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长沮、桀溺者,不知何许人也。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是孔丘。”曰:“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人,他们一起出现在《论语·微子》篇中,当时他们正一起耕地,用《论语》的原话叫做“耦耕”。孔子带着子路走过,想是要过河却找不到渡口,就叫子路前去询问哪里有渡口,渡口过去称“津”,于是留下一个词语叫做“问津”。《论语》这书最大的好处在于,虽说是孔门弟子所记,但并没有很强的“为尊者讳”的意思,孔子挨骂丢份、着急上火、尴尬出丑的事常常可见,而且记录者未必会让孔子以一个正义权威的形象在最后予以深刻的驳斥,这样的事倒是只出现在道家的寓言中。如果说荷蒉在跟孔子打哑谜,多少显得孔子还是个哲人,那这个长沮、桀溺就实在太不给面子了。长沮是最不客气的,人家子路来问个路,一听是鲁国的孔子,他干脆说:“你孔子还不知道路啊!”桀溺的脾气稍微好一点,给子路点出了一个大概,说了说避人和避世的道理,无非是打个圆场,也让子路明白长沮究竟是冲什么的。他们只是不赞同孔子的处世原则,觉得天下大乱,人性本恶,让有兴趣的去折腾就是了,想要扭转乾坤,矫正世风,那实在是痴人说梦。孔子听了,觉得很怅惘,各自理念不同,只能各行其是。人生的“出”和“处”本来就是选择,孔子是富于激情的,为了信念他能明知不可而为之,他从不强求每个人都要这样选择,但他这种精神感召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理想和正义,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高士们看来,这是不明智的,可这种明哲保身的智慧永远无法成为主流,因为政治军事集团整体的精神面貌一旦流于消极,必将走向毁灭。于是,在这样一种精神鼓动策略下,中国总是会出现一些精神可嘉、能力太差的文人毫无道理地去做不可能成功的事,诸如文天祥、史可法,愣是能在理论和实践准备都为零的情形下手握重兵赴汤蹈火。从人性的角度看,这只是在政治集团覆灭前夕迸发出的绝望的反扑,根本无济于事,而且对于身在其间的个人而言都是灾难。这种精神是政治集团必需的,也正因为儒家思想具备了这种精神,它才会成为政治统治的主流思想体系。史可法死于抗清,明朝人将其奉为民族英雄犹有可说,清朝的乾隆皇帝也对其大加表彰,这就不是简单的拉拢人心了,而是精明的政治家深知如果自己的集团一旦连“文死谏、武死战”的傻劲都不复拥有,那就必定是一盘散沙,灭亡可待了。所以,对清政府而言,史可法率兵抵抗的可恶是小,他的精神信念却万万不能漠视,更不能否定。画面也很有意思,按说这两个“耦耕”,本来是农夫,可画面里这两位,怎么看都像是三阮兄弟中的俩,其中一个身上的衣服还好像是所谓的蒲衣,俨然都是渔夫。或许老任是受了“问津”的影响,觉得他们是水边的人吧。不过,水边的农夫就能按渔夫模样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