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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

真是麻木不仁。好久以来,我虽然说不出这种生活有什么不好,但是总感到一种无名的迷惘和懊恼,觉得自己是战争中的精神牺牲品。我已经变了。上星期发生了两件事,充分说明我的变化之大。第一件事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事情。我在乱翻歌德的《诗与生活》时,偶然看到这样的话:“憎世有肉体上和心灵上的双重原因……”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继续往下读,“人生的一切欢乐都基于外界现象有规律的变化。昼夜的交替,四季的循环,开花结果,诸如此类循环往复的欢乐,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尽情享受它们,这就是我们尘世生活的重要源泉。我们越能充分享用它们,生活就越快乐;可是如果对这些千变万化的现象无动于衷,无意笑纳,对一切美好的召唤漠然置之,那就会恶念横生、弊病流行——我们把人生看成可憎的负担。据说有个英国人就因为厌倦于每天穿衣脱衣而自缢了。”我带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再往下读。下一页的标题是“厌世”。的确,厌世是万恶之源。接着就是这样的说法:“引起这种厌倦的原因莫过于激情的反复出现。”看到这里,我大失所望,把书收起来了。

尽管如此,我却不禁这样设想:如果在一年以前,这些话会使我产生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感想。我的变化太大了!如果是过去,我虽然会感到这些话是真实的,但并不会以为值得特别留意;我会感到那个英国人有趣,但绝不会因为他摒弃爱情而感慨系之。而今,我却立即把他同《一报还一报》 中的凶手巴纳丁联系在一起了。巴纳丁对生死同等轻蔑,因此他不愿走出牢房去接受死刑。对这两个人如此倾心,证明我确乎变了。

现在讲第二件事。

我的岳父阿姆斯塔老人得了重感冒,病倒了。艾娃嫌她妈笨手笨脚,叫我到那儿去帮忙。

岳父一家住在西北区,乘高架铁要走一个小时,真够呛。我发现满屋子乱糟糟的。阿姆斯塔太太又要铺床,又要做饭,又要照料丈夫,同时还要忙着接电话。电话连五分钟的空闲都没有。她不厌其烦地向每个打来电话的朋友唠唠叨叨地诉苦。我讨厌我这个丈母娘。她是个身材矮小、白肤金发而又孩子气十足的女人。她的自然肤色若要看得见,是很健康的;她的眼睛很大,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神气,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只能使人更感到她的愚蠢。她脸上粉搽得很厚,嘴唇上口红的式样很时髦。现在世界上一切故弄风情的女人,不分老少,莫不如此。她还不到五十岁,满脸的皱纹却已很深,她为此十分发愁,所以对新出品的润肤膏和洗面液之类非常留心。

我进去时,她正忙着跟什么人打电话,我便上岳父的房间去。只见岳父蜷起腿,耸起肩膀躺着,这样一来,就好像没有脖子,头直接长在胸上。通过睡衣的开口,可以看见他灰色汗毛覆盖下又白又胖的肌肉。他穿着口袋上有纹饰的高扣宽袍服,看上去很陌生,还有点儿可笑。那是阿姆斯塔太太的杰作。太太替他采购服装,在他卧床期间,便把他打扮得像个中国清朝官员或俄国罗曼诺夫亲王。他的一双骨节粗大的手,交叉着放在缎被面上,他苦笑着跟我打招呼,似乎觉得闹病会被人认为是没有骨气的表现;同时,又竭力做出这样的姿态:他完全有资格养几天病。他装出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情,用自相矛盾而满不在乎的口气告诉我,他的生意有可靠的人经营。

电话又响了。我那丈母娘不知又在跟哪个亲友诉苦:丈夫昨天病倒啦,已经请过医生啦,医生说今年冬天感冒很流行啊,真累人啊,把人累死啦,又要料理家务,又要招呼老头子。她总不能把病人撂下不管吧?没有女佣,简直什么也干不成啊……她的话就像玻璃球似的扑面而来。岳父并不理会她,有时甚至好像故意装作没有听见。可是,哪能没有听见呢?她那尖声怪气的嗓音真能把人吵死。问题是我倒想知道岳父对此真的是置若罔闻呢,还是打心眼里讨厌她?我做女婿已经五年了,还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对老婆的褒贬;仅有那么一两次,他只是说:“凯蒂还是个孩子,她还没有长大呢!”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便说:“咋搞的,您也太耐心了,阿姆斯塔先生。”

“耐心,什么耐心?”他说。

“要是叫我和她在一起,”我冒失地说,“那可真烦死了!”

