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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多少心灵受到创伤，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应，无限扩大，迄今未戢。
我是一九五二年从香港到台湾来的，离“二二八”事件不过五年，当时我十五岁，在“建国中学”读书。可是我在念中学以至上大学的年份里，我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我这样说：
当时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
他们指的是一九四七年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蒋中正特派父亲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到台湾宣慰，处理“二二八”善后问题。父亲在关键的十六天中，从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救了不少台籍人士的性命。当时台湾人对父亲一直铭感于心。那些台湾父老对我提起这件事的时候，都压低了声音，似乎余悸犹存，“二二八”，在戒严时代，还是一大禁忌，不能随便谈论的。
一九四七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全面抗战），中国人民丧失三千万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创伤及难以弥补的裂痕。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复杂原因，许多学者专家从各种不同角度作过详尽分析，但从二战后全盘历史的发展看来，“二二八”恐怕并非偶然，类似冲突，难以避免。二战日本投降来得突然，接收工作，国民政府措手不及，东北、华北平津一带，华东京沪区，是接收计划重中之重，一流军队人才都遣派前往。台湾在当时接收计划中，重要性排名后段，来接收的军队以及人员当然也属二三流了。事后证明，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平津、京沪一一失败，这也是国民政府失去政权的主因之一，台湾经过五十年日本殖民，情况更加复杂。台湾接收，未能顺利，爆发“二二八”，并不意外。而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亦正是国共交战的尖锐时刻，中国大陆从东北到华北，遍地烽火。蒋中正正忙于调动胡宗南部攻打延安，“剿共”是国民政府当时全力以赴的首要目标，同时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其严重性及后坐力，政府未能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直到事态发展不可收拾，只得派兵镇压，全岛沸腾，蒋中正才命令父亲到台湾宣慰，灭火善后。
蒋中正任命父亲到台湾宣慰，基于父亲当时职位是国防部长，对军警人员有管束权，父亲因抗日军功，成为一代名将，在民间有足够的声望，而蒋对父亲处理危机的能力亦是充分信任的。当时父亲正在华北巡视各绥靖区，三月七日飞抵山西太原，即接到命令，紧急返回南京。三月十七日，父亲赴台展开宣慰，展开停损善后工作，当时，“二二八”已发生两个多星期，三月八日深夜，奉命来台的整编第二十一师主力在基隆上岸，其后一个星期，暴力镇压，滥捕滥杀随即展开，有不少台籍精英分子以及基层百姓，在此期间丧命。父亲本来计划三月十二日来台，后受阻于陈仪向蒋中正的建议，迟来数日。父亲抵台时，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敏感。当时全岛人心惶惶，台湾人民陷于极端恐慌状态，任何处理不当，即有火上加油、灾情扩大的可能。父亲是国民政府蒋中正主席亲自任命的特派大员，可以说手上掌握生杀大权，他的态度及措施攸关善后工作的成败。
据父亲回忆录自述，他处理“二二八”的基本态度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对“二二八”受难者，无论本省或外省人士，都心存哀矜，希望息事宁人。事实上他未赴台前，已听取各方的情报，因此他对于台湾情况，是有所了解的。父亲行事，一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但行动却剑及履及，当机立断。虽然他治军严格，但赏罚分明。尤其人命关天的案子，父亲宅心仁厚，谨慎判断。抗战期间，日本空军空袭成都，我空军成都军区司令张有谷，令第五大队队长吕天龙率领十六架飞机避往天水，因为国军飞机装备比日机差一大截，无法正面迎战。吕天龙卧病，由副队长余平享带队，降落天水机场时遭日机突袭，全军尽墨。蒋委员长震怒，将张、吕、余押至重庆枪决。蒋命父亲任军法审判长，父亲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下，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后来父亲将三人免除死刑，为空军保留了几位优秀人员。他对因“二二八”而涉案的人，亦是持同一态度。他显然认为因“二二八”遭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尤其是青年学生，即使有所触犯，也应罪不至死。所以他来台宣慰，基本上是采取宽大怀柔的政策，免除许多人的死刑。
事实上当时台湾的气氛相当肃杀，陈仪手下有一派人，以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为首，主张严厉制裁，大开杀戒。父亲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重要记载：父亲召开清乡会议，柯远芬在会上慷慨发言：
