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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选择做医生呢？我觉得整件事就好像在10月初的某天收到一封邮件，里面的信息让你当时就决定圣诞节工作聚会时想吃些什么。你大有可能会选择吃鸡肉，毕竟鸡肉是最保险的，而且谁都知道，就算圣诞节前会发生什么麻烦事，到最后一切都会化险为夷。但假如恰好在圣诞节前一天，你看到有人在脸书上分享了一段恐怖的养鸡场视频，不小心见证了惨绝人寰的断喙过程，你该怎么办？或者在11月时，莫里西
魂归西天，出于尊重，你会和自己曾经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彻底决裂吗？或者你突然对火鸡肉过敏了，吃一口就会丢掉小命，你还会吃吗？不管怎样吧，没人知道自己在吃过60顿晚饭之后的第61个晚上，到底想吃点儿什么。
每位医生都是在16岁那年做出职业选择的：要记得，足足两年之后，他们才会正式获得把自己小丁丁的照片发给朋友看的法律权利。从坐下来、做出自己第一选择的那一刻起，你就走上了一条唯有退休或者死亡才能终结的道路。和圣诞工作聚会不同，采购部的珍妮特不会用她的哈罗米肉串换你的鸡肉吃——你选了，那你就得忍耐到底。
16岁时，你选择医生这一职业的理由无非是“我妈/我爸是医生”“我挺喜欢看《外科风云》”或者“我想治愈癌症”。理由一和理由二显得非常滑稽，理由三除了有些过于热切，看起来还算合理，虽然这本该是科研人员——而不是医生的职责。话说回来，让任何人为那个年龄的话负责都显得有些不公平，就好像你5岁时画了一幅名为“我要做一名宇航员”的画，然后就要求你为此负法律责任一样。
就我本人而言，记忆中我从没有积极主动地做出过医生这个职业选择，怎么说呢，这个职业好像就是我人生的默认选项——比如手机默认的马林巴琴铃声，电脑自动选择的山峰照片桌面背景。我在一个犹太家庭里长大（虽然你只能从饮食习惯上辨识我们这家人的身份）；就读的是那种像香肠工厂一样批量生产医生、律师和内阁成员的学校；还有，没错，我老爸就是个医生。当医生，嗨，显而易见，不必言说。
通常来说，每年入学时报考医学院的人数都会比其他学校多十倍，因此所有候选人必须接受面试，只有那些在盘问中表现出色的人才能赢取一席之地。想必报考者成绩都是A，因此学校在面试环节更看重非学术能力。这一点当然也很有道理：一名医生必须是个精神健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堆积成山的压力下做出决策，才能忍受将坏消息通报给已然愤怒无比的亲属，或者能将死亡视为家常便饭。他们得具备那种无法通过记忆或者评分系统来考核的能力，一名伟大的医生得有颗肥大的心脏和扩张的主动脉，这样才能不断把涌溢的同情心和善意泵出给这个世界。
上面所说的大概如你所想吧。事实上，医学院完全不在意我提到的任何一点，他们甚至都不会检查一下你是否晕血。取而代之，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鼓励课外活动上。对医学院来说，一名完美的学生必须至少是两个体育队的队长，是国家游泳冠军，是青年交响乐团的领衔乐手，或者是校报的编辑。说实话，上学就像是在参加“特工佳丽”的比赛，只不过获奖者不需要被授予缎带而已。在维基百科上随便输入一位知名医生的名字，你都会读到这样的介绍：“他在青年队里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杰出橄榄球运动员的能力。他是优异的长跑选手，在校最后一年还当上了运动队的副队长。”请注意，上面这段话就是我从那位哈罗德·希普曼医生的页面上摘录下来的，或许这整套教育和评价体系都要重新接受审视。
伦敦帝国学院大概是对我的八级钢琴和萨克斯管证书很满意——而且我还在校刊上发表过几篇狗屁不通的戏剧评论，他们认为我已经有资格在病房展开职业人生了。就这样，1998年，我收拾好了行囊，踏上了从杜尔维治到南肯辛顿长达6英里的颠沛流离之路。
