了其在英国文坛的地位；1995年，《无可慰藉》（ The Unconsoled ）赢得了“契尔特纳姆”文学艺术奖（The Cheltenham Prize），英国皇家协会授予他文学骑士勋章；2000年，《上海孤儿》（ When We were Orphans ）再次获得“布克奖”提名；2005年，《千万别丢下我》（ Never Let Me Go ）获得英国“布克奖”和美国“全国书评人协会奖”的提名。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将石黑一雄列为“1945年以来英国最伟大的50位作家”之一。2015年，在距上部长篇小说发表10年之后，石黑一雄推出最新长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 The Buried Giant ）。小说问世后，“奇幻”元素引发不少关注，《纽约时报》称它“具备一切巨著该有的东西：读完之后久久难以忘怀……它是一部出类拔萃的小说”。2017年，石黑一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出的获奖理由是“石黑一雄的小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幻觉之下的深渊”。
在个人成长期，石黑一雄深受英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他接受的是正统的英国教育，在学校里与英国男孩为伍并学着做一个英国男孩。他先后在英国东安格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和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深造，获英语文学学士学位。他的英文造诣很高，作品无一例外用英文写就，语言素朴典雅，风格沉稳内敛。另一方面，他在家里仍然受到日本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父母最初只把英国之行当成一次时间并不确定的羁留，打算待英国国家海洋学院的工作计划完成后就返回日本，因此在对石黑一雄的教育上并没有让他就此放弃日本的文化教育，以便他能随时重返日本。同时在他随父母到英国后，他的祖父每个月都要给他寄包裹，里面经常是当时日本小孩爱看的日本漫画，好让他及时了解当时的日本文化。这样，作为20世纪60年代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下的民族多元化的典型代表，从日本到英国，从英国又到世界其他地方，石黑一雄经历了多重地理与文化空间的跨越，汇入全球移民的潮流中，成为一个典型的跨界者，受到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氛围、文化空间和文化传统等权力关系的冲击和塑造。
石黑一雄曾在阔别故土30年之后，于1989年回到日本，并与日本文坛名宿大江健三郎有过很精彩的对话。在谈话间，他对自己的这种生活经历和所居的多重文化境遇作了很深入的分析。他说：“这是我在30年后第一次回到这个国家，我已经意识到我对现代日本非常缺乏了解，但我仍然写作那些发生在日本，或者背景可能在日本的故事、小说。正是我对日本极度缺乏了解和认识，才迫使我身处这样一个境地——即只能运用自己的想象，并将自己看成一个无根的（Homeless）作家来写作。我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社会形象——因为我既不是一个英国化的英国人，也不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日本人。因此，我并没有清晰的角色定位，既没有要代言的社会，也没有要为之书写的国家，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选择一种国际化的写作方式来进行写作。”也正因为如此，石黑一雄一直倡导“国际化小说”的写作，其实质或许就在于他一直在两种文化系统中徘徊，每种文化都以不同的力量时强时弱地影响着他，争夺着他的认同，塑造着他的身份，而他自己又难以完全融入其中任何一方，也无法彻底摆脱任何一方，没有固定的文化的根。恰如评论家贝里·刘易斯所认为的，他“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英国式的，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介于去留之间、怀乡与疏离之间的人，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是众多20世纪处于流亡与疏离中的作家中的一员” [1] 。
对日本文化和英国文化来说，石黑一雄是一个离开了中心的他者，处于边缘的位置。边缘的位置既给他带来了痛苦，又赋予他很多有益的东西。萨义德认为边缘的的位置既是流亡（流散）的处境的产物，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位置。在萨义德看来，作为国家的成员，知识分子面临着来自国家的语言、传统、历史情境，包括学院、教会、职业行会等在内的各种体制，以及世俗权势等方面的压力和制约。“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对的独立，因而我把知识分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an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在他看来，这种立足点的益处在于“比较能不只看事物的现状，还能看出前因。视情境为因偶发的机缘而生成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视情境为人们一连串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类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自然的或神赋的（因而是不能改变的、永恒的、不可逆转的）”
。再者，“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简言之，立足于边缘，可以在知识分子身上产生一种反抗的而非调适的精神，从而保持思想和言说的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石黑一雄正是萨义德所弘扬的这种理想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
与此同时，随着当今世界经济的地区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多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不同人员的频密交往，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就世界文学的范围来说，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影响力最大的国际大奖。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除了印度的泰戈尔和智利女作家米斯特拉尔之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全部是欧美白人作家。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非、拉地区的非白人作家开始受到重视，也有机会获得这项文学大奖。到了20世纪90年代，形势大为不同，原先的支流文化挤占了主流文化的地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者，欧美白人作家反而极为罕见了