有些地方上的暴民和土匪成群结党，此等暴民淆乱地方，一定要惩处，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
父亲当场严加驳斥：
我纠正他，有罪者杀一惩百为适当，但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今后对于犯案人民要公开逮捕，公开审讯，公开法办，若暗中逮捕处置，即不冤枉，也可被人民怀疑为冤枉。
“二二八”事件中，滥捕滥杀，柯远芬扮演重要角色。父亲回到南京，即向蒋中正弹劾柯远芬：
处事操切，滥用职权，对此次事变，举措尤多失当，且赋性刚愎，不知悛改，拟请予以撤职处分，以示惩戒，而平民忿。
可见父亲对柯远芬滥杀镇压的主张，完全不能认同，彻底反对。他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三番四次下令“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父亲宽大处理的措施，对于稳定人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军警情治单位由此收敛，许多已判死刑犯人，得以免死，判徒刑者，或减刑，或释放。设若父亲当时的态度稍显踌躇，未能及时制止柯远芬等人，恐怕“二二八”冤死的人数就远不止现在这些数目了。
父亲一到台湾便马上积极展开宣慰工作。三月十七日，下飞机后，当晚六时半便在中山堂向全省广播，宣布政府对“二二八”善后从宽处理的原则。吴浊流在《无花果》中记载：
白崇禧将军在广播中发表处理方针。于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复了。
父亲在台湾十六天，从北到南，到处广播演讲，宣扬政策：“广播五次，对长官公署全体职员及警备总部全体官兵训话各一次；对省市各级公务员、民意机关代表、民意代表训话共十六次；对高山族代表训话二次；对驻台陆、海、空军及要塞部队训话五次。对青年学生演讲广播二次。”
父亲这些讲话，起了稳定民情、约束军警的效应。除了“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影响了许多个人及家庭的命运之外，他宣布的其他几项原则方针，也有重大意义。
卷入“二二八”事件中的青年学生，不在少数，因恐惧报复，不敢上学。父亲最关心这些学生的安危，特别颁布命令，保证学生安全：“凡参加事件之青年学生，准予复课，并准免缴特别保证书及照片，只需由家中父兄领回，即予免究。”
三月二十日下午六时半，父亲向全省青年学生广播，除了保证复学学生人身安全外，并呼吁学生：“切望你们放大眼光，不要歧视外省人，破除地域观念……我们要本亲爱精诚，如手如足，互助合作。”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父亲赴台湾大学法商学院广场，对台大及中等学校学生约八千人演讲，再次保证学生安全：“一切曾被胁迫盲从之青年学生，均应尽速觉悟，返校复课，可由家长保证悔过自新，当予不咎既往。余已饬令军、警不许擅自逮捕，并将绝对保证青年学生之安全。”
父亲再三的命令保证学生安全，当时应该有大批涉案的学生，获得赦免，恢复上课，继续他们的学业。
“二二八”事件中，头一个星期，全省有不少外省人，尤其是公教人员，受到殴打，有的甚至丧失生命。因此公教人员纷纷携眷离开台湾，父亲于三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在长官公署大礼堂，召集台北公务员讲话，其间特别安抚外省公务员：
余今仍盼诸君继续留台工作，勿稍灰心。须知中国不能离开台湾，台湾亦不能离开中国，诸君留台服务，实与前往内地服务无异。且台湾乃新收复之领土，即就教育而言，吾人之工作必须五年至十年始可完成。日前侮辱诸君以及伤害诸君者，仅为极少数之不良分子，极大多数之台胞仍极爱国，且愿与诸君精诚合作，“二二八”事件，纯系意外之偶然事件，余信今后决不致再有此事，余并保证今后中央亦绝不容许再有此事。
有部分涉案民众，事后携兵器逃避山中，父亲于三月二十六日晚间七时，于台湾广播电台向全省民众同胞广播，劝令逃避山中民众交械归来，既往不咎。并接见协助政府的民众领袖马智礼、南志信等人，善加勉励。
父亲在台十六天密集旋风式的宣慰工作，稳定民心、恢复秩序，有止痛疗伤的正面巨大效果，对“二二八”事件的后续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近年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研究，以及史料搜辑，官方及民间都下了不少功夫，出版为数甚多的书籍，可是令人讶异的是，父亲宣慰台湾，十六天中所做的重大措施及其影响效果，官方文献，或者按下不表，或者一笔带过。阅读台湾官方出版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报告，几乎都看不出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善后停损工作所扮演的角色。而民间学者专家的论述，也甚少论到这一节，更无一书全面探讨。只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陈三井、黄嘉谟两位教授，各自撰写过一篇论文，记录父亲来台宣慰的始末。父亲“二二八”宣慰史实被官方以及民间学者所忽略，细究其因，并非偶然。
父亲自从一九四八年，因副总统选举支持李宗仁，与蒋中正产生嫌隙，更因“徐蚌会战”，两人冲突更为尖锐。此役国军大败，蒋中正随之下野，期间父亲曾发《亥敬》《亥全》两电，建议美国出面调停。蒋须下野，才能和谈。两封电报，触怒蒋中正，蒋对父亲一直颇不谅解。一九四九年底，父亲入台，本意与“中华民国”共存亡，可是蒋中正却派情治人员，对父亲严加监控，在台十七年，二十四小时有特务跟踪。
事实上父亲入台后只任闲职，并无兵权政权，而父亲言行谨慎，与海外桂系势力并无联络，对蒋中正政权，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当局对父亲实在不需如此防范。唯一的原因，恐怕是跟“二二八”有关。父亲在“二二八”事件后来台宣慰，实行了不少德政，亦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台湾人民感念其恩，在台湾民间，当时国民党官员中，父亲德望甚高。多位台湾士绅，一直与父亲保持来往。这，就犯了当局的大忌。雷震一案，就因雷震与台籍人士李万居等过往太密，企图组织反对党所致。有声望的外省人士与台湾士绅“勾结”，是当局的“梦魇”，必须阻止。