你大概能够想象，学习人体各个部分的解剖、生理机能以及其可能出错的机制该是多么庞大的工程。但在潜意识里，我脑海中一直回响着一个声音：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医生。这件事儿太重大了，别人对你的称呼也会因此而改变，就好像超级英雄或者国际逃犯。正是这样的念想鼓舞着我熬过了医学院的6年漫漫时光。
就这样，我终于成了一名初级医生
。我感觉自己就像去参加《大师头脑》节目，可是在擅长领域里只写了笼统的“人体”。所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都会大叫着说：你这个领域太宽泛了，应该选类似“动脉硬化”或者“拇囊炎”那种词。但他们都错了，这可由不得我来决定。
终于，我可以带着满腹经纶走入病房，将理论演化为实际了。我感到自己心里的发条从未这样紧绷过。也恰恰因此，当我发现自己花费四分之一的人生在医学院中学的东西还远不足以应对实习医生
日常生活中的悲喜剧时，我简直要崩溃了。
白天的工作还是可以应付的，虽然有时它让人心智麻痹，同时感到时光飞逝。每天早晨你都要准时出现在“巡房”的队伍中，此时一个医生组成的大部队要在病床间悠闲地散步。你像只被施了迷魂咒的小鸭子一样跟在队尾，脑袋职业性地倒向一边，脸上摆出关切的神情，记下领导发出的每一条指示：预约核磁共振，找风湿科会诊，安排心电图。接下来，你要花一整个工作日（经常还要算上四小时免费加班）完成几十甚至上百项任务，像疯了一样填表格、打电话。一句话概括，你就是个工作起来可歌可泣的私人助理。可我在学校那么努力就是为了这个吗？算了，不多想了。
夜班时间则正相反，任何经历过的人都会觉得与之相比地狱简直就像迪士尼乐园一样可爱。那是一场丝毫不让你松懈的马拉松式噩梦，白天你还想着自己接受的教育算是大材小用了，到晚上就会后悔自己居然萌生过如此想法。晚上，他们会给实习医生一台传呼机——它还被亲切地称呼为小哔哔，然后就把照顾医院里所有病人的责任扔给了你。他妈的所有病人！值夜班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在楼下急诊室接治新病人，你则在楼上病房里孤军奋战，就像在独自划动一艘巨轮，船还着火了，而且没人真的教过你该怎么划船。没错，你知道该如何检查病人的心血管系统，知道冠状动脉的生理机能，但即便你能满分识别出心脏病发的全部征兆和症状，也不意味着在第一次面对时不会手足无措。
一间病房到另一间病房，一名护士到另一名护士，一次紧急情况到另一次紧急情况，小哔哔不停，险情不断，整夜如此。此时，职称高你少许的同事们正在急诊室里治疗具体病症，比如肺炎或者断腿什么的。而你的病人们处于同样的危急情况之中，但记住了，他们是住院病人，这意味着他们身上已经有某处出了严重问题。治疗他们有点儿像在汉堡店购买“自己动手做汉堡”套餐：他们是症状叠着症状，疾病套着疾病。你面对的是一位新患上肺炎的肾衰竭患者，或者刚刚从床上滚下来摔断腿的癫痫病人。你就是个只有一人且训练无素的移动急诊室，浑身沾满体液（而且是那种你压根儿不敢拿来开玩笑的体液），挨个照料着漫长无尽头而又火急火燎的病人们——别忘了，就在12个小时前，还有整整一队医生在负责这项工作。有那么一瞬间，你会突然开始怀念那些耗费16个小时的行政工作了。（又或者，假如我斗胆妄想，我多么想从事一份折中的工作，既没有远超于我的能力，又不至于让自己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老话说：要么游泳，要么沉底。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游泳，否则就有一大堆病人和你一起沉下去。说实话，我内心还是感到十分振奋的。没错，这是件苦差事；没错，工作时长简直毫无人性；没错，我见证的一切简直辣眼睛，但至少，现在我是名医生了。
第一天。H
给我准备了一份爱心午餐。我还有了一副属于自己的新听诊器
、一件新衬衫以及一个全新的网络邮箱地址——atom.kay@nhs.net。试想一下，今天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有人因为我是这家医院里最无能的人而责备我。即便有人这么做，我也可以把事情赖在阿汤
