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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朝贡关系颇为复杂，《大明会典》对此有一个简要叙述：
祖训：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按：日本古倭奴国，世以王为姓。其国有五畿七道及属国百余，时寇海上。洪武五年，始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七年，其国王良怀遣僧朝贡，以无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贡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贡却之。又以频年为寇，令中书省移文诘责。自后屡却其贡，并安置所遣僧于川陕番寺。十四年，从其请遣还。十六年，筑登莱至浙并海五十九城。二十年，筑福建并海十六城，各置卫所。永乐初，复来朝贡，赐龟钮金印、诰命，封为日本国王，名其国镇山曰“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赐之，给勘合百道。始令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等无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贡物：马、盔、铠、剑、腰刀、枪、涂金装彩屏风、洒金厨子、洒金文台、洒金手箱、描金粉匣、描金笔匣、抹金铜提铫、洒金木铫角盥、贴金扇、玛瑙、水晶数珠、硫磺、苏木、牛皮。
这里所说的“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云云，是指左丞相胡惟庸派遣亲信陈得中，与日本朝贡使节归廷密谋，由林贤前往日本请求国王发兵，打着朝贡的幌子，配合胡惟庸发动叛乱。其实这是子虚乌有之事，吴晗《胡惟庸党案考》列举大量史实，证明纯系捏造。
但是，这在当时是皇帝钦定的结论，因此对于日本的朝贡影响巨大，基本上处于断绝状态。
明成祖即位后，朝贡恢复正常，对于日本的朝贡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永乐元年（1403），主管此事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向他报告，日本朝贡使节到宁波，宜派官员前往稽查，防止运载违禁兵器，私与民间交易。他回复说：“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蹈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资费亦多，其各赉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
此后，他一再重申不必拘泥于禁令。事实上日本的朝贡也没有遵守有关时间、人数、船只等规定，嘉靖《宁波府志》的记录可见一斑：
（永乐）九年以后，贡者仅一再至，而其寇松门、寇沙园诸处者不绝。
宣宗朝，入贡逾额，复增定格例，船毋过三只，人毋过三百，刀剑毋过三千把。
正统四年五月，夷船四十余只，夜入大嵩港，袭破所城，转寇昌国，亦陷其城。
（正统）七年，夷船九只，使人千余来贡。责其越例，然以远人慕化，亦包容之。
因此，嘉靖二年（1523）的宁波争贡事件，决非偶然，倘若没有双方大打出手，局面闹得不可收拾，舆论哗然，地方当局也许一如既往那样，开一眼闭一眼，“包容”过去。
日本的朝贡贸易，也叫做勘合贸易或贡舶贸易，由浙江市舶司掌管。日本使节进入中国，必须持有明朝礼部颁发的“勘合”，才可以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上岸，在专门接待朝贡使节的“安远驿”的嘉宾馆歇脚。安远驿的门口匾额上写道：“浙江市舶提举司安远驿”，两旁的关坊，东曰“观国之光”，西曰“怀远以德”。嘉宾馆规模不小，中间有三间厅堂，周围有三十六间井屋，厅堂后面有三间川堂、三间后堂，后堂的左面是厨房，右面是土地神祠。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凡遇倭夷入贡，处正副使臣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
日本船队到达后，一面与附近的中国商人进行小额贸易，一面等候朝廷的入京许可。一旦获得许可，使节一行便携带国书、贡物以及夹带的货物，在明朝官吏的护送下前往京师，下榻京师会同馆。在向皇帝提交国书，贡献方物以后，夹带的货物方可在会同馆附近出售，先由政府有关部门购买，然后才可由商人购买，并允许日本商人买进非违禁的货物，随船回国。
据日本学者研究，从建文三年（1401）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将近半个世纪内，日本的遣明使节所率领的勘合贸易船队，共计十八批。由于嘉靖二年（1523）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使得朝贡贸易发生危机，因而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