我阅读蒋中正在台湾时期的日记，发现蒋对父亲的确猜疑甚深，处处防范。当局对付父亲的策略，是将父亲的历史，如北伐、抗日的军功，当然也包括“二二八”时来台宣慰的成绩，消灭抹杀；企图将父亲在民间的声望、在民国史上的地位，撼摇更改。例如官方出版唯一一本有关抗战著名战役“台儿庄大捷”的书籍，登载国军将领照片，却独缺白崇禧、李宗仁两位桂系主帅。另一方面，国民党宣传机构自“徐蚌会战”失败，因而失去大陆之后，一直宣传：华中白崇禧按兵不动，见死不救，“徐蚌会战”乃败。这项中伤谣言，一直持续，渗透到军中，迄今不散。
“二二八”整个事件中，父亲来台宣慰，停损善后，算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所做的一项具有正面意义的措施，按理政府应当宣扬，以彰史实，平衡民怨。但因为当局对父亲在台湾民间的声望，“耿耿于怀”，当然，有关他“二二八”善后的德政，也最好不提。台湾当局，历届以来基本上也继承这个态度，所以官方文献上，父亲关键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多半语焉不详，模糊带过。至于民间学者专家的著作，对国民党政府在“二二八”中的角色，多持批判态度。父亲既是蒋中正特派到台湾宣慰的大员，当然也是国民党的一员，要给父亲的宣慰工作一个公平全面的评价，则需有古史官齐太史、晋董狐的勇气与良知了。
“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多少心灵受到创伤，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应，无限扩大，迄今未戢。对待如此严重的历史事件，当务之急，是把当年的历史真相，原原本本，彻底还原。只有还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地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后达到谅解。如果这个岛上两千三百万人，还因为六十七年前发生的一项不幸历史悲剧，彼此继续猜疑仇视，那么台湾的命运前途，将是坎坷的。宽容谅解，是唯一的选择。
父亲当年来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剧发生后，能够止痛疗伤，这也是这本书《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出版的由来，希望能在“二二八”历史真相的拼图上，填满一角空白。这也是我酝酿多年的心愿。虽然我因为撰写父亲传记，涉猎过不少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籍，但我本身未受过史学训练，搜集资料，取舍分析，对我来说，是一件吃重而不讨好的工作。幸亏我找到合作对象，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彦博毕业于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曾就读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博士班，专治民国史，曾以《陈诚在国共内战中的角色》（Chen Cheng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1946-1950）为题撰写硕士论文，也曾参与“国史馆”《二二八事件辞典》条目撰写。《父亲与民国》出版时，中山堂曾举办父亲生平照片展，文字说明由彦博担任。因此，他对父亲的一生事业是熟悉的。此外彦博还翻译、著述多本与历史有关的书籍。彦博阅读甚广，用功甚勤，民国史，他颇有独到见解，他对还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高度的热情。我们合作，十分愉快。
书中长文《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事件》由彦博执笔，我仅提供意见。彦博将父亲在台宣慰十六天，由三月十七日到四月二日，每天行程，所作所为，巨细无遗，通通详尽记录、分析，把父亲那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做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叙述。因为他参照的资料：文献、档案、报章杂志，极为丰富多元，父亲的宣慰工作，因此有了具体而有深度的面貌。此外，彦博又以历史学者的眼光与高度，将父亲来台宣慰，所做出的贡献功绩，他所处极端复杂艰难的情境，他所受到的局限与掣肘，他未能达成救人一命的个案，造成的遗憾，尤其他与陈仪、柯远芬诸人你来我往、极为复杂的互动，他与林献堂、丘念台密商会谈得到的讯息与帮助，都给予极为公平可信的论述分析。
廖彦博这篇长达一百六十余页的论文，考核翔实，观照全面，有诸多前人未有的论点，有更多发掘出来的珍贵资料，是迄今为止对父亲来台宣慰这段关键历史最完整的一则文献，具有高度的学术参考价值。
书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访问，由我亲自主导。我一共访问了六位人士，萧锦文、陈永寿、杨照、白崇亮、彭芳谷、粟明德，六位受访者从各种角度切入，让父亲宣慰台湾这段历史不仅只存于文献记载，也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有血有肉，有其延续不断的生命。
进行这些访问时，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剧对受难者及其家属所造成的伤痕，有多深、多痛。六位先生都不惮其烦，接受我的访问，在此，我由衷表示感激，我想他们与我一样，也希望为寻找“二二八”真相，尽一己之力。