头上。
我享受着生命新篇章所具有的无限潜能，但在下班后的小酌时刻，朋友阿曼达的故事明显盖过了我的风头。阿曼达姓桑德斯-韦斯特，结果他们把中间的连字符也算进去了，她现在是amanda.saunders hyphen vest@nhs.net。
病人OM是位来自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地区的70岁退休采暖工程师。但今晚，圣人啊，他化身为一位来自德国的疯教授，讲着完全无法让人明白的德国腔英语。其实不只是今晚，今天早上、下午以及自他入院以来的每一天都如此；这都拜他的痴呆所赐，哦，还有让他痴呆不断加剧的泌尿系统感染
。
OM教授最喜欢每天早上跟着大部队一起巡房，他反穿着病号服，看起来就像和我们一样披了件白大褂（病号服底下穿不穿内裤就完全看心情了，有时他会犒赏我们一根德国小腊肠）。只要有医生张口说话，他就要时不时插一句：“没错！”“贼对了！”或者“天才之见！”
假如有主治或主任医生一同巡房，我会把他护送回病床边，然后嘱咐护士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看死他。假如只有我一个人，我就会让他多陪我待会儿，心里想的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倒不如让一位振奋人心的德国老朽陪在身边，至少他会时不时地替我加油，大喊一句：“贼拉聪明！”
今天，很不幸，他在我旁边的地板上拉了一泡屎，我只好要求他临时卸任了。
假如说医生缺乏业余生活，那些在生活中遗失的都可以从病人的故事中补偿回来。今天中午在“大混乱”
里吃午饭时，我们互相讲着病人所说的那些匪夷所思的“症状”。在过去几周里，我们听说过痒痒的牙，突然提升的听力，或者一尿尿就疼的胳膊。每个故事都收获了一阵荡漾的礼貌笑声，就像村里的达官贵人在学校毕业典礼上讲话那样。我们在桌子旁走来走去，分享着彼此的宿舍午夜拍案惊奇故事，直至轮到了谢默思。他说，今早他在急诊室里遇到位病人，那人居然觉得自己只有一边的脸在流汗。
他坐回沙发深处，等着全屋爆发出笑声，然而只收获了一片沉默。半晌后所有人都叽叽喳喳议论起来：“这就是传说中的霍纳综合征吧？”显然，谢默思从没听说过这个词，更不知道这种症状很有可能意味着肺部肿瘤。他不安地挠着沙发背，直到沙发发出一声尖厉的摩擦声，然后他突然弹起，冲去打电话让病人回来复查。我趁机把他的特趣巧克力吃了。
我留意到所有住院病人的脉搏记录表上填的都是每分钟跳60下，便暗中观察了保健助理的测量技法。只见他感受着病人的脉搏，看着表，然后一丝不苟地数着每分钟秒针走多少下。
我得为自己正名，当巡房时一位病人大口大口往我衬衫上吐血的时候，我并没有惊慌失措。然而不得不承认，除此之外我也确实没干什么正经事。我让一旁的护士赶快去喊雨果——他是主治医生，正在隔壁巡房——与此同时，我镇定地给病人插上静脉插管
，想着是不是要输点儿液。好在雨果在我有所举动前赶到了，否则我真的是黔驴技穷。该怎么办呢？难道检查一下病人的止水阀？把大捆手纸从他喉咙里塞进去？还是干脆往血汤子里扔点儿罗勒，号称自己是在烹饪西班牙凉菜汤？
雨果诊断出这是食道静脉曲张
，而我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因为此刻病人看起来就和霍莫·辛普森一个颜色——不知道你看没看过《辛普森一家》的前几季，那时候人物颜色对比还很强烈，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石窟壁画。而此时雨果已经试着在用三腔管
止血了。随着这根可怕的管子不断深入喉咙，病人激动地扭来扭去，抵抗着，血也喷射得到处都是：我身上，雨果身上，墙上，窗帘上，还有天花板上，就像在看一期非常先锋的《交换空间》节目。病人发出的声音是最恐怖的，随着每次呼吸，你都能听到这个可怜的人不断把血吸入肺中，愈发窒息。