这时日本的朝贡贸易的经营权已经脱离足利义持将军之手，落入了细川氏和大内氏两大家族的掌控之中。遣明船一向有幕府船、大名船、相国寺船、三十三间堂船之分，随着大寺社势力的消退，细川氏、大内氏作为遣明船的主力登场。细川氏是所谓“堺商人”——濑户内海东部沿岸一带的商人；大内氏是所谓“博多商人”——从濑户内海西部到北九州沿岸一带的商人。
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的勘合贸易，包括朝贡贸易、公贸易和私贸易三部分。朝贡贸易是给明朝皇帝进献贡品，并由此得到大量的“回赐”物品；“公贸易”是遣明船搭载的商品与明朝官方的交易；“私贸易”是遣明船在宁波安远驿、京师会同馆与中国商人的交易。日本出手的物资，在朝贡贸易的场合是金、马、扉、屏风、铠甲、硫磺等，得到的“回赐”物品是丝、纱、绢、钞、铜钱等；在公贸易中，日本方面出售的是刀剑，中国方面支付的是铜钱；在私贸易中，日本方面得到的是以生丝、丝织物为主，此外还有丝绵、棉布、药材、砂糖、瓷器、书画、铜器、漆器等。动用巨额资金的勘合贸易所获得利润的具体数字难以统计，仅仅根据楠叶西忍《大乘院寺社杂事记》的资料，就可以知道，遣明船在生丝一项所获得的利润率达到200％。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大内义兴与细川高国发生了争夺勘合贸易主导权的斗争愈演愈烈。正德六年（1511）第十五批遣明船，是由大内义兴主宰的，引起细川高国的不满。嘉靖二年（1523）第十六批遣明船，也由大内义兴派遣。大内义兴于室町后期的1494年继承“家督”，成为周防、长门、丰前、筑前、安芸、石见等地的“守护”，是日本战国时期西国的大名之雄。以他为后援的正使谦道宗设率领三艘船舶驶向宁波。细川高国为了与之抗衡，凭借已经失效的“弘治勘合”，派出另一艘遣明船。细川高国是“官领”细川政元的养子，1508年成为“官领”，长期掌握室町幕府的实权。以他为后援的正使鸾冈瑞佐、副使宋素卿率领一艘船舶驶向宁波。先后抵达宁波的大内船、细川船发生了正面冲突，不仅互相大打出手，而且烧毁了市舶司的招待所——嘉宾堂，袭击了武器库，殃及沿途民众。引起宁波争贡事件的表面原因是，同一时期派出了两批遣明船；深层原因则是，足利幕府权力的弱化，遣明船的派遣成为仅凭经济实力的竞争。
此事与流亡日本的宁波人宋素卿有很大的关系。正德四年（1509），日本方面以宋素卿为正使、源永寿为副使，前来宁波朝贡，向朝廷请求祭祀孔子的仪注，未获许可。此时，宁波人朱澄向官府告发，宋素卿乃是他的从子，本名朱缟，卖给日本商人，越境逃亡，现在竟然作为正使前来朝贡，官府应该作为“叛附夷人”论处。嘉靖《宁波府志》写道：
正德四年，遣使宋素卿来贡，请祀孔子仪制，朝议弗许。素卿者，即鄞人朱缟，其家鬻于夷商汤四五郎，越境亡去。至是，充使入贡，重赂逆瑾，蔽覆其事。盖缟在倭国伪称宗室苗裔，倾险取宠，辅庶夺嫡，争贡要利，而夷夏之衅遂酿于兹。
郑晓《皇明四夷考》把此事系于正德六年（1511），文字也略有不同：“正德六年，宋素卿、源永寿来贡，求祀孔子仪注，不许。鄞人朱澄告言：素卿本澄从子，叛附夷人。守臣以闻，主客以素卿正使，释之，令谕王效顺，无侵边。”
嘉靖二年（1523）四月，大内义兴派遣使节宗设谦道率领三船随从五六百，来宁波朝贡。几天后，又有细川高国派遣的使节鸾冈瑞佐、宋素卿率船一艘随从百余，前来宁波朝贡。于是乎形成了两大势力集团的争贡事件，由于宋素卿贿赂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得到额外照顾，引起宗设一派不满，大打出手。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宁波争贡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后果极其严重，影响深远，有必要对它的细节予以关注。
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圣上龙兴，改元嘉靖。明年四月，夷船三只，译称西海道大内谊兴
国遣使宗设谦道
入贡。越数日，夷船一只，使人百余，复称南海道细川高国遣使瑞佐
、宋素卿入贡，导至宁波江下。时市舶太监赖恩私素卿重贿，坐之宗设之上，且贡船后至，先与盘发。遂至两夷仇杀，毒流廛市。宗设之党追逐素卿，直抵绍兴城下，不及，还至余姚，遂絷宁波卫指挥袁琎，越关而遁。时备倭都指挥刘锦追贼，战殁于海。定海卫掌印指挥李震与知县郑余庆，同心济变，一日数警，而城以无患。贼有漂入朝鲜者，国王李怿擒获中林望古多罗，械送京师，发浙江按察司，与素卿监禁候旨。法司勘处者凡数十次，而夷囚竟死于狱。”
郑晓《皇明四夷考》所记大体相同：“嘉靖元年，王源义植无道，国人不服，诸道争贡。大内艺兴遣僧宗设，细川高（国）遣僧瑞佐及（宋）素卿，先后至宁波。故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席并以先后为序。时瑞佐后至，素卿奸狡，通市舶太监馈宝贿万计，太监令先阅瑞佐货，宴又令坐宗设上。宗设席间与瑞佐忿争，相仇杀。太监又以素卿故，阴助佐，授之兵器，杀总督备倭都指挥刘锦，大掠宁波旁海乡镇。素卿坐叛论死，宗设、瑞佐皆释还。”
