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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中国组织了第一次12个地区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协作调查。采用了自编流行病学调查精神障碍诊断标准，调查的结果是时点（调查时间内）患病率为1.05%，终生患病率为1.27%。
1993年，张维熙等人在1982年的7个原抽样地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方法与1982年基本相同。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不含神经症）时点患病率为1.12%，终生患病率为1.35%；与1982年比较，均有所上升。
十五后的2009年，费立鹏教授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对中国山东、浙江、青海、甘肃四省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该研究调查了63 004位成人，覆盖约1.13亿18岁及以上年龄的成年人群。先用综合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进行筛选，然后由精神科医生对16 577位被筛选出的对象按美国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轴I障碍的诊断进行结构式临床访谈（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Ⅳ）。结果显示，成年人群总患病率高达17.5%，其中心境障碍6.1%（5.7～6.6），焦虑障碍5.6%（5.0～6.3），物质滥用障碍5.9%（5.3～6.5），精神病性障碍1.0%（0.8～1.1）。在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中，女性患者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40岁以上的成年人比年轻人高。据此估算，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由此可见，异常心理已经是常见的影响个人幸福和社会安宁的大事，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大任务。
其实，从人类诞生之时，自然灾害、生存竞争等因素对人的心理就存在影响，心理异常的现象就可能存在于人类社会。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心理现象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在漫长的探索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有过不同的理论学说，并因此而产生过不同的处理心理异常的方法。可以说，人类一直就在与导致心理异常的“心魔”在作顽强的搏斗。
凡神欲毁灭者，神会先让他们疯狂（Euripides，欧里庇得斯）。虽然对史前人类如何看待和处理异常的心理和行为的了解多数来源于考古发现和哲学家们的理论思考与研究，但普遍认为，史前人类相信灵魂的存在，而且认为人的心理和行为是鬼魂或恶魔所致。这种超自然观点可以追索到5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在欧洲和南美发掘出的这个时期的人类颅骨中，考古学家们发现有些颅骨上存在人工钻挖成的圆孔。史前人类认为，异常的心理或行为是由于魔鬼附体所致。他们在魔鬼附体的人的头颅上打孔，可以让魔鬼离开，或将其驱离。不过，近年来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钻颅手术可能是用来清除战争所致头颅损伤的碎骨和血块的，是颅脑外科的起源。
除这种开颅驱魔的方式之外，还有一种仪式驱魔法。在天主教中，驱魔被定义为“从被恶魔、凶灵附身、寄生或由于其咒怨而可能会成为其牺牲品或被利用的人身上或物品上驱除恶魔的方法。”这是由天主教牧师举行的一种仪式。罗马天主教会有多种驱魔方式：洗礼驱魔，即在婴儿洗礼前为其祝福，使其免受原罪所酿成的邪恶的侵害；简单驱魔，即祈祷某地点或某物品免受邪恶的侵害；真实驱魔，即从人身上驱除附体的恶魔，这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驱魔。
据教会称，恶魔附身的凶兆有如下几种：能说或能够理解其本人从未学习过的语言；知道（并揭示）其本人根本无法知道的事情；相对于其本人的体格而言，其体力超乎寻常；极其憎恶天主、圣母玛利亚、十字架以及与天主教信仰有关的其他画像。如果教会确定它所调查的人确实被附身，即需要进行驱魔，则下一步就是为此案件指派一位驱魔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驱魔仪式几近消亡，如今又卷土重来。