等到管子完全插入进去，他也停止了吐血。吐血总是会停的，这一次却出于最悲哀的原因——雨果宣布病人已经死亡，并在本子上做了记录，然后要求护士去通知家属。我剥掉自己被血浸透的衣服，在当班剩下的时间里，我们表现得像两个智障。就是这样，我第一次见证了死亡，就跟我能想象到的一样恐怖。死亡没有丝毫浪漫或美丽的色彩，它所发出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雨果拉我出去抽了支烟——经历了这一切，我俩都迫不及待地想要抽上一支，虽然在这之前我压根儿不会抽烟。
凌晨3点时被小哔哔吵醒，此时我连续当了三轮班，刚闭眼休息了不到半个小时。叫醒我的是位病人，他睡不着觉，让我去开安眠药，病人的睡眠很显然比我的重要得多。我的医治能力简直超乎自己的想象：刚到病房，我就发现那个病人已经呼呼入睡了。
一位住院病人的血液测试显示有原因不明的大量凝块，这一次雨果终于爆发了。她一直私自服用从某个健康食品商店买的抗焦虑胶囊。雨果毫不客气地对她（而我也同时躺枪）指出，这种药会和华法林代谢发生反应，只要停止服用，她的血液凝块就会消失。她显得很震惊。“我以为就是种草药呢——草药怎么可能会害人呢？”
一听到“就是种草药”这句话，屋里的气温立刻降了几摄氏度，雨果叹了口气，甚至能从中听出深深的厌倦。显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心理战了。
“杏核含有氰化物，”他冷漠地回答道，“食用死帽蕈的致死率高达50%。自然的并不意味着安全。我家后院里就有种植物，你只要在它们底下待上十分钟准保没命。”任务完成，她直接把胶囊扔进了垃圾桶。
后来在进行结肠镜检查的时候，我问起那是什么植物。
“睡莲。”
我们医院的全体初级医生都被要求签一份反对《欧洲工时指令》
的文件，因为它和我们的合同内容不太相符。这周我和H见面的时间不超过两小时，却足足工作了97小时。“不太相符”好像不足以形容我们面临的状况。要我说，我的合同简直是要把指令从深夜的被窝里拉出来，然后不顾它的尖叫和反抗就把它往水池子里按。
亲爱的毒贩子：
过去这几个夜晚，我们持续接收了几位年轻男士和女士——所有人都像脱了水的白薯干，因为低血压而导致身体崩溃，同时电解质水平高出天际
。他们几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最近都吸食了可卡因。虽然有引发心脏病和隔膜收缩的风险，但可卡因不会对人体产生如此伤害。所以我很自信地说——假如说对了，我要求被授予诺贝尔奖，或者至少是英国骄傲奖章——你肯定在货里加了你奶奶她老人家的呋塞米
，试图以次充好。
这么做不仅浪费了我的夜晚时光和医院的病床，而且你总是让自己的客人住医院，感觉也不是正确的待客之道。恳切建议你像其他人一样使用“粉笔”
。
你忠诚的，
亚当·凯医生
今晚我救了条人命。小哔哔把我召唤回病房，去查看一名68岁的住院病人，当时他已经一脚踏入鬼门关了——怎么说呢，他就像是已经按响了死神的门铃，并且通过毛玻璃往门厅探头探脑了。当时他的血氧饱和度
已经低至73%。事后回想，假如不是医院的自动售货机坏了，假如我按原计划买到了那条士力架，一切可能就来不及了。
当时我甚至没有时间先在脑袋里过一遍整个营救计划的大概要点，立刻就像启动了自动驾驶模式一样，展开了一步接一步的行动——在此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能力。吸氧，静脉注射，血液测试，动脉血气分析，上利尿剂，上导尿管……病人几乎立刻有所好转，就像绑着蹦极绳的人被从距离地面只有几毫米的地方猛拉了上来。对不住了死神，今天晚上你的晚宴看来得缺席一个人。当雨果赶到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简直是超人。
想到这是我做医生5个月来救的第一条命，那感觉怪怪的。外行人可能觉得，我们每天在病房间冲来冲去，似乎把英雄式的举动当作家常便饭——其实一开始我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然而事实是，虽然每天会有几十甚至上百名病人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但救治行为通常是以一种低调的团队方式进行的。换句话说，并非某名医生的某个举动就能让病人起死回生，实际上，相互配合的医生间甚至没有一个所谓缜密的计划，大家都是不断查看着病人是否有所改善，然后依据情况不断调整方案。