父亲来台宣慰，所做的多项工作中，当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义又影响深远的功德，父亲一到台湾便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省军警情治人员发布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对于当时被囚禁在监狱里、被关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绑往刑场路上，许许多多命悬一线的人犯，父亲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亲恐怕自己也没料到，他发布这道命令，会改变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
到底父亲救过多少人的性命，并没有确实数字，但从现有的口述访问资料，大致情况，可以推测出来。以萧锦文先生的遭遇为例：萧先生在“二二八”时是《大明报》的实习记者，时年二十一岁。《大明报》对时任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时有批评，社长邓进益是萧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军警要逮捕邓社长，邓闻讯躲避，当天萧锦文到报社值班，被刑警带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里，萧被严刑拷打，灌水逼问邓社长行踪。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里，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萧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绑，眼睛蒙布，身后插上“验明正身”的木条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车上，同车的有四五人，一齐载往刑场枪决。可是卡车走到一半，又折回头，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过一劫。
萧锦文后来出狱后，舅舅邓社长告知，是父亲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千钧一发，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我访问萧锦文时，他已八十八岁，提到这段往事，仍十分激动，他紧握住我的手，颤声说道：“是你父亲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六十六年！”说着掉下泪来。萧锦文说，前一天拉出去的一批人，大概通通遭枪决了，而与他同车的四五人，却都逃过死劫，关在地下室的其他人，也应该免刑了。可见父亲的命令，不仅是针对单独个案，而是整批豁免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案件中。如“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记录》中，王大中案。
王大中（原名王源赶），原是高雄警察，莫名遭到逮捕后，判了死刑，心惊胆跳过日子，直到父亲来台，王大中才获赦免，改为徒刑。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白崇禧先生过世时，那时我隐名王云平，也前往祭拜，包了五百块的奠仪，其家人不知我是谁。
王大中在广场等候宣判时，另有一群被执者同时一起豁免，这也是个集体案件，免除死刑的人，人数大概不少。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记载：基隆市民朱丽水，二十一岁，被抓进基隆市警察局，送拘留所监禁：
基隆市警察局当时有十多间“牢房”，每天晚上都约有五六人被捉出去，然后听到一阵枪声，出去的人就没有再回来。直至白崇禧来台后，我们才被放出来，我释放后未曾再被找过麻烦。
十几间牢房，大概关了不少人，父亲来台后，都释放了。父亲制止滥捕滥杀的命令，是通令，全省适用。当时关在牢里的死刑犯，一定有可观的人数，免于死劫者，可能有数百人之多。
一九四八年二月，父亲签呈蒋中正主席，称台湾“二二八”事件中受军法审判的人犯十三案，共三十四人，当中原判死刑者十八人，经过国防部复核之后，全部减为无期或有期徒刑，经蒋中正批示，“姑准如拟办理”。这份重要文件现存“国史馆”。对那十八名死刑犯来说，父亲这道签呈，又是一张救命符了。父亲回返南京，一心还是牵挂台湾“二二八”那些涉案囚犯。
因“二二八”被判徒刑，因父亲的命令而减刑或释放的，就更多了。我的第二位受访者陈永寿先生，父亲陈长庚先生是台中地方法院的书记官，“二二八”时与法院其他文职人员，均以“叛乱”罪名逮捕，入狱半年后释放。陈永寿先生认为，是父亲命令的影响，陈长庚先生得以释放。访问时，陈永寿先生携带他全家还有姊姊陈昭惠女士一家，前来向我致意，他们是主动来找我的，就是要表达对父亲的感激。
我的第六位受访人是粟明德先生。粟明德是广西同乡，他的祖父、父亲与我父亲关系密切，父亲晚年，粟明德经常陪伴父亲聊天，谈话中，父亲也透露了一些埋藏多年的心思。粟明德证实了我的看法：父亲在台湾受到严密监控，是因为他“二二八”宣慰善后处置得当，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在台湾民众间，有崇高的声望，由此犯了当局大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心脏病突发归真，追悼会上来祭悼者上千人，其中有许多台籍人士扶老携幼前来追念父亲。大部分人与我们并不相识，由他们众多挽联、挽诗看来，他们都借此表达感念父亲在“二二八”后来台宣慰留下的恩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