与此类似，在中国古代，人们普遍相信灵魂的存在，并认为灵魂是永恒的。在人死之后，灵魂离开肉体变成无形的鬼而存在。高级的鬼就是神，而鬼则是低级的神。当活着的人被鬼神附体时就会生病，出现异常的行为举止，甚至危害他人。这种巫术思想到现在还存留于民间，并有与之相应的巫术存在，如禳解、关亡、招魂、驱鬼等。
一位35岁的女性患者，在她父亲去世后不久就出现了异常行为。一会儿哭泣，一会儿扮演她的父亲，与她欢度圣诞，说话的声音与神态与其非常相像。家人以为是刚去世的父亲的魂灵附上了她的身上去了（当地称为鬼上身），他们非常害怕。恐惧中，他们很快请来当地有名的巫婆作法驱鬼。三天后，她清醒了。但不久，她又旧病复发，家人只好把她带到医院看病，当时诊断是癔症。
在治疗过程中，家人向医生描述了巫婆施法的过程。那天，巫婆来到家里后，她先环视周围的环境，然后神情严肃地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患者，然后用纸折成许多的小人，放在一个簸箕里。她将装满小纸人的簸箕举起，在屋里转了几圈，又在患者的头上转圈，并大声喊：“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你这恶鬼快走开。”一阵折腾，她将小纸人点上火烧了。安静下来后，她告诉家人，鬼魂已经赶走了，它不敢再回来了。你们放心，过两天她就会好起来。真是灵验，第三天她就跟以前一样了，完全恢复了。
与魔鬼附体有关的疾病包括癔症、躁狂、精神病、秽语抽动症、癫痫、精神分裂症、分离性身份障碍等。虽然钻颅术已不再用于驱魔，但基于宗教信仰的恶魔，或相信灵魂不灭的鬼神观念依然影响着21世纪的人类，也必将继续纠结下去，因为人类永远都不可能战胜面对死亡时的恐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扩展和深入，对心理现象的理解也不断进步，逐渐形成了新的理论观点，开创出了新的治疗方法。
早在2500年前就对心理异常了一些自己的认识和描述，并从医学的角度进行了大量和持久的治疗实践。“忧郁”这个词，很早就被用来描述人的心境，并与人的疾病有关。战国时期的管仲认为，“暴傲生怨，忧郁生疾，疾困乃死。”（管子，《内业》）
《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中国医学的元典，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中国哲学和科学成就，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并因此确立了中国医学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并影响至今。
从《黄帝内经》中的一些描述来看，在那时的中国，医与巫已经分离。尽管鬼神理念仍存在，驱神弄鬼的方法依然流行，但出现了不信鬼神的治病方法。
“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失四时之从，逆寒暑之宜，贼风数至，虚邪朝夕，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黄帝内经·移精变气论篇第十三》。
在《贼风篇第五十》中黄帝又问岐伯祝由为何能治病。
“黄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患者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
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
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
在这部中国医典中，作者对一些异常的心理如郁症、狂症等也有描述和理论分析与治疗方法。
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治之取手太阳、阳明，血变而止，及取足太阴、阳明。
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舌下少阴，视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释之也。
狂言，惊，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阳明、太阳、太阴。
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阳、太阴、阳明、足太阴、头、两颇。