但有的时候，某位医生真的能够以一己之力救人：今天，这种情况第一次轮到了我头上。雨果看起来很高兴——至少他已经表现出他能够表现的极限了：“成了，你能让他在地球上再活几周了。”我的天，就不能让超级英雄稍微喘口气嘛！
刚刚轮岗到手术室
，我就荣幸地遇到了第一个值得纪念的脱套伤
。
病人WM刚满18岁，事发当天他在外面和朋友们玩儿。鬼混过一阵后，他发现自己正在一个公交站棚的棚顶上跳舞，当时旁边有根灯柱，于是他决定像消防队员一样顺着灯柱滑下去。他跳过去，以考拉的姿势抱住灯柱，开始往下滑，结果发现判断错了灯柱的材质：他以为柱子很光滑，可以一溜到底，结果柱子极其干涩，就像砂纸一样，下滑过程因此变得十分痛苦。滑到底的时候，他被直接送到了急诊室——双手掌严重划伤，阴茎完全脱套。
当时我刚在泌尿外科待了小一阵儿，见过了不少阴茎，可从来没见过状况这么糟的。假如有地方钉起来，那东西看起来就像朵玫瑰花饰。几英寸尿道外露着，上面裹着大概直径半厘米厚的血浆，让我想起被浓稠番茄酱粘在碗底的吃剩的意大利面。
可能并不出乎你意料，WM看起来非常沮丧。他问我们阴茎是否还能“穿套”，听到答案后，他整个人更阴郁了，因为主任医生宾斯先生冷静地对他说，那些“套套”已经均匀地粘在西伦敦一根高达8英尺的灯柱上了。
进行完腹腔镜检查
后，我把一位病人打发回了家，还给她开了张休假两周的病假条。她掏出10英镑纸币，让我给她改成一个月，我笑了，可她是认真的，改掏出了15枚1英镑硬币。我向她提议，假如两周后还是觉得不想上班，可以去找她的全科医生。
看来下次我得穿帅点儿了，现在这身打扮居然只能吸引来这么点儿贿赂。回家路上我禁不住想：她给多少钱我才会同意呢？真是令人沮丧——我自己的答案也不过是50英镑。
和H以及几个哥们儿出去吃晚饭，是家砖砌风格的比萨店，装饰了许多霓虹灯，菜单被夹在夹板上，点菜系统非常复杂，而且整个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服务员在身边。店里会给你一个小提示器，只要菜做好了，那个东西就会振动鸣叫，这时你就要踩着极具艺术气息的花砖地板，走上漫长的一段路，然后从一位表情冷漠的服务生手里取到比萨。虽然实际上没得到任何服务，但店家知道，哪位顾客也不会小气到要求从账单中刨去12.5%的服务费。
提示器响的时候，我大喊一声“我的天”，然后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倒不是因为我有多期待自己点的那份佛罗伦萨风味比萨，而是因为那个倒霉玩意儿发出的音调和音色跟我医院里的小哔哔一模一样。H给我号了号脉：一分钟95下。看来我已经落下病根儿，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我跟病人家属通告过许多坏消息，比如“恐怕是癌症”或者“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没想到自己会遭遇更加不堪的状况。当我和一位病人的女儿坐下来，准备给她讲一下昨晚在她虚弱而年迈的父亲身上发生的坏事时，我真是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
我不得不向她解释：昨晚，睡在她父亲临床的病人突然变得十分焦躁、困惑，误把她父亲认成是自己的妻子。当护士听闻骚动介入时，一切已经太晚了。当时那位病人已经跨坐在她父亲身上，并且射了他一脸。
“至少……他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举动。”这位女儿说。如何在极端情况下找到乌云镶嵌的银边，她真是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我们正准备把一个阑尾破裂的男孩儿直接从急诊室推入手术室，此时，科林，这位帅气的主治医生，给我上了一堂应对焦急母亲的大师级的生动课程。他解释了她儿子肚皮里此刻发生的一切，我们将如何补救，手术需要多久，还有他什么时候能够回家。我试着吸收他待客之道中的精华：让她知道事情的最新进展，但又不让她太着急；告诉她一些“恰到好处”的信息；别满嘴医学术语，并且绝对不能居高临下。说白了，就是要既专业，又善良。
