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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烦躁不安地坐在电脑前，急速地翻阅着桌上的书籍和刚刚从Internet上下载的资料。在我零乱的卧室里，堆放着一千本分类混乱的书和一台连接着虚拟世界的电脑。我正在为一家杂志撰写一篇描述资讯过剩给人的精神带来危害的文章，我渴望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出一两句惊世骇俗的语句作为文章的开头。然而我发现，我阅读得越多，就越陷入一种无法开始的状态。因为可选择的方式太多，我陷入了一种焦虑与疑惑——这个开头是否足够好？
这时候，我想起了谷腾堡与蒂姆·伯纳斯·李。前者在1455年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术，而后者则在1989年发明了万维网。在谷腾堡之前，文字的传播是手工抄写者完成的。也因此，书籍是个极罕见的东西。15世纪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因保有910册藏书而闻名欧洲。也就是说，时间上溯500年，我卧室里的藏书足以睥睨法国国王。
谷腾堡的发明使得书籍不再是教士与贵族的特权，知识变得亲近起来。《生活》杂志把印刷术列为上千年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印刷术使知识普及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现代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谷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后遗症也逐渐凸显出来。它在刺激了各种影响世界的新思想的同时，也刺激了信息垃圾的出现。因为知识的流通成为可能，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此基础上，现代新闻业产生了。人们通过报纸、杂志与书籍，来迅速了解世界每个角落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与新思想。这些新的东西紧接着刺激了人们对于世界的好奇，从而产生了更多的新知识与事件。我们在越来越着迷于这些新知识的同时，也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我们根本无法把握。于是，人类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来解答头脑中的疑问。而知识越多，疑问也越多。于是现代社会开始陷入焦虑之中。19世纪一位英国平民已经咒骂道：“那些家伙整天在《泰晤士报》上登些什么。”
比起今天的报纸，那位英国人的抱怨实在是不算什么。一份《北京青年报》加上一份《精品购物指南》的内容含量可能都相当于19世纪一个英国人一生的阅读量。20世纪发明的广播与电视，在给人类带来更多快乐的同时，也让人类陷入了更深的焦虑：CNN对我们诉说着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一部接一部的肥皂剧向我们讲述着别人的生活，世界每天印刷出几十万部新的书籍……我们已经陷入信息的轰炸之中，尽管这些信息几乎与我们无关，但是我们显然越来越丧失了辨别能力。
这时候，蒂姆·伯纳斯·李出场了。在谷腾堡之后五百年，这个美国人发明了万维网，在此基础上，Internet（互联网）出现了。性急的技术至上者已经到处宣称互联网是印刷术之后最伟大的发明。尽管这一点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互联网可能正将我们的焦虑之情推向一个登峰造极的境地。不管是印刷品还是广播与电视，它们的信息传播方向都是线性单向的。而互联网的信息传送方式则是互动与网状的，超文本的链接方式让信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所以才有如今每天增加200万个页面的现实。
更糟糕的是，这还是宣称信息就是价值的时代。不负责任的未来学家们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移的过程中，在信息社会最有价值的是信息。”这句话让我们唯恐与财富失之交臂，所以，我们更加饥渴地陷入对信息的捕捉之中。可是这么多信息，我们如何捕捉得了？过多的信息，破坏了我们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失去了判断能力的我们，只能继续陷入焦虑。最终，我们对信息产生了某种强迫症。大多数网民每天习惯性地去网上浏览几十条新闻，或在临睡前看几页畅销书以免缺乏谈资，我们靠咀嚼这些信息活着。
沉迷于资讯，让我们疏离了我们的本性。忧心忡忡的人文学者奉劝被现代传媒麻醉的人们静下心思考自己，或者阅读一些经典著作。因为对我们来说，真正有用的不是那些资讯，而是我们分析选择这些资讯的方式。就像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中所说的：“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信息，而是思维的艺术。”
这种建议在现实中是如此苍白无力。一个习惯于看网络新闻与《北京青年报》的人，是不会阅读《伊利亚特》的。况且，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勇气像梭罗一样抛弃现实，去到林中散步。我们更不可能像卢梭一样，宣称我们应该退回到原始状态。因为从18世纪起，这个世界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了。最关键的两点是：一、我们对于世界依然充满无限的好奇心；二、这个世界是复杂而非线性的。有了这两点存在，我们这世界的信息就依然会增加下去。我们对于信息的唯一躲避方式，只能是在恰好有时间的周末，跑到一个荒郊野外，然后坐在那里发一会儿愣，幻想一下康德在山村中散步的场景。然后在周一的时候，匆忙地流窜回来，一边从网上接收着订阅的各种电子杂志，一边向同事大肆宣扬原始生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