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2001年，我初入新闻界，胸怀模糊却强烈的进步主义式梦想。1830年代的英国，20世纪初的美国，还有中国的张季鸾时代，都是我心中的理想岁月。

一本杂志、一份报纸，不仅是一桩印刷业生意，更是重要的变革力量，它启迪民众心智，呈现社会不公，抨击垄断力量，塑造公共生活，改变历史进程。报纸记者、杂志主编，则是富有行动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敏锐地体察时代情绪，探寻真相，对变化做出智力与情感回应。

在我的头脑中，专栏作家李普曼更是一种英雄式的存在。不过25岁，他即参与创建了《新共和》，一份将政治思考、智识生活与文学趣味融为一体的新闻周刊。在接下来的六十年中，巴黎和会、罗斯福新政、马歇尔计划，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都是他评论的内容。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评论者，他用卓越的分析和冷静口吻，帮助几代美国人适应时代之震荡——它从孤立中跃升至全球舞台，又如何从镀金时代跌入越战的泥淖。

在短暂的时间里，这一厢情愿的梦想，似乎颇有道理。我赶上了中国新闻业黄金时代的尾巴。1990年代末与21世纪初的几年，加速的市场经济改革、加入WTO、新经济的兴起，都市生活与中产阶级的涌现，催生出新的、繁荣的新闻与知识的消费市场，也催生出一批新闻界的明星人物，刚刚毕业的我也成为其中之一。

这本书的主要篇章，皆写于2001至2003年之间。彼时，我正沉浸于啼声初试的喜悦中，在一份年轻的橙色报纸上，以主笔之名，对911后的世界、中国的转型，做出喋喋不休、经常不知所云的评论，也暗暗期许，在一个迅速跃升的中国扮演李普曼式的角色。

我在书中描绘了很多杰出的记者与编辑，并将他们高度浪漫化。不管他们揭露的是总统，报道的是摇滚乐，还是创办了一份商业期刊，我都认定他们能承载了时代精神，创造了风潮。这既来自于某种自觉，更蕴含着显著的身份期许——我从事的正是有着高度历史价值的职业，要比一个银行家、商人、技术专家更为重要。

十六年过去了，这情绪早已消散。不仅新闻理想主义特性迅速衰落，甚至报纸、杂志本身都要被抛进历史的垃圾桶。面对信息的迅速膨胀，记者与编辑都无所适从，他们不仅不再是知识精英与启蒙者，甚至沦为权力与公众共同嘲讽的对象。在物质与技术戏剧性扩张的时代，思想与批判的舞台没有随之而起，反而萎缩了。因为缺乏一系列制度保障，媒体轻易地沦为另一种平庸的商业机构。

我们这一代新闻人，不仅无法塑造时代与社会，还被裹挟于时代情绪中，疲于奔命，更普遍缺乏足够的才华与毅力建立自己的内在秩序。一些时刻，我强烈地感到一整代人的失败。

我没有重读这些断片，或许不无担心，此刻的自己会下意识地嘲讽昔日的自己。但那股天真的热忱，实在令人怀念。

2019年7月13日 于杭州 Dlew2fOt5d7N9crXSNoU7QweSu7bg5EZQFH23fC3FZo850QAObbfY84vJJne2X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