当时这位母亲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着急了，我能感觉焦虑就像邪灵或者困在肠子里的胀气一样离开了她的身体。该推孩子上楼了，科林冲这位母亲点点头，说：“进手术室之前亲一下吧？”她于是凑过来亲了科林的脸蛋儿一口。她的骄傲和快乐随着手术床被推走了，很可惜，现在轮到科林的脸惨白一片了。
3天前的晚上，我接诊了病人MJ，他是个50岁上下的流浪汉，患了急性胰腺炎。自打我上班以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因为急性胰腺炎入院了。我们先给他吃了点儿止疼药，然后准备静脉注射——他看起来真是又疼又可怜。
“至少这几晚你有个暖和被窝睡觉了。”我说。
“你开玩笑吗？”他回答说，“我在这儿会感染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的。”看来现在大家普遍觉得，即使在外边睡大街，也比住到医院里卫生得多。
我不是想说教，可我是个医生，拯救生命是我的天职，所以我告诉他别忘了，他到这里来的真正原因是酗酒
，即使不能劝他戒酒（我肯定不能），至少我能够让他在出院之前不沾一口，这样绝对对他的身体有好处。顺便能让酒神歇几天，他也是捡了大便宜了。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好像我刚刚指责他乱伦一样。他告诉我，这辈子也别想让他戒酒——他还问我止疼药的配方是不是改了，否则为何吃起来这么苦。他把我拉近身边，在我耳朵边低语道：天天待在医院里，你最好多用点儿消毒湿巾。说完，他还神神秘秘地敲敲我的胳膊，好像在说“不客气”。
今晚他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家”，但无疑几星期后我们又会在医院里重聚。
作为传统，在结束了所有夜班实习后，我和我的住院医生一起到伦敦著名的不打烊餐厅24庆祝，点了两份讲究的全套早餐，还开了瓶白葡萄酒。值夜班的人好像和整个国家都不处于同一个时区，虽然现在是早上9点，但这瓶酒绝对不是用来醒神的，更像是睡前小酌。正当我倒满酒杯时，听到有人敲了敲玻璃。是MJ，他正狂笑着，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下次我一定得选个远离窗户的座位，或者干脆在更衣室里快速嘬一口酒精湿巾得了。
如果说所有整形外科医生都是啃肉断骨的尼安德特人，似乎有点儿不公平，但我敢肯定这样的描述适用于99%的人。每个夜晚，只要小哔哔显示他们的病房有事，我的心就会猛地一沉。
这周他们病房的病人已经出过两次事故了。昨天，一位病人在#NOF
手术时发生心房颤动
的情况，这一迹象在他的入院心电图检查上就已经有所表现——然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注意到。稍微有点儿常识的医生就该联想到，也许这就是他四仰八叉躺在德本汉姆百货公司地板上被送到医院的原因所在。我感觉自己好像在给整个整形外科上课，课程题目就叫“有时候，人们摔倒是有原因的”。
今天他们叫我去查看一位20岁的病人，血液测试显示他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迹象。这个孩子的两条胳膊都打着石膏，就像《史酷比》里的反面角色一样。他没有输液，床头倒是放着一杯没有碰过的水——虽然我相信他绝对想一口扑上去，但过去几天里，医生都要求他滴水不沾。我给他开了静脉注射，但这治标不治本——应该给我的同事们开几剂“常识冲剂”才对。
我被临时调派到手术室帮忙，从一位病人的直肠中取出了“异物”。虽然当医生还不满一年，但这已经是我从直肠中取出的第四件东西了——当然，这个数据仅限于我在手术室中的经历。
