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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亨利·鲁斯三世来说，2000年不是个好开端。先是在1月24日，他目睹了父亲亨利·鲁斯创办的时代集团被一家只有十五年历史的网络公司兼并。接着在3月17日，鲁斯创办的那本具有标志意义的杂志《生活》（ Life ）宣布停刊。尽管《生活》主编亨利·穆勒宣称停刊的理由是“《生活》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经营太失败，公司希望集中财力，投资在定位更明确的新杂志上”，但是悲观与怀旧的人士还是本能地将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哀叹“旧媒体之死”。
美联社对后一条新闻是这样描述的：“美国杂志工业失去了一个最古老而著名的名字。”对熟悉杂志历史的人来讲，这句话绝不夸张。在1936年11月，这本用著名的红色字符“Life”标明的杂志出现在美国街头前，没有人会想到一本杂志竟然可以主要由摄影图片组成。创办人亨利·鲁斯把电影的视觉效果带入杂志，实现了新闻史上空前的变革与成功。而伴随着亨利·鲁斯所预言的“美国世纪”的到来，《生活》杂志几乎像好莱坞电影一样成为美国人观察世界方式的一种标志。几十年间，它充分体现了鲁斯对该杂志的观点：“观察生活，观察世界，见证伟大的变化，目睹可怜与骄横的仪容相貌，注视奇异的存在——机器、军队、大众、丛林的树影和月亮的明暗。看看男人的工作——他的成就和发现，看看千里以外的事、藏在墙后和房间里的事、即将来临的危险、男人们所爱的女人和无数的孩子。去观察，然后在观察中获得愉悦；去观察，然后去惊讶；去观察，然后学习观察……”
有了上述的背景，你就可以了解这本杂志的停刊为何引起如此的轰动。像全球一百六十万订户一样，我同样热爱《生活》用精美图片描述世界的方式，也为它的停刊惋惜。但是这个事件绝不能被简单地理解成是“旧媒体之死”。这个世界也绝不是史蒂夫·凯斯所叫嚣的“欢迎来到Internet世纪”。当我们顺着技术的发展线索来梳理《生活》的发展史时，其中的真相便开始不断显露出来。
《生活》的成功依赖于电影观念。它抛弃了杂志用文字讲述世界的方式，而选择了用形象来描述世界，因此《生活》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准意义上的“电子杂志”。彼得·德鲁克这样评价这一点：“200年后，有可能出现另一种描述历史的方式，‘从鲁斯的《生活》到……’因为鲁斯的《生活》杂志不仅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也是新品种的第一个。”
德鲁克在做出如此评价的同时，也表明了这样一层意思：伴随着电子媒体的成熟，《生活》必将被取代。因为诸如《时代》这样以文字为主的杂志，隐藏了更多可供思考的空间。而《生活》则缺乏这样的思考空间，更多的是提供直接的视觉刺激，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电视与网络的特性。所以，《生活》是文字杂志与电视和网络之间的过渡产品。它从一开始已经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尴尬境地。所以，尽管它在前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一旦电视普及时，《生活》便开始面临危机，因为更直接与连续的画面冲击了摄影图片的魅力。
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生活》在1972年停刊已经说明了它在电视时代的不合时宜。你当然口可以反驳道，像《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 ）这样的图片杂志不是依然生气勃勃地生存下来了吗？但事实是，《国家地理》是一本针对性极强的杂志，而《生活》则是一本更类似于新闻图片摄影的杂志。对于新闻画面的处理，人们当然更有理由选择ABC或者日后的CNN。
穆勒把1978年《生活》的复刊理解成“更多出于怀旧而非经营目的”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在此之后二十年间，尽管《生活》并未亏损，但始终缺乏清晰的定位。而且在这期间，电视与网络等电子媒体得到了空前发展，《生活》面对这样的挑战，显然已经缺乏生气。
穆勒所说的“出于怀旧”的复刊目的，无意中暴露了《生活》再次停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78年，作为传统媒体的时代集团似乎还有怀旧的心情，他们像鲁斯一样坚持“一本杂志就是一个生命”，对其经营的产品深具感情。而《生活》所采取的用照相机记录历史的方式，也决定了这本杂志的性质是怀旧的。正如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论摄影》中写道的：“照片能使人们在想象中拥有缥缈的过去……摄影是挽歌式的艺术，是衰老的艺术。”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二十年以来，《生活》杂志把生机勃勃目击世界的任务转交给了电视，自己则不自觉地陷入怀旧之中。
但是，怀旧却是这个网络时代所无法容忍的一种品质。互联网强调的是速度，是以忽略历史感为前提的，而如果缺乏了历史感，怀旧便不可能存在。进入AOL时代的时代华纳集团，似乎已经无法容忍一本这样的杂志，他们需要把金钱投入到能够更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
当然，在自以为是地分析了这么长之后，我可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像历史上不断涌现出的软弱的伤感主义者一样，我把一桩简单事件夸张成了一个历史性事件。可能《生活》的停刊仅仅是一件无须宣扬的商业事件，与我们的生活无关。而互联网也并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可怕的转变，旧媒体也并未消亡，《时代》不是也正要出另一个版本吗？我突然意识到，对整桩事件唯一应该感到痛苦的只应该是亨利·鲁斯三世，因为那是他父亲的杂志。但也不一定，亨利·鲁斯三世似乎还没有我表现得这么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