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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白崇禧将军十八岁便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三十五岁最后完成北伐，统一中国。抗日战争，父亲出任副总参谋长，襄助蒋中正委员长，重要会战，无役不与。父亲参与了民国的诞生，也见证了民国的衰落。他为了保卫民国，奉献了他的一生。国民党大陆失守，一九四九年底，在风雨飘摇中，父亲只身飞台，最后抱憾以终。父亲的一生，犹如一部民国史的缩影，这也就是促使我亲自提笔撰写父亲传记的缘由。但历史并非我的专业，替父亲写传的那几年，我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写得相当辛苦，需要补读大量史料，民国史太过复杂，我如同闯入时光隧道，进到一道见不到尽头的历史长廊，前前后后，在里面步履蹒跚行走了十几年，才完成《父亲与民国》那一套书。这套书二〇一二年在海峡两岸同时出版，引起相当大的注意，尤其在中国大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运作了一年多，才通过审查，因为书里有不少民国史的叙述是大陆史学界前所未有，或者观点相左的。尤其里面有五百余幅照片，从未在大陆亮相过，其中有关北伐抗日的图像，颇有历史价值。自二〇一二年起，两年间，我在大陆应各处的邀请，开始我“八千里路”巡回演讲的旅途，大江南北，从西到东，从北京开始，坐高铁、乘飞机，走访了十二个大城，因为这些城市，与父亲当年戎马生涯，息息相关，我的旅程也等于在追寻父亲当年历史的足迹。
我的演讲，大部分是在大学讲给大学生听，北京——人民大学，南京——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西安——西北大学，沈阳——东北大学，长春——吉林大学，但也有一些公开演讲，在图书馆及书店，对象是一般市民。那几年，大陆人民对民国史的兴趣与好奇心浓厚，我在各处演讲总有数百上千的听众，他们听得专注而认真。
我从父亲十八岁跟随“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参加武昌起义讲到他一九二八年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打进北京城，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又从八年抗日战争（现已改为十四年抗战——编者注。），列举他参与指挥的重大战役，“台儿庄大捷”“昆仑关之役”“武汉保卫战”等；同时我也讲到国军抗日的悲壮事迹：三百万军队的伤亡，二百零六位将领的牺牲，四千多架飞机的陨落，中国军民曾经以血肉长城抵制日本军队的侵略，八年全面抗战，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祸，三千万人民因此丧失性命。
当然，最后我会讲到“国共交战”（解放战争），在大陆，那是一个敏感的议题，我在长春吉林大学对上千的学生，讲到一九四六年五月，蒋中正派父亲往东北督战指挥，林彪军队在一次战斗中大败，国军孙立人第一军追过松花江，只离哈尔滨一百里，蒋中正突下停战令，由此林彪败部复活，最后席卷东北，破关南下，父亲最后竟败于林彪之手。吉林大学的学生从来不知道，林彪部队曾经溃败的史实，学生十分惊讶。
那两年，我在中国大陆十二个城市巡回演讲，追叙父亲在大陆时期的抗日事迹，但也不讳言他在台湾困蹇的日子。讲到民国的光荣历史：北伐完成，抗战胜利，一时不禁激昂慷慨，不能自已，忘掉今夕何夕，身在何处。我在重庆讲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重庆一夜通宵，爆竹声响彻全城，广播员宣布日本投降，语调哽咽——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声音也有点颤抖起来，我记得那晚我和家人正在园中吃西瓜，“剑外忽传收蓟北”，全家人都欢呼跳跃起来。重庆的听众，他们也记得那个日子，跟我起了共鸣的。长期以来，民国史在大陆，很少宣传，我趁着《父亲与民国》出版，巡回演讲，把我所知有限的一点民国史，声嘶力竭拼命向大陆听众倾诉：父亲的起、父亲的落，民国的兴、民国的衰，其实无论民国兴衰，对大陆听众而言，都已经是“前朝史”了。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桃花扇》最后一折《余韵》里的苏昆生回到金陵，眼见昔日故都，一片断井颓垣，禁不住“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本集子收辑了我自二〇〇二年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树犹如此》以来，所发表的一些文章，“辑一：家国情怀”主要记述我的父亲母亲并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辑二：记人物”则是记述深交多年师友之间的情谊往来；“辑三：阅读感怀”是这些年所撰写的书评序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