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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倘若我们认为上述对五四运动的理解可以接受，那么就可以提出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适应变化的进程在这段时间会加速了呢？要解答这个问题，即使只解答一部分，也必须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情况的各种变化，以及国际大势对中国的影响。
在与现代的西方世界接触之前，中国的经济在本质上是农业性的，工业未曾发展。在这种经济下，她财富的大部分由地主和商人拥有。他们通常以下列四种主要方式来积累财富：将农产品中获得的利润用于购买更多土地、经商、民间借贷，从公职中获得的合法或非法的收入。由于在20世纪之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经济一直以农业为主，上述的第二种和第三种财富积累的方法也都往往取决于农业生产。结果，以土地投资方式作为资本积累的观念，左右了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下面这两句谚语式的民谣，确切地说明了这个观念：“隔着玻璃亲不了嘴，穷就穷在没有地。” 12 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就废除了长子继承遗产的制度，因此也防止了土地过度集中和大规模财富积累的发生，使家庭和乡村成为自给自足的基本经济单位。半商业半家庭式的、靠学徒制度维持的各种手工业店铺是中国仅有的工业。手工业的生产和交换，大部分由地方性的同业公会来处理。这一切办法和习惯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大规模工业的发展。
自从19世纪西方势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制度便开始发生变化。1863年中国设立了第一间工厂，是一家兵工厂。然而在19世纪后半期，中国的工业仍旧很少有发展的机会，部分原因在于，列强通过暴力或外交手段攫取特权，将物美价廉的外国工业产品向中国市场大量倾销。
这种外国商业竞争的压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告减轻，因为那时西方列强都正专心致力于军需品的生产。从那时开始，由于入超量的减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才得到一个喘息和发展的机会。1914年到1920年间，纺织厂、面粉厂和其他轻工业所生产的国货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这些年的繁荣景象，后来回顾起来，常被认为是中国工业史上的黄金时代，至少和以前相比，情形确是如此。 13 由于这一次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长期侵入，中国传统的自足农业乡村经济的崩溃更加速了。土地投资已渐渐显示出向工、商、金融等企业投资转移的征兆。培育工业发展的新兴组合股份公司比起以前发展得更快。1920年前的那几年，中国的国币“银圆”已大半取代了墨西哥银洋，于是国内部分地区获得了币制统一，促进了金融活动的发展，大城市里开办了更多的新式银行，许多旧式的钱庄也改组为银行。1912年、1915年、1919年、1920年和1921年，都是现代中国货币与信用制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而资本的集中和都市经济的成长等倾向，也都日益显著。然而，这些经济的变化仍属于雏形阶段，而各处发展不均。虽然一些中国大都市的经济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与20世纪的西方都市一样，但是内陆辽阔的乡村地区仍然保持着上古和中古时期的经济特色。中国的农业经济制度正在开始分崩离析，但是还没有被一种现代的经济制度全盘取代。20世纪初期，中国必将产生一种社会经济转变程序的模式，从破坏到废物清除、重建和改革，这是早就可以预期到的。但是相反地，事与愿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上述培养了中国经济跃进式发展的国际局势也宣告结束。由于日本对华影响的增加，以及其他列强纷纷重回中国市场角逐，中国初具雏形的工业举步维艰，浮沉不定。 14 中国和列强经济势力的利益冲突，日趋尖锐。这些相继出现的经济变革、国内繁荣、危机，以及存亡的挣扎，在不同的时段显著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文化活动。
伴随着经济方面的变化，许多重要的社会变迁也在发生。中国旧有的寡头政治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三股社会势力的联合：一方是皇室和军事集团，另一方是地主集团，在这二者之间还有士大夫集团。可是到了20世纪初，这一传统社会的均势联盟已经严重失衡。科举制度已在1905年废除，而新的有效的人事铨叙制度尚未确立。具备能力的有志青年，大都不能通过正规途径获得公职。在历史上的危难时期，中国社会通常依靠家庭或乡村的各种自给自足及合作方法来补救，以渡过难关；但由于这次危难的无比艰巨，已远非那些传统的方式所能救济。再者，随着新兴都市迅速发展，新式商人、企业家和城市工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城市的扩展速度是惊人的。例如，1919年“五四”事件发生的时候，北京约有60万人口；到1923年，即4年以后，北京的人口数便增至110万，几乎是1919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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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内战（1915年到1922年间有10次严重的内战，它们的持续时间总计48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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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疫以及农村经济的崩溃，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业者的人数大增。他们变成穷人之后，很多人背井离乡，成为职业军人，有些则沦为土匪或流氓。这批不安的人口，滋养了军阀主义，五四运动之前的几年，是军阀主义发展最迅速的阶段。同时，一个根本且长期重要的因素，开始在中国社会发挥巨大作用。由于地主和士大夫的逐渐式微，一群掌握了一定现代西方学识的新式知识分子出现了