宁波争贡事件的影响极坏，给明朝中央政府内部主张严厉实行海禁政策的一派官僚，抓住了一个口实。兵科给事中夏言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奏疏中说：
顷者倭夷入贡，肆行叛逆，地方各官先事不能剿捕，而前后章奏言辞多遁，功罪未明。该部按据来文，迁就议拟，虽云行勘，亦主故常。乞敕风力近臣重行复勘。且宁波系倭夷入贡之路，法制具存，尚且败事，其诸沿海备倭衙门废弛可知。宜令所遣官，由山东循维扬、历浙闽，以及于广，会同巡抚逐一按视，预为区画。其倭夷应否通贡绝约事宜，乞下廷臣集议。
显然，夏言对于浙江地方官对宁波争贡事件的处理，极为不满，指责他们是“迁就议拟”、“亦主故常”，一如既往地开一眼闭一眼。他敦请皇上派遣“风力近臣”前往复查，并且推而广之，对于从山东直到广东的沿海衙门，进行彻底勘查。鉴于此次由市舶司引发事件的严重性，是否断绝日本的朝贡，请皇上指示有关部门大臣讨论决定。皇帝当即批示：“差风力给事中一员往。其余事宜兵部议处以闻。”
接到浙江巡按御史关于宁波争贡事件的报告后，皇帝下旨：“切责巡视守巡等官，先事不能预防，临事不能擒剿，姑夺俸。令镇巡官即督所属，调兵追捕，并核失事情罪以闻。其入贡当否事宜，下礼部议报。”
皇帝再次提及日本“入贡当否”，命主管此事的礼部提出处理意见。夏言坚决主张“祸起于市舶”，礼部采纳他的意见，敦请皇帝“罢市舶”，立即关闭宁波市舶司，断绝日本的朝贡渠道。
这一决定过于草率，操之过急，最高当局显然对于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的发展状况，所知甚少，武断地以为“祸起于市舶”，堵塞正常渠道，刺激了走私贸易的迅猛泛滥，成为嘉靖倭患的一个诱因。
兵科给事中夏言强调“祸起于市舶”，意思是祸患起源于宁波市舶司，似是而非。当时人纷纷指出，应当罢斥的不是市舶司这个机构，而是掌管市舶司的太监。因为争贡事件除了日本方面的因素，浙江市舶司的市舶太监赖恩处置不当，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细川氏的副使宋素卿是宁波人，长期从事贸易中介业，为人奸狡，用重金贿赂市舶太监赖恩。市舶司破例，在检查贸易物品时，把先期到达的大内氏船舶推迟，后到的细川氏船舶反而提前。在招待宴会的座次安排上，赖恩故意把细川氏使节坐在大内氏使节的上座。双方仇杀时，赖恩有意偏袒宋素卿，暗中资助兵器，致使械斗一发而不可收拾。
郑晓就这样评论：“给事中夏言上言：‘祸起于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而不知所当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以故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废。”
郑晓的话讲对了一半，应当罢去的是贪腐的市舶太监赖恩，而不是市舶司这个机构。至于他所说的“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外商更加需要中国百货，需求量十分庞大，比中国对外国百货的需求量大千百倍。不过郑晓作为当时的大臣（郑晓官至兵部侍郎兼漕运总督、兵部尚书），能有这种见识，已属难能可贵了。
崇祯年间的吏部候选监生许重熙在《嘉靖以来注略》中评论道：“郑晓有云：夏言谓倭祸起于市舶，遂请罢之。不知当罢者内臣，非市舶也。祖训虽绝日本，而市舶不废，盖以通华夷之情，使利权在上也。市舶罢，而利恐在下，奸豪外交内讧，海上无宁日矣。噫，晓言不为无见。然使番舶不至，则奸豪何从诳取其货以阶厉耶？夷货非衣食所急，何谓中国不可缺耶？朱纨严其禁令，而言者纷纷，则衣冠之盗甚于夷狄也。”
许重熙前几句话说得不错，尤其是罢废市舶造成“海上无宁日”的分析，颇为精当。但后两句——“然使番舶不至，则奸豪何从诳取其货”云云，见识显然不及郑晓。纵观郑晓的其他言论可见，他是主张开海禁的，而许重熙则倾向于严海禁。立场不同，观点自然相异。
从嘉靖二年（1523）浙江市舶司关闭后，日本的朝贡停止了十七年。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国王派遣使节来宁波朝贡，《皇明驭倭录》如此记录：
嘉靖十八年，日本国王源义复遣使来贡……至是，复修贡。浙镇巡官以闻。上曰：“夷性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严加详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送。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与交通，以滋祸乱。……”
嘉靖十九年，日本国王源义晴差正副使顾门等来朝，贡马及献方物。宴赏如例，又加赐国王王妃使臣，方物各给以价……言官论其不可。上命礼部会兵刑二部、都察院会议以闻。复言：“夷情谲诈难信，勘合令将旧给缴完，始易以新。素卿等罪恶深重，货物已经入官，俱不宜许。以后贡期定以十年，夷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督遣使者归国，仍饬沿海备倭衙门，严为之备。”诏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