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市场经济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是人类进步最好的游戏规则！

市场的基本逻辑是：如果一个人想得到幸福，他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更通俗地讲，利己先利人。比如说，生产者要获得利润，就必须提供消费者满意的产品或服务，为消费者创造价值；企业家想要有雇员追随，成为他人的老板，就必须给雇员提供足够好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并对后者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工人要得到能维持家庭生计和改善生活的工作机会，就必须生产出客户愿意购买的产品。市场竞争，本质上是为他人创造价值的竞争。不能为他人创造价值的企业，必然在竞争中被淘汰。市场的这一逻辑把个人对财富和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由此，才有了西方世界过去200多年的崛起，也才有了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

市场不仅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而且还是一只隐形的眼睛。看不见的手指引人们做正确的事情，隐形的眼睛监督人们把事情做好，建立良好的声誉。正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和这只隐形的眼睛，使得远隔千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之间可以进行分工合作，相互提供服务，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推动人类的进步。

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隐形的眼睛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满足别人的利益成为追求自己幸福的前提，不能干损人利己的事情。

当然，现实中的市场总是不完美的，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场赖以运行的法律环境常常是不完善的，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市场也会受到各种各样反市场力量的干扰，特别是既得利益者和政府的干扰。由于这个原因，市场经常受到批评和质疑。人们习惯于把现实中遇到的麻烦归罪于市场的失灵。比如说，2008年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市场”就成为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政府救助成为最受欢迎的选择。

市场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普通人的创造，是芸芸众生自发行为的结果。但创造市场和在市场中生活的普通人常常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容易受到反市场言论的蛊惑。理解市场如何运行需要科学、理性思维，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这就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责任。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

当然，理解市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亚当·斯密以来，即使在经济学家内部，有关市场经济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市场经济的运行给出一个完美的理论构造，但追求数学上的完美使他们做出一些非常不现实的假设，反倒为市场的批评者提供了口实，甚至为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谈论“市场的失败”成为经济学家中一个时髦的话题。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这样一位因对信息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理解也很不到位，误把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缺陷当作市场本身的缺陷。这是令人遗憾的！

事实上，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特别是由于政府或者某种强权的不恰当干预，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使市场经济表现为病态的市场经济，这时候，人们往往以为这是市场本身的毛病。这就跟人一样，本来没病，但有人不断说他有病，非给他吃药不可，最后反而吃出病来了。这也是赵本山的小品《卖拐》告诉我们的道理。现在好多人都在“卖拐”，本来你的腿不坏，他一定说是坏的，说到最后，你自己都认为自己的腿不行了，只好买他的拐。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最初来自书本上的知识。1982年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第一次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产生了对市场经济的信念。1984年我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提出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实现价格自由化，另一篇讨论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那时起，我将市场经济归纳成这样一个公式：市场=价格+企业家。应该说，这是经我思考后的书本知识的演绎，我随后的研究都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国家体改委工作，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研究。后来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我试图从所有制与企业家关系的角度为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提供一个理论解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我将自己所学到的和所发展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改革问题的研究。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进行不断深化，我对市场经济的信念不断强化。国内外理论界和现实中人们提出的各种对市场的质疑和中国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是我研究问题的灵感之源。可以说，过去26年里我所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针对现实问题再提出自己的思考的，以帮助人们理解市场经济和中国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

本书收入了我的十几篇文章。其中《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视角》一文写于1993年，作为附录的《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写于1984年，其他文章都是过去五年里写作的。我将这些文章分为四编。

第一编“解读市场经济”，主要讨论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特别是市场如何通过企业、企业家、利润这些制度构造使得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成为一个陌生人之间合作的责任体制。我试图澄清一些普遍存在的对市场经济的误解，特别是对利润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做了厘清。我还讨论了国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

第二编“思考中国改革”，主要分析中国改革是如何进行的。这些文章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任何人有能力设计的，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不断调整和持续演进的过程，好多情况下是“歪打正着”，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善于利用自发的力量并将自发的力量变成自觉的政策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经验。我还证明，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到基于财产的权利的转变和企业家队伍的兴起，是理解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诸如腐败、收入分配差距这些问题，必须放在一个过程中看。

第三编“理解金融危机”，讨论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什么是正确的政策选择。我认为，金融危机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所致，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是让市场自发调节。政府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即使有一时的功效，也将带来长期的严重的负面后果。毋庸讳言，我对金融危机的解释基本上是基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商业周期理论，我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最具说服力的市场经济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同，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是一个无数经济个体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不断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做出有目的的行动决策的动态过程，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主要驱动力量，政府对市场过程的人为干预会扭曲价格信号，导致无效率，甚至危机。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唯一有效率的体制。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是经济学家的问题，不是市场本身的问题。

第四编“把脉未来发展”，讨论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体制改革的前景。我认为，中国从世界人口大国回归世界经济强国的关键是利用企业家精神开发国内市场的潜力。为此，中国必须继续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并在未来30年将重点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预测，中国始于1840年的历史性转轨或许能在2040年完成。到那时，中国将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

本书中的部分文章由我在北京大学向学生做演讲的演讲稿的基础上形成。岑科等人为文稿整理和初稿修改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深表感谢。有三篇文章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我要感谢汪洪波先生和牛智敬先生杰出的翻译工作。

本书的出版最初来自施宏俊先生的提议，整理工作也是在他的督促下完成的。李文青女士高质量和高效率的编辑工作对本书的成功出版功不可没。在此一并感谢。

如果这本书能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坚定对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信心，我将倍感欣慰。

张维迎
2010年4月5日清明节
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