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早以前，人们在劳动与生活中，偶尔发现有些方法以及草、木、虫、石可以治愈疾病，因而，出现了原始医学。当医学刚出现的时候，只是一种自发地解除痛苦的办法或手段。由于人们的知识很有限，没有上升到有系统规律的理论水平，所以，还算不上真正的医学。

自伏羲氏发明了阴阳以后，才有了今天的祖国医学。有关癌瘤的记载，在殷墟甲骨文里，已有了“瘤”字。《周礼》有疡医。历代对七情郁结，脾胃受伤，导致气血凝滞，形成癥瘕、积聚等的论述中就包括了癌瘤。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名医医和，提出六气失调致病的理论，对后世医者很有启发。他说：“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这就是外感病因的先导。《吕氏春秋》记载：“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则生害矣……轻水所，多秃与瘿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进一步提出了情志和人的生活环境、自然界的变化和发展，都是人类疾病发生的原因之一，也是癌瘤病发生的原因之一。癌瘤病是一类全身性的疾病，这在临证过程中，是不难找到依据的。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水土中缺钼，植物中硝酸盐含量过高，癌瘤发生率就高。水中镁含量过少，癌瘤发病就较多。现存的祖国医学第一部专著《内经》载有“筋瘤”“肠瘤”，还有像“喜怒不适，饮食不节，寒温不时，邪气胜之，积聚已留”“三阳结谓之隔”“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胃病者，腹䐜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食饮不下”“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候之？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肠胃病恶……”“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则死”这样对癌瘤的病理、症状以及治疗原则等的片段记载。《金匮要略》中有“变为胃反”，并述其症状为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等，属于胃癌证候。《脉经》中“妇人脏肿如瓜，阴中疼，引腰痛者，杏仁汤主之”，应是包括癌瘤的。《后汉书》华佗传有：“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结聚”，这样一段描述，是我国采用外科手术割治癌瘤最早的记载。

葛洪《肘后救卒方》中说：“……海藻酒方，疗颈下囊，渐大，欲成瘿者”。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说：“瘿者由忧恚气结所生……搏颈下而成之”又说：“诸脏受邪，初未能成为积聚，滞留不去，乃成积聚”。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有“气瘿”“劳瘿”“土瘿”“痨瘿”“忧瘿”等5类，主张用海藻、昆布、柳根须及羊靥治疗。王焘《外台秘要》中说：“中国人息气结瘿者，但垂槌，无核也。长安及襄阳人，其饮沙水患瘿……无根，浮动在皮中。”并收集了防治此病的36个药方。

南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已明确提出“骨瘤”“脂瘤”“肉瘤”“血瘤”“气瘤”“脓瘤”等多种名称。齐德之《外科精义》有“赤瘤”“疮瘤”“胎瘤”“石疽”“丹瘤”等记载。《圣济总录》则给瘤下了一个定义：“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郁结壅塞，则乘虚投隙，瘤所以生。”《太平圣惠方》《卫济宝书》《刘涓子鬼遗方》等，亦有肿瘤的记载。张从正《儒门事亲》有“五噎”“十膈”。同时期的李杲、朱丹溪等，也都记有关于癌瘤的防治方法。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严用和《严氏济生方》等，对癌瘤的防治都有较详细的记述。明·汪机《外科理例》、王肯堂《疡医准绳》、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等，对癌瘤的记述更进了一步。申斗垣《外科启玄》，对癌瘤类疾病的防治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如《论癌发》对癌瘤的发生、发展和预后，都有详细的论述。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说：“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清·王洪绪在《外科证治全生集》中，谈到癌瘤的治疗，并记载了他创制的犀黄丸、阳和汤、小金丹等药。这些药，就是在今天用于一些癌瘤病人，仍有疗效。另外，《医门法律》《医学统旨》《证治汇补》等，都有关于癌瘤类疾病的记载。 ijwF6TWx00Aq+Coexeg0xzePRM+RnVPBvTHlFyA7plpmShUjtRTWKG+vm9EItY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