第一回是一个帅气的意大利男孩儿，他夹着一大截塞入屁股的马桶刷子到了医院（刷毛冲里），最后带着结肠瘘袋回了家。他妈妈是位身形壮硕的意大利妇女，她不像英国人那样冷漠，而是不断发出赞誉之词，还挨个感谢了医生团队里的每个人，说是我们救了她儿子的命。她还搂住了一位陪同到医院来的同样帅气的小伙。“还得感谢他的好朋友菲利普。要不是他当时在隔壁蹲坑，都没人叫救护车！”
大多数此类患者都得了被我们戏称为“埃菲尔塔综合征”的疾病——“我摔倒了，医生！我摔倒了！”——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某样东西如何飞到异常高度并塞入了他们体内（时间总能让你明白，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坐在腌小黄瓜上）。但今天，我第一次觉得病人所说的故事可能是真的。这回的故事可信度很高，涉及一张沙发、一个电视遥控器以及一场听起来异常疼痛的事故。当时我皱了皱眉，想着：“哎呀，这种事确实可能发生。”但在手术室里取出遥控器后，我们留意到那上面套了个安全套。好吧，所以有可能这也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意外事故。
我告诉一位病人，他得等到下周才能做上核磁共振，他听后威胁说要打断我的腿。我的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太好了，这样就能歇几周病假了”。就差那么一点点儿！我就亲自去给他找球棒了。
我打电话给一位年老病人的家属，宣告了他的正式死亡
：他病得非常严重，无法做心肺复苏，所以死亡并不出乎人意料。当班护士把我带到隔间，指着那位面呈铁灰色的前病人，然后向我介绍了他的妻子。想来很古怪，要不是我打了那通宣布死亡的电话，这个女人也不会在法律上正式成为寡妇。哎，大自然承担了一切劳苦重担，却还需要我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来填写最后那张表格。
我向病人的妻子表示了哀悼，然后建议她到外面坐会儿，因为还要进行几项常规检查，可她说自己更愿意留在隔间里。我不太懂其中的原因，或许她自己也不懂，只是想再多和他待一会儿——虽然他此刻已不和我们同在了，或者是想在现场确认我不会像《每日邮报》里写的那样，对死者做些不堪的事情。无论如何，她在还没取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就在前排入坐了。
我曾经宣告过三次死亡，但这还是第一次有家属在旁边围观，要知道这样我就事先喷点儿香水了。她显然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演出会有多么紧张、安静和令人筋疲力尽——简直比《沙漠妖姬》中的表演还要精彩。
我通过病人佩戴的入院手环确认了他的身份，然后肉眼检查了他是否还有呼吸，以及对语言或者肢体的刺激是否还有反应；随后是颈动脉搏动检查，用手电检查瞳孔是否已经扩张不动；看表2分钟，用听诊器检查是否还有心脏跳动的声音，再用3分钟听一下肺部是否有声音。我这么说可能显得有些小题大做，但一动不动地在白炽灯下站5分钟真的让人感到时间在以龟速前进，更别说你还用听诊器按着一具死尸的胸口，他悲伤的妻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你。这可能就是我们不愿意家属参与这一环节的原因。
我明白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工夫来确认病人是否死亡——医生就像是生意场上的搅局者，迟迟不愿意和死神达成合约
。一旁的准寡妇不断问我还好不好——她好像老以为我因为过于悲伤不能动弹了，或者忘了下一步该干什么。她每说一句话，我就吓一大跳……就好像你在仔细听一具死尸的胸部时它发出了声音一样。