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笑而不发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阴、太阳、阳明，后取手太阴、太阳、阳明。
狂而新发，未应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动脉，及盛者见血，有顷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壮。（黄帝内经灵枢癫狂第二十二）
这段文字描述了狂病的表现和症状，也分析了病因，并提出了针灸治疗的部位和方法。从狂症的症候来看，类似于今天的精神病学中心境障碍（双相）、躁狂症、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现。在中医的治疗方法中，针刺、放血疗法和灸法是治疗狂病的重要手段，但要注意辨证和临证的分析，辨明虚实，以免犯虚虚实实的错误。
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七一》中还有与抑郁症相似的描述，并简述了相应的治疗原则。“五常之气，太过不及，其发异也……帝曰：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
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后世历代医家发展了《黄帝内经》中有关情志疾病的认识，他们留下了很多关于情志所致疾病“郁症”的论述。从临床症候和发病转归等方面来看，与现代医学中的抑郁症类似。中医理论认为郁证是由于情志不舒，气机郁滞所引起的一类病证。主要表现为心情抑郁、情绪不宁、胁肋胀痛或易怒善哭，以及咽中如异物梗阻、失眠等各种复杂症状。
从《黄帝内经》的记载和描述来看，传统中医在2000多年前就将异常心理现象纳入了医学范畴，不断有理论的研究分析，也在不断探索具体的医药治疗方法，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尽管民间仍存在鬼神附体等原始认识，出现异常行为继续寻求祝由等原始方法驱鬼辟邪，但中医治疗始终是主流，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处死患者或监禁患者的现象。
大约在公元500年至公元前500年之间的，希腊和罗马的哲学家和医生已经识别出一些精神障碍。首先是抑郁症（melancholia），持久的悲伤状态；躁狂（mania），一种心情欢快、行为狂乱的状态；痴呆（dementia），一种智力下降的情况；癔症（hysteria），表现为无躯体原因的身体疾病；妄想（delusions），明显的虚构信念；幻听（hallucinations），将想象的视像或声音体验成真实的情景。虽然鬼神常说在当时对精神和身体疾病的解释仍是非常普遍，但哲学家和医生们开始为在这个时期提出对疾病认识的不同见解，对后来的医学发展奠定的基础。
希腊医学家、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460—370 BC）认为疾病由自然因素引起，异常行为源于身体内在的问题，是体内四种液体（即黄胆汁、黑胆汁、血液和黏液）不平衡所致。例如，黄胆汁过多引发躁狂（mania），黑胆汁过多导致抑郁（melancholia），其特点是长时间的担心与失望。为治疗心理功能的失常，希波克拉底探寻了许多方法，以矫正可能存在的身体病理因素。例如，他认为，黑胆汁过多引起的抑郁可以通过安静的生活、蔬菜饮食、节欲、运动、独身，甚至于放血得到治疗。
希波克拉底强调异常行为源于内在因素的观点得到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的认同。后来，阿瑞蒂亚斯（Aretaeus）将这样的患者描述为无明显原因地表现出“迟滞或严肃”、沮丧或不合理的呆板。体液理论随着希腊文化的衰落而逐渐远离人们的思想。但在罗马时期，盖仑又将这个理论重新提出，忧郁症的概念要比现在用的抑郁症（depression）这个概念在内涵与外延都要广泛，它包括悲伤、沮丧、失望、担心、愤怒、妄想和强迫观念等症状。
在公元500—1300年的中世纪的欧洲，神职人员的权力大大提升。在这个时期，教会拒绝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控制了全部的教育资源。宗教信念，控制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行为再一次地被解释为善良与邪恶，上帝与魔鬼的冲突。异常行为，特别是心理功能的失常常被认为是受撒旦（Satan）影响的依据。虽然有些科学家和医生仍坚持医学的解释和治疗，但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的影响力显得微不足道。