。自1907年新式的西方教育制度开始大规模施行以后，此后的10年内，大约有1000万人曾经或正在接受各种方式的新式教育。（统计见本书附录一。）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接触，与传统思想意识及统治阶级逐渐背道而驰，使他们能带领其他不安的民众，向“救中国”这个目标进军。五四运动正是反映了以上各种社会势力的重新组合。
同时，1915年以后，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局势也是培养革命的一片沃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氛围在全世界盛行，尤其是亚洲地区。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政治理想主义，例如他所提倡的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小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等，都获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欧洲政治新思潮的转变，新兴共和国的增加，女子选举权的争取，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等民权的确立，以及工业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等，都增强了中国人的希望。但是当列强企图在巴黎和会上重建他们的殖民地政策时，中国人民由空虚的希望坠入深切的失望，于是爱国情绪就空前地、如火如荼地蔓延开来。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都爆发了革命，显示出借群众起义来改变大局的可能性。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加上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和属于德国的巴伐利亚及其他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影响了东方的政治趋势。日本在1918年8月爆发了“抢米风潮”，朝鲜在1919年3月1日发生了也是以学生为主的“三一运动”。“五四”事件的前两个月，第三国际（the Third Communist International）成立，并且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
与这些国外的革命狂潮相比较，中国人当时却活在一团漆黑的国内政局中，共和政府虽然试行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政党政治，而实际上则完全被军阀操纵。1914年，军阀总统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宪法。1915年和1917年相继发生了没有成功的帝制运动和复辟运动。袁世凯取消共和政体，自1916年元旦起，到3月23日止，改称“洪宪”帝制，前后共83天。安徽省督军张勋拥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由于他的辫子兵在北京被驱散了，只支持了12天之久（1917年7月1日至12日）。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实权都落在互相对抗的督军手里，而中央政府的大权则落在袁世凯的旧部段祺瑞手里。段氏就是受日本经济支援的军阀官僚政治集团—安福系—的领导人。为了反对这样的北京政权，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从此以后，发生了一系列胜负不定的南北内战，举国为之骚动。“五四”事件之前不久（1919年2月20日起），北京和广东双方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鼓励下，在上海举行了一系列拖延的、徒劳无功的南北内战和谈，这简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所建议的类似和谈的讽刺性预演。上海和巴黎两处和议的忽起忽落、惊疑不定，在心理上给予中国人的社会情绪以极度的干扰。我们应该记住，辛亥革命一方面由于推翻了皇权而增加了对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出现的希望；在另一方面，革命以后的若干年里，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并未远离传统的方式，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且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这些政治上的混乱和落后现象，更坚定了新式知识分子的信念：为了使古老的中国重获新生，必须实行大规模的基本改革。同时，段祺瑞之所以拥护徐世昌当总统，本是皖系想利用他来对付直系和其他军阀，徐上台后则企图通过与南方议和来节制段派，因此当时的新式知识分子反对段派亲日，不但有南方和国民党及进步党的支持，并且有北洋政府内反段系势力的制衡。“五四”的成功，可说时机难得。