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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注意到，外界越活跃，我的行动便越迟钝。外界的喧嚣与狂乱和我的孤独以正比例增长。今天早晨，台德的妻子从华盛顿写信给我，说台德已飞往北非。有生以来，我从未感到如此的倦怠。我甚至忍着烟瘾也懒得到商店去买烟草。我只愿待着。就因为台德此刻正在阿尔及尔或者奥兰
着陆，或者在卡斯巴
初次散步——去年我们还一起去看过电影《裴普·勒·莫科》
呢。我衷心为他的壮游庆幸，但我并不羡慕他。他飞往非洲，我们的朋友斯梯尔曼正在巴西旅行，而我却像在椅子上生了根。我总是想着这件事，而且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肉体上的感受，我甚至都懒得站起来。也许我能够站起来，在室内踱踱步，甚至到商店去逛逛，但费这点劲会使我处境难堪。如果我不予理会，这种感觉则会消失。我容易产生幻觉。数九寒天，隔离在一堵阳光普照的墙内，尽管周围冰天雪地，我却能说服自己：现在是七月，不是二月。同样我把夏天颠倒过来。在烈日炎炎的酷暑我直打哆嗦。如此这般，我把一天的时间也颠来倒去。我想这只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恶作剧而已。也许它会走向极端，损害现实感。玛丽来整理床铺，我就挣扎着起来，扣好衣服，去逛商店，方才的感觉也就随之消失。
一般来讲，我迫不及待地想找个理由离开房间。一进屋子我就挖空心思搜寻理由。但当真出去，却不肯走远。我的平均活动范围仅限于三个街区。我总怕碰上熟人，因为他们一见我就会表示惊讶，同时还要问长问短。我避免进城，在非去不可时，只好小心翼翼，绕开某几条街道。早在学生时代，我就有这种感觉，觉得大白天在外闲逛，总有点不太合适。
可是，在寻找理由方面，我却不大高明。我每天出门，难得超过四次。吃饭得出去三次。第四次出门嘛，就得编造一件差事，或者是心血来潮，毫无目的。我很少走长路。由于缺乏锻炼，体重日益增加。艾娃对此不满。我就说，一参军体重自会减轻。一年到了这个季节，街上真够呛，我又没有套鞋。我偶尔出次远门，去洗衣店，或上理发馆，或到伍尔华斯商店去买信封，或者再远一点，应艾娃的要求去付账，或者瞒着她去看吉蒂·多姆勒，再就是对我的亲属做义务性的拜访。
我已经养成一种习惯，轮流到各家饭馆去就餐。我不想在一个地方混得太熟，也不想同广告员、女堂倌、收款员一类人打得火热，更不想为讨好他们而编造谎言。
我八点半吃早饭。随后回到家里，坐在靠近窗口的摇椅里看报。我墨守成规，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先看连环漫画（因为从孩提时代，我就一直是这样。哪怕是最新奇的、极其乏味的东西，也要硬着头皮看下去），然后看重要新闻和专栏作家的文章，最后读小道消息、家庭琐事、烹调术、讣告、社交新闻、广告、儿童谜语，总之每样都看，不忍释手。我甚至把连环漫画重看一遍，看有没有漏掉的。
我经过睡眠的更新（当真是这样时），重新进入醒着的生活。身体上，从赤身裸体到穿上衣服；心灵上，从相对纯洁到污秽不堪。我打开窗户，考察天气；翻开报纸，认识世界。
此刻，我已经完全清醒了，我又和现实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时近中午，该吃午饭啦。一到十一点，我就坐立不安，心想：肚子又饿了。这时，邻居的关门声、水龙头的嘀嗒声、暖气管蒸气的咝咝声、楼上缝纫机的轧轧声，已经响成一气，打破了满屋的沉寂。未经整理的床、四面的墙，斑驳陆离。随之，女佣又敲敲门走了进来。她嘴里叼着烟卷。我想，恐怕她只有当着我的面敢抽烟。看样子她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走进饭馆，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点也不饿。