中世纪是一个存在巨大应激和焦虑的时期，战争、瘟疫、城市的兴起。人们将这些不幸、灾难和恐慌归罪于魔鬼撒旦，并害怕被其附体。在这个时期，异常行为的发生率明显增加。另外，还经常暴发群体性发疯，即许多同时出现妄想和幻觉。在这些现象中，有一种毒蜘蛛舞蹈症（也称为圣·维达斯舞蹈，St.Vitus）。一群人突然开始踹跳、舞蹈、然后抽搐。有些人衣着古怪，有些人撕咬自己的衣服。他们都相信自己被狼蛛咬伤并附体，通过跳快速旋转舞（塔郎泰拉舞，tarantella）来治疗。还有一种群体发疯症，变狼狂（Lycanthropy），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狼或其他动物附体。他们的行为动作像狼一样，感觉全身长满皮毛。
在中世纪的这种气氛中，又用上了一些早期的驱魔法治疗心理异常就不觉奇怪了。不过，驱魔治疗由牧师负责，关键是驱走附在人体的里的魔鬼。
随着城市的兴起与扩展，世俗政府的权力增强，掌管非宗教的活动。他们开始经营医院，直接照顾和治疗那些精神障碍患者。医学观念重新受到重视，源于神学的方法逐渐失去地位。
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大约是公元1400—1700期间，文化与科学繁荣，神学观念进一步失势。德国医生约翰·威尔（Johann Weyer，1515—1588）认为心灵像身体一样容易生病，并首先将精神精神障碍专业化。他被认为是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奠基人。
在这种氛围中，精神障碍患者的照料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在英格兰，这些患者可以待在家里，他们的家人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助。横跨欧洲宗教圣地都在致力于用人道和爱的方法治疗精神障碍患者，其中最著名的是比利时的基尔（Gheel）。
基尔的这种传统与魅力源自一位美丽纯洁的少女。传说在公元7世纪，爱尔兰国王失去爱妻后精神状况很糟，竟找不到一个如意的女人弥补失去妻子的伤痛。后来，他发现自己的女儿圣·戴菲娜（Saint Dymphna）与妻子一样美丽，决定要娶她为妻。圣·戴菲娜得知后，她逃到了基尔。在这里，她修建了一座救济院，专门收容救助穷人和患者。由于使用了从爱尔兰带来的货币，她们被国王发现。一天，国王亲自来到基尔要带她回国，但她坚决不从当。愤怒之下，父亲一剑将她砍死，此时她只有15岁。
她去世后，为了纪念她，当地人以她的名义修建了一座圣·戴菲娜教堂，并逐渐成为欧洲朝圣者的向往之地，他们来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治愈疾病。来这里的人通常都寄居当地人的家里，有的几个月，有的几年，也有终身寄居的。在这里，他们是寄住者而非患者，是社区的一份子。从15世纪开始，人们就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寻求精神治疗。当地人热情欢迎这些人到他们的家里居住，许多患者待在一起，形成的首个世界性的精神障碍患者群体。这种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社区精神卫生”的先驱，它的持续存在反映了精神障碍患者对具有爱与尊重的照料和治疗反应良好。直到今天，在这个城市，精神障碍患者仍可以在寄居家庭生活，与其他人交往，直到康复。
16世纪中叶，政府将医院和修道院改成“精神病院（Asylums）”，收治精神患者，给他们以良好的照顾。第一所精神病院于15世纪早期在西班牙建立，但是，直到16世纪，它的理念才产生影响。1547年，亨利八世（HenryⅧ）允许在伦敦市区建立伯利恒医院（Bethlehem），唯一的目的是监禁精神患者。在这家精神病医院，到处都能听到被镣铐囚禁着的患者的哭喊。为预防暴力行为，患者会被铐上鞭打，医院的名称（Bedlam）变成了混乱不安的代名词。其他地方的情况基本相似，直到18世纪后期，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进入19世纪后，精神患者的治疗再次得到改善。这时，有些人开始关注那些遭受着囚禁、殴打、虐待和忍饥挨饿的精神患者的命运，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的比奈尔（Philippe Pinel）。他是一位集数学家、哲学家、医生和巴黎革命者的朋友于一身的伟大人物。在1793年，他说服了革命者，接管了精神病医院，并进行影响深远的人道主义改革。他砸碎了锁在精神患者身上的燎烤，与病握手并对他们说，“你们是有理性的人”。在后来的二十年中，他与学生埃斯库罗一道，用改善治疗和加速康复的方法进行了实践。他们自称此法为“道德治疗（moral treatment）”。
在此时期，即1796年，威廉·吐克（William Tuke）也筹措资金在英格兰北部开办了约克避难所（York Retreat），并进行了同样的改革。在位于郊区的房屋里大约有30位患者居住在一起，这里安静舒适。他将休闲、聊天、祈祷、手工结合起来，让患者在这种状态中得到治疗。精神患者对这种道德治疗和友好的、教友式的劝导反应良好。
