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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质量和可信性是从数据开始的，数据的深度和范围非常重要。Glaser（2001，第145页）认为“一切都是数据”，他指出：“数据是研究对象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论数据来源是访谈、观察还是文件，也不论我们被告知了什么，如何被告知的，在什么情形下被告知的，所有与被告知的情形相关联的都是数据。”我们从尽可能多的渠道和角度获取不同类型的质性资料，主要来自公司传记、历史资料、案例研究、档案记录、公司领导人传记、公司高管的公开谈话、报刊、监管机构档案及文件、公司公开披露的数据、信息、年报等。近些年来在中国掀起了研究华为的热潮，每年都有大量研究华为的专著出版，大大强化了参考数据的数量、质量、多元性和相互印证的可能性。
由于本研究是跨越30年的历史性纵向研究，涉及组织文化在较长一段历史进程中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作为外部人，依赖于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获取数据是不可能的。Locke（2001，第112页）也认为通过扎根理论对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面临重大制约：获得作为研究对象的特定组织的同意已经很困难，而扎根理论研究由于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是同步且反复进行的，频繁、反复要求获取特定组织的合作，通过访谈或参与式观察以直接获取信息则尤为困难。因此，我们主要依靠现存的文本数据。文本数据是典型的二手数据。周长辉（2012，第225页）指出：二手数据有三大优越性：①基于二手数据的样本量通常很大，样本甚至可以具有时间跨度；②具有较高程度的客观性；③具有高度的可复制性，使实证研究更具有“他律性”。Locke（2001，第112页）认为现有的文本数据提供了组织行为的海量记录，且在理论上可以无限制地反复接触并加以研究。Charmaz（2014，第48页）指出扎根理论研究有重视既有文本的传统，因为“它们相对容易获取，数据搜集的方式不那么唐突，而且似乎是客观的。”此外，由于大量扎根理论研究主要是基于有限数量的访谈基础之上，所以一直有人指责扎根理论方法把分析建立在偶然事件和有限数据上（Lofland，Lofland，1984）。通过使用大量文本资料和聚焦反复和频繁出现的文化现象，可以有效规避类似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