等到终于回过魂来，我悲伤地向她宣布了坏消息，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这5分钟实在太难熬了，不过假如有一天不当医生了，只要涂上一身银色多乐士油漆，我就能去科文特花园做“活体雕塑”艺人了。
在做病史调查时，我试图帮一位70岁的女士解决她的饮酒问题。我信誓旦旦地对她说红酒就是她的毒药。
我：“你刚才说每天要喝多少红酒？”
病人：“心情好的时候喝3瓶。”
我：“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病人：“心情不好时只能喝下去一瓶啊。”
伦敦多地区爆发恐怖袭击，出现了几场严重事故，所有医生被要求到急诊科进行支援。
我的任务是在外科病房里转来转去，只要病人的情况不至于危及生命或者断胳膊断腿，就让他们出院，好把床位让给因为爆炸而受伤入院的新病号。我感觉自己就像台戴着听诊器的扫雪机，不断把那些没有晕倒或者咳血的装病病号撵走，清理掉上百个没事儿占着床位的混蛋。
我们医院没接收一个病号，因为没有病人，我一个星期几乎都无事可做。
这个周末我本该去参加最好的朋友罗恩的婚前单身派对，最后不得不在开场前四小时临时通知他我去不了了。我简直有一百万个感到恼火的理由：被邀请出席派对的人经过了层层筛选，最后只有8个人符合标准；我们还定制了自己的专属T恤衫；没有我，大家便玩不成彩弹射击游戏了；而且我还白掏了400英镑。
周末我本来该值班的，但大费周折安排了四场换班，才终于把时间空出来（A替我值班，B替A值班，C替B值班，然后我替C值班）。但因为牵涉人数过多，整件事就很不保险，像一场环环相扣的房屋交易一样。现在好了，C（我之前几乎没见过这个人）真实或者想象中的孩子病了，于是她有了真实或者想象中的照顾孩子的问题，所以我现在人在病房，而不是在太空球酒吧边喝龙舌兰边摸女孩儿的胸。
不当医生的人
总是不明白，遇到这种情况，即便你提前很久跟我们预约时间也没用——比如说提前两个月吧，可那时候值班表还没出来，怎么能确定呢？我点了一瓶自己都负担不起的威士忌——我几乎都能听到埃尔顿·约翰在我耳旁唱“稳住，可别发疯”——然后安排店家在罗恩回到家后给他送过去，同时附上了我卑躬屈膝的道歉。我们约好了14天后的某个晚上见面，再来一场只有我们俩的单身派对余兴会——那个时候我就能值完夜晚，并且补完那三个我答应要帮着值的班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场我压根儿没参加成的周末聚会。
整个晚班期间，我都感觉自己正坐在滔滔不绝往里灌水的船舱里，手头唯一能用来救灾的只有《森林家族》中小兔子戴的隐形眼镜。
每个紧急情况都需要至少15分钟来处理，而我的小哔哔几乎每5分钟就响一次，算算也知道，等式两边的数字并不相吻合。我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被困在了急诊室里，所以我只能捡那些听起来病得最厉害的病人优先处理，对于其他护士发出的需求，我只能打哈哈对付过去。
“非常抱歉，但我手头有一堆情况紧急的病人。”我说，“说实在的，我可能还得再忙上6个小时。”一些人表示理解，另一些人则好像听到我说：“滚蛋！我正在《艾莉的异想世界》的某一集里寻欢作乐呢！”心绞痛、败血症、心律不齐、急性哮喘……一晚上我就在这些紧急状况间跑来跑去，像参加医学十项全能比赛，而只有我取胜项目中的病人才能活下来。
到了早上8点，一位病房姐妹通过小哔哔给我发来消息，她说我今晚表现得非常好，是个“称职的小医生”。我假装没看到“小医生”那个字眼，它让我听起来像是从儿童图书里出来的人物。我很激动，因为这是当医生以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说出近似于表扬的话语。我不知该作何回答，只能略显慌张地表示感谢，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还在信息最后附上了“爱你，再见”的结束语。或许因为我当时太累了；或许我脑袋短路了，误把她当成了H——那个唯一会对我说好话的人；或许在那一刻，我真的因为她那样说而爱上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