道德治疗这种方法盛行了半个世纪，为精神患者打开了一条通向正常生活的出路。道德治疗是一种没有机械性约束、恐吓，也没有残忍或残酷行为的治疗方法。治疗师组织患者参与集体生活，让患者在工作、娱乐和社会活动中积累有意义的集体生活经验，从而发展他们享受生活的能力。道德治疗的开创者呼吁人们应看到精神患者理智的一面，要让患者谈话、演讲、看书和培训。他们重视并且赞赏合作行为与人们的良知。他们相信坚持长期仁慈的治疗，要比残忍、铁链和殴打的疗效好得多。美国的一项道德治疗研究显示，道德治疗师对待患者就像对待精神健康的人一样。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治疗也逐渐衰落。到了1900年代已经基本上被人们所遗忘。精神病院变得越来越大，拥挤不堪。在19世纪后叶，精神病医院成为监禁式的医院，常采用约束性的治疗方法（如约束衣或禁闭室），变得毫无生气且令人生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
长期的监禁式治疗会产生住院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情感淡漠、主动性缺乏、兴趣丧失、顺从被动、无计划性，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特异性的姿势和步态。导致住院综合征因素有：①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②被迫性的懒散和责任感丧失；③医护人员的强制管理；④朋友、职业和个人生活的丧失；⑤药物的不良反应；⑥病房环境槽糕，缺乏自由、平等与权力；⑦院外前途无望，被社会歧视。
随着道德治疗的衰落，有关心理异常的认识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体因观，一种是心理观。前者认为心理功能异常是躯体因素所致，后者则认为心理因素是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至少有24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希波克拉底。他认为心理功能异常是脑的疾病，是体液失去平衡。到19世纪后期，他的观点才开始被普遍地接受。有两种原因导致他的重生。一个是德国学者埃米尔·克雷丕林（Emil Kraepelin，1856—1926），他于1883年出版了一部富有影响的教科书。在书中，他认为心理功能异常的原因是躯体因素，如衰弱等，并首次把异常行为分门别类，提出了多种症候群或症状综合征，构建了第一个现代精神障碍分类体系，还列出了与它们有关的躯体因素，研究了一些药物对异常行为的疗效。
新的医学发现也激发了躯体因素观点的兴起，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梅毒。这种器质性疾病会导致麻痹性痴呆，引起不可逆转的躯体和心理症状，如麻痹、夸大妄想。1897年，德国神经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t-Ebing，1840—1902）将梅毒溃疡提出的物质注射到麻痹性痴呆患者身体里，没有一个人出现梅毒症状。由于所有麻痹性痴呆的患者表现出对梅毒的免疫性，克拉夫特-埃宾认为麻痹性痴呆是由梅毒引起的。后来，德国动物学家弗里茨·绍丁（FritzSchaudinn，1871—1906）于1905年发现苍白密螺旋体（后来称梅毒螺旋体）是梅毒也是麻痹性痴呆的致病因素。
克雷丕林的工作与麻痹性痴呆病因的发现导致很多研究者和医生推测精神障碍与器质性因素有关。这些理论与快速有效的治疗精神障碍的方法特别受精神病医院工作人员的欢迎。精神病医院的人数以令人惊奇的速度增加。
四十年代出现的额叶切除术，开始时疗效奇特，控制了一些存在暴力行为的患者。在战后，各家医院都热衷于应用这种疗法，也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然而，不幸的是，由于手术失败或严重的副作用而毁掉了它的声誉。而且，因抗精神病药物的迅速发展，这种手术疗法也就很少应用了。现在，某些医院仍在开展精神外科手术，对一些存在暴力行为的患者或慢性衰退的患者实施脑立体定向手术，通过捣毁假设的病灶来控制患者的症状或改善患者的退缩状况。但事实并未如人所愿，其疗效仍存争议。
五十年代中期抗精神病药物的发现与应用是精神医学最重要的发展，其中氯丙嗪最为著名。从此，精神医学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抗精神病药物能控制急性兴奋、幻觉和妄想，能使兴奋、冲动多年的患者安定下来，深受世界各地精神科医生的欢迎，应用日益广泛。如今，药物治疗已经成为精神科医生的最重要的治疗方法。