可是现在又不好变卦，只好吃吧。这回上楼更有点费劲。走进房间，已经是气喘吁吁，便打开收音机，抽起烟来。我听了半个钟头的交响乐，在广播员开始为某人的赊销服装做广告前要是有什么没听清，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到了一点钟，这一天发生了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安。我一心想读书，可是看着书本上的词句却不解其意。我加倍地聚精会神，但思绪还是漫无边际，恍恍惚惚，大大小小的问题都理不出个头绪来。我猛然把收音机关掉，头脑马上像无人的街道空空如也。我站起来重新打开收音机。三点钟，对我来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三点钟，只是暮色悄悄拢来；三点钟，只有邮差最后一次轻轻走过，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在我的邮箱里。报，已经看过了；书，也已经翻过了。我又在胡思乱想了……
5乘5先生，
他有5尺高，
他有5尺宽……
此刻，我就像个家庭妇女一样，听着收音机。
房东太太的女儿提醒过我们，不要把收音机弄得太响。她母亲卧床不起已经三个多月，看来将不久于人世了。她双目失明，头发也快脱光，肯定快九十岁了。我上楼梯时，偶尔透过窗帘看见过她。九月以来，女儿一直在料理房产的事，她和丈夫布里格斯上尉住在三楼。上尉在军需处任职，年纪在五十岁左右（比他妻子大得多）。他壮实、整洁，头发花白，沉默寡言。我们常常看见他走到篱墙外抽完最后一支烟才回家睡觉。
四点半，我听见隔壁的万纳克先生在咳嗽、咆哮。不知什么原因，艾娃管他叫“狼人”。他是个古里古怪、惹人讨厌的家伙。我断定，他这样咳嗽，一半是因为饮酒过多，一半是因为情绪烦躁，而这也算一种社交活动。艾娃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相信他这样咳嗽为的是引起别人的注意。我在公寓里住了很久，对这种类型的人是有所观察的。几年前，在道契斯特路，住着一个老头。他日夜不关门，不管是坐着还是躺下，总是面对着走廊，注视着每一个人。席勒街上还有一个人，你时时会听见他的脸盆里响着哗哗的流水声。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我们相识。万纳克先生不仅仅是咳嗽，他上厕所时，总是不关门。他咚咚地穿过走廊，过会儿你就会听见哗啦啦的水声。后来艾娃向布里格斯太太抱怨此事。布里格斯太太就在墙上贴出通告：“使用厕所请随手关门，来往过道须穿上睡衣。”尽管如此，仍无效果。
通过布里格斯太太，我听到不少有关万纳克先生的趣闻。在房东太太卧床之前，万纳克一个劲地怂恿她陪他一起去看电影。“妈妈什么也看不见，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他原先还有只穿着睡裤跑到楼下去接电话的习惯——这就是警告他要穿睡衣的原因。但是，直到上尉出面干涉，才制止了他那种行为。玛丽在空房间里发现抽了一半的雪茄烟扔得满地都是。她疑心万纳克先生在公寓里到处窥探。他绝对不是正人君子。玛丽经常打扫他的房间，对情况是熟悉的。她律己待人都挺严谨，一提起万纳克总是嗤之以鼻。她断言吉弗老太太曾经吓唬说要轰他出去呢！
万纳克精力旺盛。他不戴帽子，穿着黑色鼹鼠皮外套，在街道上，在积雪的树丛中匆匆行走。他“砰”的一声推开大门，在第一级楼梯上蹭掉靴子上的雪，接着发狂似的咳嗽着跑上楼去。
六点钟，我在法伦餐厅迎上艾娃，一起吃饭。我们经常在那里就餐。有时候我们去“功勋”饭店，有时去五十三号大街一家自助食堂。我们晚间的娱乐时间一般不长，在午夜之前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