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画家任渭长创作了一套木刻人物图谱，晋人皇甫谧的《高士传》是其中之一。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出身东汉大族。其六世祖皇甫棱是汉和帝时的度辽将军，其曾祖父就是镇压黄巾军的皇甫嵩。到了他这一代，家道中落，一辈子没有做过官，终生致力于读书、著述，被称为“书淫”。皇甫谧生活的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环境最黑暗的段落之一，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压抑、彷徨，或谈玄度日，或佯狂保身，高居庙堂的或遭屠戮，遁迹山林的不免仓惶，正如李密《陈情表》所说：“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做一个潜心治学的学者怎“艰辛”二字了得。看一个学者的著作清单，大致可以揣度其人的旨趣。《晋书》皇甫谧的本传说：“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列女》等传及《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零散的文章置之不论，《帝王世纪》和《年历》是纯史学著作，三种传记也是知人论世的主题，至于《玄晏春秋》，其书已佚，但从类书的援引来看，大致是笔记体的杂录。由此可知，皇甫谧的主要治学方向本是史学，但是，今人提到皇甫谧的时候却总会把他和《针灸甲乙经》联系在一起，他俨然又是一个医学家！这固然可以用来证明皇甫谧的多才多艺，但其中恐怕另有隐情。在《四库全书》的子部医家类著述中去翻检一下，像皇甫谧这样的在医学和文史之间“跨行”操作并且颇有名望的，只有北宋的沈括一人。这也反过来说明，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文人突入医学领域是很反常的事，即便是后来的鲁迅，终究也只是弃医从文而不曾留下什么医书。那么，皇甫谧的情形，当然就可以归结为一半天赋，一半时势，他本来是一个史学家的料，或许生在大唐便是刘知幾的翻版，可惜西晋的时代不允许他这么做，要研究历史，只能追述远古，要做传记也只能是无关现实的专题小品，行有馀力，只能去额外研究针灸了。看到他的作品清单，皇甫谧一生治学的困窘不难想象。

虽不能得到完整的学术自由，但皇甫谧还是可以在有限的空间中通过选题来表现自己的向往。高士、逸士、列女，平凡而高尚，清贫而坚毅，无名而有才，写他们的逸事令皇甫谧感到亲切而富于激情，这些前贤身上寄托了他自己太多的理想和渴望。究竟什么叫高士，恐怕皇甫谧自己也没有一个详细的定义。《周易》里有一卦名叫蛊，取做事的意思，后来有个词语叫“干蛊”也是从这里留下的。《周易》一卦六爻，每爻各有爻辞，用来动态地体现一卦的主题。凡事物，发展到极致之后往往是物极必反，说做事的蛊卦的上爻也就是最后一爻爻辞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是《周易》对人事充满智慧的描述，是“高士”的隐性源头，同时也是皇甫谧所处的这种苦闷境地的真实写照。

《高士传》正如它的书名所表示的，是一部高士的传记集。今天所见的《高士传》共91篇，由于《长沮桀溺》、《四皓》和《鲁二徵士》是合传，实际收录的是96个人物。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主人公隐逸避世、不事王侯的事迹，所以传记的篇幅都不长，最长的只有四百多字，而最短的只有六十个字，而且其内容基本也都是从相关的子书、史料剪裁得来，算不上皇甫谧的原创作品，严格地说，这本书只能说是“皇甫谧编”而不能算“皇甫谧著”。之所以要强调一下“今天所见”，是因为皇甫谧所处的西晋时代纸张还没有十分普及，更谈不上印刷术。不难想象，皇甫谧书成之后并非拿去付梓化身千百的，不过是亲朋好友、门人故旧中有兴趣的手抄副本加以流传而已，换句话说，《高士传》在印刷术普及之前的流传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不稳定因素，因而版本流传情形十分复杂。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目记载该书的卷数和所收录的人物数量多有出入，而且唐宋类书显示，与皇甫谧同时代的嵇康也有一部同名、同体例的《高士传》，因此，皇甫谧的《高士传》原貌究竟如何已是无可考究的了，其中种种疑问和线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相对完整的归纳。

皇甫谧在书的前言中声明：“高让之士，王政所先，厉浊激贪之务也。”他心里想承担的，是重新树立被魏晋颠覆了的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他所能做的就是把这一类人中的典型汇成一书。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选择高士的标准自有特定的时代意义，皇甫谧也特地强调了自己不选伯夷、叔齐和“二龚”的理由，这就必须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去细细玩味了。在此后的千百年中，皇甫谧的这样一种述而不作的方式成了一种典范。从体例上说，刘向的《列女传》比他早；从内容上说，嵇康的《高士传》与之同时。然而，前者只是形式上的相似，后者又没有完整流传下来，所以皇甫谧的《高士传》成了这一类书的老祖，《隋书·经籍志》中和它罗列在一起的同类作品就有好几种，后世编《续高士传》的也大有人在，清代的王士禛编过一本《古欢录》，也是“述上古至明林泉乐志之人”，同样是皇甫谧的工作的翻版。可以说，在文字著述的方面，皇甫谧开创了一个“高士传系列”。