在19世纪后期，认为精神障碍与心理因素有关的心因观点开始浮现。当然，这种观点也有很长的历史。罗马政治家和演说家西塞罗（Cicero，106—43，B.C）坚持认为心理障碍会导致身体生病。希腊医生盖仑（Galen）认为恐惧、失恋或其他心理事件会导致心理障碍。然而，心因观点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催眠研究才揭示了心理因素的重要性。
催眠术就是让患者进入一种易受暗示的出神状态的过程，可以用于治疗心理障碍，起源于麦斯麦术。1778年，奥地利医生弗里德希·安东·麦斯麦（Friedrich Anton Mesmer，1734—1815）在巴黎开设了一家诊所，就诊的患者多是癔症患者，他们存在神秘的躯体症状，但又没有明显的躯体疾病。针对这些患者，他让他们坐在黑暗的房屋里，放上音乐，然后用磁棒触碰患者的不舒服的部位。通过这种治疗，许多患者的疼痛、麻木和瘫痪症状消失。一些科学家认为他诱导患者进入出神状态，并使他们的症状消失。然而，这种治疗方法受到了非议，他最终被迫离开了巴黎。此后，很多研究者鼓足勇气研究他的方法，并称之为催眠术，能有效地治疗癔症。而且，癔症也成为后来研究和治疗的重点疾病。
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研究了催眠术治疗癔症的效果。在研究与治疗中他发现，有时在催眠状态下与患者坦诚地谈论过去的不良事件后，患者醒来时癔症症状就消失了。后来，他参与了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研究。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认为许多异常与正常的心理功能都是心因性的，而无意识的心理过程是这些功能的根源。他用自由联想的技术，在与患者讨论中让他们意识到影响自己心理活动的无意识过程。他认为这种领悟，即使不进行催眠，也能帮助患者消除心理困惑。不过，精神分析主要在门诊用于治疗焦虑、抑郁、癔症等不需要住院治疗的轻性精神障碍，特别是神经症。对于住院的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精神分析疗效不明显。尽管如此，精神分析极大地推动了心理治疗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就目前情况而言，心理治疗已经是治疗心理障碍、特别是轻性心理障碍和正常人群心理困惑的重要手段。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异常心理的认识和治疗有了很大变化。异常心理的理论与治疗形式越来越多，研究和信息也越来越多。有关心理异常的解释也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元化。异常心理的研究与治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另一些方面，临床研究者与医生仍存在明显的争议。
开放运动始于五十年代，席卷了西方社会的所有医院。虽然盛行的原因存在争议，但是，与人们的反专制情绪、六十年代特有的宽容、人们对社会进步的普遍关注以及福利国家的出现等其他因素有关。在福利国家中，残疾人（包括精神残疾）得到了国家的资助。充分的就业机会（至少北欧国家是这样）扩大了对伤残劳力的需求，而且增加了人们对患者的容忍程度。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50年代中期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等）、抗抑郁药物（如丙咪嗪等）和抗焦虑药物（如安定等）的发现与应用。这些药物可以控制患者的异常思维和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当给长期住院的患者使用这些药物后，他们的症状很快改善，让他们有机会出院。自此，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制定去机构化政策，成千上万的患者离开医院回到社区。这些国家的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患者数出现了建院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大幅度的下降。以美国为例，在1955年，全国公立精神卫生机构的住院患者数是60万。2001年，在同样的医院里，每天住院患者数只有6万人。简言之，在这期间，门诊治疗已经成为治疗严重心理障碍的患者主要形式。现在，严重心理障碍的患者通常只需要短期的住院治疗，然后在社区门诊接受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这种变化被称之为社区精神卫生运动，治疗与康复的重心在回归社会。