。再就最近几十年来英国本土文坛的发展来看，英国白人文化的垄断地位正逐渐被打破。布克奖是英国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自从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于1971年及另一位印度裔作家拉什迪于1981获得该项文学大奖以来，具有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尼日利亚、斯里兰卡等民族血统的英语作家先后获得该奖项，而盎格鲁-撒克逊作家反倒成了获奖队伍中的少数派。与早期的移民作家不同，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成熟起来的作家是国际多元文化的产物，他们将外部的新鲜气息带入封闭已久的英语文学场，促使英语文学重新焕发蓬勃生机，也为他们自己获得了发言权和主体性的构建。作为引领英国文学世界化的中心人物之一，石黑一雄并不执拗于特定地域和特定种族血统的立场，而是希望突破人为的地域疆界阻碍，模糊东方、西方，边缘、主流的权力划分，更多地从一种国际视野来反思人类历史和现实中共同遭遇的问题。这种既是边缘又是中心的相对位置，让石黑一雄在旁观者和介入者之间维持着巧妙的平衡。
这一流动性、超越性的视角选择带给石黑一雄一个自由思考和创作的空间。
“我对日本历史或英国历史都没有很强烈的情感维系，因此，我能利用这一切来为我个人的写作目的服务。”
日本和英国，他始终用“他们”这一人称代词来指称，以一种“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状态安然自居。在不带民族偏见和历史负担的基础上，他拒绝向一切中心话语和政治权势靠拢，站在既边缘又中心的相对位置冷静观察权力的现实显现和现象背后的权力运作。他对权力场的介入不是表现在振臂高呼或亲身投入斗争中去，而是主要表现在他在文本中对各种权力现象的反讽和独立于权力中心外的现实思考上。他的小说虽然没有浓郁的火药味，但往往能够通过展示权力系统对个体的释义和捕获，来启发人们反思权力、反思自我。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看到《群山淡景》中移民英国的日本寡妇悦子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遭逢长女自杀，英国当地媒体对其长女庆子自杀的具体原因并未深究，却津津乐道于庆子的日本人身份，认为日本民族性中天然存在的自杀倾向是导致她轻生的原因。庆子的死亡被贴上“东方主义”的标签，只是因为她特殊的文化身份，所以她选择自杀也就不足为奇。《浮世画家》里，孤独的老年浮世绘画家小野鳟二年轻时接受了军国主义宣传，认为日本皇军是在进行一场保卫家国的圣战。因此满腔热情地用他的艺术来宣扬皇军的赫赫战功，成为雄踞画坛的名家。然而日本战败，他才醒悟，原来整个他的过去是在为某种荒诞虚幻的“真理”献身。而战后日本年轻一代对“美国文化神话”的向往亦透露出美国价值观在全球的播撒。《长日留痕》中自我压抑、克制的英国庄园管家史蒂文斯志在为人性完善和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从而充分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其方式就是对“显赫”主人的绝对服从和绝对忠诚。《无可慰藉》里的钢琴演奏家赖德始终受困于父亲的压力和阴影，受困于周围人将他视作纷争裁决人的责任压力，这些都压迫着钢琴家的现实生活，甚至渗透钢琴家的梦境，让人置身于一种强烈变形的时空世界。《上海孤儿》里从小在中国上海租界区长大的英国侦探班克斯坚信罪恶的中心和文明的威胁位于远东，所以他极其虚幻地认定，揭开双亲失踪的真相就可以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最终他发现事情真相和他最初的想象与推论截然相反，他只是个无处为家的“孤儿”，西方人拯救世界的“责任感”只会造成主体性的迷失。《千万别丢下我》以克隆人凯茜的视角描述了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通过将克隆人“物化”以此来攫取克隆人的器官，并通过对克隆人实行非人道的圈养和杀戮以防止他们对人类构成潜在的威胁。经过十几年的洗脑教育后，克隆人也完全接受了这既定的命运。《被掩埋的巨人》中，故事发生在亚瑟王建立统一王国后的英格兰，彼时不列颠与撒克逊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早已结束。但诡异的是，主人公埃克索和比特丽丝这对年迈的不列颠夫妇所在的村庄受到“遗忘之雾”的吞噬，这里的人们都得了失忆症。夫妻俩是少数意识到这种失忆症的人，并回忆起他们有个失散多年的儿子。为了寻找儿子，两人开始了一段艰难的旅程，经历了许多艰辛，遇到了年轻英勇的撒克逊武士维斯坦、撒克逊男孩埃德温和亚瑟王的衰老骑士高文。他们最终发现，困扰英国大地的失忆症原来是当年亚瑟王在与撒克逊人的一场恶战获胜后，为了让撒克逊人忘记自己族人被屠杀的惨痛历史，而让魔法师梅林施下的一条魔咒。当遗忘的迷雾被破除，记忆向我们展示出一段别样的历史，这其间印刻着记忆与遗忘、恢复与埋葬历史真相、强权与抵抗强权的较量。在视野迅捷转换的基础上，石黑一雄从最初的民族文化冲突的关注渐渐聚焦到无边界的更具普泛性的人类经验上，执着于公正地言说人们在权力网络中遭逢的相同命运，显示了当代立足于多元混杂价值的知识分子的人性关怀和拥抱他者的胸襟。他的小说虽然没有对现实的直接干预，但是他的文本中充满了对西方的叙述模式的挑战，对西方小说观念的颠覆和对线性历史特权的拆解，这实际上是一种让文本自身来说话的文本政治。他的作品追踪了西方文学和历史准则化的形成过程，揭示了既有的价值标准只不过是权力形塑和控制下的产品而已，从而暴露了普遍性原则背后的权力渗透。
综上所述，对权力的关注是石黑一雄生存与写作中一以贯之的重要问题。对权力的体悟是石黑一雄建构其文化体验和生存体验的核心力量，他的写作呈现为一种对权力的书写。权力无处不在，权力居于社会形态的核心之处。权力这一新视角的切入，成为理解石黑一雄及其创作的一个基点。这不仅可以实现对石黑一雄其人其作的整体观照，也为石黑一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思路。有鉴于此，本书对石黑一雄小说权力问题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1] Barry Lewis. Kazuo Ishiguro,a sense ofhomeless and being“at home”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1, 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