在古代，文人能做的那些事，除了读书、读经书由于捆绑了政治而俨然成为正经的职业，其馀如琴棋书画、巫医百工统统都以个人爱好的形式流传。所以，不事王侯的高士固然有终生读书却拒绝功名的，也有不少人逃到那些自己的爱好中寻求快乐，一如皇甫谧去研究针灸。中国的人物画源远流长，但其艺术追求常有与西洋画异趣之处。它并非刻意通过透视、光影乃至解剖等方法，极力再现人物的准确外形，而常常只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找人文精神的寄托。明末清初就有一个人物画的高手陈老莲，性格孤僻，愤世嫉俗，他的笔下画过江边的屈原，也画过梁山的好汉。清兵入浙，屠刀的威逼并没有使他动手作画，但乡里朋友中凡贫苦不得志的，央他作画是有求必应。陈老莲是一代画家，也是画家中的高士，他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很多人，包括二百年后的任渭长。

任渭长（1823－1857），名熊，字渭长，一字湘浦，号不舍，浙江萧山人。清代晚期著名画家，“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任渭长幼时家贫，跟塾师学画人像，后寓居苏州、上海，以卖画为生。曾流浪到宁波，得遇名师姚燮，在其家“大梅山馆”学画，深得宋人笔法。任渭长堪称绘画全才，人物、花鸟、山水，无一不精。画法宗陈洪绶，与弟任薰、儿子任预、侄任颐合称“海上四任”，又与朱熊、张熊合称“沪上三熊”。萧山与陈老莲的家乡诸暨为邻，任渭长早年在家乡时，接触陈洪绶画作甚多，受其影响颇大。他因幼年丧父，家境清贫，短暂的一生几乎完全是在绘画中度过的。进入了境界的画是会说话的，是有思想的，揣摩透了陈老莲的画，任渭长在思想上也有着他的影子。于是，任渭长画神仙、画佛，也画剑侠，《高士传》也是其中的一种。文人留下文字，承载了他的思想供后人解读。画家留下的只是画，却同样可以承载厚重的思想精神。

只可惜，天妒英才。正当英年的画家35岁就因病去世了。《高士传》作为任渭长的遗作，也是《任氏四种》（另三种为《列仙酒牌》、《剑侠传》、《於越先贤像传》）中的最后一种，最终没有完成。《高士传》原书为三卷91篇，原本当画91幅，但当时的情况是：“渭长绘《剑侠传像》既半，复绘是传，仅止得二十六人，缺披衣、颜子两图，而渭长遂瘵死，中下卷遂废不能补，世亦无有能补者，不得以并附容庄（按，即蔡照初）梓之，以故中、下卷仅有传无图。”（王龄《序》）也就是说任渭长还未完成上卷（披衣、颜子两人未画）就去世了，只留下了一个残本。

即便如此，咸丰七年（1857）由王龄（原名王锡龄）出资，请当时著名的刻工蔡照初操刀镌版，将残本《高士传》与《列仙酒牌》、《剑侠传》、《於越先贤像传》全部雕版刊行。蔡照初（约1821-1874），又名照，字容庄，号碧山外史，浙江萧山（今属杭州）人。善刻竹木，能篆隶，好刻印，精鉴别古金石文。其刀法或圆润敦厚，或挺直流利，或隽秀若云，或纤细如发。其臻于化境的木刻艺术，将任氏绘画中的人物表现得无比生动，纤毫不差。因此，这四种人物画传堪称清中晚期版刻艺术的杰作。

蔡刊出版不久，任氏的未竟之作由其弟子沙英完成，“能尽师法”。沙英（1835-1878）又名家英，字子春，号雨溪，江苏苏州人。学画于任熊，工人物及花鸟。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石印本《高士传》（全本）应该就是沙英的作品。正因为如此，我们这次出版，将任渭长的残本《高士传》放在全书之前，所据底本为咸丰七年刊本；沙英的全本《高士传》随列其后，所据底本为光绪丙戌（1886）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虽然任渭长留下的《高士传》只是一个残本，但是我们还是得到了一份很珍贵的艺术资料。对现代人来说，读书，尤其是读史能够拓展视野，从更广阔的时空中汲取必要的经验。皇甫谧的《高士传》和任渭长的《高士传》虽然艺术形式不同，但他们有共同之处，也有个人的特征。这些人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件、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在现实中很难找到相同的甚至相似的参照物，但他们的理念、精神却从来没有断绝过。如果能真正走进《高士传》，那么，几十个对中国人产生过各种影响的人物会站立在我们面前，了解他们的始末缘由、揣摩他们的心理轨迹、体会他们的进退取与，进而在文字和图画之间玩味其背后的皇甫谧、任渭长、沙英，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在建设我们自己的智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