在这个新的时期，又诞生了开放性管理医院。开放性医院是英国六十年代引以为自豪的典范，给来访者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和深刻的印象。患者和工作人员的关系是友好的，他们可以轻松自在的方式在自由环境之中相处。在中国，精神障碍的社区防治工作也开始于六七十年代，但主要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以预防为主，将医疗的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开展三级防治，建立了不少的社区精神障碍服务机构。城市以上海为代表，发展了以工疗站为主体的社区康复机构。全市约有90%的街道建立了工疗站。许多慢性患者参加了有组织的工疗和文体娱乐治疗活动。在这些患者中，复发率和社会肇事率明显减少，提高了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心理治疗基本都在门诊机构实施，而且是个别心理治疗，费用昂贵。在50年代以后，许多健康保险项目开始为个别治疗支付费用，广泛惠及中等收入人群。另外，门诊心理治疗开始在许多低收费机构，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危机干预中心、家庭服务中心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因此，因心理问题求助于心理治疗的人越来越多。心理治疗的范围也从焦虑症、抑郁症和癔症等扩展到其他类别的疾病，以及生活、工作、婚姻、家庭、学习和人际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心理治疗也在自杀、物质滥用、摄食障碍、恐怖症、性功能障碍的干预与治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心理治疗的理论与方法方面，从精神分析开始，行为主义理论与行为治疗、人本主义理论与治疗、认知治疗、家庭治疗、后现代心理治疗、积极心理治疗等，百花齐放，异彩缤纷，具体的治疗方法不下400种。每种理论都在试图以自己的视角解释心理异常，并采用相应的方法和技能治疗异常的心理。理论之间有相异也有相近，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没有包治一切的方法。有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从业人员方面，不再是精神医生和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占主导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心理健康服务需求的迅速增加，其他职业人员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在这些职业中，临床心理学家的专业程度最高。他们要完成八年的博士培训，还要在精神病医院或心理卫生机构实习一年的时间，学习和培训的主要内容是异常心理学的理论和治疗。在进入心理治疗领域之前，他们主要开展异常心理的评估与研究。
除临床心理学家开始从事心理治疗外，其他一些职业，如咨询心理学家、教育与学校心理学家、精神科护士、婚姻治疗师、家庭治疗师和精神科社会工作者也进入了这个领域，能提供心理治疗及其相关服务。每个专业都有其自身的培训计划。从理论上看，每种专业都有自己的一套治疗方法。但事实上，相同专业中个体之间的差异有时比专业之间的差异还要大。目前的一种趋势是各种治疗理论与方法的整合，只要能给人以帮助就是有效的方法。
虽然社区心理卫生计划通常不能满足严重患者的需要，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健康原则——预防。现在，许多社区项目都在试图改变引起心理问题的社会环境（如贫穷或暴力），识别和帮助可能发生情绪问题的人（如少年妈妈、有严重心理问题者的孩子、问题儿童），而不是等待心理心理障碍的发生。当然，社区项目有时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出现问题，发挥不了实际作用。
兴起于21世纪的积极心理学对预防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积极心理学主要研究和提升人的积极情绪，如乐观与幸福；积极的品质，如不屈不挠和智慧；积极的能力，如人际交往能力和其他才能；集体主义美德，包括利他主义和宽容。在临床实践中，积极心理学主张通过促进人的积极发展与心理健康来最大限度在帮助他们。已经有很多临床医生开始在工作中使用积极心理学的原则，如训练人们的应对技能，帮助他们免受应激和灾难的打击，鼓励他们参与有意义的活动和人际交往。就这样，临床医生在尽力地促进心理健康和预防心理障碍。而且，在怀孕、失业、离婚和其他有明显应激的人生阶段，也可以提供这种帮助。但是，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方法预防严重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