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启期

【原文】

荣启期者，不知何许人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游于泰山，见而问之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得为人矣，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终也。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荣启期相比林类更出名一点，因为他的这段故事除了能见于《列子》、《淮南子》之外，《水经注》等书中也有记述，可信度更高一些。但高士的故事是否可信并不重要，人们从中寻求的是那种颇具浪漫色彩的、粉碎名缰利锁的精神。西晋时候的文学家陆云专门写过一篇《荣启期赞》，它的结尾是“媚兹常道，聊以忘忧”。无独有偶，南北朝的大文豪庾信也写过一篇《荣启期三乐赞》，他说：“荣期三乐，惟人与年。夫子相遇，即以为贤。”荣启期的故事中，“乐”是一个主题词：做了人是一乐，做了男人是二乐，做了活到九十三岁的男人是三乐。跟林类相比，他没有炫耀豁达生死的思辨，也没有去刻意鄙夷娶妻生子的世俗气，他只是说：“我很快乐。”后来的人们更喜欢荣启期，原因很简单，人，往往都不那么快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首难唱的曲，似乎每个人都有太多的理由说自己如何痛苦。不快乐，靠雄辩的理论无法改变，但真乐的渲染或许可以。陆云说，他不快乐。他是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大司马陆抗的儿子，出身当时江南数一数二的名门大族，他和哥哥陆机又都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文章。结果呢，无端卷进司马家族的八王之乱，兄弟二人双双被杀。那是一个用杀戮取代政治的时代，要做一番事业的男人随时都有性命之忧，才能和名望越大，危险系数越高。陆云在赞叹荣启期的潇洒时尚不知道自己的最终寿命不及他的一半，只能活四十二岁，但他肯定能感到无时不在的压抑和沮丧，他对整个社会、整个生存环境都有着严重的信任危机。然而，对他这样一个名门之后，遁迹山林，颐养天年，那只能是一种奢望，只能是窗外一道优美的风景。庾信说，他更不快乐。他也是出身名门，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的著名御用文人，他本人也是东宫学士，文学成就比陆云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也生活在一个乱世，中国南北分裂，隔江而治。他受梁元帝指派出使西魏，尚未完成使命，江陵城破，梁元帝政权就被西魏消灭了，从此被迫留在北朝做官，即使后来北周取代了西魏，而南方由陈霸先统一建立了陈朝，他仍然无缘回到南方。他一生都被奉为文豪，名至实归，从来没有唯恐被杀的惴惴，但他的作品告诉后人，四十二岁北上之后，他一直生活在背井离乡的凄惶和屈身仕敌的羞耻之中，再也没有真正快乐过。读书人多半都知道荣启期的故事，而过去的人读书又多半跻身仕途，一旦他们把自己那些难以言表的痛苦人生和荣启期简单质朴的三乐作一个比较，立刻会发现自己起码符合其中两条，却未必因此而快乐得鼓琴而歌。这就是高士和俗人的区别，出世与入世的不同。于是，一面无可奈何地延续着自己被胁迫的人生之旅，一面赞叹荣启期式的无拘无束。人，总有太多放不下的，抹不开的，画饼充饥也是一种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