“你说些什么?”老头困惑而生气地问。我想,大概在他看来,别人当面提及此事,是有失尊严的吧,但我却不由自主;况且在这种情况下,顺便问一声,似乎也算不得什么冒昧。这时,我突然寻思,既然想搞清楚,就得来个开门见山,没有别的办法。“你到底说些什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又说。

“唉,听听她是怎样说话的吧。”

“噢,”他说,“你是说电话?”

“对了,电话。”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我倒没有怎么留意。不过,女人都是话匣子,凯蒂只不过说得比别人多一点罢了,可是,你得体谅着她点,她……”

“还没有长大呢!”我接着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这样说,不过既然这是他的原话,估计他不会反对。果然,他只是抿着嘴点了点头。“不错,人和人总归是不太一样的。各人有各人的一套。”他带着余愠生硬地说。有时候,我对他也是比较迁就的。我的举止总会有不得体的地方,他就这样拐弯抹角地把我教训一顿,他已经恼羞成怒,一下子是消不下去的。在那黄铜枝形吊灯映射出的茶色的奇异亮光下,仍然可以看见他面红耳赤的脸孔。他是在有意掩饰别人无权过问的内心隐秘,还是真相信自己的话呢?看来后者可能性更大些。伴随着婚姻而来的,就是这样啰啰唆唆,单调乏味,以及诸如此类不言而喻的生活。还有另一种值得考虑的可能性,即:他并不是安于现状,也不是像他那样假装泰然处之,而是——很可能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不但听见了,而且引以为乐。或许他本来就喜欢自己的老婆邋里邋遢,唠唠叨叨,糊里糊涂,忸忸怩怩。所以,他反而从忍耐中得到某种乐趣。此刻,我和他目光相遇,我见他脸上的表情活像一只狗的神态,更加迷惑不解,便不再胡思乱想了。

医生留下一张药方。老头子叫我到药店去买药。我刚要出门,又听见丈母娘阿姆斯塔太太说:“……我的艾娃的女婿约瑟夫到这里来帮忙。他现在不工作,正等着参军呢,所以整天没事干。”我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心里十分生气。可是,她正在把那肾脏形的黑色话筒贴在脸上,满不在乎地朝着我笑,也许她是无意说说,就不该责备她;也许她的脑瓜子就像筹码或白牌一样,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也许半是狡诈,半是无知;要么是出于她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一种恶意。

外面寒风刺骨,太阳在一堆堆乱云中低垂着,阴沉沉的,映红了砖墙和窗户。街道上前一天下的雨已被吹干,呈现出一派冬天的景象。路上到处是小雪楞,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只有在和我相隔一条街的远处,有一个穿着褪了色的长军大衣的人,不知是出外干什么的。到了药店,我便坐在用硬皱纹纸搭的亭子下呷着咖啡等候。过了一会儿,才拿到用绿色圣诞节纸包着的药片。

返回的路上,一家理发店的陈列品把我吸引住了:“花哨工艺品,厨房残渣碎料制成,皮尔斯路三五三八号科瓦尔斯基太太造。”那里摆着镶嵌图案画,雪茄烟头做的镶着火柴杆的叶垫,罐头盒和虫胶处理的柚子皮做的烟灰缸,一条用玻璃纸编成的腰带,一把嵌着玻璃碴的裁纸刀,两幅手画的宗教画。玻璃筒里的三色柱在滴溜溜飞转,头油商标“福虎”在灌木丛似的瓶子中间窥视。理发师在看一本杂志。我拿着药包转身往前走,穿过灰溜溜的柱子,推开笨重的门,当啷一声碰在邮件箱上,然后走进阴森森像洞穴似的门厅。

我一上楼,就尽力服侍岳父大人。我叫我那丈母娘阿姆斯塔太太倒来一罐橘子汁。我给他灌罢药,又用酒精擦身。在按摩时,他高兴得咕哝起来,说我看起来不咋的,实际上却挺壮实。此刻,我们俩处得虽然还算挺对劲儿,但我并不想和他谈论什么。不吭声吧,自觉有点不合适;可是一开口,过会儿势必又得设法为自己当前没事干的处境开脱。好在阿姆斯塔并未提及此事。我得说,我父亲在这方面倒不怎么体谅人,倒可能会问问我。可是阿姆斯塔却闭口不提。

我撸下袖子准备出去,阿姆斯塔太太这才提醒我,她在厨房里替我倒好了一杯橘子汁。这虽然不算午饭,但有它总比什么都没有好。当我去拿橘子汁的时候,却看见在厨房的洗涤槽上有只开剖了一半的小鸡,那小鸡的黄爪子已经僵硬了,头耷拉下来,好像在检点自己的内脏。滴水板被弄得湿淋淋、乱糟糟的;搪瓷器皿上溅得到处是血。一杯橘子汁就放在那小鸡旁边,一看里面漂着一根褐色的鸡毛。我只好把橘子汁倒入排水管。我戴上帽子,围好围巾缓步走向起居室,我的大衣就放在那里。此刻阿姆斯塔夫妇正在寝室谈话,我呆呆地望着窗外。

这时,太阳已被遮住了,雪也下起来了。雪花散落在砾石路黑色的缝隙里;在倾斜的屋顶上也出现了一楞一楞的积雪。从三楼的高处我放目远望,附近,有许多烟囱,冒出比灰色的天空更淡的灰烟,正前方是一排排贫民窟,仓库、广告牌、阴沟、霓虹灯暗淡的闪光、停放的汽车、奔驰的汽车,偶尔还有一两棵枯树的轮廓。我看着看着,不由得慢慢地把前额贴在窗户的玻璃上。观察着这眼前的一切,一个永恒的疑问又纠缠在我的脑海里,使人无法解脱:在过去,在别处,哪里还有一点点为人说好话的东西?可以肯定,这些广告、街道、铁道、房屋,看起来杂乱无章,但却跟人的内心生活有着联系。然而这里还有疑点,我还是很纳闷:人类的生活就是围绕着这些东西组织起来的,而这些东西,譬如房屋吧,也是人通过高超的手段创造出的东西,是人生的模拟。对于这一点,我难以使自己承认。物与人之间,甚至人与他的行为之间,肯定有实质性的区别,肯定有我还未曾弄清楚的区别。否则,生活在这里的人,岂不仅仅成了这些事物的反映了吗?但我并不责怪他们。每天读报的时候,不也是在搜肠刮肚似的从人们的经济、政治生活中,从人们的酒馆、影院以及斗殴、离婚和凶杀之中寻求着他们具有共同人性的证据吗?

这样做正投我所好。因为我和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他们是我的同时代人、我的世界、我的社会,我们就像同一情节中的角色,永远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也明白,正是他们的存在才使我有可能存在。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如果这个世纪恰像车轮一样转下去,那么,我,也将随之转到车轮底下,化为虚无。于是,我的肉体,我的生命,便留在通向未来的起点上。也许未来的时代是一个罪恶的时代,也许这么估计是错误的。我呼吸时,雾气在窗玻璃上时起时消。也许这样估计是错误的。然而,当我想到那罪恶的时代又将有芸芸众生湮没于尘世时,我不寒而栗了……我们无法知道未来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但在各种主要方面,人类的精神是一成不变的;同时可以肯定,善良将不会留下多少痕迹。这样判断整个时代,也许终将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况且,上一世纪的巨人们有自己的利物浦和伦敦,有自己的里尔和汉堡进行竞争,就像我们有自己的芝加哥和底特律一样。也许,我这是钻牛角,连我泪水迷蒙的双眼前的颓垣破壁都被引入歧途,染上了我每天必读的要命的报纸的颜色……啊,我们所追求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不是我们所得到的世界。

我前边所说的那种“永恒的疑问”,几个月来,其实也根本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些东西本来是我在去年冬天思考的问题。现在,它们只不过使我在纷乱的思绪中认清自己过去是怎样一个人。的确,长期以来,我的脑子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人性”“使自己承认”一类的概念。可是,突然间,我看到自己怎样背离了如此熟悉这类概念的故我。 enwBChgVWZBIlHY1toV4JC+oz2PNbWnMBBU0y+P9d2n6C7pfnpadn08Zm6n1s1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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